预算辩论 · 2024-03-05 · 第 14 届国会
医疗居家护理与补贴政策质询
Committee of Supply – Head O (Ministry of Health)
议员质询卫生部关于医院居家护理服务的进展及规模化情况,探讨MediShield Life和MediSave是否可支持居家医疗理赔。同时质疑现行活动能力评估(ADL)标准是否合理,呼吁更灵活考量患者实际需求。核心争议在于居家护理政策的覆盖范围及补贴机制是否足够支持患者及其家庭。
关键要点
- • 推动居家医疗服务
- • 理赔政策需更灵活
- • ADL评估标准质疑
呼吁扩大居家护理补贴范围
推动居家医疗与补贴创新
"Ca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rogress of these efforts? Are they being scaled up?"
参与人员(18)
完整译文(中文)
Hansard 英文原文译文 · 翻译日期:2026-05-02
主席:卫生部O组负责人,陈武明医生。
下午6时16分
健康与护理——跳出框框思考
陈武明医生(裕廊选区):主席,我请求动议:“将估算表中卫生部O组的总拨款减少100元。”
我声明,我是一名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我将谈谈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及跳出框框思考。
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在医疗政策上跳出框框思考。在“更健康的新加坡”计划中补贴健康筛查,以便更早发现疾病,进行上游治疗,从而减少多年后人们所承受的痛苦负担,同时保持多年前确立的共付制度,作为维持新加坡医疗系统可持续性的做法。
但还有其他框框需要我们跳出,作为下一阶段医疗政策的一部分。今天我将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今天,我们还需要跳出空间和地点的框框——将护理和补贴带到患者所在之处,带到有需要的人身边。一些公立医院已经在试行“居家医院”服务,或称为居家移动住院护理。卫生部能否提供这些努力的最新进展?是否正在扩大规模?经验如何?我们能否让医疗保险(MediShield Life)和医疗储蓄(MediSave)更方便地用于支付在医疗必要情况下提供给患者的居家护理?
我还想谈谈护理生态系统,因为将护理带到家门口不仅仅是医疗护理、护理服务或辅助医疗,还必须关注支持病患和不适者的政府项目。
我记得我在金文泰的一位居民去世了。我们认识了八年,快九年了。她是我的居民。多年来我们成为朋友。我们去医院探望她,参加她的守灵。她的病情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虚弱——越发虚弱,越容易跌倒。她患有肾衰竭多年,进行腹膜透析,每晚在家自己做腹膜透析,感到非常吃力。
她申请了外籍家庭佣工的佣金减免——佣工征费减免。但她年龄不够,无法符合人力部(MOM)针对老年人的计划。因此,她向卫生部下属的综合护理机构(AIC)申请。她被告知,因为她并非总是需要至少一项日常生活活动(ADL)的协助,所以不符合资格。
但我想问卫生部,是否可以从情境角度审视ADL?是否可以考虑一个虚弱、病情日益加重、患有多种疾病且在家进行腹膜透析的人?机构是否可以询问患者——居民——在没有额外帮助的情况下做腹膜透析是否困难?
如果你与实际一线从业者交谈,会发现有些居民——患者——可能不符合技术标准,即并非总是需要至少一项ADL的协助。许多亲眼见过我的那位居民的人会觉得她很虚弱,虽然她不符合政策的字面要求,但许多人会认为她符合政策的精神。因此,我呼吁卫生部考虑此类情况,看看是否有办法在遵守政策字面规定的同时,也考虑患者的医疗状况和政策精神。
还有一类患者——临终关怀患者,患有生命受限疾病,寿命有限。
同样,我呼吁卫生部,在审批虚弱患者居家腹膜透析的外籍家庭佣工征费减免时,能否更全面地考虑这些患者的情况?对于患有严重生命受限疾病、寿命不多的患者,也能否进行全面考虑?
先生,我们还必须跳出单一机构和单一部委的框框,因为居家护理不仅帮助患者,也帮助照顾者,否则他们可能需要陪同患者去看诊、治疗、验血和做扫描,具体视病情而定。
早在2022年1月,也就是两年前,我在议会提出问题:一名患者在公立医院一年内可能有多少次专科门诊?2019年(疫情前)的数据表明,有超过7,000名患者每年有24次或以上的门诊访问,平均每月两次。还有超过2,000名患者每年有36次或以上门诊访问,平均每月三次以上。
想象一下作为患者或照顾者,这么多次就诊,还要努力维持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并非所有雇主都允许灵活工作安排。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工作都能实现灵活性。我们知道虽然有些雇主很体贴,但也有雇主不然。因此,主席先生,这是我们的机构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有金文泰的子女——孝顺,照顾父母——但他们不得不放弃事业,陪同父母每月多次就诊。
因此,如果我们能减少去诊所的次数,让更多护理服务在家门口提供,将有助于患者和照顾者,尤其是那些难以请假和休假的工作者;低薪工作者;在职场议价能力较弱的工作者;以及无法远程工作的工作者。我两年前在卫生部拨款委员会时呼吁卫生部关注此事。卫生部能否提供最新进展?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卫生部要补贴居家医疗护理和社区护理,以帮助患者和照顾者保住工作?但我们已经原则上接受其他部委的做法,即补贴和资金可用于保住工作或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作者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例如,人力部有“促进就业津贴”,帮助残疾人士在不平等的就业市场中找到工作。人力部有“提升就业津贴”,帮助人们获得第二次机会。人力部有“兼职再就业补助”,帮助需要兼职或灵活工作安排的年长工作者。
鉴于政府其他部委已有此先例,我呼吁卫生部及整个政府从经济和社会政策协调的角度,审视居家医疗护理和居家医疗治疗的可及性。
简言之,如果更好的居家护理能帮助患者保住工作,帮助照顾者保住工作和事业,卫生部、劳工部和财政部能否共同探讨此事,形成全政府的共识?
让我谈谈经济状况审查。特别是,我们能否进一步减少接受经济状况审查以申请援助和医疗基金的患者前往公立医院的次数?2016年,近八年前,我在议会问过:能否让医疗基金患者在新加坡不同公立医院就医时,流程更顺畅?
去年11月,卫生部长王乙康宣布在医院之间以及急症医院与康复护理、中间护理医院之间推行医疗基金的互认协议。
我们能否授权社会服务办公室(SSO)、本地家庭服务中心(FSC)或积极老龄中心(AAC)协助公立医院的医疗社工进行部分经济状况评估?这可以减少患者额外前往医院见医疗社工的次数,尤其对低收入、资源有限的家庭来说,减少额外预约和出行负担。
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能否更方便地获得补贴交通工具,方便他们进行医疗必要的诊所就诊或治疗?几个月前,一位新加坡公民及其家人分享了她在公立医院接受严重疾病治疗期间,频繁往返诊所的经历,尤其是在高峰时段。一个月内,家人仅出租车费用就超过400元,因为患者行动不便。
我现在谈谈居家个人护理,因为对老年人的照顾不仅限于诊所,还要关注他们在家的日常生活。许多老年人希望留在社区,与朋友、咖啡店的“kawan”、“kaki”在一起。但有些人需要日常生活帮助,如洗澡、打扫。支持居家个人护理可能决定一个人是能留在社区还是最终被送入机构。卫生部能否考虑如何更好支持老年人的居家个人护理?
对于独居老人,跌倒是一个担忧,不仅是受伤问题,有些老人跌倒后无法自行起身。如果老人社交孤立,独居,可能要等到有人路过才获救。更糟的是,如果老人跌倒无法呼救,无人探访,社区可能要到老人去世后才发现。
两年前,2022年,我在议会质询卫生部关于利用科技帮助关注居家跌倒的虚弱老人。卫生部能否提供最新进展?
先生,我想谈谈我协助照顾的金文泰镇。我想谈谈即将启用的新金文泰综合诊所。现有的金文泰综合诊所位于市中心,靠近金文泰地铁站和巴士换乘站,周边多栋楼宇均有有遮蔽、无障碍通道。
2022年6月,卫生部宣布金文泰综合诊所将搬迁至新址,距离现址约650米,距离金文泰地铁站约250米。新诊所将增设新设施——更大、更有容量、更多服务。
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减项。许多居民将不再享有有遮蔽的最后一公里无障碍通道。许多之前享有有遮蔽最后一公里通道的居民,将不得不穿越金文泰大道3号。
下午6时30分
这不是小事。对于行动不便、使用拐杖或助行器的老人,想象一下雨天撑伞的情景。如果你是推着轮椅的年长照顾者,想象在雨天一边推轮椅一边撑伞的困难。
主席先生,这个斑马线就在金文泰地铁站旁边。我的金文泰居民一直关注陆路交通管理局(LTA)的政策。他们读过LTA对“步行至乘车点”计划的解释,我引用:“在可行的情况下,已建造通往学校、医疗设施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步行道,距离地铁站400米范围内。”
新诊所是医疗设施,距离金文泰地铁站在400米内。那么,我能否请卫生部和政府更广泛地考虑,是否可行在金文泰大道3号建造有遮蔽的通道,帮助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尤其是许多金文泰居民今天享有有遮蔽无障碍通道前往现有诊所,雨天去新诊所会更困难,这也将惠及年轻家庭,推婴儿车的父母或祖父母。
因此,我呼吁卫生部和陆交局合作,看看能否将有遮蔽的最后一公里无障碍通道纳入项目整体预算和成本,因为获得护理不仅是拥有一个更大新诊所,还关乎虚弱老人是否能像去现有诊所那样方便地到达新诊所。
正如我八年前2016年在副总理黄循财担任国土发展部长时,在休会动议辩论中所说:“当我们引入新创新时,必须注意不要削弱已有的,尤其是当这影响到我们中最脆弱和弱势的人群。”
先生,现任交通部长曾在卫生部任职,现任卫生部长曾负责交通部。请允许我谦逊地请求卫生部和交通部合作,与财政部一起核算成本,看看如何帮助金文泰的老人,尤其是虚弱老人。
先生,谈谈医疗容量。因为即使我们跳出框框,也必须问自己现有的框框是否足够大、足够深。简言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容量和能力?
卫生部能否告诉我们,是否在追踪医生与人口比例,以及新加坡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的比较,特别是公立部门医生服务新加坡人口的比例?
卫生部是否为“更健康的新加坡”计划中更多健康筛查后可能出现的需求增长做好准备?居民可能有既往病史,之前不知情,筛查后发现疾病,需要后续治疗。我们是否在预测需求增长?
卫生部是否认真评估提供21世纪整体护理所需的时间?因为无论是劝导戒烟、帮助心理危机患者,还是支持生命有限的重病患者,都需要整体护理。
正如我11年前在《海峡时报》和去年在议会所说,如果诊所过于繁忙,咨询时间过短,健康促进就更难实现。六次五分钟的咨询不等同于一次30分钟的咨询。因此,我们需要准确衡量实际工作量和未来需求,以便更好地服务患者、照顾者和医护人员。
当决策者了解实际工作量和现场情况时,就像飞行员需要知道高度、空速和油量一样,才能做出正确决策。否则,我们知道可能发生什么。
谈到医疗融资,跳出框框思考时,我们需要保持工具箱中有新工具。卫生部是否在努力确保公平、公正地获得新疗法,如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产品?
对于某些成功率极低但费用极高的新疗法,是否有新的计费模式,如“无效不付费”模式?如果昂贵药物无效,未治愈患者,制造商是否退款?
总之,议长先生,我们需要资源、精力和想象力,为未来保持医疗系统的适用性。
(程序文本)动议提出。(程序文本)
等待时间与床位供应
普里坦·辛格议员(亚逸拉惹选区):主席,住院在生理和情绪上都带来多方面压力。幸运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努力尽量减少这种不便。
即便如此,知道在新加坡需要长时间等待床位,尤其是许多老年人,对我们的医疗系统期望不符。在他们最需要时,许多老年人甚至各年龄层公民不相信自己要在急诊部的椅子上等候数小时,或被安排到临时停车场的床位,而那里灯光在他们危急时刻从不熄灭。
卫生部目前公布急诊部每日中位等待时间,延迟两周发布。在某些医院,即使是中位数,等待床位时间也超过16小时。1月底,邱德拔医院和樟宜综合医院就出现这种情况。想象一下生病且不适,还要等16小时才能入院。这种经历越来越多老年人向我讲述。
为了更准确了解问题,卫生部是否愿意公布入院病房的等待时间,不仅是现在公布的中位数,还包括第75百分位和第90百分位,以更全面反映现场情况?
其次,鉴于当前情况和短期内,卫生部能否开发一个公开可访问的资源,或在如HealthHub等移动健康应用中建立,提供我们公立医院急诊部的等待时间信息,以及床位使用情况,尽可能接近实时,或许每两小时更新一次,让患者及其照顾者可以选择人较少的急诊部?这也能缓解和更均衡分配那些急诊入院和床位使用率持续较高医院的患者负担,减轻医生、护士、辅助医疗人员和员工的压力。
先生,我们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现实问题已经被关注了数十年。我了解到,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医院和综合诊所的数量。事实上,上个月刚刚开始在我所在的阿裕尼集选区尤诺斯选区建设东部综合健康园区,预计该项目将减轻樟宜综合医院的部分病人负担。这些发展应能改善现状,但必须考虑到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和不可避免地需要以某种形式依赖医疗系统的新加坡人数量,同时也要考虑不断增长的医疗人力需求。
第三,有报道指出,尽管患者在医学上已适合出院,但仍倾向于在医院逗留时间超过应有期限。一份报道引用专家推测,例如,国立大学医院(NUH)约有三成患者或其家属面临出院问题。虽然每种情况都需具体分析,但此类患者可能加剧基层医疗系统面临的问题。2023年我们公立医院中有多少患者被标记为逾期逗留?这一问题严重程度如何?
