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辩论 · 2023-02-28 · 第 14 届国会
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监管
Committee of Supply – Head Q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议员质询了新加坡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如何平衡数据利用与用户保护,关注在线安全法案实施进展及元宇宙等新兴领域的监管。强调法规需保护用户同时避免抑制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政府回应尚未详述,核心争议在于如何在促进数字经济与保障网络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关键要点
- • 数据驱动创新与风险
- • 在线安全法案实施
- • 监管与创新平衡
强调保护用户与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
加强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We must protect our people online just as we do in the real world."
参与人员(15)
- Baey Yam Keng
- Christopher de Souza
- Eric Chua
- Gerald Giam Yean Song
- Hany Soh
- He Ting Ru
- Janet Ang
- Jessica Tan Soon Neo
- Leon Perera
- 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 Pritam Singh
- Rahayu Mahzam
-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 Sharael Taha
- Tin Pei Ling
完整译文(中文)
Hansard 英文原文译文 · 翻译日期:2026-05-02
主席:通讯及资讯部Q项。田佩玲女士。
建设与保护新加坡
田佩玲女士(麦波申选区):主席,我请求动议“将估算表中Q项的总拨款减少100元”。
新加坡有宏伟的目标,要实现繁荣的数字经济和智慧国。在过去的议会辩论中,我曾主张,人才和数据是我认为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我们需要数据来创新,也需要人才来推动工作。这一点依然成立。
但随着新能力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例如,大量数据可用于训练人工智能(AI),以提高生产力和减少人为错误,但如果我们不注意所用数据的质量,可能会延续偏见。信息在线上传播的规模和速度有助于分享知识和传授新技能,无论双方身处何地、何时,甚至可能动员人们筹集资源帮助陌生人或处于危机中的外国。但如果被滥用,也可能传播、扩展并放大对无辜者的伤害。
因此,立法成为保护弱势群体免受网络伤害的有力工具。它可以明确什么被视为有害,受害者有哪些救济途径,以及谁应对所需采取的行动负责。关于责任,越来越明显的是,保护用户不再仅是政府或个人的责任,平台也随着时间积累了专业知识和视角,加入了对抗网络伤害的行列。
基于此理解,网络安全法案去年在本院通过。请通讯及资讯部(MCI)提供迄今为止实施进展的最新情况?MCI在确保新加坡用户安全方面,除了社交媒体服务外,下一步有哪些措施?例如,去年辩论时,我提出了对元宇宙中保护措施不足的担忧,以及立法和保护机制需跟上技术发展的需求。
我们必须像保护现实世界中的人民一样保护他们的网络安全。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需谨慎调整,避免无意中扼杀创新或给有意发展壮大的企业带来过重负担。这也符合政府鼓励企业在新加坡数字化的精神。因此,法规和合规必须明确目标,简化流程和文书工作,确保所做的工作精准达成目标,不多做无谓之事。否则,我们可能阻碍小企业的数字化进程,进一步落后,因为大型企业通常资源更充足,能满足这些要求。
例如,我们如何平衡数据保护与创新数据的使用?我将在另一项动议中详细讨论。鼓励企业或个人通过财政激励数字化和提升技能时,我们也需考虑申请或问责流程是否过于繁琐,以致他们宁愿停留在舒适区,满足于“够用”,而避免数字转型?MCI能否分享更多消除障碍、鼓励新加坡人和企业数字化的努力?
政府干预也能塑造市场发展。科技通行证(Tech Pass)、科技技能加速器(TeSA)、专业转换计划(PCP)等计划有助于提升科技人才供应。政府阐述对更多科技人才的需求并强调具体需求的岗位,有助于指导学生选择主修或专攻方向。这种“干预”有助于连接产业与教育,协调供需。
先生,数字未来已来。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一个明智且有能力的政府,利用科技力量建设新加坡,同时设立护栏保护人民。那么,政府将如何确保保护与促进之间的良好平衡?
(程序文本)提案已提出。(程序文本)
网络成瘾
苏翰宜女士(马西岭-裕廊西选区):2014年10月《海峡时报》一篇文章披露,一项涵盖印度、新加坡、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共9,417名受访者的网络调查显示,新加坡人是全球第二大网络成瘾者。此后,我认为网络成瘾人数可能持续上升,因为新加坡人普遍屏幕使用时间更长,疫情期间居家令限制外出,加上通过笔记本和平板电脑进行的居家学习增多,且越来越多公司支持远程办公和灵活工作安排。
我想问,近期是否有研究证实网络成瘾人数确实上升?我们是否了解哪些年龄群体更易网络成瘾?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网络成瘾,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和儿童?MCI如何协助学校、家长及社区提高对网络成瘾风险的认识及预防方法?
长者数字化
严彦松先生(阿裕尼选区):主席,新加坡的数字化发展迅速,但这也让许多年长和技术不熟练的公民被落下。数字原住民几秒钟能完成的事,对一些长者来说却异常困难。许多人难以设定强密码,输入密码也有困难。点击手机屏幕或双击鼠标对他们来说是灵巧度的挑战。
然而,解决方案不是永远并行提供人工和数字服务。那样会抵消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提升。相反,企业和政府机构应为长者提供面对面协助,帮助他们使用数字服务。
下午2时45分
我知道已设立了ServiceSG中心协助长者使用政府数字服务,但目前只有六个中心,可能并非所有居民都能方便到达。能否在每个社区设立更多ServiceSG中心?更重要的是,政府如何提高居民对这些中心的认知?银行等私营机构是否也应为其技术不熟练的客户提供此类服务?
许多长者对使用技术已有戒心,诈骗威胁加剧了他们的恐惧。虽然长者不是诈骗的唯一受害者,但他们往往感到更脆弱。成年子女、政府广告和媒体不断提醒他们。这种信息已深入人心,导致许多长者完全避免使用互联网银行等数字服务,担心被骗。然而,没有互联网银行账户,他们在日益无现金的社会中将面临诸多障碍。
政府如何应对让长者接受数字技术的挑战,同时确保他们了解基本防范措施,避免成为诈骗受害者?
网络安全
马文庆先生(淡滨尼选区):弱势群体更易受到有害网络内容的影响,这些内容包括仇恨言论、网络欺凌、网络骚扰、虚假信息、诈骗和欺诈以及掠夺性行为。
我们往往认为弱势群体是数字恐龙般的长者。然而,根据新加坡警察部队最近发布的数据,2022年被骗金额达6.607亿新元的所有诈骗受害者中,20至39岁的年轻成年人占53.5%。
年轻人可能熟悉技术,每天使用,但可能缺乏成熟度、生活经验和警觉性来保护自己。频繁接触也增加了恶意者的机会。
例如,儿童面临接触不当内容的风险,如暴力、色情和极端主义宣传。我们刚得知一名15岁自我激进化的学生,计划在新加坡实施持刀袭击和斩首非穆斯林,并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女性也可能成为网络骚扰和虐待的目标,包括暴力威胁、性骚扰和报复性色情。
残障人士可能遭受网络虐待和仇恨言论。他们也可能因网站设计和数字平台无障碍性不足而难以访问在线内容和服务。
LGBTQ+群体也面临网络仇恨言论和歧视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孤立和痛苦感,并可能引发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2020年,我与一名19岁的居民Keegan进行了Instagram直播聊天,他正在接受激素替代疗法。Keegan勇敢分享了他的性别转变历程及家庭支持。虽然有许多鼓励的声音,但我了解到Keegan也遭遇了网络仇恨言论和攻击。
总体而言,有害网络内容对弱势群体影响显著。这些群体范围广泛,挑战和需求各异。政府应提高公众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并采取措施保护弱势个体免受网络伤害。同时,与熟悉相关议题的社区和组织合作也很重要。请问部委在这方面的策略和计划是什么?
立法用途档案
毕力挺先生(阿裕尼选区):谢谢主席。先生,去年下半年,我致函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申请两份政府文件,分别是吸引国际人才的挑战和工作准证框架的演变。这两份文件被一位作者在其著作《人民行动党历史》的参考书目中引用,该书现已公开发售。国家档案馆表示他们没有这些文件,但文件由人力部(MOM)掌握。
我写信给人力部,但人力部回复称,作为一般政策,不向公众开放未通过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政府文件。它还表示,议员同样无法访问政府文件,可通过议会质询向政府寻求信息。人力部还提到,对于该书,部委曾特别许可引用部分政府文件中的相关信息,附带研究写作的条件。
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协调:如此重要的国家政策信息能提供给研究人员,却不能提供给立法者,而政策背景对立法者至关重要。政府是否愿意放宽对这类文件的申请标准,这些文件已被有条件公开供他人研究,是否可向所有现任议员开放?
主席:何亭如女士,请将您的两项动议合并发言。
国家档案解密
何亭如女士(盛港选区):谢谢主席。谈到建设国家韧性,我们也应避免阻碍公众审视和深入了解历史的能力,以便我们和子孙后代能更准确理解历史,从中汲取洞见,制定更优决策。
我想请部长更新,已有至少25年历史且纳入公开档案的政府文件数量及比例,这些文件是否已纳入可公开访问的国家档案网上平台?
首先,如果解密进度仍然缓慢,政府是否正在使用或计划使用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加快解密流程?其次,我了解到国家档案网上的申请处理时间长达12周。既然这些文件已解密,为什么不自动公开?这将降低研究门槛,促进更广泛的历史研究生态。
反对党领袖早前提到他在申请访问某些政府文件时遇到的困难,尽管这些文件此前已向研究人员开放。我们是否可以完善申请流程,明确允许个人对拒绝申请提出申诉的机制,并设立独立程序裁定申诉?该程序也可考虑解密相关的其他决策问题。
前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刘迺强先生2014年就此话题提出动议时指出,许多国家采用30年规则,包括英国和以色列。此后,英国已完成向20年规则的过渡,以色列则对大多数非安全相关的外交政策文件实行15年解密制度,同时对当前安全形势保持敏感。正如刘先生所言,我们的情况肯定优于以色列。
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将此类文件自记录日起25年后解密,并免费向所有人开放。
政府广告关键绩效指标
主席,现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国家机构与其他面向公众的实体和企业一样,需要开展宣传推广,这是可以理解的。新加坡人需要并应获得及时、准确、有用的公共服务信息,以及了解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
但新加坡人较少了解的是,国家机构开展的公关、宣传和广告活动的效果。用公款开展的活动应对公众负责,不仅仅是避免不当行为,还包括资金的使用方式及其效果。
回应去年提出的议会质询,通讯及资讯部(MCI)估计,政府在2019财年广告支出为1.5亿至1.75亿新元,2020和2021财年分别增长30%至50%。MCI当时估计2022财年上半年广告支出为5,000万至7,500万新元。
近期,新加坡人也注意到国家发展部(MND)为保持公共住房可负担性开展的显著广告活动。虽然公众意识和教育工作必要,但这些仍是巨额资金。此外,上述议会质询回复还指出,MCI不追踪点击量和展示次数,因为各部委负责各自的广告预算和效果。
这里似乎错失了机会。MCI应评估各部委不同活动和宣传项目的效果,全面了解这些项目如何被评估,从而调整以提升效果,或在表现不佳时予以削减。追踪这些活动效果或发布关键绩效指标报告存在哪些障碍?我们还能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毕竟,财政审慎也意味着在使用公共资金时要最大化效益。
主席:梁振英先生,请合并您的两项动议。
政府广告
梁振英先生(阿裕尼选区):主席,根据议会质询回复推算,政府2022年的广告总支出可能超过1亿新元。我有两点意见。
首先,有关SGAG Instagram帖子仅标注“#sp”,未使用Instagram的“赞助”功能以显示该帖子为广告,这引发了关注。
为提高透明度,政府是否同意所有广告都应明确标注负责机构?毕竟,政治广告需由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操纵办公室(POFMA)发出标签。
其次,我同意政府广告在引导公民采取有益行为(如养成健康习惯或申请有用计划)方面具有正当公共利益。
但有些广告似乎不具备引导意图。有些广告更像是营造对某机构的“良好感受”,甚至试图说服公众以积极眼光看待政府,而未明确体现最终引导积极行为的公共利益。
我只有时间举一个例子。这是关于住房计划的广告。正如尊敬的梁文韬先生和包慧玲女士早前在本院提及,该广告旨在说服公众“我们致力于保持组屋的可负担性和新加坡人的可及性”,并展示了有关组屋预购(BTO)推出和价格的各种数据。
但这有什么公共利益?是为了提高申请BTO的意识?但这有必要吗?BTO的申请率已经很高且持续上升。是否需要提高意识?那么,这则广告到底在引导什么行为?
此外,这则广告似乎更旨在说服公众相信政府工作出色,保持住房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这属于对公共政策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政治观点。
如果回应是此类广告能够提升公众对机构或政府的信心和信任,从而促进更多公众参与各项计划,那么,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无疑是优质的服务交付,而这种信任绝不可能通过广告买到。
因此,为了释放更多预算收入,我建议广告只应投放于能够带来可衡量行为转变的领域,应施行投资回报率测试。预算不应花费在产生“感觉良好”氛围或旨在说服公众政府表现良好的广告上。后者更类似于政治广告,不应使用公共资金资助。
广告标准
主席先生,广告中作出虚假环保声明的行为被称为“绿色漂绿”。在新加坡,针对那些意图欺骗消费者其产品“环保”、“碳中和”等可疑声明的广告商,似乎很少采取行动。
一些国家已就此立法。例如,法国《气候法》禁止企业宣传其产品为碳中和,除非能提供公开信息予以支持。韩国政府正在简化对作出虚假环境影响声明企业的罚款程序。英国政府制定了《绿色声明守则》并开展相关执法。
虽然什么构成绿色漂绿并不总是明确,但我想在此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的新加坡广告守则应明确涵盖绿色漂绿,政府应制定立法,明确界定广告中何为绿色漂绿。消费者协会(CASE)和行业机构可支持此举,政府则扮演仲裁者角色,同时参考海外法律中的定义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调整。
准备就绪后,我们可以制定相关立法,可能包括要求企业在作出绿色声明时必须提供支持文件。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是应对绿色漂绿举措的先行者,值得借鉴。2022年,MAS宣布,标榜符合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标准并向新加坡零售投资者销售的基金,必须依据新的披露和报告指引支持其声明。
除依据《消费者保护(公平交易)法》和如《地产代理法》、《药品法》等行业特定法律对虚假广告进行立法和执法外,还需大力开展公众参与,提醒公众识别并举报潜在违法行为是一种公共利益,有益于社会。
公众参与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绿色漂绿的实际问题,即使我们最终目标是立法和执法。
可信内容
陈淑莹女士(东海岸):主席先生,科技进步使人们既从主流媒体也从其他渠道在线获取新闻。
下午3时
根据2022年1月底至2月在新加坡进行的一项调查,8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通过网络,包括社交媒体获取新闻。
政府为本地媒体机构提供公共资金,助其更好地服务数字时代的受众。网络上的眼球争夺日益激烈。
我们的本地媒体机构如何吸引网络新闻读者的注意力,以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
面对网络潜在的有害影响,本地媒体机构如何建设和强化能力,在线上与受众互动,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维持信任?
数字包容的新加坡
陈佩玲女士:先生,数字未来已成定局。但我们不能无意中制造新的不平等或加剧现有差距,即那些能够访问和利用新数字技术的人与不能的人之间的差距。
我们今天的数字化努力是为了今天的青年和明天的长者。但我们仍有一代新加坡长者难以跟上数字化的步伐,尽管大家都尽力了。有些人害怕被完全排除或落后。
因此,在数字化过程中,我们必须继续帮助更脆弱或较不优越的人群:一是保持线上/线下获取关键服务和信息的渠道;二是如愿意数字化,则赋予他们数据连接和设备;三是配备正确技能;四是建立数字世界的信心。
政府必须继续提供支持和计划,涵盖这四个方面。因此,我想问:
政府在确保新加坡人能够访问并掌握数字化带来的好处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有哪些“成果”及改进机会?
因此,政府还应设计并推广连接长者与更广泛社区的解决方案,且设计应简便易用,不令他们望而生畏。在麦波申选区,我们尝试通过麦波申关怀应用实现这一点。虽然不易,但我们会继续坚持。同时,也应鼓励全国范围内类似努力。
因此,我想问:政府将如何鼓励类似的基层社区倡议,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信息素养
随着我们继续数字化进程,信息素养日益重要。《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操纵法》(Pofma)赋予政府应对严重虚假信息的能力,这些虚假信息损害公共利益。然而,假新闻、恶意虚假信息和诈骗仍层出不穷,就像打不死的蟑螂。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打击错误信息。教育公众辨别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使之成为自然直觉,是抵御虚假信息毒害的最佳方法。
目前学校有课程提高对网络虚假信息和诈骗的意识,但仍有空间深入,通过测验和项目作业鼓励更强的批判性思维,随着学生成长和进步。话虽如此,成年人同样脆弱——辨别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并不容易。政府有多个良好举措,如“打击假新闻”网站和四种语言的“来源、理解、研究和评估”(S.U.R.E)步骤。
政府还在做些什么以提高信息素养意识,教育公众成为有鉴别力的读者?
包容性数字化
裴楷荣先生:先生,我1995年开始工作时拥有第一部手机。那时,它技术上是便携式无线电话,用于打电话和发短信。如今,手机远不止于此。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很少有人仅用手机打电话或发短信。我们用它查看社交媒体、购物、转账、玩游戏、拍照,现代生活多任务处理。手持设备连接我们进入数字世界。
通过数字手段可触及的空间变大,我们几乎所有交易、与全球任何人连接,都通过指尖上的小屏幕完成。
然而,新加坡有些人难以操作小屏幕。对他们来说,世界变小了。
我最近参加了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数字大使在淡滨尼梵中心举办的活动。为长者搭建了模拟杂货店,教他们通过电子支付购物。大使们耐心细致,一对一指导长者逐步操作。我知道我的居民觉得有用,但我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信心使用电子支付。不过,我也注意到一些居民仍犹豫。
我记得多年前自动柜员机(ATM)出现时,我也花了些时间信任机器会正确出钞并更新账户。当时我还年轻。想象一下年长者面对数字世界的顾虑。
因此,我很欣慰张玉娟部长提出“数字优先,但非数字唯一”的做法,这是一种更温和、更合适的立场。我完全赞同。虽然应尽可能利用数字世界,政府应以身作则,仍通过非数字方式提供基本服务。政府需分配人力资源,提供柜台服务、真人热线、支票处理等。
我想请部长详细说明我们如何以“数字优先,但非数字唯一”的方式准备新加坡人。
主席:亚历克斯·严先生不在。许慧欣女士。
提升长者数字素养
许慧欣女士:主席,请用普通话。
(普通话):[请参阅方言发言。]数字服务在社会中日益普及,但许多长者仍对数字生活持犹豫态度。他们害怕误触按钮落入网络诈骗陷阱。数字服务虽有风险,但也带来诸多便利。
有了智能手机,我们能了解世界动态,学习新知识,无需外出。
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有何计划进一步提升长者的数字知识和技能?
在伍德格罗夫,我非常感谢SG数字社区中心的数字大使团队。在福群社区俱乐部升级前,他们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6点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指导,帮助他们迈向数字生活。社区俱乐部装修期间,他们继续与公民咨询委员会紧密合作,走出户外,在伍德格罗夫社区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中设立数字协助摊位,鼓励长者踏上数字旅程。例如,最近在888广场与新加坡民防部队(SCDF)联合举办的社区紧急准备日,数字大使鼓励居民下载SCDF的My Responder应用,提供如紧急心肺复苏时最近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位置等多项便利。
主席:克里斯托弗·德·索萨先生,请连提两个问题。
协助长者数字化
克里斯托弗·德·索萨先生(荷兰-武吉知马):先生,随着我们努力为经济未来做好准备,建设安全韧性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我们必须陪伴长者数字化进程,确保过程安全可靠。尤其面对假新闻和网络诈骗盛行,我们需保护最脆弱群体,避免他们盲目进入数字未知领域。
在帮助长者数字化过程中,请问SG数字办公室和IMDA是否会继续以人性化方式连接,缓解和顺畅长者的数字转型?
数字化援助需求
先生,随着我们城市国家适应快速发展的数字空间,必须建设涵盖社会各方面的强大数字基础设施,确保无人被落下。SG数字办公室推动小贩数字化是重要举措。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CI)和IMDA是否考虑将此推广至更多心脏地带的商铺和小企业?过程应循序渐进,让中小企业了解转型如何融入其业务。协助中小企业和心脏地带经营者至关重要。
数字生活
陈淑莹女士:主席,数字生活运动旨在促进数字包容,鼓励并支持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拥抱数字技术,参与数字世界,丰富生活。数字生活运动重要方面是推广良好数字习惯,包括网络安全、媒体素养及如何管理风险和应对网络伤害。
我有幸与数字生活合作伙伴交流,欣慰看到数字生活拥有来自民众、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充满活力且多元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但随着数字化日益融入生活,政府如何加强与民众、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合作,推动数字生活运动,扩大数字包容,使数字能力较弱者能数字参与日常生活,抓住机遇?
