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答复 · 2025-11-04 · 第 15 届国会
教师压力与心理支持措施
Addressing Teachers' Stress Levels and Supporting Their Mental Well-being
议员质询教师压力高企及心理健康支持,关注年轻教师比例偏低及非教学工作负担。教育部长回应强调教师职业的崇高与责任,承认教师工作量大,表示将审视并改进非教学任务分配,保障教师福祉。核心争议在于如何有效减轻教师负担及吸引年轻教师留任。
关键要点
- • 教师压力高企
- • 年轻教师比例低
- • 减轻非教学负担
重视教师福祉,优化工作分配
减负增援教师心理支持
"Teaching is, at its heart, a profoundly human endeavour."
参与人员(10)
完整译文(中文)
Hansard 英文原文译文 · 翻译日期:2026-05-02
2 万瑞扎尔医生问教育部长,针对最近经合组织2024年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TALIS)中教师报告的高压力水平,特别是在支持教师心理健康和福祉方面,教育部正在考虑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3 罗尚先生问教育部长,鉴于经合组织2024年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发现只有12%的教师年龄在30岁以下,其中40%计划在未来五年内离职,(a) 教育部是否将年轻教师比例偏低视为既定政策目标;(b) 新入职教师如何获得支持以应对这一崇高职业日益增长的要求。
4 李慧玲女士问教育部长,(a) 教育部是否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减少教师的非教学职责,尤其是批改作业和行政工作;(b) 教育部是否考虑聘用全职员工协助教师处理沟通和活动管理等工作,以便教师专注于教学和辅导学生。
5 苏涵怡女士问教育部长,鉴于经合组织2024年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TALIS)于2025年10月7日发布的关于教学职业日益复杂的发现,教育部识别的新加坡教学职业中哪些具体方面具有立即改进的潜力,特别是在教师福利方面。
教育部长(李显龙先生)答:议长先生,我的回答将涵盖议员们提出的问题,帮助大家理解2024年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TALIS)的发现,以及目前为管理教师工作量和福祉所采取的支持系统和措施。请问议长先生是否允许我同时回答今天议程上的口头问题第2至5号和书面问题第45至47号?
议长:请继续。
李显龙先生:谢谢,先生。我的回答还将涵盖今天及后续会议安排的相关口头和书面议会问题。
先生们女士们,让我首先肯定我们的教师所坚信的——教学本质上是一项深具人文关怀的事业。教师肩负重任,既要培养学生,也要塑造他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展现出强烈的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我们的教育者常常超越正式职责,因为他们视学生的成长和福祉为己任。虽然我们赞赏并鼓励他们的热情,但我们也希望确保这种投入不会导致教师工作量不可持续。
议员们询问了教师的角色以及教育部如何支持教师处理非教学工作量。议员们还询问是否使用独立或外部验证的研究来核实教师工作时间报告,以及教育部是否定期检查教师工作量。
我们认识到,教学职业和许多其他职业一样,面临自身的挑战和压力。2024年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TALIS)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独立开展,发现新加坡教师每周工作时间较经合组织平均水平更长。这些较长的工作时间反映了新加坡教师与许多经合组织同行不同的时间分配方式。虽然课堂教学时间较短,但我们的教师花费大量时间在备课、课外活动(CCA)和专业发展等重要活动上。这些活动对他们提供全面教育的效果至关重要。
作为最大规模的国际教师调查,TALIS是一个有用的基准工具,但也存在局限。该调查每六年进行一次,仅抽样调查我们中学低年级的代表性教师群体。相比之下,教育部内部更频繁地监测所有年级教师的工作量——包括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和中央学院——通过调查、投票和各种员工参与形式。这使我们能够密切跟踪并全面了解教师工作量的趋势和问题,从而根据需要调整政策和项目。正如我们今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交的书面议会问题答复所述,我们的数据表明,多年来教师工作总时长保持稳定,平均约为53小时。然而,我们也认识到教师工作的复杂性近年来有所增加。