卫生部已宣布未来五年内将增加1900张病床。能否分享卫生部未来五年扩大居家护理服务的计划,以减轻医院病人负担,并确保医疗人员的工作负荷不过度?
主席:黄玲玲女士,您可以将您的四个发言合并发表。
扩大居家移动住院护理
黄玲玲女士(宏茂桥):主席,居家移动住院护理(MIC@Home)试点项目似乎展示了通过提供传统医院环境的可持续替代方案来转变患者护理的潜力。我很高兴看到2023年8月《海峡时报》报道,截至去年6月,约有1000名患者参与该项目,平均住院时间为七天,估计节省了7000个病床日。报道还提到,到2023年底,超过2000名患者将体验虚拟病房。
在这种居家护理环境中,家庭和社区的参与似乎对最大化患者康复效果至关重要。这可能涉及培训家庭成员掌握基本护理协议和程序,为患者康复创造有利和支持的家庭环境。
我想了解卫生部计划如何扩大MIC@Home,包括将护理模式扩展到更多类型的患者,如姑息治疗甚至儿科患者。我相信这种扩展能为患者和照护者提供更多选择,尤其是那些可能更愿意在自己舒适的家中康复的老年患者。
我还想请教卫生部,社区和个别家庭还能学习和做些什么,以使这种扩展惠及更多患者群体,特别是未来的老年患者。
控制医疗费用增长
MediShield Life已多次升级,以确保新加坡人在遭遇重大医疗事件和部分昂贵门诊治疗(如透析和癌症化疗)时,仍能负担得起高额医院账单。
我很高兴从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卫生支出数据库看到,新加坡的自付医疗费用占当前医疗支出的比例从2000年的48.1%下降到2020年的18.9%。值得注意的是,八成新加坡人支付的补贴医院账单现金很少或几乎没有。
然而,鉴于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需求增加且持续时间延长,以及医疗治疗手段的进步可能带来更高费用,未来新加坡人的自付医疗费用可能上升,这令人担忧。另一个担忧是公立医院的成本驱动因素可能增加运营支出,这些都可能间接推高账单金额和自付费用。
我想向卫生部提出以下问题。
一、新加坡医疗费用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医院账单金额?
二、目前或未来公立医院有哪些成本控制机制,以缓解成本增长并确保医疗负担得起?
三、卫生部打算如何帮助公立医院管理成本,提高成本效益?
四、预计MediShield Life的保障范围是否仍足以帮助新加坡人分担账单的大部分费用,保持自付费用较低?
最后,MediShield Life如何调整保障范围以反映不断上涨的费用,同时确保保费对新加坡人来说财务可持续?
健康新加坡(Healthier SG)进展
主席,健康新加坡倡议标志着我国医疗战略向预防保健和社区健康管理的关键转变。我想赞扬卫生部及所有合作伙伴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注册数字——我最后看到的数字是,已有近70万居民注册。
该倡议的成功实施高度依赖卫生部、基层医疗网络(PCN)、综合诊所和私人全科医生(GP)之间的积极合作。我想了解注册居民中有多少比例选择了GP诊所,有多少比例选择了综合诊所?
下午6点45分
随着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参与该倡议,除了关注广泛覆盖外,我相信还应有医疗指标显示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我想进一步了解健康新加坡对注册居民的进展和效果,例如:一、针对注册者的个性化健康计划中,具体目标改善的健康结果有哪些?个性化健康计划如何被监测?
二、对于未达到健康目标的注册居民,健康新加坡提供了哪些干预措施或额外支持,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最后,卫生部是否预计随着健康新加坡的推广,新加坡人最常见慢性病的患病率,包括高胆固醇、高血压和糖尿病,会有所缓解或逆转?
全科医生专业发展
主席,新加坡约80%的基层医疗需求由全科医生诊所满足。许多全科医生诊所分布在大多数社区。因此,他们参与健康新加坡是我们日益采取的人口预防健康策略中的重要合作。随着我们在健康新加坡及其他国家健康策略中整合社会处方并增加基层医疗提供者的心理健康治疗访问,全科医生将越来越需要扩展其能力,包括接受全面和持续的培训。尤其是社会处方和心理健康治疗可能是全科医生相对较新的领域,需要提升熟练度。
在这方面,我想请卫生部更新是否有针对全科医生的整体能力建设和专业发展计划,特别是:一、全科医生如何获得支持以抽出时间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因为离开诊所可能意味着失去看诊机会的机会成本?
二、针对常见慢性病(尤其是患病率上升的疾病如高血压),卫生部为全科医生提供了哪些最新研究成果和治疗方案的支持和资源?
最后,针对通常需要多学科参与的社会处方和心理健康治疗,全科医生将如何被装备?多学科团队的联合培训将如何进行,以为需要的患者提供最佳健康干预?
健康新加坡实施进展
赛义德·哈伦·阿尔哈布西博士(提名议员):主席,我想请教卫生部关于健康新加坡实施进展的最新情况。
首先,随着国家医疗系统向健康新加坡转型,人员、基础设施和系统实施计划是否跟上时间表和预期容量?我注意到政府上个月宣布了护士薪酬的变动和指导,但是否也有类似的关注和计划来留住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生和辅助医疗人员?我还想了解计划于2030年前开放的剩余八个综合诊所是否按计划推进,以及在实现私人全科医生、综合诊所和医院集团之间系统整合以充分发挥健康新加坡潜力方面是否遇到挑战?
第二,部长能否分享早期指标是否显示健康新加坡计划正在实现其既定目标和成果?更好的预防医疗方法是否正在实现?医生和患者在最后一公里是否报告了更强的医患关系,患者在通过健康新加坡接受基层医疗服务时体验是否更好?
第三,健康新加坡愿景之一是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和整合健康与社会生态系统的护理。是否已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AIC)、健康促进局(HPB)、人民协会(PA)以及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等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以实现健康新加坡的愿景?卫生部能否分享具体案例及其未来发展预期?在这方面是否存在障碍?卫生部预计未来将采取哪些措施?
最后,关于国家心理健康与福祉战略的推广及对心理疾病和心理健康意识的提升,健康新加坡实施计划是否需要调整,特别是纳入分层护理模型的四个层级,以实现战略中提出的四个重点领域?
主席:叶汉荣先生,您可以将您的两个发言合并发表。
实施健康新加坡
叶汉荣先生(耀祖康):健康新加坡倡议对转变我们的医疗系统,向上游和预防保健方向发展,具有巨大潜力。
首先,部长能否分享截至目前健康新加坡的最新注册人数,以及参加首次咨询的参与者数量?了解公众参与度对于评估项目效果至关重要。
其次,部长能否详细说明个性化健康计划或社会处方的形式?是否包括针对个人需求定制的推荐活动清单?如何确保遵守和实施?最近推出的健康新加坡慢性病分层补贴以及鼓励全科医生管理更多慢性病的总体方向,是令人欢迎的消息。
然而,我对其对更广泛人群的影响有些担忧。
首先,并非所有全科医生都具备管理所有慢性病的同等专业知识,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此扩展是否会导致患者必须更换全科医生以获得健康新加坡的全部福利?其次,确保参与的全科医生具备必要资源和专业知识至关重要。卫生部将如何为他们提供培训、工具和支持,以有效管理这些额外的慢性病,特别是需要专业知识的疾病?我们需要避免给全科医生带来过重负担,危及现有患者的护理质量。
为超级老龄社会做准备
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独居,社会孤立和未满足的护理需求成为紧迫问题。我想关注如何确保我们的老年人在社区中保持活跃、联系紧密并得到良好照顾,这与“安享新加坡”(Age Well SG)战略相符。
首先,卫生部将如何评估安享新加坡计划的成功?这可能包括老年人福祉、项目效果和成本效益等指标。卫生部将如何推动从机构护理向社区和居家护理转变,具体举措、参与率和时间表如何?
其次,了解当前护理状况至关重要。部长能否分享护理院床位的当前平均等待时间?有哪些新型护理模式可弥合差距,防止机构化?
第三,能否更新非租赁组屋老年人活跃老龄中心(AAC)的推广进展,确保更广泛的可及性?何时将覆盖所有老年人?AAC将如何实施促进代际关系的举措,解决老年人社会孤立问题,同时为年轻一代提供学习机会?我们如何特别接触那些不愿社交的老年人,因为他们最易感孤独?
第四,提升高需求老年人的居家护理至关重要。卫生部是否设有目标,计划接纳多少患者参与居家护理?鉴于居家护理资源密集,卫生部能否分享此类项目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特别是未来可能的成本增长及老年人负担能力?如何提高公众对居家护理的认识?
同样,通过EASE 2.0等举措改善老年人居家环境也很重要。我很高兴住房发展局(HDB)将于4月1日起推广EASE 2.0,包括扩大无线警报系统,惠及更多老年人。卫生部将如何提高对该系统及其他跌倒检测解决方案的认识,尤其是针对独居老年人?在更广泛层面,卫生部是否会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类似的老年友好应用?这些解决方案也可用于社交互动、健康监测或获取服务。
主席,建设一个人人安享晚年的社会需要多管齐下。通过解决社会孤立、提供可及护理选项以及投资社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我们能确保老年人在社区中生活得充实且有尊严。
老龄社会的医疗容量
林志明副教授(盛港):在我去年五月关于支持医疗的动议发言中,我谈到我国医院床位和医疗人员容量不足,不仅与几乎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不足,也未达到我们自身的内部标准。这导致我们未能达到卫生部设定的医疗服务质量目标。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容量仍受限。1月底樟宜综合医院和郭特拔医院的中等等待时间仍超过半天,除一家公立医院外,其他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均高于卫生部首选的80%上限。
短期内不仅需要缓解容量不足,还需应对长期需求。事实上,亚历山大医院和兀兰健康园区的扩建计划可能只能解决当前短缺,随着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仍显不足。
这归结为愿意牺牲短期效率,接受一定程度的冗余,至少直到需求不可避免地出现。我的感觉是,只有当医院当前占用率持续显著低于80%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为此,我认为现有系统可以扩大过渡护理服务。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我们可以加强急诊护理服务,作为现有全科医生综合诊所与急诊室的中间选项。虽然仍不普遍,新加坡已有几个急诊护理中心(UCC),包括将亚历山大医院急诊部重新分类为UCC,以及若干私人提供者。应教育新加坡人将非危及生命的医疗紧急情况通过此渠道处理,尤其是考虑到其等待时间明显短于急诊室。这也能减轻综合诊所分诊非其设计范围内病例的压力。
第二,我们可以改善居家过渡护理的激励措施,或通过直接向患者支付现金激励,利用本可用于住院的费用节省。政府可通过向保险公司提供回扣,鼓励选定病例采取此路径。
第三,虽然我支持扩大非营利模式的决定,但这一实验最终是否可行,也将关键取决于相关的税收豁免是否伴随着运营灵活性的增加或减少。否则,如果这种做法仅仅是通过提供更多补贴来换取更严格的医疗价格监管,即经济加医疗,那么非营利模式的真正优势可能会丧失。同时,我鼓励卫生部也关注公共卫生法案。
主席:洪伟能先生。您可以将您的三个发言合并一起发言。
医院和综合诊所容量
洪伟能先生(西海岸):主席,我对《海峡时报》最近报道的情况深感担忧,报道指出2024年1月29日,新加坡民防部队(SCDF)92辆救护车车队中有12辆救护车被困在樟宜综合医院。这种情况令人震惊,亟需立即关注。遗憾的是,西部的情况似乎也不容乐观。南洋的居民对医院急诊部门的长时间等待表达了不满,有些人甚至不得不忍受更长时间才能获得医院床位,常常被安排在医院病房的走廊上。
2023年,新加坡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约为2.55张。这个数字远低于美国(2.8张)、中国(5.2张)和日本(12.6张)。鉴于我们的人口老龄化,我想请问卫生部长,您是否认为新加坡目前医院床位数量不足?如果是,卫生部是否准备加快建设除已规划之外的更多医院?
主席,西部许多居民,尤其是南洋的居民,在先锋综合诊所预约时遇到困难。鉴于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转变,我想询问卫生部是否有计划在裕廊西建设更多综合诊所,以缓解这些问题?