数字赋能
拉哈尤·马哈赞女士(裕廊):主席,我有幸过去与MCI和IMDA团队合作,推动数字生活计划,包括数字生活节。我见证了团队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打造多样化学习和协作平台,提升社区数字素养和能力。
数字生活努力的美妙之处在于汇聚了众多合作伙伴支持数字赋能。我去年带基层领袖参加在Bedok心跳中心举办的数字生活节,他们被丰富的社区项目启发,与多位数字生活伙伴结识,回到武吉巴督东(BBE)带回想法并合作。
我收到天宫和迦南纳拉玛佛寺慷慨捐赠的笔记本电脑,与数字生活伙伴Byte合作,在武吉巴督东举办Byte楼下科技实验室(VDTL)儿童编程课程。基层领袖还组织包容性家庭嘉年华,邀请IMDA参与,帮助长者和特殊需求群体获取“全民数据计划”的移动数据套餐。我还要提及数字大使多次参与社区活动,提升意识并支持武吉巴督东居民的数字赋能。
观察这些互动,我注意到不同人群需采用不同方式,赋能策略应分层,适应不同能力水平。还应考虑数字变革的良好设计,使过渡有意义且不令数字能力较弱者感到压力。
前提名议员林顺顺教授去年在《海峡时报》发表文章,分享我们可从社区发展理事会(CDC)购物券设计中汲取的经验。她提到拟物化原则,即数字界面中的功能或对象类似其实体对应物,使界面更熟悉且更直观。她赞赏购物券面额设计及对数字能力较弱者的考虑,认为周到设计有助晚期采用者接受更先进的数字支付方式。
事实上,CDC购物券推广是我与许多长者及心脏地带商户交流数字能力的机会。一些武吉巴督东长者会到社区俱乐部办公室打印购物券,也有些人学习如何下载购物券并用手机支付。
我们将继续在不同层面缓慢构建能力,确保无人被落下,人人能在数字化进程中成长。
这条路需继续走下去,不仅是武吉巴督东,也是整个国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确保努力包容不同需求和能力。数字生活运动是极佳的平台,能让各年龄层和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拥抱数字学习,作为终身追求。
下午3时15分
因此,我想问数字生活运动迄今进展如何?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能期待哪些举措,确保无人被落下?
主席:沙拉尔·塔哈先生,请三问连提。
弥合数字鸿沟
沙拉尔·塔哈先生(巴西立-榜鹅):谢谢主席。新的NEU PC Plus计划和家庭上网计划确保低收入家庭儿童不受劣势,能获得数字硬件和家庭宽带。
随着数字化加深和未来工作变化,我们的学童必须掌握数字能力,确保为未来职场做好准备。
我们如何确保正在上学的孩子不仅能够接触到硬件设备,而且具备数字技能?特别是,我们如何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处于不利地位,并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数字能力?
数字化——降低企业成本
通过信息通信部(MCI)推动信息与通信(I&C)行业发展和数字成熟度,许多企业已经采用了数字技术。MCI一直在发展数字生态系统,推进数字工具如PayNow和Singpass,并为广泛的企业数字化提供支持。
不仅仅是采用数字技术,我们如何确保数字化使新加坡在企业面临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仍保持全球竞争力?许多企业表示实施成本是采用数字技术的障碍。您如何协助企业从数字投资中实现成本节约?
对于已经拥抱数字化并希望进一步提升能力的企业,我们如何支持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留住科技人才
今年一月,微软全球裁员1万人。谷歌母公司Alphabet裁员1.2万人。亚马逊裁员1.8万人,Salesforce裁员10%。
据《海峡时报》报道,2022年7月至11月中旬,科技公司裁减了1270名新加坡本地员工。许多裁员是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和科技繁荣期的过度招聘。
鉴于科技公司调整运营导致劳动力市场波动,我们如何确保科技人才队伍保持韧性,尤其是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连接公民与机遇
蔡艾立议员(丹戎巴葛):主席,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颠覆的时代。这些颠覆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相互交流方式。
在职场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机器学习技术的采用不幸地导致经济某些领域出现结构性失业,因为那些存在了几代人的工作岗位被历史所取代。
零售和媒体等行业传统的商业模式也被无情地颠覆。技术颠覆往往加剧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年轻人与年长者、富裕者与贫困者之间的裂痕。即使在非IT行业,雇主也越来越期望员工具备足够的IT能力。
例如,组织期望员工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具备基本掌握能力,这并不为过。
例如,一个组织的网络防御强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若员工因点击钓鱼邮件而无意中将恶意软件引入公司网络,从而为企业间谍或破坏活动打开大门,该员工很可能不会受到上司的青睐。
越来越多地,良好的IT技能成为雇主关注的核心技能。
员工可能被期望利用技术增强团队间的协作。雇主可能越来越期望员工熟练使用协作工具和平台,与同事及业务伙伴紧密合作。雇主也可能期望员工利用技术创新业务流程、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和整体生产力。
我们如何帮助新加坡人培养相关的数字能力,使他们能够跟上并领先于不断变化的技术颠覆?
我们如何让“学习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成为工作人口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何帮助更多年长员工应对适应新技术和工具的压力?
毕竟,人们对未知感到焦虑和害怕犯错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在医疗行业等工作环境中,技术使用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主席:阿卜杜勒·萨马德先生不在。简妮特·昂女士。
数字经济中的信任与人才
简妮特·昂(提名议员):主席,数字转型是新经济中所有企业的战略必然。
过去几年,政府与业界合作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提供预先批准的解决方案、商业补助及咨询支持。然而,在国家商业调查中,只有19%的公司将“数字转型”列为五大优先事项之一。
我们的中小企业数字化采用情况如何?2023年,信息通信部(MCI)和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还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的数字转型?
疫情期间,PayNow电子支付对企业来说是救命稻草。MCI能否更新我们关于电子支付采用进展,以及电子发票和电子签名的情况?
在最近的新加坡工商联合会(SBF)调查中,企业指出人才和专业知识缺乏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障碍。部长能否介绍CTO即服务(CTO-as-a-Service)实施如何支持中小企业的数字领导力和专业知识?
科技技能加速器(TeSA)和职业转换计划专注于培养和再培训本地人才以满足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技能需求。我们在培养所需技能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
同时,我们通过ONE Pass计划吸引战略性全球科技人才的成效如何?
MCI是政府的通信机构。我听到关于2023年预算简明易懂、便于普通新加坡人和企业理解的积极反馈。
话虽如此,有哪些措施确保政府机构不会在可能被视为政府自我宣传或塑造正面形象的广告上花费?MCI如何衡量其支出的效果?
与产业携手共创未来
陈佩玲女士:先生,新加坡在技术基础设施和采用方面位居前列。
我们拥有亚洲最高的平均互联网连接速度,新加坡的4G订阅数几乎是人口的1.5倍。去年,高级国务部长贾尼尔在公共服务委员会(COS)报告中表示,我们有望在2025年前实现全国5G覆盖。能否更新5G覆盖的实施情况?是否可以加快进度,使新加坡更早捕捉5G带来的价值?
随着覆盖范围扩大,5G的稳定性如何?政府将如何帮助公民和企业利用并最大化5G带来的好处?政府将如何与产业合作,创造更多应用场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数据是创新的基础。正如我上周在总理办公室发言中所述,充分的数据保护绝对必要。但围绕数据使用存在担忧甚至困惑,企业也理所当然地因竞争担忧而谨慎共享数据。
那么,我们如何在保障数据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在安全环境中提供和共享数据,支持实验和产品测试?政府能否在这方面与业界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鉴于区块链和密码学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否有可能让更多经过策划的政府数据以安全、受控和匿名的方式被访问?
当我们关注5G和Web 3.0时,也必须继续展望6G、Web 4.0及更远的未来。这需要产业参与,共同想象未来,规划实现未来所需的基础设施或构建模块。政府将如何与产业合作,共同构想未来,建设安全、多功能且绿色的数字基础设施?
主席:简洁地发言,简妮莎·陈女士。
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
简妮莎·陈顺娘女士:谢谢主席。先生,基于光纤的全国宽带网络(NBN)为新加坡成为智能和智慧国奠定了基础。它实现了新加坡家庭和企业的高宽带普及率,并支持服务的访问。
疫情证明了投资宽带基础设施的价值,NBN为新加坡人居家工作、学习和访问服务提供了关键连接。
随着新加坡数字化加速和智慧国目标的推进,基础设施的需求、容量和复杂性将呈指数增长。下一代NBN的下一步投资和规划是什么?如何建设容量和高速连接以满足未来需求,实现潜在机遇并应对意外挑战?
除了连接容量和速度,安全风险、隐私和环境可持续性也必须成为未来NBN规划的关键考量。
企业数字化
主席,COVID-19疫情扰乱了许多企业,凸显了数字技术对企业持续运营的重要性。
虽然企业理解转型和数字化的重要性,但当前经济状况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成本上升带来了挑战。新加坡企业数字化进展如何,特别是中小企业?
有一系列支持企业数字化的举措和计划,例如CTO即服务、数字领导者计划、行业数字计划(IDP)和先进数字解决方案(ADS)。这些计划如何帮助企业数字化、抓住机遇并提升竞争力?MCI如何支持企业数字化?
主席:秩序。我建议现在休息。
[(程序文本)于是议长离开委员会主席席,回到议会主席席。]
议长:秩序。我宣布休会,下午3时50分恢复会议。
会议于下午3时26分休会,至下午3时50分恢复。
会议于下午3时50分恢复。
[副议长(克里斯托弗·德索萨先生)主持]
[(程序文本)拨款委员会辩论继续。]
[副议长(克里斯托弗·德索萨先生)主持]
[(程序文本)Q项继续。]
主席:通讯及资讯部长张玉娟女士。
下午3时51分
通讯及资讯部长(张玉娟女士):主席,早前辩论中,我阐述了我们智慧国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强调加强数字社会契约的重要性。MCI在监督这一契约中发挥关键作用,确保其在技术颠覆中保持稳健,并惠及所有新加坡人。
今年拨款委员会的主题是“赋能新加坡人,在数字未来中茁壮成长”。为此,我们必须维持数字社会契约的两个方面:理想与保障。
我们的理想是让所有新加坡人抓住数字发展带来的机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建设支撑数字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设施。
良好的基础设施规划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石。例如,城市未来50年的形态已在城市重建局(URA)的长期规划中描绘。2040年陆路交通总体规划勾勒了未来二十年的交通愿景。很少有国家能如此长远规划,更少有国家能组织实施这些计划。
要在数字未来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同样深思熟虑和坚定的数字基础设施策略。
为此,MCI将制定数字连接蓝图,这可能是全球首创,或至少是极少数之一。该蓝图将全面规划我们的长期基础设施愿景,涵盖宽带、移动和Wi-Fi网络,以及海底光缆。它将为我们突破资源限制、为所有新加坡人创造经济机会奠定基础。
鉴于数字领域变化迅速,政府单独完成此项工作并不明智。
因此,我已请高级国务部长贾尼尔·普图切里共同主持一个由企业和行业领袖组成的咨询小组,早期吸纳他们的意见,确保蓝图满足他们的需求。我预计此阶段工作将持续六至九个月。贾尼尔高级国务部长将详细介绍我们的计划。
当然,不仅基础设施需要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的人才和企业也必须准备好。
数字化的重要性已被企业认可。93%的新加坡企业已采用至少一项数字技术,整个经济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劲。但随着全球数字采用基线提升和竞争加剧,企业仍面临一些障碍。
为加强对企业的支持,我们将制定数字企业蓝图,全面规划如何在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推动和加速数字转型。高级国务部长陈杰辉将分享更多计划细节。
在追求数字理想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数字社会契约中同样重要的保障维度:信任与安全。没有这些,数字信心将受损。存在三大关注点。
第一是包容性。数字发展道路必须足够宽广,容纳尽可能多的人。那些被甩在后面的人将难以支持和参与数字发展,更难享受其益处。
第二是保障数字技术对新加坡人的安全。数字领域为恶意行为者提供了操纵、欺骗和胁迫的机会。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受损可能严重扰乱经济和生活,导致危险感和不信任感。
第三是如何保持社会团结和韧性。我们认识到数字技术可能被利用来破坏社会凝聚力,通过错误信息加剧社会裂痕、极化社会、助长不容忍和仇恨。
今天,我将说明MCI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首先是包容性,陈佩玲女士和沙瑞尔·塔哈先生提及的内容。就连接而言,92%的家庭拥有电脑,98%拥有宽带。这远超许多国家。但MCI认为,我们在接入和包容性方面仍可更进一步。
我们仍关注的一个群体是低收入家庭。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数字连接已成为与水电同等重要的必需品。但对部分家庭来说,连接仍感觉昂贵。
自2020年以来,我们通过NEU PC Plus和家庭接入计划帮助了超过46,000户家庭保持连接。我们将整合这些计划为一,简化申请流程,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更实惠的数字接入。
为此,我们将于今年4月推出新的DigitalAccess@Home计划,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新加坡家庭提供补贴宽带和数字设备。政府已预留约8000万新元,未来四年支持该计划,预计可惠及6万户家庭。
根据该计划,居住在公共租赁组屋的符合条件家庭,宽带费用最低可降至每月5新元。居住在1至3房组屋的家庭每月支付10新元,4房及以上组屋每月支付15新元。额外支付每月5新元,可将带宽从500 Mbps提升至1 Gbps。
此外,包含社会援助(ComCare)受助者的家庭将自动获得最高补贴,支付最低费用。拥有教育部(MOE)经济援助计划学生的家庭,也可根据收入享受最高补贴。我们将与相关机构合作,实现自动资格认定。
实现数字包容,宽带接入必须配合设备接入。设备成本通常更高,且难以分摊,是更大障碍。
在DigitalAccess@Home计划下,受益者可享受25%至75%的补贴,降低设备自付费用。根据补贴水平,受益者购买平板电脑需支付75至250新元,笔记本电脑需支付220至710新元。
对于有上学儿童的大家庭,我们正与公益组织如Engineering Good和SGBono合作,每年提供多达1000台翻新笔记本电脑支持他们。根据现有项目的需求,这一数量应足以满足当前需求。
主席,请允许我用普通话简要说明我们更新政策的要点,以及我们应如何看待数字未来中的长者。我还将阐述“数字优先,但非数字唯一”的含义,回应裴楠庆先生和简妮特·昂女士的提问。
(以普通话发言):【请参阅方言发言。】新加坡在家庭数字接入方面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令许多国家羡慕。
然而,政府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因此,我们将在未来四年内拨款约8000万新元,推出新的“数字接入@家”计划,更好地支持低收入家庭获得宽带和数字设备。话虽如此,数字接入本身并不等同于数字包容。例如,我们周围有许多长者拥有最新款手机,但却不会使用许多功能。
因此,政府目前倡导“数字优先”,而非“仅数字”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将继续为基本服务提供非数字选项。许多人告诉我,这一信息让他们感到非常安心,缓解了他们的焦虑。然而,也有人问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长者不再需要学习数字技能。
事实上,最新调查显示,过去两年长者的数字技能有所提升。60多岁长者具备基本或更高数字能力的比例从28%上升到44%,增长了16%。70岁及以上长者的数字能力也在提升,比例从7%升至29%,增长了22%。数据表明,我们的长者明白数字未来正在成形,他们应该——而且能够——适应,就像他们过去成功适应新加坡现代化的许多方面一样。
这些数字以及各种ForwardSG公民咨询也显示,我们不应急于推进这一过程。在向长者传授数字技能时,学习过程应考虑他们的信息吸收能力,并善用同伴支持学习。内容应符合长者的实际需求,例如教授电子支付。数字技术的设计应纳入他们的视角,且便于使用。
换言之,我们不应低估长者的学习精神或能力。他们需要的是时间、机会、鼓励和同理心。
因此,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社区团体,让我们帮助长者掌握数字技能,陪伴他们走好每一步。
下午4时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强调这一点。虽然部分长者需要数字技能方面的帮助,但我们不应否定他们参与数字未来的能力。他们需要的是时间、机会和同理心。
以72岁的三孩祖父理查德·叶先生为例,他通过国家图书馆局(NLB)的应用程序发现了MakeIT计划。各位议员可能记得,MakeIT计划允许居民在新加坡各图书馆尝试制造技术。叶先生对裕廊区域图书馆提供的3D打印技术产生了兴趣。他开始用它打印小型实体物件,如昆虫和恐龙,深受孙辈喜爱,也使他在孙辈中非常受欢迎。随着时间推移,叶先生进阶使用编码和机器人微控制器为孙辈制作可动玩具,受欢迎程度更高。他现在是3D打印的倡导者,称其为像他这样的长者的“梦想成真”。
针对许淑慧女士、苏志豪先生、谢健鹏先生和叶汉荣先生的提问,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的新加坡数字办公室(SDO)于疫情初期成立,向长者提供数字服务、电子支付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数字培训。大部分培训采用一对一辅导或小组学习,地点为长者感到舒适的社区空间。
迄今为止,SDO的数字大使已培训超过21万名长者使用智能手机完成基本任务和日常需求。如今,许多基层长者已将数字大使视为“穿紫色衬衫的友好人士”。
自今年1月起,SDO还与人民协会(PA)的积极老龄化理事会合作,创建促进长者同伴学习的数字支持小组。
针对严杰烈先生的问题,政府将根据需求规划更多ServiceSG服务点。与此同时,SDO、社区中心(CC)及图书馆均提供基本支持。
叶先生的例子也展示了图书馆如何装备新加坡人掌握数字技能。根据国家图书馆局《图书馆与档案蓝图2025》(LAB25),图书馆将与领先科技公司更紧密合作。
今年晚些时候,伴随榜鹅区域图书馆全面开放的首届ExperienceIT展览,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将协助打造体验展,向访客介绍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这种合作方式是我们提升数字技能努力中的一条主线。
例如,自2020年以来,教育部(MOE)和IMDA已将“Code For Fun”计算思维拓展课程推广至所有小学高年级学生。这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2022年覆盖了5万名学生。
陈洁仪女士和拉哈尤·马哈赞女士询问我们如何加强“数字生活”运动(DfL)。
自2021年启动该运动以动员基层力量以来,已有130多个合作伙伴承诺支持并启动约140项计划,超过27万人从中受益。
DfL合作伙伴中正形成引入新项目的势头。例如,微软将开设课程,让低收入家庭儿童接触物联网(IoT)和混合现实等主题。
随着DfL运动加速,信息通信媒体发展部(MCI)正与民间、私营及公共(3P)部门合作开展一系列Forward SG参与活动,针对特定需求领域。下一阶段将聚焦数字时代的育儿及提升数字政府服务用户体验等议题。
主席先生,接下来我将谈谈安全与保障。
根据微软2023年全球网络安全调查,77%的新加坡人在过去一年经历过至少一次网络风险。
在内政部(MHA)供应委员会辩论中,我分享了引入《网络犯罪危害法》的计划。该法案建立在去年11月通过并近期生效的《网络安全(杂项修订)法案》基础上。
去年辩论时,我解释了法律变更旨在引入社交媒体服务行为准则。IMDA一直与业界合作伙伴沟通,预计该准则将在今年下半年实施。
在法案辩论中,我也表示将关注除社交媒体外的其他广泛使用的在线通讯服务。
针对陈佩玲女士和杨燕玲女士的问题,我们将通过新的应用商店行为准则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应用商店可能包含对儿童有害的内容,如描绘露骨性行为或煽动暴力。与社交媒体服务类似,应用商店应具备处理有害内容的系统和流程。新准则的制定需时且涉及业界参与,我们将制定细节并适时向议员通报。
在法案辩论中,议员们也强烈关注MCI对网络游戏的监管。
新应用商店行为准则实施后,通过这些商店下载的游戏中接触有害内容的风险将受限。含有严重不当内容的应用可能无法下载。但游戏也可能通过其他平台访问,我们需研究应对措施。
可能的措施是引入网络游戏分级制度,类似现有的视频游戏分级。这将明确游戏的适龄性,帮助家长更好监督子女的网络游戏行为。我们将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推进相关工作。
我们还启动了针对网络游戏的详细调研,以评估是否能采取更多措施,例如减少网络成瘾风险,正如许淑慧女士所关切。
此调研必要,因为国际上尚无对问题性质或措施有效性的共识。新加坡的相关担忧也未被充分理解。
涵盖家长和儿童的调查将帮助我们更好理解问题并制定应对方案,可能包括与民间部门合作支持贝炎庆先生指出的弱势群体。调查将考察儿童在游戏平台上遭遇不良互动和不当内容的情况,也将评估游戏的社会和心理影响,超越内容问题。这项工作庞大,我们将尽力及时完成。
接下来,我简要谈谈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数字连接紧密的新加坡而言。
去年辩论时,我宣布新加坡网络安全局(CSA)正在审查2018年生效的《网络安全法》。CSA已与利益相关者,包括关键资讯基础设施(CII)所有者,进行讨论,也与行业协会和主要业界参与者接触。进展良好,计划下月启动正式行业咨询。
审查重点之一是如何调整监管框架,允许在CII之外安全使用虚拟化系统。CSA已确定云服务和数据中心为需加强保护的基础数字基础设施。鉴于此为新领域,与业界的讨论对确保监管有效性至关重要。
随着行业数字化加速,国内外对网络安全服务的需求增长。CSA正研究如何发展整个网络安全生态系统,包括人才培养、创新促进和能力建设。
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网络安全法审查及相关进展。
我简要谈谈新兴技术的应对策略,回应陈佩玲女士的提问。
各位议员已熟悉人工智能(AI)的重大进展,包括ChatGPT等工具。AI带来诸多益处,但也存在必须减轻的风险,因其日益普及。
各位议员或记得,新加坡于2019年推出了《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去年,我们还推出了全球首个AI治理测试框架和工具包“AI Verify”。我们将基于这些举措,强化确保负责任AI开发和部署的防护措施。
我提及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PDPC)今年晚些时候将发布的两份指导原则。
第一份涉及AI系统中个人数据的使用。
该指导原则鼓励AI用户遵守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标准,使客户知晓何时及如何使用AI处理其个人数据。还将包含行业在训练、测试和监控AI系统时使用个人数据的最佳实践。
第二份涉及儿童个人数据。
该指导原则将为社交媒体服务及面向儿童的产品公司设定明确可行的标准。例如,收集13岁以下儿童数据前必须获得家长同意,并实施保护性默认设置,如确保儿童资料不公开。
关于AI的更多问题值得关注。
各位议员或知,开放政府产品(OGP)已将ChatGPT集成至微软Word,并计划在部分公务员中试用。随着更多应用案例开发,我们将监控发展,支持AI创新同时保护民众。
沉浸式、去中心化和匿名的新兴技术,包括元宇宙和Web 3.0,也可能带来新型网络风险。我们将持续审视措施,紧跟技术趋势。
我将转向演讲的第三个主题——促进信任以构建社会韧性。
为抵御网络虚假信息,新加坡人必须拥有可信且易获取的信息来源。缺乏这些,我们无法假设社会能稳固团结。知情且具信息素养的公民有助增强社会韧性。这是支持公共服务媒体的重要原因。
针对陈洁仪女士的问题,本地媒体的数字能力近年来显著增强。为扩大线上影响力,尤其是年轻群体,媒体利用数字技术以创新方式讲述故事。
例如,媒体Corp在报道俄乌战争时使用了增强现实技术。《海峡时报》利用互动图形报道组屋几十年来的变化及海平面上升对海岸线的影响。这些努力获得国际认可。
下午4时15分
我们的方言媒体也努力走进观众所在。例如,媒体Corp推出了以数字优先的中文辩论节目《前线开讲》,主要面向年轻线上观众。《Berita Harian》制作了讨论社会及地缘政治议题的播客,Tamil Murasu计划今年推出手机应用。
这些努力在年轻观众中成效显著。信息通信媒体发展部调查显示,2021年有82%的15至24岁年轻人通过线上平台定期消费本地主流新闻,自2018年以来增长约30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我们的媒体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随着新加坡人新闻消费习惯持续演变,报业控股媒体信托(SMT)和媒体Corp必须持续展现进步。真正的转型不仅靠新技术,更需思维转变。记者需发展新技能,管理层也需支持此过程。前路漫长且艰难,我们不应低估所需努力。
在促进信息素养方面,国家图书馆局(NLB)也扮演关键角色。针对陈佩玲女士的问题,自2013年以来,NLB的旗舰信息素养项目SURE帮助公民驾驭信息密集的环境。
配合这些努力,NLB于2021年11月启动“读书以求确实”(Read to be SURE)活动,进一步推广批判性思维。该活动帮助新加坡人聆听不同声音,探讨加密货币、性别平等等热点议题。自启动以来,已获得超过22万次参与。
主席先生,最后让我谈谈我们在数字领域努力的国际意义。如今,新加坡被视为数字发展领先国家,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监管的前沿。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