议员们询问教育部如何应对教师较长的工作时间和压力。教育部采取多项措施管理教师工作量并支持其福祉,我们会定期审视这些措施。首先,教育部的教师工作管理框架为学校领导提供了一套共同的原则和措施,指导公平分配工作量,考虑教师的能力和偏好。该框架强调透明度、信任和开放沟通,并根据新情况定期审查。
第二,技术和人工智能(AI)创新。教育部利用人工智能帮助教师更高效、更有效地工作。例如,新加坡学生学习空间(SLS)中的AI及其他技术工具支持教师备课、批改作业、提供定制反馈和分析学生答题情况。数字平台如家长通减少了收集同意书和病假条等行政任务的时间。虽然新加坡在经合组织教育系统中人工智能的采用率居高不下,但我们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时间立即减少。教师需要时间接受培训,熟悉并将这些工具充分整合到工作实践中。
第三,加强人员支持。平均每所学校约有85名教师。此外,每所学校配备一支辅助教育团队,负责辅导和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的工作。所有学校均设有专门的行政团队,负责一般行政事务、采购、财务运营和后勤支持。我们一直在增加这类支持。过去十年中,辅助教育人员数量翻倍,从约800人增至1600人,行政人员也从当时的6人增至现在的约9人。此外,学校可灵活采购人力服务,如教练、课外活动管理员和学生福祉辅助人员,以及协助行政工作、活动管理和学生项目的供应商。我们将继续审视学校所需的非教学人员数量,以有效支持教师和学生。
第四,系统层面的调整。引入新政策和举措或政策变更时,会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工作量,因为学校和教师需要接受简报、培训并适应。良好的变革管理至关重要。教育部已赋予学校更大灵活性,允许其调整新系统性举措的实施节奏,包括必要时推迟实施,以管理员工工作量。因此,学校可自行决定何时实施重大变革,如全面学科分层(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和教育科技2030大师计划(EdTech Masterplan 2030)。
第五,保障休假政策。所有学校在假期期间提供保障休假时间,确保教师能够休息和恢复精力。在四个学假期间,教师可获得约六至七周的保障休假时间,且若无校内工作,还可享受额外假期。教育部于2024年底更新了校家合作指南,避免非紧急情况下课后家校沟通,并明确规定教师无需向家长和学生提供个人手机号码,以减少工作与私人时间的界限模糊。
第六,灵活工作安排(FWA)。自2022年以来,教育部为校本人员提供灵活工作安排指导,同时确保对学生的关怀责任。这包括允许教师在无课或无职责时晚报到或提前离校,以及在无课或无职责时居家办公。无法承担全职工作量的教师可申请兼职工作安排。
第七,福祉支持。所有学校设有员工福祉委员会,并配备员工福利基金。教师可获得多种资源,如福祉工作坊、讲座、网络研讨会和在线自我关怀材料。如有福祉问题,鼓励教师向主管、校领导或督学反映。他们还可获得同伴支持,如学校的健康大使,以及通过教育部内部辅导员或全政府员工健康计划获得免费专业辅导。
议员们询问减少工作量是否为重点优先事项,是否设有关键绩效指标,以及福祉数据如何影响人员配置、绩效评估和留任政策。教育部采取整体方法监测教师福祉,而非单一指标如工作时长。我们定期跟踪包括工作满意度、留任率和压力水平在内的多项指标,并与教育部教师工会沟通,收集反馈和建议。这种方法确保及时干预,支持教师福祉。除广泛措施支持教师职业外,针对学校具体反馈,我们也会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相关问题。
尽管教师职责日益复杂,我们对教师多年来展现的承诺感到鼓舞。过去几十年,教师平均年度辞职率稳定在约2%至3%。2024年TALIS调查还发现,许多教师感受到社会的认可,并视教学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根据教育部去年员工参与调查结果,教师对工作与生活平衡支持的感知与更广泛公共服务部门相当。
感谢本院议员及公众对教育者的关心。事实上,我们对教育者的个人和集体态度,将决定我们能否持续吸引和留住优秀教育者。
除了教育部和学校,家长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在支持教师福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与学校合作、尊重教育者并保持对教师职责的合理期望,家长能帮助营造环境,使教师专注于其最擅长的工作——教育和培养我们的孩子。
我鼓励家长,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认识并欣赏每天致力于培养年轻心灵的教育者。作为社会,让我们每天珍惜教育者的贡献。因为尊重教导我们孩子的人,就是巩固我们国家进步基础的体现。
最后,我想说:拥有高度专业且富有爱心的教育者,他们深切致力于塑造我们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是新加坡的一大力量源泉。感谢所有教师和辅助教育者所做的显著贡献——无论显见与否。也感谢所有家长和公众对学校和教师的支持。我们珍视教师,致力于与大家携手培养和引导下一代。
议长:万瑞扎尔医生。
万瑞扎尔医生(惹兰勿刹选区):议长先生,我想请求允许我提出超过两个追加问题,因为我已经问了不少问题。