晚上7点
医疗人员充足性
我要祝贺卫生部去年成功招募了5,000名护士,超过了最初设定的4,000人目标。然而,这一成功也引发了我们是否拥有足够医生以满足医疗需求的担忧。
许多年轻的新加坡人,包括南洋居民,都渴望从医。不幸的是,尽管他们成绩优异,本地医学院的大门对大多数人仍然关闭。令人沮丧的是,拥有90分满分GCE "A"水准成绩的新加坡学生被拒绝入读本地医学院。因此,一些学生不得不出国学习医学,这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导致人才流失。
我们了解到,每年约有2,400名新加坡学生申请国立大学(NUS)和南洋理工大学(NTU)的医学院,但由于每届仅录取约510名学生,大部分申请者被拒绝。
新加坡的医生与人口比例为每千人2.8名医生,远低于英国(3.2)、美国(3.6)、澳大利亚(4.1)和欧盟平均水平(4.3)。鉴于人口老龄化,新加坡医生人数有增加的空间。
因此,我想询问卫生部是否准备与教育部合作,扩大NUS、NTU和杜克-新加坡医学院的招生名额。同时,我也收到反馈称,本地公立医院的初级医生工作负荷过重,尤其是在实习期间。我想问卫生部是否准备采取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患者护理质量都至关重要。
电子烟
主席,最近我骑行到实龙岗东坝时,看到一群青少年公开吸电子烟,令我感到失望。遗憾的是,类似事件似乎很常见,我的居民们也有类似经历。一位朋友特别提到她曾向警方举报电子烟事件,但警方将她转介至卫生科学局(HSA)。尽管她投诉了,卫生科学局并未跟进。可能是卫生科学局资源不足,无法持续跟进。
电子烟在学校中是一个严重问题,许多学生从家人,包括父母那里获得电子烟配件。为应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加大力度提高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促进负责任的行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真相倡议”运动通过公众教育有效降低了电子烟的使用率。
虽然教育至关重要,但严格执法同样必要。我们对政府最近限制电子烟进口及在学校和公共场所限制使用的措施表示欢迎。然而,执法行动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仍有疑问。
我刚访问了卫生科学局的网站,令人担忧的是,卫生科学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在网站上的信息中甚至未提及针对电子烟的执法行动。网站首页的信息没有提及反电子烟措施,这让人怀疑卫生科学局对反电子烟工作的重视程度。
因此,我敦促部长介绍卫生科学局执法团队的规模和执法效果,并说明部长是否对新加坡当前的电子烟状况感到满意。
如果部长不满意,我想质疑仅依靠卫生科学局作为电子烟执法机构是否足够。鉴于政府关注电子烟的危害,我想请问部长,您认为电子烟比吸烟更有害,还是与吸烟差不多?如果电子烟有害且需要更强力执法,我建议中央禁毒局和警方等执法人员较多的机构可以协助反电子烟工作。
医疗费用与生产力
林伟杰医生(实龙岗):主席,我声明本人为私人集团诊所的眼科医生。
医疗费用和生产力问题令许多新加坡人忧心忡忡。虽然我们努力实现医疗的可及性和质量,但不断上涨的费用和漫长的等待时间令人担忧。过去十年,医疗支出激增,令可持续性成疑。预约和手术等待时间长,令患者沮丧,也加重了医疗系统负担。
政府已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问题,增加医院床位和招募医疗人员是值得肯定的努力。最近推出的护士留任计划及改善医护人员福利的举措也令人欢迎。但所有这些迟来的回应都是在多年反馈和压力积累后才出现。现在迫切的问题是:为何现在才行动,而床位不足的问题早在新冠疫情前就存在?这种被动应对凸显了需要更主动和前瞻性的策略。现在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医疗管理更具前瞻性?因此,我提出以下问题。
医疗服务成本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是由医疗技术进步、药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还是其他因素,或者是上述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是否有特定领域,如药物、技术及行政成本,推动成本增长?
除了医疗程序,成本问题促使一些新加坡人未经医生咨询,从网上市场和边境外购买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这可能危及他们的健康。这引发了对医疗系统内基本药物可及性和负担能力的严重关切。我们需要了解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并探索既保障公共健康又兼顾负担能力的解决方案。
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来减缓成本增长?我们需要切实行动,无论是探索替代治疗方案、重新审视采购策略,还是利用技术优化成本。是否有计划通过更多集中采购、与制药公司谈判更优价格,或完全探索替代治疗方案?日间手术的费用远低于同一手术作为住院患者的费用。卫生部能否探讨如何进一步扩大日间手术容量,以控制医疗成本增长并减少住院人数?
卫生部能否详细说明智能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AI)在医疗服务中的应用?这些技术能否用于优化资源分配、简化行政流程或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医疗,从而节省成本并改善效果?智能医疗监测设备或可穿戴设备可替代护士在医院及部分门诊环境中的患者监测工作。
由于新加坡岛屿面积小,靠近医院是优势,但也导致非紧急情况过度使用急诊服务,造成急诊拥堵及床位短缺。这通常源于患者缺乏识别和管理健康状况的知识。虽然长期教育很重要,我们也需要立即解决当前压力。利用智能解决方案和AI驱动的分诊系统可能带来变革。患者可通过虚拟咨询远程与医疗专业人员联系进行初步评估,避免不必要的急诊就诊。AI工具配备症状检查和决策支持功能,可根据症状引导患者选择合适的护理选项,如诊所、药房或远程医疗,而非急诊。
我认可政府应对医疗挑战的努力,但仍需更主动、数据驱动和成本意识强的策略。通过拥抱创新、赋能患者和利用技术,我们能应对医疗成本与生产力的交叉点,确保所有新加坡人都能获得可及、负担得起且优质的医疗。
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的紧急经济援助
翁华汉先生(提名议员):主席,今天我提出一个紧迫问题:为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患者提供经济援助的必要性。SMA是一种罕见且致残的遗传疾病。去年,我认识了25岁的社会政治及游戏记者Sherry Toh女士,她患有2型SMA。
SMA是一种影响神经系统和肌肉的进行性疾病,导致严重的身体残疾。尽管面临挑战,Sherry是一个极具韧性的人,决心充分生活。各位议员可在线阅读她的故事。
若无治疗,像Sherry这样的SMA患者面临病情恶化、呼吸衰竭及卧床的严峻前景。然而,仍有希望。卫生科学局批准了一种口服药物Risdiplam,可改善运动功能并稳定SMA进展。该药的市场商罗氏公司去年向Sherry捐赠了三个月的药量。
该治疗使她的精力、吞咽能力和整体健康状况明显改善,赋予她新的自由和独立感,使她能更充分地生活。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生命线。Risdiplam需每日持续服用才能维持效果。每年药费高达37.5万新元,远超普通新加坡人的承受能力。停药三天后,Sherry明显恶化,吞咽水的时间比服药两个月时长。
虽然未来SMA治疗可能纳入罕见病基金,我去年在议会质询中提出此议题,但像Sherry这样的患者已无法再等待。每一天无治疗都是错失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的机会。因此,我敦促卫生部加快审查SMA治疗的补贴和主流融资。
众筹既不合适也不可持续。Sherry多次延长众筹活动,但仅筹得37.5万目标的12%,仅够购买一年的药物。主席,Sherry只是想争取时间,等待政策改变,期待更光明的未来。
癌症治疗费用管理
林秀丽女士(亚历山大):先生,癌症仍是新加坡的主要死因,2022年占所有死亡人数近24%。预计四分之一的新加坡人一生中会患癌症。根据新加坡癌症协会,2017至2021年五年间,新加坡平均每天有46人被诊断患癌,16人因癌症去世。
去年9月,星展银行委托Black Box Research进行的一项调查,约有1,200名参与者就应对癌症费用的财务准备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三大关键发现:第一,受访者认为应对癌症护理费用困难;第二,费用问题可能显著影响治疗决策;第三,部分解决方案在于提升财务知识。
调查仍在进行中。部分受访者未购买额外保险的原因包括保费负担不起及对保单利益缺乏了解。三分之一参与者担忧癌症护理费用过高。国大癌症研究所和Research for Impact早期研究显示,低社会经济地位患者面临更高的财务毒性风险。
晚上7点15分
财务毒性意味着患者因医疗费用而遭受重大经济压力,通常伴随收入损失期。这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也影响其家庭成员。
及早赋予民众关于私人保险选项的财务知识,将增强他们应对突发重大医疗支出的信心,使患者能专注治疗。确保MediShield Life对癌症的国家保障仍具实质意义也很重要。卫生部如何与相关利益相关者合作,提高对癌症治疗费用的认识并减轻财务毒性?
冻卵
包慧珍女士(非选区议员):主席,去年7月,政府修订法律,允许21至37岁的女性进行选择性冻卵。进步新加坡党支持此举,因为它为女性提供了保留生育能力和未来生育机会的选项。这很必要,因为年轻新加坡人结婚较晚,2023年总生育率降至0.97。
然而,我们可以做更多支持考虑或正在进行冻卵的女性。
首先,冻卵程序在新加坡仍然非常昂贵。公立医院选择性冻卵每周期费用在7,000至9,000新元,私立生育诊所则为10,000至15,000新元。目前,选择性冻卵无补贴、无共付资金,也不能使用医疗储蓄。只有在未来使用冷冻卵进行体外受精(IVF)时,夫妻才能享受部分补贴。但如果年轻女性无法在最佳年龄冻卵,未来夫妻将无冷冻卵可用。
因此,进步新加坡党呼吁政府考虑在公立医院提供一定程度的补贴,并允许使用医疗储蓄支付此程序。可设定补贴条件以防止滥用,并确保未使用的冷冻卵可捐赠给其他夫妻或用于研究和教育等其他用途。
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国已对选择性冻卵提供补贴。政府还可鼓励企业将此类程序及其他生育治疗费用纳入员工福利套餐。在美国,许多大型雇主常规为员工提供冻卵和体外受精等生育治疗的慷慨保障。我们应鼓励这成为新加坡的家庭友好常态。
其次,我们还可以做更多工作,增加愿意进行冻卵的年轻女性可用的资源,因为冻卵过程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经济上都可能带来负担。年轻女性应通过医疗服务提供者和高等院校获得生育相关信息,包括避孕、怀孕和生育治疗的信息。必须为年轻女性创造空间,让她们就生育和母婴健康问题进行知情对话,从而赋予她们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的能力。
主席:黄国锋先生。请将您的三项提案合并发言。
将体外受精补贴扩展至私立诊所
黄国旺(义顺)先生:许多夫妇告诉我,公立医院进行体外受精(IVF)程序时等待时间很长。我们可以帮助减少这种等待。政府的共同资助支持对于让夫妇能够承担极其昂贵的体外受精治疗非常重要。然而,当夫妇选择去私立诊所做体外受精时,却没有任何支持。引导部分夫妇去私立诊所将有助于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卫生部能否考虑允许在公立医院体外受精失败两次的夫妇,获得在私立诊所治疗的共同资助?
这对政府没有财政损失。对于在公立医院失败两次的夫妇,这让他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以提高成功率。我们正在做很多工作鼓励新加坡人育儿,而接受体外受精的夫妇是极力想要孩子的一群,我们对他们的帮助还远远不够。
提供生育检测补贴
李显龙总理曾谈到,想要孩子的夫妇往往推迟组建家庭,却没有意识到随着年龄增长,怀孕难度迅速增加。夫妇们晚育,一项研究显示,新加坡夫妇在尝试怀孕3.4年后,如果未能怀孕才寻求帮助。
早期生育筛查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避免年纪更大、怀孕更难时需要更昂贵的生育治疗。不仅节省费用,也能避免夫妇经历多次失败的体外受精带来的心痛和压力。
政府也可以将此视为成本节约。同样,早期增加生育检测支出,可能减少未来对反复体外受精周期补贴的支出,因为体外受精成功率随年龄下降。我之前提过,现在再次呼吁政府提供更多生育筛查补贴,并为生育筛查设立独立的医疗储蓄账户类别。
确保护士有足够休息时间
我们都感谢护士和医护人员在新冠疫情期间救死扶伤的工作。他们冲在前线救人。疫情期间他们工作负荷极大,我们都希望疫情后他们的状况会好转。不幸的是,情况尚未改善。我们的医院依然人手紧张。2023年12月,入院等待中位时间约为17至20小时,某些医院甚至超过20小时。
去年预算演讲中,我呼吁给予护士更多休息时间。卫生部宣布的ANGEL计划是积极举措。但除了经济激励外,护士们希望我们能做更多,确保她们有足够的休息。对于已经疲惫的护士来说,她们害怕“下午-早晨-下午-早晨”轮班,即PAPA轮班。这意味着护士连续两班下午班后接早晨班。我了解到邱德拔医院已研究PAPA轮班并做出积极调整。卫生部能否确保所有医院取消PAPA轮班,并确保护士在班次间有最低休息时间,类似于我们对空乘人员的规定?
主席:严杰烈先生。请将您的两项提案合并发言。
残疾人士或特殊需要人士的医疗补贴
严彦松(亚逸)先生:主席,目前先驱一代、独立一代和公共援助卡持有人在社区健康援助计划(CHAS)下享有特别补贴。我建议将残疾人士或特殊需要人士纳入另一类享有CHAS特别补贴的新加坡人。他们也应获得额外的医疗储蓄补充和更多中长期护理补贴。这些措施将帮助残疾人士或特殊需要人士及其家庭分担可能更大的医疗开支。
我还建议卫生部追踪CHAS下残疾人士或特殊需要人士的数量,以便更好地了解这群新加坡人的医疗开支和需求。
无烟一代
吸烟在新加坡造成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估计每年至少6亿新元。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反吸烟法律之一。然而,持续提高烟草税和扩大公共场所禁烟可能开始出现边际效益递减。公共场所更严格的规定反而促使吸烟者在家中吸烟或形成非正式吸烟区,危害子女健康并引发邻里对二手烟的投诉。
2023年1月,卫生部表示正在审查国际上关于世代禁烟的做法。英国计划每年提高最低吸烟年龄,直到最终无人能非法购买香烟。新西兰最初实施了世代禁烟,但新保守党政府为资助减税而撤销。副总理黄循财2024年1月表示,禁止电子烟是基于公共卫生考虑,而非潜在烟草税收入损失。我相信这一原则也将适用于政府对世代禁烟的任何决定。
世代禁烟专门设计为保护未来一代,同时不限制当前吸烟者。这种前瞻性做法确保当代成年人可自由选择,同时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健康的环境。我敦促政府对2010年及以后出生的所有新加坡人实施世代禁烟。这将给我们四年时间准备新烟草法规,届时我们将迎来首个无烟一代,即目前14岁及以下的所有儿童。
主席:玛丽亚姆·贾法尔女士。请将您的五项提案合并发言。
医疗费用
玛丽亚姆·贾法尔(森美兰)女士: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卫生部预算现仅次于国防部。医院账单和保险费持续上涨。
“健康新加坡”计划下向预防医疗转型,将是长期控制成本的关键杠杆。但我们也必须推动当前的成本降低。居民反映新加坡医疗费用高于区域内其他国家,甚至与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多科诊所非补贴门诊费用有时比私人全科医生还贵。
是的,我们人口老龄化。是的,慢性病增加。是的,全球供应短缺。是的,作为一个小而富裕的国家,我们在药品定价上处于不利地位,但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医疗成本驱动因素是可以控制的?