此外,通过定位为思想领袖,我们更能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塑造数字领域的新国际规范。值得期待的发展包括我们担任联合国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主席,与澳大利亚、英国和韩国签署数字经济协议,美新增长与创新伙伴关系,与深圳的智慧城市倡议,我们发起的东盟数据管理框架,以及我们倡导的小国数字论坛(Digital FOSS)。
这些举措为我们发声和拓展经济空间提供机会。虽无保证每个项目都成功,全球发展也未必总是有利,但我们的基础坚实,投资必将见效。与国内外伙伴携手,我有信心赋能新加坡人在数字未来中茁壮成长。
主席:通讯及资讯资政贾尼尔·普图切里博士。
通讯及资讯资政贾尼尔·普图切里博士:主席先生,信息通信媒体发展部(MCI)希望赋能每位新加坡人在数字未来中茁壮成长。我的发言将说明我们奠定基础的两种方式。
第一,投资基础数字基础设施,连接我们所有人,支持我们使用的数字服务和产品;第二,建设强大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从新兴技术中创造新价值。这些是MCI长期以来的重点。
基础设施和创新构成我们持续获得优质数字服务和内容的基础。对企业而言,这些使其能连接更多客户,提高生产力,创造新商业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工作永无止境。随着技术、环境及民众需求变化,我们需在已有基础上持续进步、适应并投资未来。
基于此,我们持续提升新加坡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满足当前对速度、容量和可靠性的需求,还要应对预期需求,随着技术和应用场景演进,收获未来利益。
了解未来需求将帮助我们在投资新加坡数字基础设施时做出有计算的赌注。随着技术以颠覆性和非线性方式发展,这并非总是直截了当的。我们必须仔细评估技术发展,积极咨询业界,并大胆设想消费者和行业将参与并希望在这里体验的用例。
我们全国光纤宽带网络(NBN)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有计算的、面向未来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赌注的好例子。早在2000年代中期我们决定发展NBN时,大多数人对我们基于铜线的基础设施已提供的30兆比特每秒速度感到满意。这对于浏览网页、查看电子邮件来说绰绰有余。像Zoom这样的平台上举行虚拟会议和课程,或通过Netflix等服务流媒体内容,在我们开始NBN之旅近20年后的今天才变得普遍。
但在不知道未来20年具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我们预见到在线协作、电子学习和高清娱乐等服务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因此,政府投资建设NBN,提供支持这些服务所需的高速连接,以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
我们于2008年开始推出NBN,并于2013年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光纤覆盖到家庭。如今,1吉比特每秒的计划已成为家庭的标准,98%的家庭接入宽带。NBN的价值在COVID-19期间尤为明显。其缓冲容量使我们能够应对数字互动激增带来的网络流量增加,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某个阶段都在家中远程工作或学习。这使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某种连续性。
我们花了近20年时间才充分发挥NBN的潜力。我们为NBN采取的同样前瞻性视角也支撑了我们最近建设5G独立移动网络的决定。相比4G,5G因速度更快、延迟更低、设备连接密度更高,我们预见5G将为企业、员工和消费者带来许多可能性。我们通过分配频谱给电信运营商建设5G独立网络,同时设定明确的性能、覆盖、安全和韧性要求,促进了5G独立网络的早期部署。
针对田佩玲女士关于5G部署进展和用例开发的问题,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最近测量确认,我们已实现新加坡首两张5G独立网络95%的全国户外覆盖率。
随着部署进展远超预期,我们目前的重点是支持业界利用5G能力提升运营和服务。例如,IMDA已在其5G创新计划下授予新的创新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现代汽车集团在新加坡的创新中心。与传统制造业的固定生产线不同,现代汽车集团即将建成的工厂将在厂区部署100多台移动机器人,同时运输制造车辆所需的材料。5G使后端自动控制系统与机器人之间实现无缝实时数据传输成为可能。
5G使新的制造流程成为可能,既提升生产力,也加强质量控制。对工人而言,它减少了劳动强度大的活动,降低了手动运输重物时的安全风险,也为他们提供了承担更高价值角色的机会。现代汽车集团计划为这座“智能”制造工厂招聘机器人工程师、数据分析师和流程工程师。
对消费者来说,更灵活的制造流程允许“按订单定制”车辆的高度个性化,以满足不同需求和偏好。这是现代汽车集团在全球的首个此类工厂。他们向我们表示,除了新加坡作为制造和物流枢纽的地位外,政府对创新和尖端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使我们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地点。我期待该工厂的启动及其为新加坡人带来的益处。
另一个新获批项目是Weston Robot的电动无人水面船,用于自主河流清洁。5G支持视频分析和高数据吞吐量,使该船能够检测并清理预设路径外的垃圾,并应对紧急情况,如迎面而来的船只。与车辆制造示例类似,该项目将通过使操作员能从指挥中心操控多艘船只,减少人工劳动,也帮助清洁服务公司应对行业人力限制。
这些用例代表了我们早期5G投资的初步成果。正如我们对NBN投资的全部价值是随着时间实现的,随着5G部署完成、生态系统成熟和需求变化,未来几年我们可以期待更多5G应用。
今天,我们必须考虑与NBN和5G类似的赌注,确保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堆栈准备好推动新加坡下一阶段增长。该基础设施堆栈包括有线和无线网络,共同提供新加坡内部连接,连接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底电缆,存储和计算数据以支持数字服务的数据中心,基础数字服务如数字身份、电子支付和电子发票、文件认证和数据交换的数字公用事业,这些都使公民和企业能够在数字经济中无缝且安全地交易,以及物理-数字基础设施如物联网(IoT)设备,实现物理对象与数字网络间的数据交换。
我们必须以整体方式继续规划所有这些组成部分。例如,要推动物联网部署增长,必须确保宽带和移动网络的安全性和容量充足。用户在家中或移动中体验无缝连接,Wi-Fi和移动速度必须相当。数字基础设施的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之和,前提是我们规划得当、协调得力。我们需要让基础设施堆栈的不同层和不同组件协同工作,合奏出最大化各组件投资价值的合唱。
数字连接蓝图,正如张玉娟部长简要提及的,也是在考虑这一理念及未来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的。该蓝图将概述新加坡连接基础设施的下一步,包括支持国内连接的宽带、移动和Wi-Fi网络,以及提供国际连接的海底电缆。
蓝图还将识别与其他数字基础设施组件的互联,如数据中心和数字公用事业,这些互联对最大化基础设施堆栈的价值至关重要。
正如田佩玲女士指出的,与业界合作共同规划这条路径非常重要。与政府共同塑造数字连接蓝图的是新成立的数字基础设施咨询小组,我与拥有丰富科技行业经验的陈伟霆先生共同担任联合主席。
该小组汇聚了业界和商业领袖,帮助我们理解并考虑数字领域不断演变的广泛观点。成员们带来了关于技术和商业可行性、国际竞争力以及潜在商业和消费者需求的见解。
Jessica Tan女士和田佩玲女士都谈到了在规划未来数字基础设施时考虑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性。这与政府将采取和已采取的做法一致。小组的审议不仅将以经济需求为指导,还将考虑安全、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我们与业界的合作不仅限于小组。数字连接蓝图的制定还参考了信息通信媒体发展部(MCI)与更广泛业界的交流,包括关于NBN的讨论。Jessica Tan女士询问我们提升NBN的下一步措施。正如去年宣布的,我们将进行全面升级,提供最高达10吉比特每秒的速度,是当前速度的10倍。
升级NBN的决定是由终端用户内容生成增多和数字空间中用户沉浸式互动趋势推动的。这些趋势有潜力改变教育和娱乐等行业。我们希望确保基础设施能够支持这些带宽密集型活动。
下午4点30分
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重要工程。我们必须高效推进,并与业界密切合作。业界普遍认可这些趋势、带宽需求及提前规划NBN基础设施的重要性。MCI和咨询小组将继续与更广泛的业界交流升级方案,并在制定前进路线时考虑他们的反馈。
先生,秉持前瞻性方法,政府一直在投资建设充满活力的研究和创新生态系统,探索新兴技术如何使我们的人民、企业和国家为未来做好准备。
在推出5G网络的同时,我们已开始研究下一代通信技术如6G。我们希望了解它们如何提升新加坡的数字连接,并为我们未来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正如5G今天开始做到的那样。这些上游投资包括未来通信连接实验室,这是IMDA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UTD)去年在新加坡合作推出的测试平台。
许多人更熟悉的技术领域是人工智能(AI),尤其是AI驱动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因其能够生成从法律论文到代码的内容而受到关注。有效应用时,AI为企业和个人带来诸多好处,如通过自动化任务提高效率,通过提供数据驱动的洞察和预测改善决策。
政府一直稳步投资AI研究和创新,新加坡在AI会议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全球前十,我们的研究人员享有国际认可。这些研究能力已产生有用应用。例如,AI Singapore的语音实验室研究人员显著提高了转录新加坡口语为英文文本的准确率,考虑了我们独特的口音、术语和语言混用。该解决方案已被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和新加坡民防部队(SCDF)用于热线服务,改善后台案件管理。
根据政府的研究、创新与企业(RIE)2025计划,我们将在三个方面加强研究和创新生态系统:第一,扩大研究人才基础。我们将继续支持公共研究机构吸引和培养人才,推动价值链各环节的创新。例如,智慧国与数字政府办公室正与国家研究基金会合作,在未来几个月启动AI研究员计划。该计划针对顶尖AI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还能指导和培养其他有潜力的人才。
第二,加强研究机构与企业的联系,以便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我们未来通信研发计划下的资助项目支持转化研究,目标是这些需求驱动的项目为行业产生产品。最后,我们加强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提升我们的研究和创新能力。去年12月,新加坡与韩国签署了人工智能谅解备忘录(MOU),促进双边AI研究和信息交流。
正如张玉娟部长强调的,数字空间必须安全可信,企业和民众才能放心采用新技术。因此,我们也支持业界开展网络安全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新加坡网络安全局通过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征集(CyberCall)推动此类工作。受益于CyberCall的公司之一是MicroSec,他们找到了一种保护低功耗物联网设备的新方法。该方案已部署于1.6万个家庭设备,如组屋北岸榜鹅项目中的智能插座,提高了网络安全。
构建创新所需的信任和安全不仅限于网络安全。用户必须确信企业负责任地使用技术,如AI。部长在演讲中已阐述MCI如何支持企业向客户提供此类保证。
除了新兴技术研究,还有助于了解和欣赏我们的历史遗产的研究,以帮助我们认识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身份。政府档案是此类研究的重要部分。Pritam Singh先生询问政府是否准备向所有现任议员公开已为研究目的延长保密期限的机密信息,指的是他向某机构提出的请求,该信息尚未移交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S)保存。
明确一点,相关档案尚未公开,仍属机密。这与已移交NAS、可供任何人根据《国家图书馆局法》第18(2)条规定为参考或研究查阅的公共档案不同。
对于仍属机密且非公共档案的记录,机构可基于特定目的(如撰写书籍)并附条件(如遵守《官方机密法》、提交引用信息供审查)授予特定信息访问权。
在此案例中,机构允许研究人员访问相关信息,前提是研究人员仅在获得机构许可后发布和引用特定信息。作为政策,政府确实为合法研究目的向研究人员提供信息访问。
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档案已解密,也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可访问。如有人有特定理由访问封闭档案,可提出申请,政府将根据具体情况评估。Singh先生若想了解政府政策的背景、思路或理由,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一种方式是联系相关部委,获取更多细节和澄清。
此外,Singh先生及本议院议员也可提交议会质询,获得政府正式答复。另有一套程序,部委和机构将机密档案移交NAS长期保存,并在符合公共利益时解密。
这与何亭如女士关于提升档案材料可访问性的问题相关。NAS一直与政府机构合作,解密并公开更多政府档案。约78万条档案元数据可在“档案在线”公开访问,且数量逐年增加。
此外,自2016年以来,政府机构已审查7000多份尚未解密的政府档案,回应公众2130次请求。其中83%的档案获准访问。总计约6.8万份档案已解密并向公众开放。
例如,政府同意解密并发布吴庆瑞博士著名的“信天翁档案”文件。这是吴庆瑞博士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前夕保存的档案。
解密过程已开始一段时间,因材料复杂而耗时较长。部分材料曾用于公开展览,更大规模的解密“信天翁”文件将收录于今年晚些时候出版的《分离》一书中,包含内阁文件和吴博士与马来西亚领导人会谈的笔记。我们致力于确保公众更广泛地访问政府档案,使其成为公众研究和获取新加坡信息的参考。
先生,请允许我总结一下。建设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研发和创新能力,是新加坡充满活力的数字未来的基础。有了这些坚实的基础,我们的企业和人民就具备了创造新机遇和提升竞争力的要素,资深国务部长陈杰豪将对此作进一步阐述。我想最后重申,我们努力塑造光明数字未来的出发点是非常人性化的目标——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
展望未来,在我们所有人的密切合作下,我坚信我们能够并且一定会为未来几代新加坡人创造一个光明的数字未来。
副主席先生:资深国务部长陈杰豪先生。
通讯及资讯资深国务部长(陈杰豪先生):主席先生,数字经济为新加坡带来了强劲增长,尤其是信息与通讯(I&C)行业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了13.4%和8.6%。数字化已不再是企业和劳动力的“可有可无”。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并满足客户需求,我们的企业必须数字化,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但我们是从强势地位出发的。93%的企业已采用至少一种数字解决方案。多年来,企业的整体数字成熟度有所提升。然而,鉴于经济前景不确定和短期成本压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能会倾向于按下数字化计划的“暂停键”。我敦促这些企业重新考虑。
企业以后可能难以赶上进度。事实上,我鼓励企业按下“快进键”,在此期间深化数字能力,提升竞争力。政府将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持你们。
Jessica Tan女士、Janet Ang女士和Sharael Taha先生询问我们如何帮助企业。我们将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建立支持性的数字生态系统;第二,协助企业在更密集使用数字解决方案的同时保持网络安全。让我详细说明第一方面。我们正在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建立支持措施。
在国家层面,我们正在推广数字工具的采用,如PayNow和InvoiceNow,这些是支持企业核心业务功能的基础服务。自2019年推出以来,已有55,000家企业采用InvoiceNow,每替代一张易出错且耗时的发票,平均节省8新元。去年11月,我们推出了InvoiceNow交易奖金。使用InvoiceNow发送10张或以上电子发票的企业,将获得200新元现金补助。我鼓励更多企业充分利用此奖金。
在行业层面,自2017年以来,我们推出了20个行业数字计划(IDPs)。85%的中小企业表示节省了时间,75%减少了对人工的依赖。我们正在更新这些行业数字计划。去年11月,我启动了更新后的餐饮服务行业数字计划。今年,我们将更新零售、安全行业数字计划,并推出法律行业数字计划。
Eric Chua先生和Abdul Samad先生询问如何帮助更广泛的劳动力跟上技术变革。我很高兴分享,更新后的行业数字计划包含了更新的数字培训路线图,指导中小企业提升员工技能,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所采用的数字解决方案。
在企业层面,正如Christopher de Souza先生所指出的,我们正在帮助不同数字成熟度的中小企业。自2017年以来,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计划已支持超过88,000家中小企业。
自去年推出首席技术官即服务(CTO-as-a-Service)平台以来,我们稳步扩大该平台,作为数字化的单一接触点。如今,CTO-as-a-Service为中小企业提供广泛的预先批准数字解决方案,配合IMDA的数字顾问及合作伙伴如SGTech的额外支持,正如早前劳燕玲国务部长提及的。
总计已有超过21,000名用户通过CTO-as-a-Service寻找合适资源满足需求。超过900家企业迈出下一步,聘请顾问制定数字化路线图。超过九成用户对服务表示满意。
让我谈谈第二方面:保障企业安全。网络威胁日益增加,可能在几秒钟内抹去多年的辛勤成果。
我很高兴宣布,我们将帮助中小企业制定网络安全健康计划,以防范数字风险。这相当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健康管理。预防胜于治疗。采取主动措施保持“健康”,如设计方案以降低网络威胁风险,确保定期检查或监控企业数字系统,以便及早采取行动。
通过CTO-as-a-Service平台,中小企业现在可以聘请网络安全顾问担任“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这些CISO将根据企业的风险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协助制定量身定制的网络安全健康计划。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将获得最高70%的资金支持。
基于此基础,通讯及资讯部(MCI)将制定数字企业蓝图,将这些努力整合成全面的路线图,规划数字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我们将咨询行业领袖、协会、企业、工会及各行业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持续支持与合作至关重要。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用中文发言。
(中文):[请参阅方言发言。]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中小企业老板体验到了数字化的好处。
政府将继续与中小企业携手推进数字化,特别是通过“中小企业数字化”和“摊贩数字化”等计划。
然而,我听说由于经济前景不确定和成本上升,一些老板考虑放缓数字化转型步伐。虽然我理解他们的顾虑,但我敦促他们三思。因为数字化就像逆流而上,如果不前进,就会被落下。全球企业都在快速数字化,如果我们停下来,风险是被竞争对手超越甚至取代。
政府将通过更新后的行业数字计划和数字企业蓝图,继续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下一阶段的数字化旅程,同时通过即将推出的网络安全健康计划,帮助保护企业免受数字风险。
(英文):我们致力于帮助新加坡人把握数字经济中的激动人心的机会。在详细介绍我们的计划之前,我先回应Sharael Taha先生关于近期科技行业裁员的提问。
作为重要的科技枢纽,新加坡也受到影响,但表现优于许多地区。东南亚仍是科技公司的重要市场,这些公司有长期计划扩大在此的业务。新加坡成功吸引这些公司及其高价值的技术开发和企业职能落户于此。这些岗位通常被视为公司核心业务,更能抵御大规模裁员。
例如,信息与通讯行业被裁员居民的再就业率高于整体经济水平。该行业中70%的被裁本地员工能在六个月内找到新工作。事实上,信息与通讯行业是我们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该行业劳动力从2017年的13万人增长至2022年的约17.7万人,增长36%。本地劳动力尤其在过去五年增长了42%。
2022年前三季度,该行业总就业人数增加了13,700个岗位,仍有数千个职位空缺。经济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也推动了对技术人才的健康需求。
本地人在新加坡技术岗位中占比超过70%,涵盖技术及非技术行业。如今,技术岗位本地员工的收入比全国中位数高出65%,且薪资增长良好。教育部(MOE)最近的调查显示,信息通信技术(ICT)课程的高等院校毕业生起薪中位数高于同龄人。我们相信技术劳动力的长期前景依然强劲,将继续支持新加坡人把握这些机会。
但科技领域变化迅速,竞争激烈。我们需要帮助技术劳动力保持竞争力和适应未来需求。
我想谈两个方面。首先,我们与行业伙伴紧密合作,识别可能被颠覆的岗位和新兴技术职位。其次,我们推动行业内的思维转变,强调基于技能的招聘和发展,而非过分关注学历。
关于第一方面,去年推出的信息与通讯岗位转型图谱(I&C Jobs Transformation Map)识别了新兴技术趋势对信息与通讯劳动力的影响。指导雇主重新设计岗位,提升或再培训技术劳动力,以适应新兴岗位。
我们方面,IMDA将委任培训伙伴开发相关再培训项目。例如5G移动技术,IMDA委托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和新加坡理工学院(SP)与电信公司及其他企业共同设立5G学院。自2020年以来,5G学院已培训约10,000名专业人士,超过最初5,000人的目标。
Mohamed Najib先生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2015年加入新电信(Singtel)的产品主管。通过5G学院,他获得了相关的5G和网络安全技能,为职业发展提供保障。他现在利用这些技能提升新电信产品的安全性和性能。
我们都需要转变思维,支持像Najib先生这样的新加坡人充分发挥潜力。但科技雇主仍偏好大学毕业生。一项研究发现,38%的招聘者期望申请者具备学士学位才能应聘入门级岗位。企业在全球人才短缺时错失了大量有能力的技术人才。此外,成功不仅仅依赖学历,还包括硬技能和软技能,如技术能力、工作态度和团队协作能力。这也符合我们加强社会契约的努力。我们希望给予每位新加坡人成功的最佳机会。
技术技能加速器(TechSkills Accelerator)针对工艺教育学院(ITE)和理工学院,简称TIP联盟,汇聚高等院校和行业伙伴,超越学历,聚焦基于技能的招聘。短短六个月内,领先雇主已承诺为ITE和理工学院毕业生提供500个优质岗位。
Ihsan Nursaqif先生是受益者之一。他最初在ITE学习信息技术,后来在淡马锡理工学院学习网络与数字安全。现正于新加坡科技学院攻读应用计算工作学习学位。每一步,他都得到雇主NCS的支持,作为其融合计划的一部分。TIP联盟将继续通过实习、学徒制及其他项目,为像Ihsan先生这样的年轻人创造更多路径。
接下来,我回应Leon Perera先生关于“绿色洗牌”(greenwashing)的提问。绿色洗牌形式多样,但最常见的是企业对产品环保性能作出误导性声明。这本质上是企业对产品效果或安全性的虚假或误导性宣传。政府对此高度关注。
这些问题属于《消费者保护(公平交易)法案》(CPFTA)管辖范围。相关部门和部委将进行研究。让我从通讯及资讯部(MCI)的角度谈谈,因为Perera先生向MCI提交了质询。
从MCI角度看,我们与新加坡广告标准局(ASAS)紧密合作,后者是行业机构,通过《新加坡广告行为准则》(SCAP)指导产品广告。例如,针对儿童的食品饮料广告准则指导广告商避免推广不健康消费习惯或不负责任地施压儿童购买。准则规定广告应如何进行,但产品的虚假或误导性声明将依据《消费者保护(公平交易)法案》处理。
接下来,我回应Janet Ang女士、Leon Perera先生和He Ting Ru女士关于政府广告的提问。
政府在广告宣传方面的支出并不特殊,许多公司也通过广告确保品牌触及目标受众。但与私营企业可选择目标市场不同,政府必须确保信息覆盖所有新加坡人。新加坡公众也期望政府通过他们熟悉的渠道和语言(包括方言)尽力传达信息。许多新加坡人,如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不讲英语,但他们同样是新加坡人。我们希望确保他们充分受益于政府推出的各项计划和举措。
但政府在此方面非常谨慎。我们采用业界既定指标,包括数字媒体广告的曝光量、点击率、每次点击成本和观看次数。对于印刷、广播和免费电视广告,则通过调查测量信息回忆率等指标。
去年,政府在广告上的支出介于1.75亿至2亿新元之间,约占政府总支出的0.2%。疫情期间,政府广告支出增加,这是必要的,以便在疫情发展及政府应对措施期间保持公众知情。议员们可能还记得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活动,如“打针稳稳的”由花枝刚主演,以及由歌台明星参与的“Pak Jiam Buay”。我们预计疫情后政府广告支出将下降。
各部委更适合根据其目标评估广告策略。部委必须严格评估广告预算,并对其项目负责。
回应He Ting Ru女士的观点,广告通常是部委更广泛项目和努力的一部分,其效果应结合项目和举措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来评估。这才是评估广告活动效果的正确方式,而非仅看具体广告项目。
2018年10月,MCI推出了全政府统一的媒体采购合同,提升政府整体的性价比。归根结底,政府的广告支出是为了确保所有新加坡人能够充分利用政府的众多计划和项目。
Perera先生提到国土发展部(MND)关于无障碍且负担得起的组屋(BTO)的印刷广告。He Ting Ru女士也询问此类广告是否必要及其效果评估。
首先,我理解疫情后新加坡人对组屋供应和负担能力的焦虑,我对此深表同情。MND主动发布事实和数据,包括组屋推出情况、组屋中位价,目的是让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未来组屋供应情况,基于可得信息做出最佳决策。
这些广告客观展示信息,例如非成熟地区四房组屋的中位价约为347,000新元(补贴前)。这些信息帮助新加坡人做出最佳决策,并让他们放心公共住房是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这符合公共利益。
MND信息图表中并无意让新加坡人对政府产生好感。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看了我们的MND信息图表后感到好,我感谢Perera先生的肯定。我相信MND和建屋发展局(HDB)的同事们也会感激,他们正努力建造组屋,清理积压。谢谢你们的认可。
Perera先生提到SGAG。SGAG广告已标明付费合作,这一点已在执行。
各部委目前追踪行业绩效指标以评估其活动。此外,MCI也要求部委评估广告活动效果。MCI对MCI主导的广告进行评估,但尚无集中追踪系统,正在探索最佳方案。
下午5时
主席先生,请问我能否多占用几分钟时间?