议长:可以,请讲,但请简短。
万瑞扎尔医生:谢谢您,先生。首先,我想感谢部长分享教育部为保护教师福祉所做的努力,以及教师在学校中一直以来的待遇。我收到了不少来自基层的反馈,包括通过我作为顾问的教师工会(STU)进行的对话,我们就如何改善教师福祉和进一步保护教师进行了良好交流。
虽然许多人支持并欢迎教育部的努力,但一个反复出现的痛点是工作量。我们听部长说我们持续监测,但他们逐渐反映,虽然情况有所变化,但总体相似,因为只是调整了工作内容,工作量依然很大。因此,我想进一步提问。
部长之前提到做过一些研究,我们知道经合组织的调查不是我们的,但我们持续做更多工作来检查教师情况。教育部最近是否进行过工作量审计,以便准确定位工作压力的来源?他们提到大部分压力来自非教学部分,我们是否可以针对这部分进一步减轻负担?
部长还提到人工智能的使用,我相信这对教师帮助很大,但也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我想知道这是否也应纳入我们减轻工作量的考虑。
未来,我们是否可以探索一个统一的指导原则,在不同学校间设定固定标准,保护核心教学时间?部长之前提到教师的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但之后的工作量很大,这部分确实需要保护。我希望部长能找到相应的模式帮助教师。
我认为教师工会也有相关考虑,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那将非常好。
部长之前提到我们已实现去中心化,不同学校采取不同方法。我认为这很必要,考虑到各校的不同人口结构。但您是否会考虑针对某些有特殊需求的学校,比如需要更多辅导和辅助教育人员的学校,给予更多支持?
再次感谢部长分享保护教师福祉的努力,我也想感谢教师们。年末将至,我想感谢他们全年所做的出色工作。
李显龙先生:感谢议员提出一系列问题,体现了他与工会、教育者及公众对新加坡教学状况的深度关注。正如我所说,我们不仅依赖经合组织的TALIS调查,还定期进行内部审查,涵盖包括教师工作量在内的多方面问题。之前提到的各项措施,实际上是针对我们识别出的可调节工作量领域的回应。
部分措施包括增加招聘。今年7月我们宣布将加大教师招聘力度。多年来,我们已将部分职责从教师转移给辅助教育人员,如辅导员、特殊教育需求(SEN)人员、行政人员和供应商等。我们也为学校提供资源,必要时可引入更多供应商协助组织活动。
这些措施均基于对教师面临问题的深入理解。我们承诺继续推进此项工作,实施新措施,为教师腾出更多教学空间。
我想说,如今的教学,如果问任何教师,都会发现教学更加全面。教学不仅仅是课堂内教授核心或硬性学科。即使是硬性学科教学,议员也会注意到我们通过实地考察、研究等方式融入了21世纪能力培养,在适当学科中还融合了价值观教育和品格与公民教育(CCE)。
因此,教学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课堂,还体现在课外活动(CCA)、品格与公民教育以及一系列其他活动中,使教师能够全面塑造和培养学生,不仅是认知方面,还包括情感福祉、技能、执行功能以及帮助他们应对社会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核心价值观。
那是第一点。当然,通过为我们的教师提供准备教学材料的工具——在SLS中提供标准化材料——这样他们不必总是自己准备材料,可以使用部分材料并进行调整。我们还提供人工智能工具,不仅在行政上帮助他们减轻行政工作负担,还帮助他们增强教学能力、批改能力以及向学生提供反馈的能力。
我想再次提醒议员注意我之前阐述的各种措施。议员问我们是否根据需求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我认为,绝对是的。之前有一次国会质询,议员们问学校是否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获得更多的辅助教育人员。例如,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特殊教育需要(SEN)官员或更多的辅导员,我们能够重新调配现有的人力资源,并引导他们到可能需求更大的学校,无论是世俗学校还是季节性学校。
议长:我看到很多举手。我只会叫那些已经提交相关问题的议员发言。所以,没有提交问题的议员不必举手。罗尚先生。
罗尚先生(惹兰勿刹选区):谢谢您,议长。我的追加问题会比温瑞扎尔博士的简短。
议长:我很感激。温博士的追加问题相当长。
罗尚先生:谢谢。我感谢教育部长的回应,同时我也想声明,我是STU(教师工会)以及教育服务工会的新顾问。
许多教师常说,课堂上一小时比办公室里一小时更累。我甚至敢说,课堂上一小时比国会里一小时更累。这很重要。因为令人担忧的是,TALIS不仅指出教师平均每周工作47小时,而且在过去十年中最近两季调查中,这一数字并未下降。相比之下,新加坡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从约47小时降至约44小时。因此,我们都理应对教师的状况感到关切。
为此,我有两个追加问题。第一个关于新入职教师。调查指出,新入职教师比例较低,且许多人有意离开。我的问题是,部长,这一低比例是否是教育部招聘政策的特征?是因为招聘量低还是流失率高?如果是后者,教育部对此有何应对措施?