医疗经济学是复杂领域,涉及委托代理问题、道德风险、人类情感和行为,政府一直努力应对这些挑战。但有行之有效的成本降低杠杆——价值医疗、数字技术、战略采购——但要持续发挥作用,工作方式、流程、人员和激励都必须协调一致,否则成本会反弹或转移。
随着按人头付费模式的推行,已做了哪些基准研究,设定了哪些目标,促使医疗系统和保险商追求成本节约?如何让个人为亲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做出决策?还有哪些措施控制医疗成本?
价值医疗
在“健康新加坡”白皮书辩论中,我谈到价值医疗,这是一种变革性医疗模式,旨在通过优化资源,以相同或更低成本实现更好健康结果,并引用了多个国际最佳实践。翁启惠部长当时向议会保证,我们的医院一直在实施价值医疗,也开展了许多相关举措,如社区措施帮助院外心脏骤停患者复苏。
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医疗系统中许多成功的价值医疗试点,展示了潜力。但要充分实现潜力,必须扩大试点规模并整合至整个医疗系统。这需要医疗连续体内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必须投资技术、基础设施、数据、人员培训和文化,确保激励与结果挂钩,并解决医疗服务可及性差异及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通过采用价值医疗模式并扩大成功试点,我们可以改善患者结果,提高医疗质量并控制成本。部长能否更新这些试点的现状、取得的成果、是否已在医疗系统推广及原因?价值医疗预计对控制成本有何贡献?
医疗数字化与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正迅速改变全球医疗格局。医疗系统数字化和自动化有潜力在行业各领域提升健康结果并降低成本。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快速发展为医疗带来令人兴奋的前景,涵盖医疗研发、消费者计费及其他效率、生产力和成本改进的多个新兴应用。全国电子健康记录(NEHR)和下一代电子病历(EMR)与“健康新加坡”计划同步推出,带来大量新数据源、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改善预防医疗和赋能患者自我管理的机会。
替代医疗模式也在兴起。远程医疗进一步发展,从咨询扩展到远程诊断,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症状和实现居家实验室检测。可穿戴设备和居家智能医疗设备也在推广。虚拟医院病房将促进患者远程持续监测,帮助减轻医院床位和人力压力,减少就医次数。
卫生部在进一步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潜力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迄今成效如何?如何确保这些努力带来可持续价值和成果?
医疗附加费用
医疗费用讨论通常聚焦于治疗和手术费用,但医疗相关的附加费用往往被忽视,包括药物、交通和护理费用,这些费用累积起来可能成为重大经济负担。例如,交通费用对行动不便患者、频繁就医患者、年长护理者及非同住护理者尤为显著。许多家庭的居家护理补助仅能略微缓解护理成本。虽然“健康新加坡”慢性病层面受到欢迎,患者仍面临高昂的药物和耗材费用。
必须认识并解决这些附加费用,确保所有人公平获得医疗服务。这需要全面方法,涵盖医疗费用各方面。例如,解决交通障碍可包括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交通补贴,扩大医疗运输服务,同时推广远程医疗服务,确保组屋和公共交通设计支持行动不便者。
部长是否研究过不同情境下患者的附加费用负担?政府能提供哪些支持以减轻更多家庭的负担?
晚上7点30分
老龄护理者
最近一次家访中,我见到90多岁的G女士。她患有多种疾病,卧床不起,与三位70多岁的女儿同住。她们请求我协助申请医疗陪护服务,因为她们难以将母亲抬上轮椅,频繁送医。
同次家访中,我见到M女士,她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孙子,孙子的父母不在身边。70多岁的M女士自身也有健康问题,非常担心自己去世后谁来照顾孙子。
随着人口老龄化,许多护理者也在变老或已是老年人,他们自身面临年龄相关健康问题、经济压力和社会孤立。护理负担在身体、情感和经济上都极为沉重。
政府已宣布多项措施支持护理者,包括提高护理补助、加强护理服务和培训、推动灵活工作安排及促进特殊需要信托服务。但当护理者自身也在老龄化时,挑战尤为严峻。
“安享新加坡”计划下的共享住家长者护理服务试点值得欢迎,但我们必须确保解决方案具备可扩展性。我们能从其他老龄社会学到什么?例如,日本在利用技术方面走在前列,采用机器人助手、机器人外骨骼、远程存在机器人和智能家居系统。新加坡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政府如何更好支持老龄护理者?还有哪些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支持有护理需求的长者
郭贤全(格文巴鲁)先生:主席,作为人民行动党资深组成员,我很高兴听到卫生部加大力度加强长者居家护理服务和选项。
这非常及时且必要。大多数长者即使体弱,也希望在家中舒适地安享晚年。有些长者幸运地有亲人照顾,或能负担全职护理员,但并非所有长者都如此幸运。
因此,我很高兴听到卫生部、老龄理事会和人力部最近推出“共享住家护理试点”,五家公司将参与,预计服务约800名长者客户。这可能为长者提供不同选择,尤其是如果这些公司能提供训练有素的护理员,服务同一组屋区内多名长者。
卫生部能否分享该试点的更多细节,如服务范围和价格区间?政府是否会在组屋区预留空间以便高效安置这些专业护理员?
卫生部能否介绍“单一联络点”计划,这是“安享新加坡”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是否能促进信息流通,并纳入该试点?卫生部能否更新何时计划将试点推广至全新加坡?是否考虑将格文巴鲁等长者聚集的选区优先纳入后续推广或试点?
另一个问题是,卫生部能否广泛介绍“单一联络点”计划,以及该计划如何与“健康新加坡”中的个人健康计划互补?
护理者支持与能力建设
陈丽仪(义顺)女士:主席,我想提出一个名为“护理者装备”的工作领域,并建议审视卫生部或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应由哪个部门主导。
虽然卫生部负责医疗保健,但支持和赋能护理者应是社区共同努力,符合国家居家养老战略,因此应归属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越来越多新加坡人需兼顾职业和护理责任。对他们的支持应广泛提供于社区,而非仅限医疗环境或专家,这样成本高且不可持续。
在加冷,我去年启动了护理者资源中心,提供能力建设和同伴支持网络。此类服务应迅速扩大,使每位护理者或潜在护理者都能随时准备好承担护理责任。
许多居民告诉我,当年迈父母突然生病或跌倒时,他们被迫承担护理责任。我母亲确诊癌症时也经历过类似情况。幸运的是,由于我关注护理者相关政策并与护理者居民互动,我更有准备知道如何应对。
我建议卫生部(MOH)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密切合作,在每个社区设立社区护理者资源中心,并在护理需求激增压倒新加坡一代人之前,开始对社区进行护理知识和资源导航的培训。
正如社区紧急与参与委员会(C2Es)是人民协会与内政部(MHA)联合努力的成果,如今在许多社区普遍存在,准备公民掌握急救和第一响应者技能一样,可以在MSF与老年关怀理事会(AIC)之间建立类似的平台,为新加坡人做好护理准备。
设立此类场所的自然位置应靠近多科诊所和医院,我敦促卫生部与负责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密切合作并协商,共同推进此类项目。
主席:万瑞扎尔医生,请一次性提出您的三个问题。
烟草与电子烟管控
万瑞扎尔医生(惹兰勿刹选区):主席,为了促进更健康的新加坡,我们面临一个多年来持续存在的挑战,即打击吸烟及其现代变体——电子烟。
卫生部一直处于这场战斗的前沿,实施全面策略以降低吸烟率,并防止采用电子烟等替代吸烟习惯。
近年来,随着电子烟的出现,吸烟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烟常被误认为是比传统香烟危害更小的替代品。这种误解给我们的控烟工作带来了挑战。我们需要创新方法和强有力的措施来应对新加坡人中电子烟的兴起。
这一不断变化的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相关问题。
卫生部目前有哪些持续计划和未来策略来降低吸烟率,特别是在反电子烟措施方面?是否会审查与电子烟相关的立法处罚?此外,卫生部是否考虑加强公众教育活动,以消除关于电子烟的误解?最后,卫生部是否考虑加强监管和执法措施,防止电子烟在新加坡的进口、分销和使用?
社区健康
先生,新加坡所有族群社区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促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减少吸烟率。卫生部认识到这一挑战的复杂性,明白这需要多方面的策略,既要解决整体问题,也要关注多元人口的文化细微差别和具体需求。
众所周知,吸烟是全球可预防疾病和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新加坡,我们致力于建设更健康的国家,这意味着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这一习惯,减轻其对社会的影响。然而,这一努力若不考虑影响生活方式选择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将难以成功。
因此,卫生部采取了哪些举措来降低吸烟率,并支持不同族群过上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请提供有关文化敏感干预措施的详细信息,这些措施既解决身体健康差异,也承认心理健康可能发挥的作用。
此外,卫生部是否考虑与社区领袖和社区内的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我相信通过这种合作,我们可以创造具有文化共鸣的信息,解决心理健康污名问题,提高社区的认同感,从而以敏感且有效的方式促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心理健康
主席,最近的心理健康动议中,卫生政府议会委员会(GPC)提出了建立一个全面、可及且富有同情心的心理健康生态系统的需求,这是建设一个有韧性、更健康的新加坡的基石。
我们改善心理健康护理的旅程不仅仅是提升服务质量,更是改变观念、打破污名,并培养一个在各个层面支持心理健康的支持系统。
卫生部已采取多项举措,扩大心理健康服务的可用性和质量。此外,政府认识到心理健康是优先事项,是整体健康和福祉的组成部分。为此,我想问:卫生部在推进心理健康护理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有哪些策略和结构将被实施,以提升心理健康服务在社区中的可及性和整合?
此外,卫生部是否考虑与宗教组织密切合作,为其员工提供培训和支持,随着我们向更社区化的模式扩展?将员工培训为一级护理提供者,识别常见心理健康问题,不仅有助于干预,也支持我们在社区内长期护理和康复的理念。
先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卫生部是否考虑在远程医疗和数字心理健康干预中使用人工智能?这可以缓解人力短缺,使心理健康护理更加灵活和可及。然而,确保此类平台的质量控制和有效性,需有坚实的研究支持。
先生,政府推进心理健康护理的承诺显而易见,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们知道这是一场长跑,而非短跑。
因此,让我们迈向一个心理健康被优先考虑、得到支持并融入社区各方面的未来。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所需支持,过上心理健康的生活。
国家心理健康办公室
许国基先生(提名议员):主席,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服务及支持涉及多个部委,包括卫生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教育部、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CCY)、人力部和内政部。无论是卫生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还是教育部下的现有服务提供者,都欢迎国家心理健康办公室的成立。
无缝的连续护理对于为心理健康问题人士提供最佳护理至关重要。持续努力减少污名、早期诊断和干预也同样关键。
我们还需要不断加强社区中的康复支持网络。本议会最近呼吁采取全民参与的方式,解决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心理健康挑战。
因此,我想了解国家心理健康办公室最初将重点关注的关键领域有哪些?是否已就初步关键指标达成共识,以确定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主席:高级议会秘书拉哈尤·马哈赞。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原始记录 · 抓取日期:2026-05-02
The Chairman : Head O, Ministry of Health. Dr Tan Wu Meng.
6.16 pm
Health and Care –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Dr Tan Wu Meng (Jurong) : Chairman, I beg to move, "That the total sum to be allocated for Head O of the Estimates be reduced by $100".
I declare that I am a doctor working at a public hospital. I will speak on our healthcare system and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Today,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in healthcare policy. Subsidising health screening in Healthier SG so that illness can be detected earlier, treated upstream, reducing the burden of human suffering down the line years later, all this while maintaining the approach of co-payment established many years ago as part of keeping Singapore's healthcare system sustainable.
But there are other boxes we need to think outside of, as part of the next bound of healthcare policy. I will share about this today.
Today, we also need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of space and place – bringing the care, bringing the subsidy to where the patient is, where the person in need is. Some public hospitals have been testing hospital-at-home services, or what is called mobile inpatient care at home. Ca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rogress of these efforts? Are they being scaled up? What has been the experience? Can we make it easier as well for MediShield Life and MediSave to be claimable for care that is delivered to patients at home where medically necessary?
I want to speak also about the ecosystem of care because bringing care closer to home goes beyond medical care, nursing care or allied healthcare. It must also look at Government programmes that support the sick and unwell.