主席:如果您能简短些,请,因为接下来还有澄清环节。大约五分钟以内。
陈杰豪先生:我会的。谢谢主席先生的宽容。新冠疫情教会我们,公共沟通对于维持公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至关重要。这些都对新加坡人产生了影响,我们非常重视这种公众信任。
我想强调的是,政府部委的开支或广告是以公正为指导原则。政府机构的宣传活动旨在告知或教育公众,政府部委注意其广告不得带有政治目的,我们对此非常重视。
让我总结一下。主席先生,为新加坡创造一个光明的数字未来是信息通信媒体部工作的核心。张玉娟部长谈到了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更安全的数字空间。资深国务部长詹尼尔·普图查里介绍了我们数字基础设施、研究与创新的下一步发展。我则谈到了赋能我们的企业和劳动力,抓住不断增长的数字经济中的机遇。
这些努力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数字新加坡,在这里机会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能获得基本需求,过上充实且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能引以为傲的家园。我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能够让新加坡人在数字未来中茁壮成长,推动新加坡前进。
主席:陈佩玲女士。
陈佩玲女士:感谢部长和两位资深国务部长的答复。我有两个追加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人力资本发展有关。诸如“数字家庭接入”计划,以及诸如数字未来领袖(DFL)等三方合作活动,将大大提高公众意识,帮助推动人口更好地迎接数字未来。
但我想问:有哪些更积极主动的措施或项目可以帮助在校儿童提升技能,使他们能够跟上快速的技术进步,并为我们所说的数字未来做好准备?
第二个问题,既然我们谈论的是方言,请允许我用普通话发言。
(普通话):[请参见方言发言。]我想问部长一个问题:政府如何确保在广告和聘请网红上的开支是有意义的,能够惠及公众,而不是为了自我表扬?是否有关键绩效指标(KPI)来确保资金达到了预期目的?
陈杰豪先生:让我回答陈女士的第二个问题。我将用普通话回答,因为她用普通话发言。
(普通话):[请参见方言发言。]政府通过各种线上和线下渠道向不同受众传播信息,约一半的广告预算用于数字平台,如Mothership、SGAG及其他小型社交媒体平台。
许多政府机构也会聘请关键意见领袖(KOL)或网红进行宣传。以Michelle Chong为例,她的网络形象“阿莲”在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阿莲的亲切形象帮助许多政府机构接触到难以触及的人群,提醒他们警惕网络诈骗。
本地网民非常敏锐,如果他们觉得网红纯粹是在为政府宣传,他们就不会感兴趣。
主席:张玉娟部长。
张玉娟女士:谢谢主席。我想简要回应陈女士关于我们如何帮助在校儿童掌握数字技能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切题的问题,因为我们多次强调,数字接入是一方面。如果人们无法获得技能以最大化数字参与的益处,那仍然不够。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老年人。对于在校儿童,有两条并行的努力轨迹。一方面是与教育部合作,通过学校系统。我在之前的发言中提到,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充实计划已经实施多年。我们不断审视其内容如何更新、更相关,并扩大覆盖范围。
另一条努力轨迹是为来自弱势背景的儿童提供额外支持。为此,我们非常幸运得到合作伙伴的支持——通过数字未来领袖运动。这些公司不仅汇聚了对技术如何改变生活的知识和理解,通常还能动员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往往来自其员工队伍。
这两条努力轨迹正在进行中,我们肯定会继续寻找加强它们的方法。
主席:李安先生。
李安先生:谢谢主席,也感谢资深国务部长陈杰豪的答复。我有几个澄清问题。在此之前,我也想澄清,我并没有觉得——
主席:抱歉,李先生,我听不清您说话。
李安先生:我想澄清的是,这则广告并没有让我感觉良好。事实上,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述,我感到有些担忧。
但我的澄清是回到广告是驱动公民行为,还是驱动信念或信心。如果看我之前展示的广告,主要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政府正在让住房变得负担得起和可获得。
我的问题是:这则广告回应的是什么问题?是申请组屋(BTO)的人不够多吗?这不可能,对吧?BTO申请倍数一直在上升,非常高。似乎更像是为了改变人们对政府的看法。那么,是否应该在推动改变公众对政府看法的广告与推动消费者行为改变的广告之间设立界限?例如,如果你有广告说,“嘿,你知道吗”——
主席:李先生,请您简明扼要地提出澄清问题好吗?
李安先生:我就说到这里。
主席:谢谢。
李安先生:谢谢主席。
陈杰豪先生:主席先生,让我看看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做的一些广告和宣传活动——鼓励老年人接种疫苗,告知公众安全管理措施等等。即使是一些新加坡人可能觉得有点俗气的活动,比如互相友善,防止登革热通过防止家中积水。
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新加坡人了解事实,鼓励良好行为,造福社区。我不明白李先生为何认为让更多人更友善、更有礼貌、关注家中清洁卫生以造福邻居不是好主意。
至于国土部的广告,是向新加坡人告知即将推出的BTO组屋信息,并提供如何申请公积金补贴、如何利用邻近父母的亲近补贴等示例,帮助他们做出最佳决策。
我真的不太理解李先生的立场。这些只是帮助新加坡人做出最佳选择的事实。我相信新加坡人能够做到。
主席:陈淑莹女士。
陈淑莹女士:感谢资深国务部长分享网络安全健康计划。这将有助于鼓励中小企业了解其网络安全风险,因为会有健康计划为中小企业制定。
但就像所有健康计划一样,真正的益处在于你在获得健康计划后采取行动。
所以,我想问资深国务部长,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转变中小企业的思维模式,让他们在关注业务挑战的同时,也给予网络安全应有的重视,确保公司安全,从而保持竞争力?
[议长主持]
陈杰豪先生:主席先生,感谢议员提出非常切题的问题。即使我们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努力,让他们保持网络安全也是重要的考虑和优先事项。网络安全不仅关乎个别企业。你可能不是攻击目标,但可能是攻击的连带受害者。一个企业的漏洞可能影响供应链中的许多企业及其客户群。
网络安全健康计划将大大鼓励中小企业加强网络安全防护。
除了我刚才演讲中提到的网络安全健康计划,网络安全局(CSA)还与行业协会和企业合作,开展多项工作。例如,去年推出了“网络基本”和“网络信任”标志,表彰采取符合风险状况的良好网络安全措施的企业。
这些是企业向供应商和客户展示其具备一定网络安全措施的可见标志,从而增强业务伙伴和客户的信心与信任。这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获得竞争优势。
这是一个重要点,我希望中小企业和企业能够考虑。这也是向业务伙伴和客户传递你与众不同的信号。
主席:毕达南先生。
毕达南先生:谢谢主席。三个简短澄清:一个给张玉娟部长,两个给资深国务部长詹尼尔·普图查里。
给张部长,我注意到她提到升级后的“数字家庭接入”计划,我认为自动资格认定非常好。我可能错过了部长关于资格标准的说明。请问资格标准是否仍与之前版本相同,即家庭总毛收入1900新元及人均收入650新元?还是有所变动?这是我给部长的澄清问题。
给资深国务部长詹尼尔,我有两个澄清。
首先,感谢您回应我的质询。我理解您说的两份文件不在国家档案馆(NAS)手中,但在相关部委。
我的第一个澄清是,当公众甚至现任议员提出文件请求时,NAS是否必须先征得原始部委许可,还是只要理由正当,NAS可以自行发布?
第二个澄清其实是对资深国务部长关于“信天翁档案”发言的评论。我认为应给予应有的肯定。发布这些历史遗留文件对国家建设过程非常重要。特别是“信天翁档案”,据我了解,它显示分离谈判持续数月,并非新加坡被驱逐。至少这是去年国庆日《今日报》一位评论员的观点。
我认为关键是,国家档案馆发布此类信息应得到认可。
下午5点15分
詹尼尔·普图查里博士:先生,当提出解密请求时,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会与相关部委和机构官员合作审查,考虑国家安全、国防、个人隐私、商业信息及保护信息来源过程的敏感性。
毕先生会理解,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公开发布,不仅与文件内容有关,还涉及撰写、管理该文件的人员,文件与档案馆或其他文件存储部分的关联,以及处理过程。
因此有多方面考量,没有统一模板或算法,且与部委和机构协同完成。
张玉娟女士:主席先生,感谢毕达南先生,也感谢他对该计划的肯定。
适用的收入标准不完全可比,因为这是两个计划的合并。无论如何,资格标准是家庭总毛收入每月不超过1900新元。但如果家庭有在校儿童或残疾人士,标准会提高到3400新元,以体现这些家庭的更大需求。
苏翰仪女士:我要感谢部长和两位资深国务部长,也借此机会感谢整个信息通信媒体部团队。
我希望你们不会被刚才某些议员在财政预算辩论中的评论影响。别忘了,在新冠疫情期间,信息通信媒体部团队昼夜努力,确保正确且最准确的信息传遍全新加坡,团结所有新加坡人。
我有两个后续问题。关于诈骗话题,虽然在内政部财政预算辩论中已广泛讨论,但我也想知道信息通信媒体部如何保障我们的通讯渠道,保护市民免受诈骗?
第二个问题是,鉴于技术发展,包括网络平台兴起,已全球范围内冲击媒体产业,信息通信媒体部如何帮助本土电影和媒体公司转型并抓住更多新机遇?
张玉娟女士:主席先生,首先感谢苏女士对我同事在疫情期间努力的认可。我相信他们不仅感到欣慰,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能帮助新加坡度过艰难时期而感到自豪。
关于诈骗,您说得对。国务部长孙雪玲昨天在内政部财政预算辩论中详细介绍了我们打击诈骗的多层次方法。包括针对个人的干预,金融服务层面(主要是银行)的干预,以及您提到的电信基础设施层面的干预。
我们采取的措施包括阻断诈骗电话和短信。自去年7月起,已逐步实施默认阻断伪装本地号码的海外电话;自去年10月起,实施网络内扫描短信内容,阻断含恶意链接的短信。
举例说明这些措施的影响规模:仅我发表财政预算辩论演讲的28分钟内,就阻断了约4万个恶意电话。每月减少5700万个伪装电话。
今年1月起,我们强制实施短信发件人身份注册,针对使用字母数字标头的短信。
正如今日媒体报道,我们正在研究是否为用户提供选项,完全拒收海外电话,因为绝大多数诈骗电话来自海外。
有些人明知自己没有海外网络,无需接听海外电话,为防被骗,宁愿不接听。我们正与电信公司研究此选项,望尽快向大家汇报。
主席:何庭如女士。
何庭如女士:谢谢您,先生。请允许我向资深国务部长陈杰豪澄清一事。
您之前提到政府广告计划必须面向所有人。我觉得这有点错失了更有针对性和更高效使用广告经费的机会。
我相信没人反对,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必须面向全国,不仅是新加坡公民,还有居住在社区的非公民。我的观点是,我们是否能用广告经费取得更好效果?
那么,例如,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MCI)是否会考虑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广告——或者说,不仅仅是MCI,而是所有部委——是否会考虑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广告宣传活动,而不是采取非常宽泛的方式,以确保我们能够更明智地花费?
陈杰豪先生:主席先生,感谢何女士的提问和建议。实际上,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对我们来说,我们确实希望在市场营销和广告支出上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率(ROI)——不仅仅是广告和市场营销,而是所有政府开支的整体回报。
也许允许我就几个可能对何女士有用的点做一些阐述。首先,我提到政府在广告和市场营销上的支出约占我们总支出的0.2%。这可能远低于许多私营部门公司。大型公司这方面的支出可能占其总销售额的5%以上。
这只是一个基准。我们并不打算像大型跨国公司或私营部门公司那样,但这是我们用来确认自己没有过度支出的理智检查。
其次,我之前提到,每个部委作为其项目预算的一部分——例如“更健康的新加坡”(Healthier SG),鼓励人们注册并预先登记找全科医生(GP),或者鼓励人们进行灭蚊行动以保护社区免受登革热威胁——每个部委都有自己希望通过项目实现的一系列成果。
广告是整体预算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严格论证,评估各种选项,并在内部为这些预算辩护。他们使用多种衡量指标。我刚才提到了一些数字媒体领域的指标,包括曝光量、点击率、每次点击成本、观看次数等,用以衡量这些活动的效果。
所以,首先,我们在这点上意见一致。这是我们将继续做的事情,我感谢何女士的建议。至于是否应由MCI集中和全面地审视此事,我在之前的答复中提到,我们确实正在探索相关方法,并将考虑如何有效实施。
第二点是关于更有针对性的广告。这也是我们努力做到的,针对性地开展活动,使信息能够传达给目标受众。这不仅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广告资金,更重要的是触及新加坡社会的特定群体,告知他们该项目所需考虑的具体事项。
例如,我回到新冠疫苗接种。我们如何针对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可能不讲英语,甚至不讲普通话或本地语言,而讲方言的人群?我们如何接触他们?以一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广告——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方向。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在高度个性化和针对性与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我相信何女士和她的同事们也非常重视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
我们努力做到有针对性和个性化,同时保护个人隐私。这是一个平衡点,但我同意何女士的看法,这确实是我们正在关注的领域。
主席:陈佩玲女士,您是否愿意撤回修正案?部长,请。
张玉娟女士: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吗?
苏涵妮女士: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是关于支持本地公司的问题。我可以重复一下问题。
陈杰豪先生:您介意重复一遍吗?抱歉。
苏涵妮女士:鉴于技术的发展,包括在线平台的兴起,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颠覆了媒体行业,MCI如何帮助我们本土的电影和媒体公司转型并抓住更多新机遇?
陈杰豪先生:首先,抱歉遗漏了这个问题。针对议员的问题,确实,我们支持本土媒体公司的全球抱负,特别是本土媒体工作室,通过加强它们与行业内大型企业如跨国公司的紧密合作,并鼓励它们采用最新技术来提升能力。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18年启动的能力伙伴计划(Capability Partnership Programme,CPP),旨在促进本地公司与知名国际媒体公司的合作,将“新加坡制造”的内容推向世界。我认为我们对许多“新加坡制造”的内容非常自豪,例如最近的电影《阿朱妈》(Ajoomma)。
CPP迄今已惠及约120家本地媒体公司和超过830名媒体人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本地媒体公司与全球媒体工作室之间的合作。
我们还支持媒体公司采用技术提升制作能力。去年我宣布了500万新元的虚拟制作创新基金,鼓励创新和采用。我们将支持虚拟制作的短视频内容。作为征集提案的一部分,我们最近收到了40多个创意,正在评估中,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将很快公布结果。
我们还将启动虚拟制作挑战赛,与Epic Games合作。入围者将接受Epic Games的培训,资金将支持使用其实时3D内容工具引擎Unreal Engine制作叙事类内容。
我们与媒体行业紧密合作,打造本地知识产权(IP)——“新加坡制造”的内容,走向世界,帮助本地公司利用技术更高效地制作内容,满足全球消费者日益复杂的需求。
主席:陈女士,您是否愿意撤回修正案?
陈佩玲女士:我要感谢部长和两位高级国务部长对我们所有问题的详尽答复,当然也非常感谢整个MCI团队。
我认为,尽管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尊重你们所有人,感谢你们深入基层,直面挑战,使包容性的数字未来成为现实。基于此,我愿意撤回我的修正案。
[(程序文本) 修正案,经许可,撤回。 (程序文本)]
[(程序文本) 头Q项下的18亿4417万5000元被批准列入主要预算。 (程序文本)]
[(程序文本) 头Q项下的4462万8100元被批准列入发展预算。 (程序文本)]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原始记录 · 抓取日期:2026-05-02
The Chairman : Head Q,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s Tin Pei Ling.
Building and Protecting Singapore
Ms Tin Pei Ling (MacPherson) : Chairman, I beg leave to move "that the total sum to be allocated for Head Q of the Estimates be reduced by $100".
Singapore has great ambitions to achieve a thriving digital economy and smart nation. In past Parliamentary debates, I argued that talent and data are, in my opinion, the most basic yet most important success factors. We need data to innovate and we need people to get things done. This remains true.
But along with new capabilities com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example, vast amounts of data could be used to tr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reduce human errors but it could perpetuate biases if we are not careful with the quality of data used. Scale and speed of how information can get transmitted online help to share knowledge and impart new skills regardless of where the parties are and when, and perhaps even rally people to raise resources to help strangers or foreign countries in crisis. But if misused, it can also propagate, extend and magnify harm to the innocent.
Therefore, legislation becomes a powerful tool to protect the vulnerable from harm online. It can provide clarity to what is considered harmful, what recourse does a victim have and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actions needed. And on responsibility,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protecting users is no longer jus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individuals, but platforms too have gained the expertise and perspective over time to join the fight against online harms.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e Online Safety Bill was passed in this House last year. Could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 MCI)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thus far? What are MCI's next steps in ensuring the safety of Singapore users beyond social media service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debate last year, I raised my concerns about having adequate protection in the Metaverse and the need for legislation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s to catch up wit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e must protect our people online just as we do in the real world. But in doing so, we also need to calibrate carefully so that we do not inadvertently suffocate innovation or over-burden well-meaning businesses wanting to scale and thrive. This is also aligned to the spirit of Government's efforts in encouraging businesses to go digital in Singapore. Hence, it is important for regulations and compliance to be clear in its objectives, streamline processes and paperwork so that whatever is needed to be done addresses the objectives on point, not more than what is needed. Otherwise, we risk hampering smaller enterprises' digitalisation journey and lose out further, because large enterprises are typically better resourced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how do we balance data protection and data for innovation? I will talk more about this in my other cut. And in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s to digitalise and upskill through monetary incentives, we need to ask might the application or accountability process be so tedious such that they end up remaining in their comfort zones and stick to just being "good enough" and avoi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together? Could the MCI share more about its efforts in removing barriers and encouraging Singaporeans and enterprises to go digit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can also shape market development. Schemes such as Tech Pass, TechSkills Accelerator (TeSA), Professional Conversion Programme (PCP) help to boost tech talent supply. Government expounding on the need for more tech talents and highlighting the specific profiles in demand serve to inform and influence students' decisions in what to major or specialise in. Such "intervention" is useful as it helps to connect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align the demand and supply.
Sir, the digital future is upon u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will require a wise and competent Government that can harness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o build Singapore while putting in place guardrails to protect our people. How then will the Government ensure a good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on and facilitation?
[(proc text) Question proposed. (proc text)]
Cyber Addiction
Ms Hany Soh (Marsiling-Yew Tee) : In a Straits Times article published in October 2014, it was revealed that an online survey conducted across 9,417 respondents in countries like India, Singapore, UK, USA, Germany and France found Singaporeans to be the second-most Internet addicted people in the world. Since then, I reckon the numbers of cyber addictions are likely on the rise, as Singaporeans in general have experienced longer screen time, having been cooped up at home during the circuit breaker, coupled with more home-based learning through laptops and tablets which are being introduced to our children and with more companies now being more supportive of telecommuting and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for its employees.
I wish to ask, have any recent studies been done if the numbers are indeed on the rise and do we know which age groups are more prone to cyber addictions? What are the measures taken by our Government in countering cyber addictions, especially for youths and young children? How can MCI play a part in equipping schools,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in raising awareness on the risks of cyber addictions and the methods of prevention?
Digitalisation for Seniors
Mr Gerald Giam Yean Song (Aljunied) : Sir, digitalisation has taken off in a big way in Singapore. Unfortunately, this has also left many elderly and less tech-savvy citizens behind. What takes digital natives a few seconds to complete can be painfully difficult for some seniors. Many struggle to come up with strong passwords and have difficulty typing them. Tapping a phone screen or double clicking a mouse poses dexterity challenges.
The solution, however, is not to run manual and digital services in parallel forever. That would negate the productivity benefit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isation. Instead, firm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provide in-person assistance to seniors to navigate their digital services.
2.45 pm
I am aware that ServiceSG centres have been set up to assist seniors with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s. However, there are only six such centres, which may not be within easy reach of all residents. Can more ServiceSG centres be set up in every neighbourhood? More importantly, how is the Government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residents of their availability? Are private sector organisations like banks expected to provide such services for their less digitally savvy customers?
Many seniors are already wary of using technology. The threat of scams amplifies their fears. While seniors are not the only victims of scams, they tend to feel much more vulnerable. Their adult children, Government advertisements and the media are constantly sounding warnings to them. That message has sunk i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many of them avoid using digital services like Internet banking altogether, for fear of being scammed. However, without Internet banking accounts, they will encounter many roadblocks in an increasingly cashless society.
How is the Government tackling the challenge of getting seniors to embrace digital technology while also ensuring they are informed about basic precautions to avoid falling victim to scams?
Online Safety
Mr Baey Yam Keng (Tampines) : Vulnerable group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harmful online content which can include hate speech, cyberbullying, online harassment, disinformation, scams and fraud, and predatory behaviour.
We tend to assume that the vulnerable are the elderly who are digital dinosaurs. However, according to recent data released by the Singapore Police Force, young adults aged 20 to 39 made up 53.5% of all scam victims who were cheated of $660.7 million in 2022.
Young people may be familiar with technology, using it every day but they may lack the maturity, life experiences and alertness to protect themselves. The frequent exposure will also increase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with malicious intent.
For example, children are at risk of being exposed to inappropriate content, such as violence, pornography, and extremist propaganda. We just learnt of the 15-year-old self-radicalised student who wanted to carry out knife attacks and behead non-Muslims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becoming a suicide bomber.
Women can also be targeted with online harassment and abuse, including threats of violen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revenge por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may be targeted with online abuse and hate speech. They may also face barriers in accessing online content and services due to inaccessible web design and digital platforms.
LGBTQ+ individuals are also at risk of being targeted with hate speech and discrimination online. This can lead to feelings of isolation and distress and can contribute to mental health issue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2020, I did an IG live chat with Keegan, a 19-year-old resident of mine who was undergoing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Keegan was brave enough to want to share his journey in gender transition and how his family had supported him. While there were many voices of encouragement for him, I understand that unfortunately, Keegan also experienced online hate speech and attacks.
Overall, harmful online content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vulnerable groups. The groups span a wide spectrum and their challenges and needs could be very specific. The Government should raise general awareness of these issues and take steps to protect vulnerable individuals from online harm.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work with the respective communities and organisations which are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May I ask the Ministry for its strategies and plans in this area?
Archives for Legislative Use
Mr Pritam Singh (Aljunied) : Thank you, Chairman. Sir, in the second half of last year, I wrote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Singapore to request two Government files, the challenge of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k pass framework. Both these documents were referred to by a writer in the bibliography of his book,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which is now on public sale. The National Archives said that they did not have the documents but that they were in the hands of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MOM).
I wrote to MOM. However, MOM replied to say that it does not, as a general policy, grant public access to Government files that have not been made public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It also said that Members of Parliament similarly do not have access to Government files and can seek inform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rough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It also shared that for the book in question, the Ministry granted special permission to cit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some Government files, subject to conditions to do research in the writing of the book.
I find it incongruent that such information on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ies can be extended to a researcher but not to legislators for whom the background to policy can be critical. Would the Government be prepared to loosen its criteria for request to such file,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made conditionally public to others for research purposes to all sitting Members of Parliament?
The Chairman : Ms He Ting Ru,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please.
Declassifying National Archives
Ms He Ting Ru (Sengkang) : Thank you, Sir. When we talk about building resilience as a nation, we should also avoid hindering the public's ability to scrutinise and deeply learn about our history so that we and our children may develop a more precise understanding and draw insights from it to formulate better decisions for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for an update on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that are at least 25 years old and are part of the public archives contained in a publicly accessible National Archives online.
First, if declassification continues to be slow, is the Government using or working on one day using new tech, like, AI,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Secondly, I understand that request on National Archives online take up to 12 weeks. Why are these documents not automatically visible since they are already declassified? This lowers the barriers for research and will foster a broader ecosystem on the study of our history.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earlier spoke what the difficulties he faced when making requests to access certain Government files, despite the documents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researchers previously. Could we thus refine the request process to make clearer the mechanisms available to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appeal against rejections of their requests, by allowing an independent process by which the appeal is adjudicated? This process can also take into account concerns about other decisions surrounding declassification issues.
When former Member for Aljunied GRC, Mr Low Thia Khiang, filed a cut on this topic in 2014, he noted that the 30-year rule was adopted by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srael. Since then, the UK has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to a 20-year rule and Israel has moved to a 15-year declassification regime for most of its non-security-related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while remaining sensitive to its current security situation. As Mr Low mentioned, we surely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han Israel.
Thus, it is that we repeat our call for such documents to be declassified, 25 years from the date of record and to make them freely accessible to all.
Government Advertising KPIs
Mr Chairman, in today's interconnected world, state agencies, like other public facing entities and corporations need to conduct outreach. This is understandable. Singaporeans need and deserve timely accurate and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 services, and also about the work that our Public Service does.
What Singaporeans are less informed about is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relations, outreach and advertising campaigns, run by state agencies. Campaigns and actions run on public money should be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not just in terms of whether there is wrongdoing. There is little indication that this is the case, but it is also about how the money is spent and how effective that expenditure is.
Responding to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posed last year,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 estimated that Government spend $150 million to $175 million in advertising in FY2019, with increases of between 30% and 50% in FY2020 and FY 2021. MCI estimated then, for the first half of FY 2022, were between $50 million and $75 million.
Recently, Singaporeans have also noticed prominent advertising campaigns relating to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ND)'s efforts to keep public housing affordable. While public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efforts are necessary, these are still large sums of money. Additionally, the reply to the same Parliamentary Question above also notes that MCI does not track clicks and impressions as each Ministry is responsible for its own advertising budget and effectiveness.
It appears to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here. MCI should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arious different campaigns and outreach programmes across Ministries into which Singapore puts our funds. This will give a better holistic view on how these programmes and campaigns are evaluated and thus adjusted to improve effects or, if necessary, cut for under performance. What are the obstacles in either trac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campaigns or publishing reports of KPIs? How else could we address the concerns above? After all, fiscal prudence also means that we need to be able to maximise the bang for our buck, when it comes to spending public funds.
The Chairman : Mr Leon Perera, both cuts, please.
Government Advertising
Mr Leon Perera (Aljunied) : Mr Chairman, extrapolating from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reply, the Government's total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in 2022 may have been well over $100 million. I will make two points.
Firstly, there has been concern expressed about an SGAG Instagram post that was only labelled "#sp". The Instagram function to show that an IG post is sponsored was not used in that particular instance.
For transparency, would the Government agree to have clear labels on all advertisements indicating the responsible agency? After all, political ads are required to have labels issued by the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POFMA) Office.
Secondly, I agree that there is a legitimate public interest served in Government advertising that serves to nudge citizens to do beneficial things, like take up healthy habits or apply for a useful scheme, for example.
But some advertising seems to not embody a nudging intent. Some ads seem to be aimed more at fostering "feel good" vibes towards an agency, and some even seem aimed at persuading the public to see the Government in a good light, with no clear public interest served in terms of ultimately nudging positive behaviours.
I only have time for one example. This is an advertisement on the housing programme. This ad, referred to by the hon members Mr Leong Mun Wai and Ms Hazel Poa earlier in this House, is aimed at persuading the public that, "We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HDB flats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for Singaporeans" and presents various factoids about Build-To-Order (BTO) launches and prices.
But what is the public interest served here? To raise awareness so people apply for BTOs? But is this necessary? The application rates for BTOs are already very high and rising. Is there a need to raise awareness? So, what behaviour exactly are we nudging with this ad?
Moreover, the ad seems more aimed at persuading peopl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a good job, keeping housing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which is an opinion about public policy and one might say, politics.
If the reply is that such advertising raises public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agency or Government and hence, conduces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hemes, surely, the best way to establish trust is good service delivery and surely that trust cannot be bought with advertising.
So, as to free up more revenue for the Budget, I would suggest that ads be run only where there is a measurable behavioural trade-off. A return on investment test should be applied. Revenue should not be spent on ads that generate "feel good" vibes or which aim to persuade peopl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a good job. The latter is more akin to political advertising and should not be funded with public money.
Advertising Standards
Mr Chairman, the practice of making fals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claims in advertising is dubbed greenwashing. In Singapore, it would seem that action is very rarely taken against advertisers who make dubious claims with the intent to deceive consumers that their products ar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carbon neutral" and so on.
Some countries have legislated on this issue. For example, France's Climate Law prohibits companies from advertising that their products are carbon neutral, unless they can provide public information to back that up. South Korea's government is simplifying its process to fine companies that make false claims about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 UK government has created a Green Claims Code and done some enforcement around that.
While what counts as greenwashing is not always clear,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some solutions here.
First, our Singapore Cod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 should explicitly cover greenwashing, with the Government developing legislation to bring clarity on what constitutes greenwashing in advertising.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CASE) and industry bodies can support this, with the Government playing an arbiter role and also taking reference from definitions found in laws overseas while adapting them locally.
When ready, we can develop relevant legislation, which could include the mandatory provision of supporting documents for companies that choose to make green claims.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 is an early adopter of initiatives to tackle greenwashing, which could provide lessons. In 2022, MAS announced that funds that are sold to retail investors in Singapore under the label of meet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SG) standards will now have to back up their claims with new disclosure and reporting guidelines.
Aside from legislating and enforcing against false advertising under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Trading) Act and sector-specific laws like the Estate Agents Act and the Medicines Act, much more also needs to be done on engaging the public to remind them that spotting and reporting potential offences is a public good and will benefit society.
Engagement will also better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the key on-the-ground issues with greenwashing are, even as we eventually aim to legislate and enforce against greenwashing.
Trusted Content
Ms Jessica Tan Soon Neo (East Coast) : Mr Chairman, the advancement in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people accessing news online both from mainstream media as well as other sources.
3.00 pm
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in Singapore from the end of January to February in 2022, 83% of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they get their news online, including through social media.
Public funding is being provided to our local media organisations to enable them to better service audiences in a digital age. There is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or eyeballs online.
What are our local media organsations doing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news readers online to retain and grow share?
With the potential of harmful influences online, how are our local media organisations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capabilities to engage audiences online and to maintain trust, especially amongst younger demographics?
Digitally-inclusive Singapore
Ms Tin Pei Ling : Sir, the digital future is certain. But we must not inadvertently create a new inequality or widen the existing gap, between those who can access and exploit the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ose who cannot.
Our digitalisation efforts today are for the youths today and seniors tomorrow. But we still have a generation of senior Singaporeans who struggle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digitalisation, despite everyone's best efforts. Some are fearful of being left out or left behind totally.
Hence, as we digitalise, we must continue to help the more vulnerable or less privileged amongst us to: one, maintain access to critical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online/offliine; two be empowered with data connection and devices if they wished to go digital; three, be equipped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four, build up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world.
The Government must continue to make available support and schemes that address these four area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ask:
How has the Government progressed in ensuring Singaporeans have access and have the know-how to harness the benefits of going digital?
What are the "wi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design and proliferate solutions that connect seniors to the wider community, and design it in a way that is easy for them to use and not daunting. In the MacPherson constituency, we tried doing this with the MacPherson Care app. It has not easy,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persevere. But we should also encourage such efforts across the nation too.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ask: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 similar ground-up community initiatives to solve real life problems?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we continue on our journey towards digitalisa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Legislation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Pofma) has accorded the Government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egregious falsehoods that are against the public interest. However, fake news, malicious falsehoods and scams continue to sprout, 就好像打不死的蟑螂.
A whole-of-society effort is needed to combat misinformation. Educating the public on how to discern fake news and falsehoods such that it becomes a natural intuition is the best way to inoculate our population against the poison of falsehoods.
Currently, there are lessons in school to raise awareness on online falsehoods and scams, but there is room to dive deeper and encourage greater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quizzes and project work as students mature and advance. That being said, adults are just as vulnerable – it is not easy to discern which information source is credible. The Government has several good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Fight Fake News" website and the Source, Understand, Research and Evaluate (S.U.R.E) steps in four languages.
What else is the Government doing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educating the public to be discerning readers?
Inclusive Digitalisation
Mr Baey Yam Keng : Sir, I had my first mobile phone in 1995 when I started working. At that time, it was technically a portable wireless telephone that people used for making calls and sending short messages (SMSes). Today, the mobile phone is a lot more than that. In fact, I do not think many people use their mobile phones just to make a call or send an SMS today. We use it to check our social media, do our shopping, make our bank transfers, play games, take photos, among the many things that we multitask in modern day life. The handheld device connects us to a whole digital world.
The spaces we can reach through digital means have become larger, as we perform almost all transactions, connect with anyone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rough a small screen at a fingertip.
However, there are individuals in Singapore who find difficulty navigating a small screen. To them, their world has become smaller.
Recently, I attended a session conducted by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gency's (IMDA) digital ambassadors at Brahm Centre in Tampines. A mock-up grocery store was set up for senior residents to make purchases via e-payment. The ambassadors were very patient and provided one-on-one service to show the seniors step by step. I know my residents found it useful. But I just hope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confidence to do e-payments in real life. However, I also noticed that some residents were still hesitant.
I remember years ago, when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s (ATMs) became available, it also took me a while to trust that the machine would dispense the right amount of money and update my bank account accordingly. And I was a young man then. Imagine the apprehension of a much older person facing the digital world today.
Hence, I was heartened that Minister Josephine Teo spoke about the "Digital first, but not Digital-only" approach as a kinder and more appropriate position to take. I fully applaud that. While we should go as far as what the digital world could take us,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ad by example to still make essential services available through non-digital means.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allocate some manpower resources to offer counter services, a hotline manned by a real person, process cheque payment and so on.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to elaborate how we are preparing Singaporeans in a "Digital first, but not Digital-only" approach.
The Chairman : Mr Alex Yam. Not here. Ms Hany Soh.
Enhance Seniors' Digital Literacy
Ms Hany Soh : Chairman, in Mandarin, please.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Digital servic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mon in our society. However, many seniors are still reluctant towards digital living. They are afraid of falling into online scam traps from inadvertently pressing a wrong button. While digital services carry certain risks, they also bring many conveniences.
With a smartphone, we are able to know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and learn new knowledge without going out.
What plans does the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 hav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igital know-how and skills of the seniors?
In Woodgrove,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 team of digital ambassadors at the SG Digital Community Hub. Prior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Fuchun Community Club, they worked from 10 am to 6 pm daily to help our seniors, guiding seniors on a one-to-one basis to help them move towards digital living.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when our Community Club is under renovation, they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o go outdoors and set up digital assistance booths at a series of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Woodgrove community, to encourage senior citizens to embark on a digital Journey. Take for example the recent Communi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 Day held at 888 Plaza jointly organised with the 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 (SCDF). The digital ambassadors present on that day encouraged our residents to download the SCDF's My Responder app which offers many benefits such as the location of the closest AED when someone needs CPR urgently.
The Chairman :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Assisting Seniors with Digitalisation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Holland-Bukit Timah) : Sir, as we seek to future-proof our economy and buil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be the bedrock of a secure and resilient digital economy, we must journey alongside seniors in the digitalisation process to ensure that the process is safe and secure for each individual especially with the advent of fake news and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scams we need to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 against a blind venture into the digital unknown.
In the process of allowing seniors to go digital, may I ask if the SG Digital Office and IMDA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at a human level to ease and smoothe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our seniors.
Assistance Needed for Digitalisation
Sir, as our city state transitions to adapt to the fast-evolving digital space, we must build a robus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at incorporates every facet of society and ensure that no one gets left behind. The initiative by the SG Digital Office to allow hawkers to go digital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Would MCI and IMDA consider how this can apply to a larger number of shops and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heartlands? The process must be paced to allow SMEs to understand how the transition will operat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ir business. Assisting SMEs and heartland operators in this regard is key.
Digital for Life
Ms Jessica Tan Soon Neo : Mr Chairman,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was set up to promote digital inclusion, encourage and support Singapore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embrac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gital world and enrich their lives. An important aspect that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is to promote good digital habits which includes cyber safety, media literacy and how to manage risks and handle online harms.
I have been fortunate to engage with the Digital for Life partners and I am heartened to see the Digital for Life's vibrant and diverse ecosystem of partners from the people, and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But as digitalis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our lives, how is the Government enhancing partnerships with the people, and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to enhance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to scale digital inclusion to enable the less digitally-savvy to participate digitally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to allow them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Digital Empowerment
Ms Rahayu Mahzam (Jurong) : Mr Chairman, I have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working with the teams at MCI and IMDA in the past as they developed the Digital for Life efforts, including the DfL Festival. I can attest to the creativity and dedication of the teams in creating various meaningful platforms an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on, as we work to enhance digital literacy and capabilities within the community.
One of the beautiful things about the DfL effort is the community of partners that have been rallied to support digital empowerment. I brought my grassroots leaders to the DfL Festival at Heartbeat@Bedok last year and they were inspired by the array of programmes available for the community. They made friends with a few DfL partners and have since brought back ideas to Bukit Batok East (BBE) and worked with some partners.
I had received a kind donation of laptops from Tian Kong and Kancanarama Buddhist Temple and we worked with Byte, a DfL partner, to organise a Byte Void-Deck Technology Lab (VDTL) Coding Programme for young children at Bukit Batok East (BBE). My grassroot leaders also organised an Inclusive Family Carnival and brought in IMDA so that seniors and those in the special needs community could get access to mobile data plans as part of the Data for All initiative. I must also mention that the digital ambassadors had joined us for many community programmes, creating awareness and providing support in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my residents at Bukit Batok East (BBE).
In observing the engagements, I note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use different modalities for different demographics and to tier the empowerment strategies to fit the various levels of capabilities. There is also value in thinking about good and thoughtful design of digital changes that allows for meaningful transition in a way that does not overwhelm those who are not digitally savvy.
Former 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 Prof Lim Sun Sun, shared her views in an article in The Straits Times last year about the lessons we could take from the design of the CDC vouchers. She mentioned the principle of skeuomorphism, where functions or objects in digital interfaces resemble their physical counterparts. This makes the digital interfaces more familiar to users, and to some extent more intuitive. She lauded the design of the denominations of the vouchers and 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digitally less adept. In fact, she said the thoughtful design may also help ease later adopters into accepting more advanced modes of digital payment.
Indeed, the roll-out of the CDC vouchers wa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engage many of the elderly residents as well as the heartland shop owners on digital capability. Some of my elderly Bukit Batok East (BBE) residents would come to my community club office to get the print-out of the CDC voucher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who sought to learn how to download the vouchers and use their phones to pay for their purchases
We will continue to slowly build capability at different levels so that people do not feel left out and can also grow in this digitalisation process.
This journey needs to continue, not just for Bukit Batok East (BBE) but also the whole nation. There is a lot more that we can do to ensure efforts are inclusive to address different needs and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is a great effort and platform that can bring Singaporeans from all ages and all walks of life to embrace digital learning as a lifelong pursuit.