I remember my Clementi resident who passed away. We got to know each other over my eight, coming to nine years in Clementi. She was my resident. We became friends over the years. We visited her in hospital, visited her funeral wake. She was getting more ill, getting more frail – more frail, more prone to falls. She was ill with kidney failure for many years, on peritoneal dialysis, finding it heavy going doing her own peritoneal dialysis at home every night.
She applied for 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levy concession – maid levy concession. But she was not old enough to fit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s (MOM's) aged person scheme. So, she applied to the Agency for Integrated Care (AIC) under MOH. She was told that because she did not always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did not always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one ADL and so, she could not qualify.
But I ask the Ministry, could the ADL have been looked at in context? Could the ADL have been considered in context of someone who was frail, getting more and more frail, many medical conditions and on peritoneal dialysis at home? Could it have been asked by the agencies, would the patient – would the resident – find it difficult to do peritoneal dialysis at home without the extra help?
And if you speak with real-world practitioners on the ground, there are residents – there are patients – who may not fit the technical criteria, always requires assistance with at least one ADL. Many who met my resident in person would have found her frail, even if she did not fit the letter of the policy, many would have felt she fit the spirit of the policy. So, I call upon MOH to consider such situations, see if there is a wa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medical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 – the spirit of the policy, in addition to the letter.
There is another group of patients – palliative care patients with a limited lifespan, life-limiting disease, not much time left.
And likewise, I call upon MOH, can our agencies, in assessing the concessionary levy fo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frail patients on home peritoneal dialysis, who already find it difficult to cope without a helper, can they be considered more holistically? For patients with a serious life-limiting disease, not much time left, can they be considered holistically as well?
Sir, we must also think outside the box of individual agencies and individual Ministries because home care does not just help the patient, it also helps caregivers who otherwise might have to follow the patient for appointments, accompanying to see the doctor, for treatments, for blood tests and scans, depending on the condition.
Back in January 2022, two years ago, I asked a question in Parliament, how many specialist outpatient clinic visits a patient might have in an individual year at a public hospital? The 2019 figures from before COVID-19 showed that over 7,000 patients had 24 or more outpatient visits a year. In short, on average, two outpatient visits a month. There were over 2,000 patients with 36 or more outpatient visits a year, averaging three or more a month for an entire year.
Imagine being a patient or a caregiver, this many visits, trying to hold down a job, because we know that not every employer allows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We know that not every job makes that flexibility possible. We know that while some employers are kind, there are employers who can be one kind. And so, Mr Chairman, this is something our agencies need to look at.
I have Clementi sons and daughters – filial,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 – but they had to give up their careers to accompany their parents for treatment, the many visits each month.
So, if we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trips to the clinic, have more care delivered closer to home, it will help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especially workers who find it harder to take leave and take time-off; workers who are lower-wage; with less bargaining power at the workplace; workers with jobs that cannot be done remotely. I called upon MOH to look into this two years ago during the MOH Committee of Supply (COS). Can MOH give an update on how they are looking at this?
Some might ask, why should MOH subsidise home medical care, care closer to home, in order to save jobs for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But we already accept in principle, in other Ministries, that subsidy and funding can be used to save jobs or create a more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workers who encounter disadvantages.
For example, MOM has the Enabling Employment Credit to help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ind work in an uneven job market. MOM has the Uplifting Employment Credit to help people find a second chance in life. MOM has the Part-Time Re-Employment Grant to help senior workers who need part-tim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r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And so, given this precedent in other Ministries across the whole of Government, I call upon MOH and the Government as a whole to look at access to home medical care and home medical treat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In short, if better home care helps save the job of a patient, if it helps save the job and career of a caregiver, can the case be made at whole of Government with MOH, MOM and MOF looking together at this?
Let me speak on means testing. In particular, can we further reduce the visits to a public hospital for patients who are undergoing means testing for assistance and MediFund? In 2016, nearly eight years ago, I asked in Parliament: can we make it smoother for patients on MediFund who are seeking treatment across different public hospitals in Singapore?
Last November, Minister for Health Ong Ye Kung, announced the roll-out of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 for MediFund across hospitals and between acute hospitals and step-down care, intermediate care hospitals.
Can we also empower the Social Service Offices (SSOs) or the local Family Service Centres (FSCs) or the Active Ageing Centres (AACs) to assist the public hospitals, medical social workers, to do some of these means test assessments? This can reduce the need for an additional trip to see the medical social worker at the hospital. Reduce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appointments, especially for lower-wage, lower-resource families for whom travel may be more challenging.
On patients with mobility needs, can we also make it easier to find access to subsidised transport for patients who are less mobile with medically necessary visits to the clinic or medically necessary trips to receive treatment? Some months back, a fellow Singaporean and her family – this fellow Singaporean was undergoing treatment for a serious illness at a public hospital – shared about how the multiple visits to clinics for treatment to and fro, this, over the span of a month, especially where some trips were made during rush or peak hour. In one month, the family had clocked up more than $400 in private hire vehicle fares just to get their loved one to treatment because their loved one was less mobile.
I will now speak on home personal care because care for a senior goes beyond the clinic and we must look at their daily life at home. Many seniors want to stay in the community where friends, coffee shop "kawans", "kakis" are. But some need help with daily living, showering, cleaning up the home. Support for home personal care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in whether someone is in the community or later institutionalised. Can MOH look at how we can support seniors better on home personal care?
On seniors living alone, falls are a worry for our seniors, not just the injury but some seniors having fallen, cannot get up. If the senior is socially isolated, living alone, it may mean not getting help till someone passes by. Or worse still, what happens if the senior has fallen, cannot call for help, does not have anyone coming by and the community only discovers later after that senior has died?
Two years ago, in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in 2022, I asked MOH about using technology to help look out for frail seniors who had fallen at home. Can MOH give an update?
Sir, I want to speak about Clementi, the town which I help look after. I want to speak about the upcoming new Clementi Polyclinic. Today's Clementi Polyclinic is in the town centre, near to the Clementi MRT station, near to Clementi Bus Interchange, with sheltered, barrier-free access for many blocks around the Clementi Town Centre.
In June 2022, MOH announced that the Clementi Polyclinic would be redeveloped at a new site, about 650 metres away from the existing site and 250 metres from the Clementi MRT station. There would be addition of new features – bigger polyclinic, more capacity, more services.
But there also would be one important subtraction. Many residents no longer will have sheltered last-mile barrier-free access to the new location. Many residents who previously had sheltered last-mile access will have to cross Clementi Avenue 3.
6.30 pm
It is not a small matter. For less mobile seniors with a walking stick or mobility aid, imagine holding an umbrella in the rain. If you are an elderly caregiver pushing your loved one in a wheelchair, imagine doing that in rainy weather and trying to hold an umbrella for the two of you at the same time.
Mr Chairman, this crossing is right next to Clementi MRT station. And my Clementi residents have been keeping up to date on LTA policy. They have read LTA’s explanation of the Walk2Ride programme, and I quote, “Where feasible, walkways have been built to schools, healthcare facilities and other public amenities within a 400-metre radius of MRT stations.”
The new polyclinic is a healthcare facility. The new polyclinic is within 400-metres from Clementi MRT. So, can I ask the Ministries, MOH and the Government more broadly, surely it would be feasible to build that shelter across Clementi Avenue 3 to help seniors and less mobile residents? Especially since we have many Clementi residents who today attend the existing Clementi Polyclinic with sheltered barrier-free access and will find it harder to get to the new polyclinic location on a rainy day, and it would benefit young families as well, children in prams being brought by their parents or sometimes their grandparents too.
So, I call upon MOH and LTA to work together, see what can be done, whether this sheltered last-mile barrier-free access can be costed and factored in fiscally as part of the project holistically, because access to care goes beyond having a new, larger polyclinic. It is also about whether frail seniors with mobility needs can feasibly get to that polyclinic the same way they did to the existing polyclinic in the Clementi Town Centre.
As I said to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eight years ago in 2016, during an Adjournment Motion debate when Deputy Prime Minister was 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 quote, “When we add new innovations, we must be mindful not to subtract from what came before, especially when it affects the vulnerable and disadvantaged among us.”
Sir, the current Minister for Transport used to serve at MOH. The current Health Minister used to look after MOT. May I humbly ask MOH and MOT to work together, look at this, do the costing together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see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our seniors in Clementi, especially our frail seniors.
Sir, on healthcare capacity. Because even as we think outside the box, we also have to ask ourselves are the existing boxes big enough, deep enough. In short, do we have enough capacity, enough capability?
Can MOH tell us, is it tracking the doctor-to-population ratio and how Singapore compares with other advanced economies, in particular, the doctor-to-population ratio when we look at public sector doctors serving the Singaporean population?
Is MOH getting ready for what happens when there is more health screening as part of Healthier SG? Residents with pre-existing illness, did not know they were ill, but having gone for screening, having had illness discovered, will need follow-up, will need treatment. Are we looking at the projected increase in demand?
Is MOH taking a good look at how much time is needed to deliver holistic care, 21st century care, in Singapore? Because, whether you persuade someone to stop smoking, help someone with a mental health crisis, or support someone with a life-threatening illness and with limited time, all this needs holistic care.
As I said 11 years ago in The Straits Times and last year in Parliament, if a clinic is too busy and consultation times are too short, it becomes harder to promote health. Because six consultations of five minutes each are not the same as a 30-minute consultation. So, we need to accurately measure how much work is actually being done on the ground, how much work is needed for tomorrow so that we can do right by our patients, caregivers and healthcare workers.
When our decision-makers understand the actual amount of work that is needed, the ground situation, it is like flying an airplane. Even the best pilot needs to know what is the altitude, what is the air speed, how much is in the fuel tank. You need that for good decisions. Otherwise, we know what can happen.
On healthcare financing, when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we need to keep the toolbox stocked with new tools. Is MOH working to ensure fair, equitable access to new treatments, such as cell, tissue and gene therapy products?
For certain new treatments where the chance of success is very slim, but the cost is very high, are there new billing models such as a “no cure, no pay” funding model? Expensive drug, if it does not work, does not cure the patient, is there a refund from the manufacturer?
So, in summary, Mr Speaker, we will need resources, energy and imagination for tomorrow to keep our healthcare system fit for purpose.
[(proc text) Question proposed. (proc text)]
Waiting Times and Bed Availability
Mr Pritam Singh (Aljunied) : Chairman, having to be hospitalised is physiologically and emotionally stressful in many ways. Fortunately, our health workers work hard to minimise the inconveniences of the experience as much as possible.
Even so, to know that you have to wait long hours for a bed in Singapore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what many older Singaporeans in particular expect of our healthcare system. At their moment of need, many of our seniors and even citizens across various age groups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hours in a chair in an A&E department or be decamped to beds located at a temporary car park where the lights are never turned off at their moment of critical need.
MOH currently publishes the daily median waiting time at emergency departments on a delayed basis of two weeks. In some hospitals, even at the median, the waiting time for a bed can exceed 16 hours. This was the situation at the end of January at Khoo Teck Puat and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Imagine being ill and uncomfortable and having to wait 16 hours for a bed. This hospital experience is being narrated anecdotally to me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enior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accurate perspective of the problem, would the Ministry be prepared to publish the waiting time for an admission to a ward, not just at the median which it does now, but at the 75th and 90th percentiles as well, for a more holistic overview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Secondly,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today and in the short term, can the Ministry generate a publicly accessible or build within mobile health applications such as HealthHub, a resource that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waiting times at A&E departments in our public hospitals, and details on bed occupancy in as close to real-time as possible, perhaps even on a two-hourly basis, so that patients and their caregivers can exercise the option of going to an A&E department that is less crowded? This would also relieve and better spread the patient load at hospitals where doctors and nurses, allied health workers and staff consistently see higher A&E admissions and bed utilisation.
Sir, the reality of our growing senior population has been on the radar for decades. I understand moves are underwa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ospitals and polyclinics. In fact, piling works have just begun last month for the Eastern Integrated Health Campus in my ward of Eunos in Aljunied 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 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is expected to take some patient load off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These developments should improve the situation, but it has to account for the rising number of seniors and Singaporeans who inevitably will have to tap onto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 some shape or form, and also to account for the rising healthcare manpower needs.
Thirdly,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patients preferring to stay in a hospital longer than they are supposed to, despite being medically fit for discharge. One report cited an expert as postulating, for example, that three out of 10 patient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NUH)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have to contend with discharge issues. While each situation would have to be looked at on a case-by-case basis, such patients can exacerbat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primary healthcare system. How many patients were labelled as overstayers in our public hospitals in 2023, and how serious is this problem?
The Ministry has announced plans to increase bed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the number is 1,900. Can the Ministry share its plans on how it intends to expand home care service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s well, to reduce patient load in hospitals, and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load on our healthcare workers is not more than it needs to be?
The Chairman : Ms Ng Ling Ling, you can take your four cuts together.
Expanding Mobile Inpatient Care at Home
Ms Ng Ling Ling (Ang Mo Kio) : Chairman, the Mobile Inpatient Care at Home (MIC@Home) pilot seems to be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 of transforming patient care by providing a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hospital settings. I was encouraged to read from a Straits Times article in August 2023 that, as of June last year, around 1,000 patients have been admitted to the programme, staying for seven days on average, and resulting in an estimated savings of 7,000 bed days. By end of 2023,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would have experienced the virtual ward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In such an at-home care sett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seems crucial to maximise the benefits of patients’ recovery. This may involve training family members in basic care protocols and procedures to create a conducive and supportive home environment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patient.