3.15 pm
I would therefore like to ask about the progress of the DfL movement so far. What is next and what can we look forward to in doing more so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The Chairman : Mr Sharael Taha, your three cuts, please.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Mr Sharael Taha (Pasir Ris-Punggol) : Thank you, Chairman. The new NEU PC Plus Programme and Home Access programme ensure that children from lower-income families are not disadvantaged and have access to digital hardware and home broadband.
With increased digital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changing, our school-going children must acquire digital competencies that will ensure that they are ready for the future workplace.
How do we ensure that our school-going children not only have access to hardware but are also digitally proficient? In particular, how do we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ensure that children from lower-income families are not disadvantaged a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digital proficiency?
Digitalisation – Reducing Business Cost
Through the efforts of MCI to grow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C) sector and drive digital maturity, many firms have adopted digital technology. MCI has been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cosystem and advancing digital utilities such as PayNow and Singpass and also providing support for broad-based enterprise digitalisation.
Beyond just adopting digital technology, how can we ensure that digitalisation enables Singapore to remain globally competitive even as businesses face rising costs. Many businesses cite costs of implementation as a barrier to adopt digital technology. How do you assist companies to bring about cost savings from their digital investments?
For companies that have embraced digitalisation and want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capabilities, how are we supporting them to do so?
Retaining Tech Talent
In January, globally, Microsoft cut 10,000 jobs. Google parent, Alphabet, removed 12,000 of its employees. Amazon shed 18,000 jobs and Salesforce axed 10% of its workforce.
According to a Straits Times news report, technology firms laid off 1,270 resident Singaporean workers between July and mid-November 2022. Many of the layoffs were due to economical uncertainty and aggressive overhiring during the tech boom years.
Given the volatility of the labour market as tech companies rationalise their operations, how are we ensuring that our tech workforce stays resilient, 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Connecting Citizens to Opportunities
Mr Eric Chua (Tanjong Pagar) : Chairman, we live in an era of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s. These disruption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live, work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t the workplace, the ado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will unfortunately translate into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for segments of our economy as jobs that have been around for generations get relegated to the history books.
The way business has been conventionally conducted in industries such as retail and media are also being ruthlessly upended.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s often exacerbate the digital divide, thereby further deepening the rifts between the young versus the old, the haves versus the have nots. Even in non-IT sectors, employers increasingly expect employees to possess adequate IT competencies.
For instance, it is not a stretch for organisations to expect employees to exhibit basic mastery in areas such as cybersecurity.
For example, an organisation's cyber defence is only as strong as its weakest link. An employee that succumbs to phishing emails, unintentionally introduces malware into a company's network, thereby opening the doors for corporate espionage or sabotage activities, would likely not be viewed upon favourably by his or her supervisors.
Increasingly, a good command of IT skills is fast becoming a core skill employers look out for.
Employees may be expected to leverage technology in enhancing collaboration across teams at the workplace. Employers may increasingly expect employees to be proficient in using collaboration tools and platforms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ir colleag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Employers may also expect employees to harness technology to innovate business processes, improv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and enhance overall productivity.
How can we help Singaporeans grow relevant digital competencies such that they can keep up and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in a world of continuing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s?
How do we make "learning and adapting to ever-changing technologies" a way of life amongst our working population? How do we help more senior members of our workforce manage the stresses of adapting to new technologies and tools?
After all, it is only human for one to be anxious about the unknown and to fear making mistakes.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in work environments such as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where any mistakes in the use of technology can result in grave consequences.
The Chairman : Mr Abdul Samad. Not here. Ms Janet Ang.
Trust and Talent in Digital Economy
Ms Janet Ang (Nominated Member) : Mr Chairm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strategic imperative for all businesses in the new economy.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partnered industry to drive "SMEs Go Digital" with pre-approved solutions, business grants as well as consultancy support. Yet, only 19% of our companies in the National Business Survey have lis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one of their top five priorities.
How well have our SMEs adopted digitalisation and what else is MCI and IMDA doing in 2023 to further dr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pecially amongst our SMEs?
E-payment with PayNow was a lifesaver for businesses during the pandemic. Can MCI update us on the progress of e-payment adoption as well as e-invoicing and e-signature?
In the most recent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SBF) survey, businesses have called out that the lack of talent and know-how are barriers for SMEs to digitalise and transform. Can the Minister update us on how the implementation of CTO-as-a-Service has supported the SMEs with regards to digital leadership and know-how?
TechSkills Accelerator (TeSA) and Career Conversion Programmes have focused on developing and reskilling local talent to meet the demands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skills. How successful have we been developing the required skills to meet our needs?
At the same time, how successful have we been in attracting strategic global tech talent with the ONE Pass programme?
MCI is the Government's communications agency. I have heard positive feedback on the efforts made to make Budget 2023 simple to understand for the ordinary Singaporean and businesses.
That said, what measure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not spend on advertising on what can be perceived as self-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or to show it in a positive light? How does MCI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spending?
Partnering Industries for the Future
Ms Tin Pei Ling : Sir, Singapore ranks among the top countries for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adoption.
We have the highest average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in Asia and the number of 4G subscriptions in Singapore is almost one and a half times that of our population. Last yea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reported at the COS that we are on track for nationwide 5G coverage in Singapore by 2025. Could we get an updat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5G coverage and if it could be expedited so that Singapore can capture the value created with 5G sooner?
As coverage expands, how stable has 5G been and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help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to utilise and maximise the benefits that 5G can offer?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partner the industries to create more use cases that will further propel our economy forward?
Data is fundamental to innovations. As articulated in my cut to PMO last week, adequate data protection is most certainly necessary. But there is apprehension and perhaps confusion around the use of data and companies would understandably also be wary of sharing data stemming from competition concerns.
Thus, how can we avail and share data in a secure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experiments and product testing without compromising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Could the Government play a greater role in working with industry players to facilitate this?
Given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such as blockchain and cryptography, might there be scope for more curated Government data to be accessed in a safe, controlled and anonymous manner?
As we look at 5G and the likes of Web 3.0 now, we must continue to look ahead and think of 6G, Web 4.0 and beyond. These require industry engagements, jointly imagining the future and charting out what infrastructure or building blocks are needed to enable that future.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partner the industries to co-imagine the future and build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eeded that is secure, versatile and green?
The Chairman : Ms Jessica Tan, both cuts, pleas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Ms Jessica Tan Soon Neo : Thank you, Mr Chairman. Sir, the fibre-based Nationwide Broadband Network (NBN) ha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Singapore to become an intelligent and Smart Nation. It has made possible the high broadband penetration to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in Singapore and enables access to services.
The pandemic has demonstrated the value of investing in the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as the NBN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providing the connectivity for Singaporeans to work, learn and access services from their homes.
With the acceleration and speed of digitalisation in Singapore and our Smart Nation ambition, the demand, volume and complexity of our infrastructure will grow exponentially. What are our next steps and investment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NBN to build capacity and high-speed connectivity for future needs, to realis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and to be prepared for unexpected challenges?
Beyond capacity and speed of connectivity, security risks, privac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will also have to be key considerations as we plan for our future NBN.
Digitalisation of Businesses
Mr Chairman, the COVID-19 pandemic disrupted many businesses and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able businesses to continue to operate.
While businesses d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isation of their business,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ising business costs faced by businesses, especially SMEs, do pose challenges. What is the progress of the digitalisation of businesses in Singapore, especially amongst SMEs?
There are a slew of initiatives and programmes to support businesses to digitalise, just to name a few – CTO-as-a-Service, Digital Leaders' Programme, Industry Digital Plans (IDP) and Advanced Digital Solutions (ADS). How have these programmes enabled businesses to digitalise,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to raise their competitiveness? How is MCI supporting businesses to digitalise?
The Chairman : Order. I propose to take the break now.
[(proc text) Thereupon Mr Speaker left the Chair of the Committee and took the Chair of the House. (proc text)]
Mr Speaker : Order. I suspend the Sitting and will take the Chair at 3.50 pm.
Sitting accordingly suspended
at 3.26 pm until 3.50 pm.
Sitting resumed at 3.50 pm.
[Deputy Speaker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in the Chair]
[(proc text) Debate in the Committee of Supply resumed. (proc text)]
[Deputy Speaker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in the Chair]
[(proc text) Head Q (cont) – (proc text)]
The Chairman : Minister Josephine Teo.
3.51 pm
The 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rs Josephine Teo) : Mr Chairman, earlier in the debate, I outlined the lessons learnt from our Smart Nation journey as we strengthen our digital social compact. MCI plays a key role in overseeing this compact, ensuring that it remains robust amid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 and that it benefits all Singaporeans.
Our theme for Committee of Supply this year is therefore "Empowering Singaporeans to thrive in our digital future". To do so, we must sustain the two aspects of our digital social compact: the aspirational and the protective.
Our aspiration is for all Singaporean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created through digital developments. To achieve this, we must build the foundational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our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Sound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has been a cornerstone of Singapore's success. For example, the shape of our city for the next 50 years has been mapped in URA's Long Term Plan. The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40 outlines our transport ambitions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Few countries think this far ahead, much less organise themselves to realise such plans.
To succeed in our digital future, we need an equally thoughtful and committed approach to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this end, MCI will develop a Digital Connectivity Blueprint, which may be a world first, if not one of very few. This blueprint will lay out the full scope of our long-term infrastructural ambitions, cutting across broadband, mobile and Wi-Fi networks, as well as our undersea cables. It will lay the groundwork for us to transcend our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creat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all Singaporeans.
Given the fast-changing nature of digital, it would be unwise for Government to attempt this exercise on our own.
I have therefore asked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to co-chair an advisory panel comprising business and industry leaders, to bring them on board early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blueprint incorporates their needs. I expect this phase of our work to take six to nine months.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will outline the specifics of our plan.
Of course, it is not just infrastructure that must be primed for the future. Our people and businesses must be ready too.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isation is not lost on our businesses. Ninety-three percent Singapore firms have adopted at least on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demand for tech talent across the economy is strong. But there are still areas where businesses face hurdles, especially as the global baseline of digital adoption rises and competition heats up.
To strengthen support for businesses, we will develop a Digital Enterprise Blueprint. This will comprehensively lay out how we are promoting and supercharg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national, sectoral and firm levels.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an Kiat How will share more about our plans.
In pursuing our digital ambitions, we must not neglect the equally important protective dimension of our digital social compact: the dimension of trust and safety. Without this, confidence in digital will erode. There are three issues of concern.
The first has to do with inclusion. The path of digital development must be wide enough to accommodate as many as possible. Those who fall off this path will find it hard to support and participate in digital developments, much less embrace its benefits.
The second is about keep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safe for Singaporeans. The digital realm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malicious actors to manipulate, deceive and coerce. Compromise of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could severely disrupt our economy and our lives. Such occurrences breed a sense of danger and distrust.
The third concerns how we keep our society united and resilient. We recognise the risk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being exploited to undermine social cohesion through this misinformation. Left unaddressed, this can deepen fault lines, polarise societies and fuel intolerance as well as hatred.
Today, I will explain what MCI is doing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First, on inclusion, which Ms Tin Pei Ling and Mr Sharael Taha have asked about. In terms of connectivity, 92% of our households have access to a computer and 98% have broadband. This is far more than many countries can say. However, MCI believes we can reach a higher bar in terms of access as well as inclusion.
One group we remain concerned about are lower-income households. For most households, digital connectivity has become as essential 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But for some, connectivity can still feel costly.
Since 2020, we have helped over 46,000 households stay connected through the NEU PC Plus and Home Access schemes. We will streamline these schemes into one, eas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provide more affordable digital access for those who need it most.
To that end,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DigitalAccess@Home scheme from April this year. It will provide subsidised broadband and digital devices to eligible low-income Singaporean households. The Government has set aside about $80 million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to fund this scheme, which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60,000 households.
Under this scheme, the cost of broadband will be reduced to as low as $5 per month for eligible households living in HDB rental flats under the Public Rental scheme. Those living in 1- to 3-room flats will pay $10, while those in 4-room or larger flats will pay $15 monthly. For another $5 monthly, they can double their bandwidth from 500 Mbps to 1 Gbps.
In addition, households which include ComCare Assistance beneficiaries will automatically qualify for the highest level of subsidy and pay the least. Households with students on MOE's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s may also enjoy the highest level of subsidy depending on income. We will work with these agencies to auto-qualify these schemes' beneficiaries.
To achieve digital inclusion, broadband acces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device access. This is often a bigger barrier as the costs are higher and harder to spread out.
Under the DigitalAccess@Home scheme, beneficiaries can enjoy subsidies of between 25% and 75%. This will reduce out-of-pocket costs for device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support, beneficiaries will pay between $75 and $250 for a tablet, and between $220 and $710 for a laptop.
For larger households with school-going children, we are partnering the people sector, through organisations like Engineering Good and SGBono, to provide up to 1,000 refurbished laptops per year to support them. From the demand seen in existing programmes, this number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meet current needs.
Mr Chairman, allow me to describe the gist of our updated policy in Mandarin and how we should think about our seniors in our digital future. I will also outline what it means to be "digital first, but not digital only", which Mr Baey Yam Keng and Ms Janet Ang have asked about.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Singapore has achieved very high levels of digital access amongst our households, to the envy of many natio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we can do more. Therefore, we will allocate about $80 million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to introduce the new Digital Access@Home programme to better support low-income households with access to broadband and digital devices. That said, digital access alone does not equate to digital inclusion. 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seniors around us who own the latest handphone model but do not know how to use many of its functions.
Hence, the Government is advocating for a "Digital First" and not "Digital Only" approach for now. This mean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non-digital options for essential services. Many people have told me that this message was very reassuring, helping to ease their anxieties. However, some have also asked me if it means that our seniors no longer need to learn digital skill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latest survey shows that the digital skills of seniors have improve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percentage of seniors in their sixties who have basic or higher digital proficiencies has risen from 28% to 44% – an increase of 16%. More seniors in their seventies or older are developing their digital proficiency, with the percentage rising from 7% to 29% -- an increase of 22%. The data shows that our seniors understand that the digital future is materialising, and they should – and they can – adapt, just as they have successfully adapted to many aspects of Singapore’s modernisation in the past.
These figures, and the various ForwardSG citizen consultations, also show that we should not rush that process. In imparting digital skills to our seniors, the learning process should consider their ability to absorb information and make good use of peers to support their learning. The content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seniors, such as teaching them e-payment. The desig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hould incorporate their perspectives and be intuitive for their use.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 learning spirit or ability of our seniors. What they need is time, opportunity, encouragement, and empathy.
Therefore, be it the Government, businesses, or community groups, let us help our seniors to pick up digital skills and be with them on this journey every step of the way.
4.00 pm
( In English ) Mr Chairman, let me emphasise this. While some seniors need help with digital skills, we should not dismiss their ability to be part of our digital future. What they need are time, opportunity and empathy.
Take Mr Richard Yip, a 72-year-old grandfather of three who discovered NLB's MakeIT programme through NLB's app. Members may recall that the MakeIT programme allows residents to experiment with fabrication technologies at libraries around Singapore. Mr Yip was intrigued by th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on offer at Jurong Regional Library. He started using it to print small solid pieces such as insects and dinosaurs, which his grandchildren loved and which made him incredibly popular with them. Over time, Mr Yip progressed to using coding and robotic microcontrollers to create moveable toys for his grandchildren, making him even more popular. He is now an advocate for 3D printing, describing it as a "dream come true" for seniors like him.
To questions by Ms Hany Soh,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Mr Seah Kian Peng and Mr Yip Hon Weng, IMDA's SG Digital Office (SDO) was established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to provide digital training to seniors in areas like digital services, e-payment and cybersecurity. Much of this involves one-on-one coaching or small group learning in community spaces where seniors are comfortable.
To date, SDO's Digital Ambassadors have trained more than 210,000 seniors to use smartphones for basic tasks and daily needs. By now, many seniors in the heartlands recognise our Digital Ambassadors as "the friendly people in purple shirts".
Since this January, SDO has also worked with the PA's Active Ageing Council to create digital support groups promoting peer learning among our seniors.
To Mr Gerald Giam's ques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be planning for more ServiceSG touchpoints in tandem with demand. In the meantime, the SDOs, our community centres (CCs) as well as libraries do provide basic support.
Mr Yip's example also shows how our libraries are equipping Singaporeans with digital skills. Under NLB'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Blueprint 2025 (LAB25), libraries will work more closely with leading tech companies to do so.
At the inaugural ExperienceIT showcase at the full opening of the Punggol Regional Library later this year, Amazon Web Services will help put together an experiential exhibit introducing visitors to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collaborative approach is a consistent thread in our efforts to uplift digital skills.
For example, since 2020, MOE and IMDA have made Code For Fun, an enrichment programme o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vailable to all upper primary students. This is an important social leveller that reached 50,000 students in 2022.
Ms Jessica Tan and Ms Rahayu Mahzam have asked how we are enhancing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DfL).
Since the movement was launched in 2021 to mobilise ground-up efforts, more than 130 partners have pledged support and kickstarted around 140 initiatives. More than 270,000 have benefited from these initiatives.
There is now growing momentum among DfL partners to introduce new programmes. For example, Microsoft will offer classes to expose children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to topics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nd Mixed Reality.
As the DfL movement gathers pace, MCI is conducting a series of Forward SG engagements with people, private and public (3P) sector partners to target specific areas of need. In the next phase of engagements, we will focus on topics such as parenting in a digital age and enhancing user experience in digital Government services.
Mr Chairman, let me now turn to safety and security.
According to Microsoft's 2023 Global Online Safety Survey, 77% of Singaporeans have experienced at least one online risk in the past year.
At the Committee of Supply (COS) debate for the Ministry for Home Affairs (MHA), I shared plans to introduce an Online Criminal Harms Act. This builds on the Online Safety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which was passed in Parliament last November and came into force recently.
At last year's debate, I explained that the change in law was to enable the introduction of a code of practice for social media services. IMDA has been engaging industry partners to finalise this code and expects it to be implemented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n debating the Bill, I also indicated that we would look beyond social media services to other widely used onlin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To Ms Tin Pei Ling's and Ms Janet Ang's questions, we will take another step to strengthen online safety through a new Code of Practice for App Stores. App stores may carry apps with harmful content,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This could include content depicting explicit sexual activities or inciting violence. As with social media services, app stores should be expected to have systems and processes in place to deal with harmful content. The new code will take time to be developed and involve industry engagement. We will work out the details and update Members in due course.
In the debate on the Bill, there was also strong interest from members for MCI to look into online games.
When the new Code for App Stores is introduced, the risks of exposure to harmful content through games on these stores will be curtailed. Apps with egregious content may also become unavailable for download. But games may also be accessed through platforms other than app stores. We will have to study how to deal with this.
A possible measure is to introduce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online games, much as we already do for video games. This will clarify the age-appropriateness of games and help parents exercise better supervision over their children's online gaming. We will work towards these moves over the next 12 to 18 months.
We have also started a detailed landscape survey on online gaming to assess if more can be done, for example, to reduce the risk of cyber addiction, which Ms Hany Soh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survey is necessary because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or the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s. The concerns in Singapore are also not fully understood.
A survey covering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will allow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ssues and shape our response. This may include working with the people sector to support the vulnerable groups which Mr Baey Yam Keng had identified. The survey will examine exposure of children to unwanted interactions and inappropriate content on gaming platforms. It will also examine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gaming, extending beyond problematic content. This requires extensive work and we will do our best to be timely.
Next, I will briefly discuss cybersecurity.
Cybersecurity has become a crucial aspect of national security, especially for a country as digitally connected as Singapore.
During last year's debate, I announced that the Cyber Security Agency of Singapore (CSA) was reviewing the Cybersecurity Act, which only came into effect in 2018. Since then, CSA has held discussions with its stakeholders, including owners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II). We have also engaged trade associations and key industry players. We have made good progress and will start formal industry consultations next month.
One area under review is how we will adapt our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allow the safe and secure use of virtualised systems beyond CII. Specifically, CSA has identified cloud services and data centres as foundation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e need to better protect. As this is a new area, our discussions with the industry will be important in ensuring that our regulations remain effective.
With increasing industry digitalisation, demand for cybersecurity services has been growing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CSA is hence examining how we can develop our entire cybersecurity ecosystem, ranging from nurturing talent to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apability development.
We will provide updates on this as well as the Cybersecurity Act review later this year.
Let me briefly discuss our approach to emerging technologies, which Ms Tin had asked about.
By now, Members are all aware of seminal developments in AI, including tools like ChatGPT. While AI brings many benefits, it also brings risks we must mitigate.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AI is increasingly commonplace.
Members will recall that in 2019, Singapore launched a 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Last year, we also launched AI Verify, the world's first AI Governance Testing Framework and Toolkit. We will build on these initiatives to strengthen the guardrails that ensure responsible AI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Let me mention two Advisory Guidelines that will be published by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 later this year.
The first is on the use of personal data in AI systems.
This will encourage AI users to abide by standards of transparency and explainability so that customers will know when and how AI is being used to process their personal data. It will also contain best practices on how industry can use personal data to train, test and monitor AI systems.
The second is on children's personal data.
This will set out clear actionable standards for social media services and companies whose products interface with children. For instance, they must obtain parental consent before collecting data from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3 and implement protective defaults such as making sure that children's profiles are not made public.
There are many more questions about AI that deserve our attention.
Members will recall that Open Government Products (OGP) has integrated ChatGPT into Microsoft Word and plans to trial its use among some civil servants. As more use cases are developed, we will monitor developments to support AI innovation whilst protecting our people.
Emergent technologies that are immersive, decentralised and anonymous, including the metaverse and Web 3.0, could also introduce new types of online risks.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our measures to keep in step with technological trends.
I will now turn to the third theme of my speech – promoting trust to build social resilience.
To withstand online misinformation, Singaporeans must have trusted and easily accessi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 their absence, we cannot assume that our society will hold together. A citizenry that is informed and information-literate helps to strengthen social resilience. This is a key reason for supporting our Public Service media.
To Ms Jessica Tan's question, our local media's digital capabilities have strengthened considerab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To grow online outreach, especially to the young, they have used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tell stories in innovative ways.
For example, Mediacorp has used augmented reality in its coverage of the Russian-Ukraine war. The Straits Times has used interactive graphics to report on how our HDB flats have changed over the decades and the impact of rising sea levels on our shoreline. Some of these efforts have won international acclaim.
4.15 pm
Our vernacular media are also making efforts to go where audiences are. For example, Mediacorp has launched a digital-first Chinese-language debate programme, “Frontline Connects” or《前线开讲》 that caters primarily to younger audiences online. Berita Harian has produced podcasts discussing social and geopolitical issues, and Tamil Murasu is on track to launch its mobile app this year.
These efforts have paid off especially with younger viewers. An MCI survey showed that 82% of 15- to 24-year-olds regularly consumed local mainstream news via online platforms in 2021, a jump of around 30-percentage points since 2018.
That said, our media has lots more to do. As Singaporeans’ news consumption habits continue to evolve, both SPH Media Trust (SMT) and Mediacorp will have to continue demonstrating progress. True transformation will not come just through new technologies but from mindset changes. Journalists will need to develop new skills and have the support of manage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road ahead is long and difficult, and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 effort required.
When it comes to promo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NLB) also plays a critical role. To questions by Ms Tin Pei Ling, since 2013, NLB’s flagship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me, SURE, has been helping citizens navigate our dense information landscape.
Complementing these efforts, NLB launched the “Read to be SURE” campaign in November 2021 to further promote critical thinking. The campaign helps Singaporeans hear from different voices on topical issues such as cryptocurrency or gender equality. Since inception, it has garnered over 220,000 engagements.
Mr Chairman, let me conclude by touch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of our efforts in digital. Today, Singapor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digital developments, at the frontier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This has brought real economic pay-offs.
In addition, by positioning ourselves as a thought leader, we are better able to partner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shape new international norms in digital. Promising developments include our chairman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n ICT Security, th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s with Australia, the UK and South Korea, or the US-Singapore Partnership for Growth and Innovation, the Smart City Initiative with Shenzhen, the ASEAN Data Management Framework which we initiated and the Digital Forum of Small States (Digital FOSS) which we championed.
These initiatives are opportunities for our voice to be heard and our economic space to expand.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that we will succeed in every project, nor can we be sure that global developments will always be favourable. But our foundations are strong, and our investments will bear fruit. Working with our partners at home and abroad, I am confident we can empower Singaporeans to thrive in our digital future.
The Chairman :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Dr Janil Puthucheary.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Dr Janil Puthucheary) : Chairman, MCI wants to empower every Singaporean to thrive in our digital future. In my speech, I will explain two ways in which we are laying the foundations to do so.
One, by investing in the underly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connect all of us and power the digital services and products we use; and two, by building up stro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o create new value from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se are long-standing priorities for MCI.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form the basis for our continued access to quality digital services and content. For businesses, these allow them to connect to more customers, raise productivity and generate new business value. Our work in these areas is therefore never quite done. We need to build on our progress, adapt and invest in the future a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our people’s needs change.
With this in mind, we continue to enhance Singapor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not only meet current demands for speed, capacity and reliability, but to cater for anticipated needs and reap future benefits as technology and the use cases evolve.
Understanding future demand will help us make calculated bets as we invest in Singapor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t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 as technology advances in disruptive and non-linear ways. We have had to carefully asses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ctively consult the industry and boldly imagine the use cases that consumers and industry would participate in and want to experience her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wide fibre broadband network (NBN) is a good example of such a calculated, future-oriented bet to buil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en we made the decision to develop the NBN back in the mid-2000s, most people were comfortable with the 30 megabits per second speed that our copper-based infrastructure already provided. It was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browsing the web, checking your emails. Holding virtual conferences and lessons over platforms like Zoom or streaming media content over services like Netflix were not common as they are today, almost 20 years since we began our NBN journey.
But without knowing the specific details of what would happen over the next 20 years, we envisaged that services like online collaboration, e-learning and high-definition entertainment would transform the way we live, work and play.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invested in the NBN to provide the high-speed connectivity required to support these services for the betterment of Singaporeans’ lives.
We began rolling out the NBN in 2008 and provided nationwide fibre coverage to homes by 2013. Today, one gigabit per second plans are the standard among households and 98% are on broadband. The NBN’s value was all the more apparent during COVID-19. Its buffer capacity enabled us to cater for increased network traffic from the surge in digit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working or learning virtually from home at one point or another. This allowed us to maintain some continuity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y.
It took nearly 20 years for us to realise the full potential of NBN. That same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we adopted for the NBN underscored our more recent decision to build 5G standalone mobile networks. We foresee many possibilities in 5G for businesses, workers and consumers as a result of faster speed, lower latency and higher device connection density compared to 4G. We facilitated the early roll-out of 5G standalone networks by allocating spectrum for our telcos to build them while setting clear performance, coverag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requirements.
To Ms Tin Pei Ling’s question on the progress of the 5G roll-out and development of use cases, the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 had recently measured to confirm that we have reached 95% nationwide outdoor coverage on Singapore’s first two 5G standalone networks.
With the roll-out progressing well ahead of schedule, our focus is currently on supporting the industry to tap on 5G’s capabilities to enhance their operations and service offerings. For example, IMDA has awarded new and innovative projects under its 5G Innovation Programme.
One such project is the Hyundai Motor Group Innovation Centre in Singapore. Unlike the fixed production lines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Hyundai Motor Group’s upcoming facility will have over 100 mobile robots deployed across the factory floor to simultaneously transport material required for vehicle manufacturing. 5G is what enables seamless real-time data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back-end automated control system and the robots.
5G makes possible new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at will both enhance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control. For workers, it reduces labour-intensive activity and minimises the safety risks they bear in manually transporting heavy material. It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take on higher value roles. Hyundai Motor Group intends to hire robotics engineers, data analysts and process engineers for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acility.
For consumers, the more agil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llows for hyper-customisation of ‘built-to-order’ vehicles to cater to different needs and preferences. This is Hyundai Motor Group’s first such facility in the world. They have shared with us that beyond Singapore’s position as a manufacturing and logistics hub,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innovation and cutting-edg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make us an attractive investment location. I look forward to the facility’s launch and the benefits that it will bring to Singaporeans.
Another newly-awarded project is Weston Robot’s electric Unmanned Surface Vessel for autonomous river cleaning. 5G enables the video analytics and high data throughput necessary for the vessel to detect and clean rubbish outside of its pre-programmed path, and to respond to emergency situations such as oncoming boats. Much like the vehicle manufacturing example, this project will help to reduce manual labour by enabling operators to pilot multiple vessels from a command centre and thereby also allowing cleaning services companies to manage manpower constraints in the sector.
These use cases represent the initial fruits of our early investments in 5G. Just as the full value of our investments in the NBN was realised over time, we can expect more applications of 5G in the coming years as the rollout is completed, the ecosystem matures and demand shifts.
Today, we find ourselves having to consider similar bets to those we made for NBN and 5G, to ensure that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ack is poised to power Singapore’s next bound of growth. This infrastructure stack includes wired and wireless networks which together provide connectivity within Singapore, subsea cables that connect u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data centres that store and compute data which enable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utilities which are foundational digital services such as digital identity, e-payment and e-invoicing, document attestation and data exchanges, all of which enable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to transact seamlessly and secure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hysical-digital" infrastructure such as Internet-of-Things (IoT) devices that enable the exchange of data between physical objects and digital network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planning for all these components in a holistic way. For example, for IoT deployment to grow, there must be security and sufficient capacity in our broadband and mobile networks. For users to experience seamless connectivity at home or on-the-go, the Wi-Fi and mobile speeds must be comparable. When it comes to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whole can be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provided we plan well and coordinate properly. We need to make the different layers and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infrastructure stack work well together to sing together as a chorus to maximise our investments in each component.
The Digital Connectivity Blueprint that Minister Josephine Teo briefly mentioned is being developed with this idea as well as future needs in mind. The blueprint will outline what is next for Singapore’s connectivity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broadband, mobile and Wi-Fi networks that power our domestic connectivity and subsea cables that provide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The blueprint will also identify interconnections with othe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mponents that complement this connectivity layer such as data centres and digital utilities. These interconnections are vital to maximising the value of the infrastructure stack.
As Ms Tin Pei Ling noted,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partner with industry to chart this path. Shaping the Digital Connectivity Blueprint alongside the Government is a newly set up Advisory Panel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at I co-chair with Mr Irving Tan who has rich experience in the tech sector.
The panel brings together industry and business leaders who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and account for the wide range of perspectives in the evolving digital arena. Collectively, the members bring to the table insights on technical and business viabilit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as potential business and consumer demand.
Both Ms Jessica Tan and Ms Tin Pei Ling spok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s we plan for our fu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approach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and has been taking. The panel’s deliberations will be guided not just by economic imperatives but security, resilience, inclusion and sustainability too.
Our partnership with industry goes beyond the panel. Also informing the blueprint are MCI’s engagements with the wider industry, including on the NBN. Ms Jessica Tan asked about our next steps to enhance the NBN. As announced last year, we will be embarking on a full-scale upgrade to deliver speeds of up to 10 gigabits per second, which is 10 times faster than today.
The decision to upgrade the NBN was prompted by trends toward more content generation by end-users and immers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users in the digital space. These have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sectors such as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We want to ensure that our infrastructure can support such bandwidth-intensive activities.
4.30 pm
This is a significant endeavour on a nationwide scal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undertake it efficiently and in close partnership with the industry. Industry players generally recognise these trends, the bandwidth requirements they br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planning ahead for our NBN infrastructure. MCI and the advisory panel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the wider industry on the upgrade approach and consider their feedback as we chart our way forward.
Sir, in keeping with our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making investments to build up a vibran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explore how emerging technologies can position our people, businesses and nation well for the future.
While we roll out our 5G networks, we are already embarking on research in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like 6G. W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enhance Singapore's 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generat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for us in the future, just as 5G is beginning to do so today. Such upstream investments include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s Connectivity Lab, a testbed which IMDA partnered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SUTD) to launch in Singapore last year.
A more familiar tech area to many would b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AI, especially with the AI-driven chatbot, ChatGPT, gaining attention for its ability to generate content from law essays to code. When employed effectively, AI brings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such as increased efficiency through the automation of tasks and better decision-making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data-driven insights and predic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steadily investing in AI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nd Singapore today is ranked among the top 10 countries based on publications at AI conferences and our researchers ar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These research capabilities have yielded useful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ers at AI Singapore's Speech Lab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ccuracy of transcribing our Singaporean colloquial speech to English text, taking into account our unique accents, terms and mix of languages used. The solution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 and the 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 (SCDF) for their hotline services, improving back-end case management.
Under the Government's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RIE) 2025 plans, we will strengthen ou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ree areas: first, by expanding our base of research talent.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attracting and nurturing talent to drive innovation across the value chain. For example, the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is partnering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to launch a call for AI Investigatorships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se Investigatorships are targeted at top-tier AI researchers who, in the course of their research, can also mentor and groom other promising talent.
Two, enhancing the links between ou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es, so that we can translate the fruits of our research into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businesses. Our grant calls under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s R&D Programme support translational research. The aim is for these demand-led projects to generate products for the industry. And lastly, we are boost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help sharpen ou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fforts. In December last year,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AI, facilitating bilateral AI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s Minister Josephine Teo has emphasised, there must be safety and trust in the digital space for our businesses and people to feel confident tapping on new technologies. We are, therefore, also supporting the industry to pursu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cybersecurity. An avenue through which the Cybersecurity Agency of Singapore does this is the Cybersecurity Industry Call for Innovation, or CyberCall. One company that benefitted from CyberCall is MicroSec, which found a new way to secure low-powered IoT devices. Their solution has been deployed to improve the cybersecurity of 16,000 home devices, such as smart sockets in the HDB Punggol Northshore Project.
Building the trust and safety necessary for innovation to thrive goes beyond cybersecurity. Users must be assured that businesses are employ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responsibly. The Minister has outlined in her speech how MCI is supporting businesses in providing such an assurance to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into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re is research that contributes to knowledge and appreciation of our history and heritage, to inform who we are as a nation and a society. Government records are a key part of such research. Mr Pritam Singh asked if th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lease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hat has already been extended for research purposes, to all sitting Members of Parliament. This is with reference to his request to an agency where the information sought had yet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AS) for preservation.
To be clear, the file in question is not available for public access and remains classified. This is distinct from public archives that are public records, that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NAS and can be requested for inspection by any person, for the purpose of reference or research as set out in section 18(2)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Act.
For records that remain classified and are not part of the public archives, agencies may grant access to specific information for specific purposes, such as to write a book, and subject to conditions, such as complying with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and submitting the information to be quoted for vetting prior to release.
In this particular instance, the agency had allowed the researcher access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record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researcher would only publish and cite specific information with the agency's permission. As a matter of policy, the Government does provide researchers access to information for legitimate research purposes.
But doing so, does not mean that the entire record has been declassified, nor that it is generally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f someone has a specific reason to access closed records, a request can be made, and the request will be assessed by the Government on its merits. If Mr Singh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background, thinking or the rationale behind a Government policy, there are several routes he can take. One way is to approach the relevant Ministry to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and a clarification.
In addition, Mr Singh and Members of this House also have the option to file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and receive a formal reply from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a separate process where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transfer their classified records to the NAS for long-term preservation and declassification when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do so.
This is pertinent to the question Ms He Ting Ru asked about making archival material more accessible. The NAS has been working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to declassify and make available more Government records. The metadata of around 780,000 records are publicly accessible on Archives Online; and this has been increasing over the years.
In addition, since 2016, Government agencies have reviewed more than 7,000 Government records that were not yet declassified. This was in response to 2,130 requests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Eighty-three percent of these records have been approved for access. In total, some 68,000 file records have been declassified and mad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In one example, the Government had agreed to declassify and release documents in Dr Goh Keng Swee's famous "Albatross File". This is a file that Dr Goh Keng Swee kept in the run-up to Singapore's separation from Malaysia.
The process of declassification began some time ago, and took some time,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terial. A subset of the material was part of a public exhibition, and a larger set of declassified "Albatross" documents will be released in a book on Separation, to be published later this year. They will include cabinet papers and Dr Goh's notes of his conversations with Malaysian leaders. We are committed to ensuring greater access to Government records, so that they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public to research and obtain information on Singapore.
Sir, let me sum up. Building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re foundational to a vibrant digital future for Singapore. With these strong foundations, our businesses and people have the ingredients to generate new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edge, which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an Kiat How will speak more about. I want to end by reiterating that our efforts to shape a bright digital future are premised on a very human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Singaporeans.
And with an eye to the future and close collaboration among all of us,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we can and will create a bright digital future for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s to come.
Mr Deputy Chairman :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r Tan Kiat How.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r Tan Kiat How) : Mr Chairman,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generated strong growth for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or I&C, sector has grown by 13.4% and 8.6% in 2021 and 2022 respectively. Going digital is no longer a "good to have" for our firms and workforce. To stay ahead of competition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ir customers, our firms must go digital or risk being left behind.
But we are doing so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Ninety-three percent of our firms have adopted at least one digital solution. Firms have improved their overall digital maturity over the years. However, given the uncertain economic outlook and near-term cost pressures, firms – especially our SMEs – may be tempted to press the "pause button" on their digitalisation plans. I urge these firms to reconsider.
Firms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catch up later. In fact, I encourage firms to press "fast forward", to deepen digital capabilities and sharpen their competitivenes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you wherever possible.
Ms Jessica Tan, Ms Janet Ang and Mr Sharael Taha asked how we are helping our businesses. We will do so in two ways. First, putting in place an enabling digital ecosystem. Second, assisting our firms in staying cybersafe, even as they use digital solutions more intensively. Let me elaborate on the first prong. We are putting in place enablers at the national, sectoral and firm levels.
At the national level, we are scaling up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utilities, like PayNow and InvoiceNow, which are foundational services that support core business functions of our firms. Since its launch in 2019, 55,000 businesses have adopted InvoiceNow, which saves an average of $8 for each error-prone and time-consuming invoice replaced. We launched the InvoiceNow Transaction Bonus last November. Firms which have sent 10 or more e-invoices using InvoiceNow, will receive a cash grant of $200. I encourage more firms to make full use of this bonus.
At the sectoral level, we launched 20 Industry Digital Plans, or IDPs, since 2017. Eighty-five percent of SMEs told us that they registered time savings and 75% of them reduced their dependence on manual labour. We are refreshing the IDPs. I launched the refreshed Food Services IDP in November last year. This year, we will refresh the Retail IDP, the Security IDP and launch the Legal sector IDP.
Mr Eric Chua and Mr Abdul Samad asked about helping the broader workforce keep up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s. I am glad to share that the refreshed IDPs contain an updated Digital Training Roadmap that will guide our SMEs to upskill their workers, to allow them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digital solutions that they adopt.
At the firm level, we are helping SM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digital maturity, as noted by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Since 2017,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s SMEs Go Digital programme has supported more than 88,000 SMEs.
Since 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as-a-Service, or CTO-as-a-Service, platform was launched last year, we have steadily expanded the platform as a single touch-point for digitalisation. Today, CTO-as-a-Service provides SMEs with access to a wide range of pre-approved digital solutions, alongside IMDA's digital consultants and additional support by partners, such as SGTech, which was mentioned by Minister of State Low Yen Ling earlier.
In total, more than 21,000 users have accessed CTO-as-a-Service to find appropriate resources to meet their needs. More than 900 firms have taken the next step to engage consultants to develop their digital roadmap. More than nine in 10 expressed satisfaction with the service.
Let me speak on the second prong: to keep our firms safe. Cyber threats have increased and risk wiping out years of hard work in second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will help our SMEs to develop their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s to safeguard against digital risks. This is the cybersecurity equivalent of staying healthy.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Taking proactive steps to be "healthy", such as designing solutions to minimise the risks of cyber threats. Ensuring regular check-ups or monitoring across a firm’s digital systems so that early actions can be taken.
4.45 pm
Through the CTO-as-a-Service platform, SMEs can now engage cybersecurity consultants as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s" (CISOs). These CISOs will work with the SMEs to develop tailored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s based on the firm's risk profile and risk appetite. Eligible SMEs will receive up to 70% funding support.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MCI will develop the Digital Enterprise Blueprint to bring these efforts together in a comprehensive roadmap which will chart the next bound effort for our Digital Economy. We will be consulting industry leaders, associations, companies, union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Their continued support and partnership will be crucial.
Mr Chairman, let me speak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During COVID-19, many bosses of SMEs have experienced the benefits of digitalisation.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SMEs in their digitalisation journey, especially through schemes such as the SME Go Digital and Hawkers Go Digital.
However, I have heard that due to uncertain economic outlook and rising costs, some bosses are thinking of slowing down the pace of digitalisation transformation. While I understand their concerns, I urge them to think twice. This is because digitalisation is like going against the flow. If you do not move forward, you will be left behind. As businesses all around the world are digitalised rapidly, if we stop for a while, we risk being overtaken by our competitors and even replace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guide and support SMEs in the next bound of the journey through the refreshed IDPs and the Digital Enterprise Blueprint, while helping safeguard your businesses against digital risks with the upcoming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s.
( In English ):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Singaporeans access excit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Before I elaborate on our plans, let me address the points raised by Mr Sharael Taha on the recent tech lay-offs.
As a major tech hub, Singapore has been impacted too. But we have fared better tha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Southeast Asia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tech companies. These firms have long-term plans to scale up their presence here. Singapore has done well to capture this growth, anchoring these companies and their higher value tech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functions here in Singapore. These roles are often considered core to the companies' business and are more resilient to broad-based headcount rationalisation.
For example, the average rate of re-entry into employment of retrenched residents for the I&C sector was higher than the overall economy. Seven in 10 of retrenched locals in the I&C sector were able to find another job within six months. Indeed, the I&C sector is one of our fastest growing sectors in our economy. The sector's workforce has grown 36%, from 130,000 professionals in 2017, to around 177,000 in 2022. Our local workforce, in particular, has increased by 42% within these past five years.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22,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sector grew by 13,700, with thousands of vacancies still available. The increasing digitalisation across the economy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healthy demand for tech manpower.
Locals account for more than 70% of overall tech jobs in Singapore, both the tech sectors as well as non-tech sectors.Today, locals in tech jobs earn 65% above the national median wage with good wage grow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s recent survey showed that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HLs) graduates from ICT courses have higher starting median pay compared to their peers. We believe the long-term prospects for our tech workforce remains strong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Singaporeans in accessing these opportunities.
But the tech space is a fast moving one and there are many competitors to Singapore's tech hub status. We need to help our tech workforce stay competitive and relevant for the needs of tomorrow.
I would like to speak on two aspects. First, how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industry partners to identify jobs that may be disrupted or emerging new tech roles. Secondly, we are pushing for a mindset shift within the industry towards skills-based hiring and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being overly focused o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n the first aspect, the I&C Jobs Transformation Map launched last year identifies the impact of emerging technological trends on the I&C workforce. Employers are guided to redesign jobs, and upskill or reskill their tech workforce, to access these emerging job roles.
On our part, IMDA will appoint training partners to develop reskilling programmes for these areas. One example is 5G mobile technology. IMDA appointe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and Singapore Polytechnic (SP) to set up the 5G Academy together with telcos and other companies. Since 2020, the 5G Academy has trained around 10,000 professionals, exceeding the initial target of 5,000.