I would like to ask for an update on how MOH is intending to scale up MIC@Home, including extending the care model to more patient types in palliative care or even paediatrics. I believe that such scale-up can provide more options to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especially for senior patients who may prefer to recover in the comfort of their own home.
I would like to ask MOH what more can the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families learn and do to make such a scale-up possible for more groups of patients, especially our senior patients for the years to come.
Managing Healthcare Cost Increases
MediShield Life has undergone several rounds of enhancement to ensure that Singaporeans can continue to afford paying for large hospital bills in times of catastrophic medical episodes and selected costly outpatient treatments, such as dialysis and chemotherapy for cancer.
I am glad to note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 that the out-of-pocket expenditure in terms of percentage of the current health expenditure in Singapore has decreased between years 2000 and 2020 from 48.1% to 18.9%.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eight in 10 Singaporeans pay little or no cash for their subsidised hospital bills.
However, given an ageing population where healthcare needs will increase and prolong, as well as advancements in medical treatment options that can be more costly, there is a concern on rising healthcare costs that may lead to higher out-of-pocket expenditures for Singaporeans in the years ahead. Another concern is the cost drivers in public hospitals that may increase operating expenditures, which can all indirectly increase bill sizes and out-of-pocket expenses for Singaporeans.
I would like to ask MO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One, what are the primary drivers behind the increase in healthcare costs in Singapore and how can they contribute to hospital bill sizes?
Two, what cost control mechanisms are currently in place or will be in place in our public hospitals to mitigate cost increases and ensure healthcare remains affordable?
Three, how does MOH intend to help public hospitals manage their costs and become more cost-efficient?
Four, is the MediShield Life coverag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be adequate to help Singaporeans defray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ir bill sizes and keep out-of-pocket expenditures low?
Lastly, how can MediShield Life adapt its coverage to reflect these rising costs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premiums remain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for Singaporeans?
Progress of Healthier SG
Chairman, the Healthier SG initiative marks a pivotal shift in our national healthcare strategy towards preventive care with an emphasis on community-based health management. I would like to commend the efforts of MOH and all the partners that has brought about very encouraging enrolment figure – I think I last read, almost 700,000 residents have been enrolled.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itiative relies heavily on the a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MOH, Primary Care Networks (PCN), polyclinics and private 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 I would like to seek an update on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the enrolled residents that did so with GP clinics and what is the percentage that have enrolled with the polyclinics?
6.45 pm
As more Singaporeans enrol on this initiative, besides focusing on reaching a wide base, I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also healthcare indicators that can show that our population health is improving. I would lik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fficacy of Healthier SG for enrolled residents such as: one, what are specific health outcomes that are being targeted for improvement under the personalised health plans for those who are enrolled? How has the personalised health plans been monitored for the enrolled residents?
Secondly, in cases where enrolled residents are not meeting their health goals, what are the interventions or additional support that are given under Healthier SG to help them overcome their challenges?
Lastly, does MOH expect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s for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faced by Singaporeans, including high cholesterol,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diabetes to ease or reverse as Healthier SG initiative rolls 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GPs
Chairman, in Singapore, about 80% of our primary care demand are met by our GP clinics. Many of our GP clinics are well located in most neighbourhoods. As such, their involvement in Healthier SG is an important collaboration in the population preventive health approach that we are increasingly taking. As we integrate social prescription and increase access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through our primary care providers in the Healthier SG and other national health strategies, our GPs will increasingly need help in expanding their capacities and capabilities, including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and continuing training. This is especially so when areas such as social prescriptions and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may be relatively newer areas that our GPs need to increase proficiency in.
In this regard, I would like to ask MOH to provide updates on whether it has overall capacity build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lans for our GPs, especially on: one, how are the GPs going to be supported to make time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training when time away from their clinics can mean opportunity costs from seeing patients in their clinics?
Two, what are the support and resources provided to GPs on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and protocols for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options in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especially those where we are seeing increasing prevalence rates, such as hypertension?
Lastly, for social prescription and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which usually require a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involvement, how will the GPs be equipped and how will the joint training be done for such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to provide best health intervention to patients who need them?
Progress of Healthier SG Implementation
Dr Syed Harun Alhabsyi (Nominated Member) : Chairman, I would like ask the Ministry regarding the progress update for Healthier SG implementation thus far.
First, whether the manpower, infrastructure and systems implementation plans are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line and envisioned capacity of the national healthcare system as it pivots to Healthier SG. I note tha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last month regarding changes to and guidance on the salary of our nurses, but are there similar concerns and plans for the retention of oth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doctors and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I also wonder whether the remaining eight polyclinics slated to be open by 2030 are on track, and whether there have been any challenges to the system integration efforts between private GPs, polyclinics and hospital clusters to realise the full potential of Healthier SG over time.
Second, could the Minister also share whether early indicators suggest that Healthier SG plans are achieving its articulated goals and outcomes? Is the approach towards better preventive healthcare being realised? Have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at the last mile, reported stronger patient-doctor relationships and are patients having better experiences when receiving their care with their primary healthcare provider through Healthier SG?
Third, part of the vision of Healthier SG is that there be more rooted partnership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health and social ecosystems of care. Have partnerships been strongly established with agencies like AIC, the Health Promotion Board (HPB), People's Association (PA) as well as Sport Singapore to realise the vision of Healthier SG? Could the Ministry share specific examples of how this has been done and expected to evolve over time? Have there been any barriers in this regard and could the Ministry share the forward steps that can be anticipated in this space?
Finally, much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Strategy and the anticipated greater awareness of mental illness and mental wellbeing over time. Are there any changes to be made to the Healthier SG implementation plans, especially towards incorporating the four tiers of the tiered care model and to realise the four articulated focus areas as outlined by the strategy?
The Chairman : Mr Yip Hon Weng. You can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Implementing Healthier SG
Mr Yip Hon Weng (Yio Chu Kang) : The Healthier SG initiative holds immense promise for transforming our healthcare system towards upstream and preventive care.
Firstly, can the Minister share the latest enrolment figures for Healthier SG as of today, as well as the statistics for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ho have attended their first consultation? Understanding the level of public engagement is important to gauge the programme's effectiveness.
Secondly, can the Minister elaborate on the format of personalised health plans or social prescriptions? Will they include a list of recommended activities tailored to individual needs? How will compliance and implementation be ensured? The recent rollout of Healthier SG chronic tier subsidies and the broader direction to encourage GPs to manage more chronic conditions, is welcomed news.
However, I have some concerns regarding its impact on the wider population.
Firstly, not all GPs have equal expertise in managing every chronic condition, especially relating to issues of mental health. Will this expansion lead to patients having to switch GPs to access the full benefits of Healthier SG? Secondly, ensuring participating GPs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is critical. How will the Ministry equip them with the training, tools, and support they need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se additional chronic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requiring specialised knowledge? We need to avoid overburdening GPs and jeopardising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existing patients.
Preparing for a Super-aged Society
As we witnes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eniors living alone,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isolation and unmet care needs becomes a pressing concern. I want to focus on how we can ensure that our seniors stay active, connected and well-cared for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aligning with the Age Well SG strategy.
Firstly, how will the Ministry evaluate the success of Age Well SG initiatives? This could involve metrics on senior well-being, programme effectiveness and cost-efficiency. How will the Ministry implement the shift from insititutionalised care to community and home-based care, highlighting specific initiatives, take-up rates and timelines?
Secondl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are is critical. Can the Minister share the current average waiting time for nursing home beds? What novel models of care are available to bridge the gap and prevent institutionalisation?
Thirdly, can the Minister update on the progress of rolling out Active Ageing Centres (AACs) to seniors in non-rental flats, ensuring broader accessibility? When will the expansion cover all seniors? How will AACs implement initiatives that specifically foste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ackling social isolation for seniors while provid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younger generations? How do we specifically reach out to those seniors who are reluctant to socialise, as they are most vulnerable to loneliness?
Fourthly, enhancing home-based care for seniors with higher needs is critical. Does the Ministry also have a target of how many patients do we aim to onboard for home-based care? As home care can be resource-intensive, can the Ministry also share about the long-term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f such programmes, especially regarding potential future cost increases and affordability for seniors? How can we increase public awareness of home-based care?
Similarly, improving our seniors’ home environment through initiatives like EASE 2.0 is important. I am glad the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is going to roll-out EASE 2.0 from 1 April onwards, which includes the expansion of the wireless Alert Alarm System to benefit more seniors. How will the Ministry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is system and other fall detection solutions, especially among seniors who live alone? At the broader level, will the Ministry partner with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develop similar senior-friendly applications? These solutions can also be used for social interaction, health monitoring or for accessing services.
Chairman, building a society where everyone ages well necessitates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By addressing social isolation, providing accessible care options and investing in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and manpower, we can ensure our seniors live fulfilled and dignified lives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Healthcare Capacity in Ageing Society
Assoc Prof Jamus Jerome Lim (Sengkang) : In my speech on the Motion on supporting healthcare in May last year, I spoke about how hospital bed and medical personnel capacity in our fair nation falls short of what may be expected, not just compared to almost every other advanced economy, but also to our own internal benchmarks. This has led to us failing to meet health service quality targets set by MOH. Things have improved somewhat since then, but capacity still remains constrained. Medium wait times at the end of January can still exceed half a day in Changi General and Khoo Teck Puat, while the bed occupancy rate for all but one of the public hospitals hovers above the Ministry's own preferred 80% ceiling.
There is a dire need to relieve not only our capacity shortfalls in the short run, but also any projected long-run need. Indeed, the planned expansion of Alexandra Hospital and the Woodlands Health Campus is likely to only fix current shortfalls, but remain insufficient as our population grows and ages.
What this comes down to is a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short-run efficiency by accep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redundancy in the interim, at least until the needs inevitably arise. My sense is that this will only occur when our current occupancy rate for hospitals remains substantially below 80%, at least for a certain duration. To achieve this, I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can stand to expand its transition care offerings. I will suggest three ideas.
First, we can ramp up our urgent care offerings as an intermediate option, complementing existing GP polyclinics versus A&E solutions. While still uncommon, there are already several urgent care centres (UCCs) in Singapore, including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Alexandra Hospital's A&E department into a UCC, along with several private providers. Singaporeans should be educated about using this channel for non-life-threatening medical emergencies,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substantially shorter wait times compared to A&E. It can also relieve the pressure on polyclinics to triage such cases for which they are not designed for.
Second, we can improve the incentives for transition care at home, perhaps with cash incentives paid directly to patients using savings that would otherwise go toward hospitalisation expenses. The Government can directly encourage this by providing rebates to insurance companies for encouraging select cases to pursue this route.
Third, while I support the decision to expand the non-profit model, whether the experiment will ultimately prove viable, will also hinge crucially on whether the associated tax exemptions are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or decreased flexibility of operations. Otherwise, if the approach is simply one of delivering more subsidies that exchange for greater health price regulation, economy plus healthcare, the true advantage of the non-profit model may be lost. At the same time, I encourage MOH to also look at public health bills.
The Chairman : Mr Ang Wei Neng. You can take your three cuts together.
Hospital and Polyclinic Capacity
Mr Ang Wei Neng (West Coast) : Chairman, I a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ecent report in The Straits Times regarding the predicament of 12 ambulances, out of a fleet of 92 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 (SCDF) ambulances, being stuck at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on 29 January 2024. This situation is alarming and warrants immediate attention. Regrettably, the situation in the West does not appear to be any better. Residents in Nanyang have voiced their frustrations over prolonged wait times at hospital A&E departments, with some even having to endure further delays in securing a hospital bed, often relegated to corridors along hospital wards.
Singapore's ratio of hospital beds per 1,000 people stood at approximately 2.55 in 2023, last year. This figure pales in comparison to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 2.8 beds; China – 5.2 beds; and Japan – 12.6 beds. In light of our ageing popula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for Health if he believes that we have insufficient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in Singapore right now. If so, is MOH prepared to expedite the construction of additional hospitals beyond those already slated for development?
Chairman, many residents in the West, particularly those in Nanyang, encounter difficulties securing appointments at Pioneer Polyclinic. Given the demographic shift towards an ageing population, I would like to inquire whether MOH has plans to build additional polyclinics in Jurong West to alleviate these concerns.
7.00 pm
Adequacy of Medical Staff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congratulations to MOH for recruiting 5,000 nurses, surpassing the initial target of 4,000 last year. However, this success raises concerns about whether we have enough doctors to meet healthcare demands.
Many young Singaporeans, including residents from Nanyang, possess a strong desire to pursue careers in medicine. Unfortunately, the doors to the local medical schools remain largely closed to the majority, despite their excellent results. It is disheartening to note that Singaporean students with perfect GCE "A" level scores of 90 points have been turned away from our medical schools. As a result, some have to go overseas to study medicine, imposing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burden on their parents and contributing to a brain drain from Singapore.
We understand that about 2,400 Singaporeans applied to medical school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and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every year but were rejected due to an intake of only about 510 students per cohort.
Singapore's doctor-to-population ratio stands at 2.8 doctors per 1,000 people, which is quite low compared to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3.2; United States, 3.6; Australia, 4.1; and the EU average of 4.3 doctors per 1,000 people. Given our ageing population, there is room for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octors in Singapore.
Thus, I would like to inquire if MOH is prepar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vacancies in the medical schools at NUS, NTU and Duke-NUS. Meanwhile, I also receive feedback that junior doctors in local public hospitals have overwhelming workload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ir housemanship. I would like to ask if MOH is prepared to take measures to ease their burden, which is vital for both their well-being and the patient care quality.
Vaping
Chairman, during a recent cycling trip to Serangoon East Dam, I was dismayed to witness a group of teenagers openly vaping. Regrettably, similar incidents seem commonplace, as echoed by my residents from their experiences. One friend, in particular, recounted reporting a vaping incident to the Police. Then the Police redirected her to the 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 (HSA). Despite her complaint, there was no follow-up from HSA. Probably, HSA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resources to follow-through.
Vaping poses a significant problem in schools, with many students obtaining vaping accessories from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their parents. To combat this issue, we must intensify the effort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harms of vaping and promote responsible behaviour.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Truth Initiative" campaign by the United States'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hav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vaping prevalence through public education.
While education is crucial, strict enforcement is equally necessary. We are pleased with the recent Government measures to curb vaping imports and restrict its use in schools and public spaces. However, questions linger regarding the adequ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nforcement actions.
I have just visited HSA's website. It is concerning that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HSA did not even mention anything about enforcement action against vaping in their messages on the website. On the website, the messages are on the front of the website; no mention about anti-vaping measures. This raises doubts about the priority placed on anti-vaping efforts within HSA.
Hence, I urge the Minister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siz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HSA's enforcement team and whether the Minister is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vaping scene in Singapore.
If the Minister is not satisfied, I would question whether relying solely on HSA as the enforcement authority against vaping is sufficient. Considering the Government's concern that vaping is harmful,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ether the Minister thinks that vaping is more harmful than smoking or it is about the same as smoking. But if vaping is harmful and we think that we need to enforce with greater strength,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agencies like the Central Narcotics Bureau and the Police, with their larger enforcement personnel, could assist in the anti-vaping efforts.
Healthcare Costs and Productivity
Dr Lim Wee Kiak (Sembawang) : Mr Chairman, I want to declare my interest as an ophthalmologist in a private group practice.
The issue of healthcare costs and productivity is one that weighs heavily on the minds of many Singaporeans. While we strive for accessibility, quality of care for all, rising costs and long waiting times paint a concerning picture for all of us. Over the past decade, healthcare expenditure has skyrocketed,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sustainability as well. Long wait times for appointments and procedures frustrate patients and stra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steps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and increased hospital bed capacity and medical personnel recruitment are commendable efforts. The recently unveiled nurse retention scheme as well as initiatives to improve healthcare workers' welfare are all welcomed. But all these belated responses are after years of groundswell feedback and growing pressure. The prompt question now is: why now, when the bed capacity issue has been a concern for years, even before COVID-19? This reactive approach highlights a need for a more proactive as well as an anticipatory strategy. What is being done now to move towards a more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in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I rais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key drivers to cost escalation in healthcare delivery? Are these primarily driven by medical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rising drug prices, inflation or other factors or all of the above? Are there specific areas, such as medications, technology as well as administrative costs, that drive cost increases?
Beyond medical procedures, cost concerns are driving some Singaporeans to buy prescription medication from online marketplaces and over the counter across the border without prior medical consultation, potentially jeopardising their healthcare. This raises serious concerns about accessi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essential medication within our healthcare system.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oot cause of this behaviour and explore solutions that prioritise both public health as well as affordability.
What specific measures are being taken to slow down cost increases? We need concrete actions, be it exploring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s, revisiting procurement strategies or leveraging on technology for cost optimisation. Are there plans to leverage on more bulk purchasing, negotiate for better pricing with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or explor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s completely? Costs of a surgical procedure done in a day surgery setting is significantly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a same procedure done as inpatient of the hospital. Can MOH explore how we can further expand the capacity of day surgeries to moderate our medical cost increases and reduce inpatient hospitalisation?
Can the Ministry also elaborate on the utilisation of smart solut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healthcare delivery? Can these technologies be used to optimise resource allocation, streamline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or personalise healthcare for individual patients, leading to cost savings as well as improved outcomes? Smart medical monitoring devices or wearables can be used to substitute and reduce the reliance on our nurses for patient monitoring in the hospitals and, in same cases, outpatient settings as well.
Because of the small size of our island, proximity to hospitals is a blessing. But it is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use of A&E services for non-emergencies, resulting in a gridlock at the A&E and also a knock-on effect on bed shortage. This is often driven by a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recognising and managing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While long-term education efforts are crucial, we also need immediate solution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strain. Leveraging smart solutions and AI-powered triage systems can be a game-changer. Patients can rely on virtual consultations to connect with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motely for initial assessments, potentially avoiding unnecessary A&E visits. AI-powered tools with symptom checkers and decision-support tools can also guide patients towards appropriate care options based on their symptoms, directing them to clinics, pharmacies or telemedicine consultations instead of the A&E.
While I acknowledge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address healthcare challenges, there remains a need for a more proactive, data-driven and cost-conscious approach. By embracing innovation, empowering patients and leveraging technologies, we can navigate the crossroads of healthcare costs as well as productivity, ensuring accessible, affordable and quality healthcare for all Singaporeans.
Urgent Financial help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Mr Ong Hua Han (Nominated Member) : Chairman, today, I raise a matter of urgent concern: the need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ose living with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 SMA is a rare and debilitating genetic disease. Last year, I got to know Ms Sherry Toh, a 25-year-old socio-political and gaming journalist who lives with SMA type 2.
SMA is a progressive disease that affects the nervous system and muscles, resulting in severe physical disabilities. Despit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MA, Sherry is an incredibly resilient person, determined to live her life to the fullest. Members can read about her story online.
Without treatment, SMA patients like Sherry face the grim prospect of progressive deterioration,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a bedridden future. However, there is hope. There is an HSA-approved oral medication called Risdiplam, which improves motor function and stabilises SMA's progression. Roche, which markets the drug, donated a three-month supply to Sherry last year.
This intervention led to noticeable improvements in her energy levels, swallowing abilities and overall well-being. It gave Sherry a newfound taste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enabling her to live her life more fully. Yet, this was a temporary lifeline. Risdiplam needs to be consumed daily and consistently for its effects to last. An annual supply of Risdiplam costs $375,000 per year. This is far beyond the reach of an average Singaporean. As soon as the third day without medication, Sherry felt a notable deterioration. It took her longer to swallow water compared to when she had been on Risdiplam for two months.
While there is hope that SMA treatments may be included in the Rare Disease Fund in the future, I raised this topic in my Parliamentary Question last year, patients like Sherry cannot afford to wait any longer. Every day without treatment access is a missed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prolong lifespan. Therefore, I urge MOH to expedite its review of SMA treatments for subsidies and mainstream financing.
Crowdfunding is not a suitable nor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Sherry has extended her crowdfunding campaign many times now. Yet, she has only managed to reach 12% of her $375,000 target, just to secure one year's supply of medication. Mr Chairman, Sherry is only trying to buy time, time to witness policy change, time to hope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Managing Cancer Treatment Costs
Ms Sylvia Lim (Aljunied) : Sir, cancer remains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Singapore, claiming nearly 24% of all recorded deaths in 2022. One in four Singaporeans is expected to develop cancer in their lifetimes. According to the Singapore Cancer Society, over the five-year period from 2017 to 2021, an average of 46 people per day were diagnosed with cancer in Singapore, while 16 people per day died of it.
A study last September commissioned by DBS Bank and conducted by Black Box Research surveyed approximately 1,200 participants on their financial readiness to tackle cancer costs. Three key findings emerged: first, that responders perceived difficulty coping with the cost of cancer care; second, that cost concerns may significantly impact decisions about treatment; and third, part of the solution lay in improving financial literacy.
The survey is ongoing. Among those surveyed on why they did not purchase additional coverage, some cited unaffordable premiums and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about policy benefits. One in thre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exorbitant cost of cancer care. An earlier study by Nation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Research for Impact showed that patients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were at higher risk of financial toxicity.
7.15 pm
Financial toxicity means that patients are likely to experience significant financial distress due to the cost of care, which usually coincides with a period of lost income. This not only affects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mental well-being, but also that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Empowering people early with financial knowledge on private insurance options would instill confidence to prepare for the unexpected catastrophic medical expenditure and allow patients to focus on treatmen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the national coverage for cancer under MediShield Life remains meaningful. How is the Ministry working with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ancer treatment costs and to mitigate financial toxicity?
Egg Freezing
Ms Hazel Poa (Non-Constituency Member) : Mr Chairman, last July, the Government amended the law to allow women between 21 and 37 years old to undergo elective egg freezing. The Progress Singapore Party (PSP) supports this as it provides women with the option to preserve fertility and their chances of having children later in life. This is necessary as young Singaporeans are getting married later and our TFR has fallen to 0.97 in 2023.
However, we can do more to support women who are thinking of or currently undergoing egg freezing.
Firstly, the procedure is still very costly in Singapore. Elective egg freezing can cost between $7,000 and $9,000 per cycle in a public hospital, or $10,000 to $15,000 per cycle in a private fertility clinic. Currently, there are no subsidies, co-funding, or Medisave available for elective egg freezing. There are only certain subsidies that couples can avail of wh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sation (IVF) treatment, if and when they choose to use the frozen eggs in the future. But if young women cannot afford to freeze their eggs at the optimal age, there will be no frozen eggs for couples to use later.
PSP therefore calls on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some level of subsidies in public hospitals and allow the use of MediSave for this procedure. Conditions on subsidies can be imposed to prevent abuse and ensure that unutilised frozen eggs can be donated to other couples or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like research or education.
Countries like South Korea, Japan, Australia and France already subsidise elective egg freezing.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encourage businesses to subsidise or cover the costs of such procedures and other fertility treatments as part of a package of fertility benefits for their employees. This is already common in the US, where many large employers routinely provide generous coverage for fertility treatments such as egg freezing and IVF as part of their employee benefits. We should encourage this to become the norm in a Singapore made for families.
Secondly, we can also do more to increase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young women who wish to go through egg freezing, which can be physically, psychologically, and financially taxing. Young women should be given fertility information through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This w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about contraception, pregnancy and fertility treatments. Space must be created for young women to have informed conversations about fertility and maternal health issues, so that they can be empowered to make decisions that are best for themselves.
The Chairman : Mr Louis Ng. Your three cuts together.
Extend IVF Subsidies to Private Clinics
Mr Louis Ng Kok Kwang (Nee Soon) : Many couples tell me of the long waits at public hospitals for IVF procedures. We can help reduce this. Co-fundi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is important to allow couples to access IVF which is extremely expensive. However, there is no support when couples go to private clinics for IVF. Channeling some couples to private clinics will help ease the load on our public hospitals. Can MOH consider allowing couples who have failed two IVF cycles in a public hospital to receive co-funding for treatment at a private clinic?
There is no fiscal loss to the Government. For couples who have failed twice at public hospitals, this allows them to try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success. We are doing so much to get Singaporeans to have children. Couples undergoing IVF are a group that is trying so hard to have children and we are not doing enough to help them.
Provide Subsidies for Fertility Testing
Prime Minister Lee talked about how couples who want kids put off starting families, not realising how quickly it gets harder with each passing year. Couples are starting their families late and a study showed that Singaporean couples try for 3.4 years to conceive before seeking help if they are unable to conceive.
Early fertility screening helps people catch problems early and avoid even more costly fertility treatments later when they are older and when it is harder to conceive. Not only does it save costs, but it also saves couples from the heartache and stress of multiple rounds of unsuccessful IVF if needed.
The Government can view this also as cost savings. Again, spending more on fertility testing at an early stage might reduce future spending on subsidies for repeated IVF cycles as the success rates of IVF decreases with age. I have raised this previously and I am asking again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 more subsidies for fertility screening and create a separate MediSave category for fertility screening.
Ensure Nurses Have Sufficient Rest
All of us are grateful for the life-saving work of our nurses and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COVID-19. They put themselves on the frontline to save lives. They were stretched during COVID-19, and we all hoped that things will get better for them post-COVID-19. Unfortunately, things have not gotten better yet. Our hospitals remain stretched. In December 2023, the median waiting time to be warded was around 17 to 20 hours, and even exceeded 20 hours in certain hospitals.
In my Budget speech last year, I spoke up for more rest time for nurses. The ANGEL scheme announced by MOH is a positive move. But in addition to financial incentives, nurses hope we can do more to ensure they have sufficient rest. For already exhausted nurses, they dread the PM-AM-PM-AM shift, or PAPA shift. This means that nurses work two consecutive sets of afternoon shifts followed by morning shifts. I understand that Khoo Teck Puat Hospital has looked into PAPA shifts and has made positive changes. Can MOH ensure that all hospitals do away with this PAPA shift and that we look into ensuring nurses have a minimum amount of rest between shifts, similar to what we do for flight attendants?
The Chairman : Mr Gerald Giam.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Healthcare Subsidies for PwDs or Persons with Special Needs
Mr Gerald Giam Yean Song (Aljunied) : Sir, currently Pioneer Generation, Merdeka Generation and Public Assistance cardholders receive special subsidies under the Community Health Assist Scheme (CHAS).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add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 special needs as another group of Singaporeans to receive special subsidies under CHAS. They should also receive additional MediSave top-ups and more subsidies for intermediate and long-term care. All this will help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 special needs and their families to defray their medical expense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larger over their lifetimes.
I would also like to suggest that MOH track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under CHAS who ar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 special need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healthcare expenses and needs of this group of Singaporeans.