Mr Mohamed Najib is a good example. He is a product executive who joined Singtel in 2015. Through the 5G Academy, he was able to gain relevant 5G and cyber security skills to future proof his career. He now leverages his skills to enhance the security and performance of Singtel's products.
We all need to shift our mindset to support Singaporeans like Mr Najib to fully realise the potential. But tech employers still prefer university graduates. One study found that 38% of hirers expected applicants to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for an entry-level position. Firms are missing out a good pool of capable tech talent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a global shortage. Furthermore, success involves more than just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but it is the hard and soft skills, like technical skills, attitude at the workplace and the ability to work in teams. This is also aligned with our effort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mpact. We want to give every Singaporean the best chance to succeed.
The TechSkills Accelerator for ITE and Polytechnics, or TIP Alliance, in short, brings together IHLs and industry partners to look beyond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focus on skills-based hiring. In just six months, leading employers have committed 500 good opportunities for our ITE and polytechnic graduates.
Mr Ihsan Nursaqif is one such beneficiary. He initially stud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t ITE and then, later on cyber and digital security at Temasek Polytechnic. He is now doing a work-study degree in Applied Computing at 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 every step, he is supported by his employer, NCS, as part of its Fusion programme. The TIP Alliance will continue to create more pathways for others like Mr Ihsan, through internships, apprenticeships and other programmes.
Let me now turn to questions by Mr Leon Perera who asked about greenwashing. It can take many forms, but most commonly refers to the act of making misleading claims that products are more environmentally sound than they are. This is fundamentally an issue of false and misleading claim by a firm on its product, for example, how effective the product or how safe the product is. This is an area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s well.
These issues are taken under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Trading) Act or CPFTA in shor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Ministries will study these. But let me speak from MCI's perspective since Mr Perera filed the cut with MCI.
From MCI's perspective, we work very closely with the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SAS) which is an industry body that guides how advertising of products should be conducted through the Singapore Cod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 (SCAP). For example, the Children's Code for Advertising F&B products guides advertisers to avoid promoting unhealthy consumption habits or irresponsibly pressuring children to buy. So, the Code sets out how the advertising should be conducted but false claims or misleading claims of the product will be dealt with under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Trading) Act
Next, let me turn to the questions by Ms Janet Ang, Mr Leon Perera and Ms He Ting Ru who asked about Government advertising.
The Government is not unique in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to promote awareness to the public. Many companies advertise to ensure that their brands reach their intended audiences. However, unlike private companies which can choose their target segments for marketing, the Government has to ensure that our messages reach out to all Singaporeans. The Singapore public also expects the Government to do its utmost to reach them via the channels and languages which they are comfortable with, such as vernacular languages, including dialects. Many Singaporeans, like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generation, do not speak English but they are just as Singaporeans as all of us.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fully benefit from all the Government programmes and initiatives that we roll out.
But the Government does this prudently. We use established industry metrics, including impressions, click-through rate, cost-per-click, and number of views for digital media advertising. For print, radio and Free-to-Air television advertising, surveys are conducted to measure metrics like message recall.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spent between $175 million and $200 million or around 0.2% of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advertising. Government's advertising spend increased during COVID-19. This was necessary to keep the public informed on the pandemic crisis as it unfolded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s. Members may recall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campaigns, like "Get your shot, Steady Pom Pi Pi" featuring Phua Chu Kang and "Pak Jiam Buay" by our getai celebrities. We expect Government's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to come down after COVID-19.
Respective Ministries are better placed to assess their advertising approach based on the outcomes that they seek to achieve. Ministries have to rigorously evaluate their advertising budgets and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programmes.
In response to Ms He Ting Ru's point, advertising is typically part of a broader programme and effort by the Ministry and its outcomes should also be evaluated against whether those programmes and initiatives have met the needs or desired outcomes. That is how we should se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vertising campaigns, not just looking at the specific advertising programmes.
In October 2018, MCI introduced a whole-of-Government demand aggregation contract for media buying for advertisement. This enhances value-for-money for the Government as a whole. At the end of the day, Government's advertising spend is to ensure that all Singaporeans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Government's many schemes and programmes.
Mr Perera referred to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ND)'s print advertisement on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BTOs. Ms He Ting Ru also asked whether such ads are necessary and are they evaluated for effectiveness.
First, let me say that we appreciat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coming out of COVID-19, that Singaporeans are feeling anxious about the availa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BTOs. I fully empathise with these Singaporeans. There is a reason why MND proactively puts out facts and figures, including BTO launches, the median prices of BTO flats, so that all Singaporeans, especially young Singaporeans, know about the pipeline of BTO flats coming up and make the best decision that they can, based on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se ads show factually, for example, the median price of a 4-room BTO flat in a non-mature estate is about $347,000 before grants. This information helps our Singaporeans make the best decision that they can and will reassure them that public housing is available and affordable. This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re is no point made in the MND infographic to get Singaporeans to feel good about the Government. But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am being told that you feel good after looking at our MND infographic and I thank Mr Perera for feeling that way. I am sure my MND colleagues and HDB colleagues who are working very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build BTO flats, clear the backlog, I think they appreciate i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feeling good about it.
Mr Perera referred to SGAG. SGAG ads show paid partnership. This is already being done.
Ministries currently track the industry performance metrics to evaluate their campaigns. Additionally, MCI also requires Ministri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campaigns. MCI does this for MCI-led advertisements, but MCI does not yet have a system to enable centralised tracking and we are exploring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it.
5.00 pm
Mr Chairman, could I seek your indulgence for a few more minutes, please?
The Chairman : If you can keep it short, please, because there will be clarifications. Perhaps under five minutes.
Mr Tan Kiat How : I will. Thank you, Mr Chairman, for your indulgence. COVID-19 has taught us that public communication is crucial to maintaining high public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These made a difference to Singaporeans and we take this public trust seriously.
I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that Government Ministries' spending or advertising is guided by impartiality. Campaign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for the purpose of informing, or educating the public, Government Ministries are mindful that their advertising must not be towards a political end in Singapore and we take this seriously.
Let me conclude. Mr Chairman, creating a bright digital future for Singapore is at the heart of MCI's work. Minister Josephine Teo spoke about building a more inclusive and safer digital space for all.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covered the next bound of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 touched on empowering our businesses and workforce to seize opportunities in the growing Digital Economy.
These efforts help us build a digital Singapore, where opportunities are open to all; where everyone can access basic needs and lead fulfilling and dignified lives – a home that we and our future generations can be proud of. Together, I am confident that our efforts will enable Singaporeans to thrive in a digital future and take Singapore forward.
The Chairman : Ms Tin Pei Ling.
Ms Tin Pei Ling : I thank the Minister and the two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the replies. I have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related to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The scheme, such as Digital Home Access at Home, as well as the Three P events such as the DFL will go a long way in raising awareness and helping to propel population bet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
But I would like to ask: what are some of the more proactive measures or programmes that may be put in place to help upskill our school-going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 keep up with the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be ready for that digital future that we speak of?
The second question, since we are talking about vernaculars, so allow me to speak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this question: How does the Government ensure that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and engaging influencers is meaningful, which will benefit the public, and is not for the purpose of self-commendation? Are there any KPIs to ensure that the fund has achieved their intended purpose?
Mr Tan Kiat How : Let me address the second question by Ms Tin. I will speak in Mandarin since she spoke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The Government uses various online and offline channels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to different groups of audience, and about half of the advertising budget is used on digital platforms such as Mothership, SGAG, and other small-scal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will also engage KOLs, or influencers to advertise. Take Michelle Chong for example. Her online persona Ah Lian is very popular among the young. Ah Lian’s friendly image has helped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to reach out to people who were hard to reach, reminding them to be vigilant against online scams.
Local netizens are very sharp. If they feel that the influencers are purely advocating for the Government, they would not be interested.
The Chairman : Minister Josephine Teo.
Mrs Josephine Teo : Thank you, Mr Chairman. I thought that I will respond briefly to Ms Tin's question of what we are doing to help school-going children to acquire the digital skills.
Firstly, I think it is a very pertinent question because we have said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at digital access is one thing. If people are not able to acquire the skills that allow them to maximise the benefits of digital engagement, then it still does not go far enough.
We have spent quite a lot of time talking about seniors. With school-going children, there are two separate tracks of efforts that are proceeding in parallel. One group is in collaboration, of course,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school system. I mentioned earlier in my speech that there is a very specific enrichment programme tha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some years now. We a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how its contents can be refreshed and made even more relevant, as well as broadening its coverage.
The other track of effort has to do with providing additional support for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For this purpose, we a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the support of our partners – through the DfL movement. Not only do these companies bring together thei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how technology is changing our lives, they are usually also able to mobilise volunteers. Quite frequently, these volunteers are drawn from within their staff strength.
So, these are two broad strands of efforts that are ongoing, and we will certainly continue to look at ways to strengthen them further.
The Chairman : Mr Leon Perera.
Mr Leon Perera : Thank you, Mr Chairman, and I than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an Kiat How for his reply. I have a few clarifications. Before that I also want to clarify that I did not feel good about —
The Chairman : I am sorry, Mr Perera, I cannot hear you.
Mr Leon Perera : I wanted to clarify that the ad did not necessarily make me feel good. In fact, I felt a little bit concerned for the reasons I shared in my speech.
But my clarification is really going back to advertising that is driving behaviours amongst citizens versus advertising that is driving a belief or conviction. If you look at the ad that I showed earlier, the main aim seems to be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housing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My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problem statement that the ad is responding to? Is it that not enough people are applying for Build-To-Order (BTO) HDB flats? That cannot be, right? The BTO-flat application multiple has been rising, and it is very, very high. It seems to be more aimed at driving people to change their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So, should there not be guardrails between advertising that drives towards changing people's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versus changing certain behaviours on the part of consumers?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dvertising to say, "Hey, you know" —
The Chairman : Mr Perera, if I could ask you to ask your clarification question concisely, please?
Mr Leon Perera : I think I will leave it at that.
The Chairman : Thank you.
Mr Leon Perera : Thank you, Mr Chairman.
Mr Tan Kiat How : Mr Chairman, let me just look at some of the ads and campaigns we have don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getting our seniors to go for their vaccination, telling people about the safe management protocols and so on. Even some of our campaigns which some Singaporeans may think are a little bit cheesy, for example, being kind to one another, making sure that you prevent dengue by preventing mosquito breeding in our homes.
These are for making sure that Singaporeans understand the facts and make sure that we encourage good behaviour among Singaporeans. So, it benefits our community. I am not sure how Mr Perera thinks that it is not a good idea in getting more people to be kinder to another, to be more courteous to one another, to take care about the cleanliness and hygiene in our homes, to benefit our neighbours.
On the MND's ads, it is about telling facts to Singaporeans about the BTO flats launches that are coming up, and some have worked examples of how they can apply the CPF grant; how they can use proximity grants when living near the parents – giving them information to make the best decision that they can.
I really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where Mr Perera is coming from. These are just facts to help Singaporeans make the best decision for themselves. And I am sure Singaporeans can do so.
The Chairman : Ms Jessica Tan.
Ms Jessica Tan Soon Neo : I than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haring about the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 It will go some ways to encouraging SMEs to understand their cybersecurity risks because it will develop. There will be a health plan for the SMEs.
But just like all health plans, the real benefit is when you do something about it after you get your health plan.
So, can I as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what more can we do to shift the mindset of SMEs who need to focus on some of the business challenges to also give that right emphasis to be looking at cybersecurity and making their companies safe so that they can be competitive?
[Mr Speaker in the Chair]
Mr Tan Kiat How : Mr Chairman, I thank the Member for asking a very pertinent question. Even as we support the digitalisation efforts of our SMEs, getting them to stay safe online is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and priority. Cybersecurity is not just about individual firms. You may not be the target. You might be a consequence of an attack. Vulnerabilities exploited in one firm could affect many in the supply chain and many of their customer segments.
The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 will go a long way in encouraging SMEs to strengthen the cybersecurity posture.
In addition to the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 which I spoke about just now in my speech, the CSA has been working with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companies, on various efforts. For example, it launched the Cyber Essentials and the Cyber Trust marks last year to recognise enterprises which have adopted good cybersecurity measures that correspond to their risk profiles.
These are visible indicators for enterprises to demonstrate to their suppliers, to their customers, that they have a certain level of cybersecurity measures in place, which in turn gives their business partners and customers the confidence and trust to transact with them. This enables enterprises to better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other firms, their competitors and offering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head of their peers.
This is an important point that I hope SMEs and firms can also consider. It is also how you signal to your business partners and your customers that you ar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st.
The Chairman : Mr Pritam Singh.
Mr Pritam Singh : Thank you, Chairman. Just three quick clarifications: one for Minister Josephine Teo and two fo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For Minister Teo, I note the upgraded Digital Access at Home scheme that she spoke of, and I think the auto-qualifying aspect of it is certainly excellent. I may have missed what the Minister said about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Can I just confirm that the criteria is still the same as the previous rendition of this scheme, which was, I believe, total gross household income of $1,900 and per capita income of $650? Does that remain, or has that also changed? That is my clarification question for the Minister.
I have two clarification questions fo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First,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to my cut. I understand what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two files not being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NAS, but they ar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inistry.
My first clarification pertains to a file which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NAS when a member of the public, even a sitting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example, puts in a request for that file. Would the NAS have to then seek permission from the originating Ministry, or is it at liberty to release that file provided the reasons are legitimate? That is my first clarification.
The second clarification question is more of a comment actually in response to what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said about the Albatross Files. I think I have to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he release of these documents, legacy historical documents, are important for the nation as part of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Particularly in the case of the Albatross Files, I think they will show, as I understand, that separation was negotiated ove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it was not a case of Singapore being kicked out. At least, that is what one commentator shared on National Day last year in an article in TODAY newspaper.
I think the fundamental point is I think more of the release of such information is something that the good people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for.
5.15 pm
Dr Janil Puthucheary : Sir, when a request is made for the declassificat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works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Ministry and agency officers to examine the matter and takes into account issues to do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ce, but also concerns to do with personal privacy,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nd sensitivities around protecting the process of how that material was derived.
Mr Pritam Singh will appreciate that whether something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general release, does not only relate to the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It can also relates to the personnel that were involved in writing that document,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how that document relates to other material that is in the Archives or in other parts of the document store,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that happening.
So,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siderations. There is not a single template or algorithm to decide for all documents and it is don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Mrs Josephine Teo : Mr Chairman, I thank Mr Pritam Singh and also appreciate his comments that the scheme is to be welcomed.
The income criteria that is applicable, I think it is not directly comparable because it is a merger of two schemes. In any case,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is gross household income of less than or equal $1,900 per month. But if a household has school-going children or a person with disability, we actually bump it up to $3,400. This is to recognise the greater needs of such families.
Ms Hany Soh : I want to thank the Minister and our two Senior Ministers of State. I also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whole of MCI team.
I hope that you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comments made by certain Members, just now, at the COS. Let us not forget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COVID-19 period, the MCI team worked very hard around the clock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rrect and most accurate information is spread across the entire Singapore, uniting all Singaporeans to be together.
Following up with two questions to MCI. I understand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topic of scams, this was largely discussed during the MHA COS, but I also want to know how is MCI securing our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to shield citizens from scams?
The next question is given how technologies, which include the rise of online platforms, have disrupted the media industry worldwide, how is MCI helping our homegrown film and media companies to transform as well as to seize more new opportunities?
Mrs Josephine Teo : Mr Chairman,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s Hany Soh for her acknowledgement of my colleagues' effor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 think not only are they gratified, more importantly, the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help Singapore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period.
To your question on scams, you are right. Minister of State Sun Xueling had covered it in fairly great detail during the COS debate for MHA yesterda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he described was the multilayered approach that we take in fighting scams. There are interventions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There are also interventions at the level of financial services – the banks, primarily. Another very important layer that you described is intervention within the telco infrastructu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done include blocking scam calls as well as SMSes. We have progressively implemented default blocking of overseas calls that are spoofing local numbers – this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last July – as well as the in-network scanning of SMS content for malicious URLs – links that could be carried within these SMS messages. This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last October.
Just to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scale of the impact of these measures, just during the time that I took to deliver my COS speech – I believe it was something like 28 minutes – during that time, we would have blocked about 40,000 malicious calls. Just in that time, 40,000.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each month, we are getting 57 million fewer spoof calls. They have been blocked.
Since this January, we have, of course, mandated the SMS Sender ID Registry for those that use alphanumeric headers for their SMSes.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worked on.
As was also mentioned in the media today, we are looking at whether an option can be made available to subscribers to decide that they do not want to be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overseas calls at all because the vast majority of scam calls originated from abroad.
In some instances, people know very well that they do not have an overseas network. They have no reason to be receiving an overseas call.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selves from falling victim, they would rather not receive these calls. That is an option that we are studying together with the telcos. We hope to be able to update you soon.
The Chairman : Ms He Ting Ru.
Ms He Ting Ru : Thank you, Sir. Just one clarification fo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an.
I think he mentioned earlier that Government advertising schemes have to target everyone.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is is a bit of a missed opportunity to be a bit more targeted and efficient in the spending that we do on our advertising.
I think nobody here disagrees that for COVID-19, for example, we have to target the whole of nation and not just Singaporeans, but also people who live in our communities regardless of their citizenship status. The point that I was making is whether we can get better outcomes with the money that we spend.
So, would MCI, for example, consider having more targeted advertisement – or rather not just MCI but all the Ministries in general – would they consider having more targeted advertising campaigns rather than take a very broad-stroke approach to ensure that we are just spending more wisely?
Mr Tan Kiat How : Mr Chairman, I thank Ms He for her question and her suggestion. Actually,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on this. For us, we do want to get the maximum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on the marketing spend and the advertising spend – not just o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but in general, from al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Maybe just allow me to just elaborate on a couple of points that may be useful for Ms He. First, I spoke about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bout 0.2% of our total expenditure o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This is probably much lower than many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It would probably be above 5% of their total sales, for big companies.
This is just a benchmark. We are not trying to be like the big MNCs or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but it is a sanity check for us to say that we are not overspending.
Secondly,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every Ministry, as part of its programme budget – for example, Healthier SG, getting people to sign up and pre-enrol to have a general practitioner (GP) or in terms of encouraging people to have Mozzie Wipeouts to safeguard the neighbourhoods from dengue – every Ministry has its own set of outcomes they want to achieve for the programmes.
Advertising is part of that overall budget. They will have to justify rigorously, evaluate the various options and justify those budgets internally. And they use a number of measures. I mentioned some just now for the digital media space, including impressions, clickthrough rates, cost per click, number of views and so on to measure how well those campaigns are doing.
So, first and foremost,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on this. That is something we will continue doing and I thank Ms He for her suggestion. On whether MCI ought to look at this centrally and holistically, I mentioned in my earlier reply that we are indeed exploring ways to do so and we will consider how to do so effectively.
The second is about more targeted advertising.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also try to do, targeting our campaign so that the messages reach the intended audience. It is not just about a more efficient use of the advertising money, but also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reach out to segments of Singaporeans to inform them of specific set of considerations that they need to have or need to think about for that specific programme.
For example, I go back to COVID-19 vaccination. How do we target to reach seniors, especially those who may not speak English, may not even speak Mandarin or the vernacular languages but in dialects? How do you reach out to them? Targeted advertising in a way that resonates with them – this is something we were looking at.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have to balance between being very personal and targeted, with personal privacy. I am sure Ms He and her colleagues have also due considera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We try to be targeted and personalised but at same time protecting the privacy of the person. So, it is a balance but I agree with Ms He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are looking at.
The Chairman : Ms Tin Pei Ling, would you like to withdraw the amendment. Yes, Minister?
Mrs Josephine Teo : Was there one more question that was not answered?
Ms Hany Soh : Yes, there was one question that was not answered.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support for local companies. I can repeat the question.
Mr Tan Kiat How : Do you mind repeating? I am sorry.
Ms Hany Soh : Given how technology, which includes the rise of online platforms, has disrupted the media industry worldwide, how is MCI helping our homegrown film and media companies transform and seize more new opportunities?
Mr Tan Kiat How : Firstly, I apologise for missing that question. 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by the Member, indeed, we are supporting the global ambitions of our homegrown media companies, especially our homegrown media studios, by strengthen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close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m and the larger players in the industry like the MNCs and by encouraging them to adopt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One good example is the Capability Partnership Programme (CPP), which was launched in 2018 to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ur local companies and reputable international media companies to bring "Made with Singapore" content to the world. I think we are very proud of many of our "Made with Singapore" content, for example, the recent "Ajoomma".
The CPP has since benefited around 120 local media firms and over 830 media talents. As a next step,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is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media firms with global media studios.
We also supporting our media firms in adopting technologies to raise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I announced the $5 million Virtual Production Innovation Fund last year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adoption. We will support virtual production produced short-form content. As part of the call for proposals, we received over 40 ideas in the recent call for proposal (CFP). We are evaluating them and IMDA will announce the results soon.
We will also be launching a virtual production challenge, partnering with Epic Games. Shortlisted participants will undergo Epic Games training with funds supporting production of narrative-based content using their real-time 3D content tool engine, the Unreal Engine.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media industry to create lo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 "Made with Singapore" content that can trave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lping our firms to use technology to produce content more efficiently and meet the more sophisticated needs of consum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Chairman : Ms Tin, if you can withdraw your amendment?
Ms Tin Pei Ling :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inister and the two Senior Ministers of State for the very comprehensive replies to all our questions and of course, a big thank you to the entire MCI team as well.
I think, despite all the questions that have been asked, respect goes to all of you for being on the ground, in the trenches, facing off the challenges that you have to face and making that inclusive digital future a reality.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withdraw my amendment.
[(proc text) Amendment, by leave, withdrawn. (proc text)]
[(proc text) The sum of $1,844,175,000 for Head Q ordered to stand part of the Main Estimates. (proc text)]
[(proc text) The sum of $44,628,100 for Head Q ordered to stand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Estimates. (proc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