Smoke-free Generation
The healthcare costs and lost productivity caused by smoking in Singapore has been estimated to be at least $600 million a year.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world's toughest anti-smoking laws. Yet, continuing to raise tobacco taxes and extending public smoking bans may start seeing diminishing returns. Stricter rules in public places have ironically driven smokers to light up at home or create informal smoking corners, harming their children's health and sparking neighbour complaints about second-hand smoke.
In January 2023, MOH stated that it is review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n cohort smoking bans. The United Kingdom (UK) plans to increase the minimum smoking age every year until eventually no person can illegally buy cigarettes. New Zealand initially implemented a cohort smoking ban, but the new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revoked it to fund tax cuts.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stated in January 2024 that public health and not potential tobacco tax revenue loss were factors in banning e-cigarettes. I trust this principle will also apply to any Government decision on cohort smoking ban.
A generational smoking ban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safeguard the future without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current smokers. This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ensures that today's adults can make their own choices while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a healthier legacy for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a cohort smoking ban for all individuals in Singapore born on or after 2010. This will give us four years to prepare new smoking regulations before we see our first smoke-free generation for all children aged 14 and under today.
The Chairman : Ms Mariam Jaafar. Take your five cuts together.
Healthcare Costs
Ms Mariam Jaafar (Sembawang) : Healthcare costs have grown rapidly and the MOH budget is now second only to that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Hospital bills and insurance premiums continue to rise.
The shift to preventive care under Healthier SG will be a critical lever to bending the cost curve in the long term. But we must also drive cost reduction in the here and now. We have residents who come to us complaining that the cost of medical treatment is higher in Singapore than in the region, but even other wealth developed nations like Japan, that the cost of unsubsidised consultations are sometimes more expensive in our polyclinics that at private GPs.
Yes, we have an ageing population. Yes, there is a rise in chronic diseases. Yes, there are global shortages. Yes, we are disadvantaged as a small and rich nation when it comes to drug pricing, but what are the other material drivers of rising health costs that could be controlled?
Healthcare economics is a complex field, rife with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moral hazards, human emotions and behaviour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worked hard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over time. But there are proven levers to reduce costs – value-based heathcare, digital technology, strategic procurement – but for their impact to be sustained, changes to ways of working, processes, people and incentives all have to be aligned; otherwise, the costs come back or just move somewhere else.
With the move to capitation funding, what benchmarking studies have been done and what targets have been set to get healthcare systems and insurers to go after cost savings. How can we get individuals to make decisions for the good of their loved one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What more is being done to keep healthcare costs under control?
Value-based Healthcare
During the Healthier SG White Paper debate, I spoke about value-based healthcare, which is a transformative model of healthcare that focused on delivering better health outcomes with the same or lower costs by optimising available resources, citing several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Minister Ong Ye Kung had assured the House then that our hospitals have always been implementing value-based healthcare, have also been through many such initiatives, such as community measures to help resuscitate 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s.
I am heartened that we have seen many successful value based healthcare pilots in our healthcare system that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However, to fully realise this potential, we must scale up these pilots and integrate them across our healthcare system. This requires a concerted effort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health care continuum. We must invest i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data, workforce training and culture to support this transition and ensure incentives are tied to outcomes, as well as address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care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By embracing value-based care models and scaling up successful pilots, we can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enhance health care quality and bend the cost curve. Can the Minister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status of these pilots, what results have come out of them, whether some have been scaled up across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why or why not? What is the expected contribution of value-based healthcare to bending the cost curve.
Digital and AI in Healthcar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I are rapidly transforming the healthcare landscape around the world. Digitisation and automation of healthcare systems, has the potential to both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and reduce costs in every area of the indust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GenAI has exciting promises in healthcare, with many emerging AI use cases from aspects as diverse as healthcare R&D, consumer billing and other efficiency, productivity and cost improvements. The roll-out of the National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NEHR) and the Next Ge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alongside Healthier SG, adds vast array of new sources of data, AI and GenAI, offering exciting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preventive care and empower patients to manage their own healthcare.
Alternative health care models are also gaining momentum. Telehealth is advancing further, moving from consultations to remote diagnostics, including using AI to analyse symptoms and enable at home lab tests. Wearables and at home smart medical devices are also being rolled out. Virtual hospital wards will facilitate the remote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patients, helping to reduce demands on hospital beds and manpower as well as reduce the need for hospital trips.
What is MOH doing to further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I? What has been the impact thus far, and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se efforts drive sustainable value creation and outcomes?
Ancillary Costs of Healthcare
While the focus on healthcare costs discussions often centres around the costs of medical treatments and procedures, the ancillary costs associated with healthcare are often overlooked. These include medi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caregiving expenses, and they can add up very quickly to become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burden. For example, transportation costs can b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or patients with mobility needs, patients who need access to health services frequently, patients with elderly caregivers, and caregivers who do not stay in the same household. For many families, the Home Caregiver Grant barely begins to cover their caregiving costs. And while the chronic tier of Healthier SG is welcome, patients still face high costs of medications and consumabl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recognise and address these ancillary costs to ensure equitable access to healthcare for all. This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at encompasses various facets of healthcare costs. For example, addressing transportation barriers could involve subsidies for transportation costs for low income families and scaling up medical transport services, but they can also involve promoting telehealth services, as well as ensuring that HDB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designs are supportive of people with mobility needs.
Has the Minister studied the ancillary cost burden for patient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What support can the Government provide to alleviate this burden for more families?
7.30 pm
Ageing Caregivers
On a recent house visit, I met Mdm G who is her 90s. She has multiple medical conditions and is bedridden. She lives with three daughters. They are all in their 70s. They sought my help to apply for medical escort services as they struggle to lift her into a wheelchair for her frequent trips to the hospital.
On the same visit, I met Mdm M who takes care of her special-needs grandson. His parents are not in the picture. In her 70s, Mdm M has her own health problems and she was very worried about who would take care of her grandson when she is gone.
As our population ages, many caregivers are ageing or already elderly themselves, grappling with their own age-related health issue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social isolation. The toll of caregiving can be immense physically, emotionally and financially.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many measures to better support caregivers, from higher caregiving grants to enhanced caregiving services and training, to pushing for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to facilitating special needs trust services. But the challenges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when the caregivers themselves are ageing.
Plans under Age Well SG, such as shared stay-in senior care services sandbox, are welcomed, but we must ensure that the solutions are scalabl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other aged societies? For example, Japan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leveraging technology, with robotic assistants, robotic exoskeletons, telepresence robots and smart home systems. What is Singapore doing in this regard?
How can the Government better support ageing caregivers? What other scalable solutions are there to address this issue?
Supporting Seniors with Care Needs
Mr Kwek Hian Chuan Henry (Kebun Baru) : Chairman, as a member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s (PAP's) Senior Group, I am delighted to hear about the added emphasis by MOH to strengthen home-care services and options for our seniors.
This is timely and much needed. Most seniors, even when they get frail, prefer to age-in-place in the comfort of their homes. Some seniors are fortunate to have their loved ones who can serve as caregivers or can afford to hire full-time caregivers. But not every senior is so fortunate.
As such, I am delighted to hear that MOH, AIC and MOM have recently rolled out the Stay-in Shared Caregiving Sandbox, where five companies will come on board to serve an estimated 800 senior clients. This could mean a different option for our seniors, especially if the companies bring on board well-trained caregivers who can serve multiple seniors, say, living in the same HDB precinct.
Can MOH share more about the details of this sandbox, such as the expected range and pricing of the servic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be putting aside spaces within HDB estates to efficiently house these professional caregivers?
Can MOH also share about the proposed single-point of contact plan which is part of Age Well SG and whether this single-point of contact plan will lead to better flow of information which can the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sandbox? It will also be helpful if MOH can provide an update on when they intend to scale up the sandbox to the rest of Singapore and whether constituencies like Kebun Baru with a congregation of seniors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estates can be considered for early inclusion into this subsequent roll-out or pilot.
The next question is whether MOH can share more details broadly about the single-point of contact and how this effort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personal health plan which is part of Healthier SG.
Caregivers' Support and Capacity-building
Ms Carrie Tan (Nee Soon) : Mr Chairman, I would like to bring up an area of work called Caregiver Equipping and seek a review on whether MOH or the Ministry of Social Family Development (MSF) should be the lead agency in charge of this.
While MOH rightly takes care of healthcare, the support and enabling of caregivers should be a community effort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geing-in-place and, hence, should fall within MSF's purview.
Given the rapidly ageing population, more Singaporeans are finding themselves juggling careers and caregiving. Support for them should be made widely available in their neighbourhoods and not be relegated to healthcare settings or experts, which is costly and unsustainable.
In Khatib, we launched the Caregiver Resource Centre last year to bring capacity-building and a network of peer support to caregivers. Such services should be ramped up quickly so that every caregiver or prospective caregiver can be prepared and equipped to go on this journey whenever it happens.
Many residents shared with me that they were suddenly thrown into a caregiving situation when their aged parents fall ill or have a fall. This was also my experience when my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Luckily, because I have been looking into caregiver provisions and interacting with residents who are caregivers, I found myself much more equipped to know what to do.
I recommend that MOH work closely with MSF to set up community-based caregiver resource centres in every neighbourhood and start training the community with caregiving knowledge and navigation of resources before the care avalanche overwhelms a generation of Singaporeans.
Just like how the Community Emergency and Engagement Committees (C2Es) is a joint effort between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MHA), now ubiquitous in many neighbourhoods, preparing citizens with first-aid and first-responder skills, a similar platform can be set up between MSF and AIC to prepare Singaporeans for caregiving.
The natural place to locate such premises is next to polyclinics and hospitals, and I urge MOH to work closely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MSF, which oversees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in such programmes.
The Chairman : Dr Wan Rizal, take your three cuts together.
Tobacco and Vape Control
Dr Wan Rizal (Jalan Besar) : Chairman, in our commitment to foster a healthier Singapore, we confront a persistent challenge that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combating smoking and its modern counterpart, vaping.
MOH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is battle,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to reduce smoking rates and preventing the adoption of alternative smoking habits, such as e-vaporisers.
In recent years, the landscape of smoking has shift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vaping which is often mistakenly perceived as a less harmful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cigarettes. This misconception poses a challenge in our fight against smoking. We need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robust measures to combat the rise of vaping among Singaporeans.
This evolving challenge leads us to a series of pertinent questions.
What are the Ministry's ongoing plans and future strategies to minimise smoking rate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anti-vaping measures? Will there be a review of the legislative penalties related to e-vaporisers? Additionally, would MOH consider intensifying public education campaigns to dispel myths around vaping? Finally, would MOH consider enhancing surveillance and enforcement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import,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e-vaporisers in Singapore?
Community Health
Sir, on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all ethnic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face is the promotion of healthier lifestyles, which includes the reduction of smoking prevalence. MOH recognises the complexity of this challenge, understanding that it requires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that addresses the issues at large and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nuances and specific needs of a diverse population.
Smoking, as we are all aware, is a leading cause of preventable diseases and premature deaths worldwide. In Singapore, our commitment to creating a healthier nation means taking decisive action to curb this habit and mitigate its impact on society. This endeavour, however, cannot be successful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ifestyle choices.
Therefore, what initiatives has MOH undertaken to decrease the smoking prevalence and to support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leading healthier lifestyles, including details on culturally sensitive interventions to address both physical health disparities and also acknowledge the potential role of mental well-being?
Additionally, would MOH consider forging 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community leaders and organisations within these communities? I believe that through this collaboration, we can create culturally resonant messaging that addresses mental health stigmas and increases community buy-in to promote healthier lifestyles with sensitivity and effectiveness.
Mental Health
Chairman, in the recent Mental Health Motion, the Health Governme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GPC) brought forth the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accessible and compassionate mental health ecosystem, a cornerstone of a resilient and healthier Singapore.
Our journey towards improving mental healthcare is not just about enhancing services. It is about changing perceptions, breaking down stigma and fostering a support system that supports mental well-being at every level.
MOH has undertaken various initiatives to expand the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recognises that mental health is a priority and integral to overall health and well-being. To that end, I would like to ask: what progress has MOH made in advancing mental healthcare and what are the forthcoming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being implemented to enhance the accessibility and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within the community?
Additionally, would MOH consider working closely with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training and support for their staff as we expand into a more community-based approach? Training staff as Tier 1 care providers to recognise common mental health issues not only aids in intervention but also supports our idea of long-term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Sir,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I technology, is the Ministry considering using AI in telehealth and digital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This could alleviate the manpower shortage and make mental healthcare a more flexible and accessible approach. However, it is vital to ensure quality control and efficacy of such platforms, backed by robust research.
Sir,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mental healthcare is evident and we are grateful for that. We know that the journey is long and we must take it as a marathon, not just a sprint.
So, let us move towards a future where mental health is prioritised, supported and integ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our community. We must ensure that everyone has the access to the support they need to lead a mentally healthy lifestyl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Office
Mr Keith Chua (Nominated Member) : Mr Chairman, providing necessary mental health and wellness services and support cuts across many Ministries. The several Ministries include MOH, MSF, MOE,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 MOM and MHA. Current service providers, whether under MOH, MSF or MOE, therefore, welcom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Office.
Seamless continuum of care is essential to delivering the best care to persons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Also key will be the continual efforts to reduce stigma and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We also need to keep strengthening support networks for recovery in the community. This Parliament recently called for a whole-of-nation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current and future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in our nation.
May I seek updates, therefore, on the key areas 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Office will initially focus on and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greement on initial key indicators to determine outcomes that we can all work towards?
The Chairman : Senior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Rahayu Mahz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