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非教学工作量。我完全同意部长的观点,非教学工作量中那些能带来教育成果的工作是重要的。我们的教师应该承担这些工作,比如课外活动(CCA)。因为教师不仅是教书,更是育人。但也存在一些非教学工作量并不直接带来教育成果——比如采购和其他行政工作。尽管部长保证每所学校的资源投入增加,但这似乎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我想问部长,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工作量增长超过了学校获得的资源吗?
李显龙先生:感谢议员的提问和对教师的关心。我在演讲中提到,TALIS和我们的调查都显示,教师的工作量确实很大,工作时间很长,但这些年来总体保持稳定。我们正努力让教师将宝贵时间更多地用于全面教学。我们尽可能帮助他们提高效率,减轻一些行政任务和议员所说的非核心教学职能,交由辅助教育人员等承担。这项工作仍在继续。
那么,为什么工作时间保持在这个水平并且多年来稳定?议员们也需要看背景。过去几年,我们做了许多政策调整。正如我今天所说,教学变得更加全面。课堂之外有很多教学内容,比如课外活动(CCA),通过它我们教授领导力、体育精神、同理心等21世纪能力。简言之,近年来我们采取了许多教育相关举措,以加强教育体系。
例如,全面学科分层(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最近才开始实施,为了让中学学生能够按自己的节奏学习,需要做很多工作。确实,这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但教师们认可这对学生有益。
我们实施了2030年教育科技(EdTech)总体规划,支持教师和学生利用技术学习。不仅是用技术学习,更是与技术共同学习。我们也在谈论教育中的人工智能,这当然会带来额外的工作量,包括培训、理解、调试、学习、研讨、练习、掌握,然后才能开始收获成果。
我们对小学离校考试(PSLE)制度进行了调整,这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目的是支持教育体系。
我们更新了21世纪能力的内容及其如何融入课程计划、课程和全面教育。这也要求所有学校、教师和部门,尤其是学校层面做出改变。
我可以继续列举过去几年所做的这些工作,它们在某个阶段或长期内都会增加工作量。这是因为教育更加全面,教师还要应对家长群体的变化和学生不同的期望。
综上所述,尽管做了这些重要工作,工作量仍能保持在这个水平,反映了这些措施的成效。但我们还需做更多工作,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工作量和压力。
关于新入职教师,议员提到TALIS报告中新教师比例下降的问题。2018年至2024年,随着学生人数减少和教师队伍趋于成熟,我们每年招聘教师减少到约650至700人,主要是填补某些学科空缺和替换退休教师。但今年7月,我们宣布将增加教师招聘,未来每年招聘约1000名或更多教师。
议长:李慧玲女士。
李慧玲女士(巴西立-樟宜选区):感谢部长。我有两个追加问题。第一,教育部是否积极研究其他国家如何管理教师时间管理问题?如果有,是哪些国家?新加坡是否借鉴了其中的做法?第二,针对减少教师流失率,特别是年轻教师因工作量和压力感到不堪重负,教育部有哪些针对性举措?
李显龙先生:通过TALIS,我们获得了涵盖众多经合组织国家的全面教师调查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基准工具。它不仅有调查结果,还深入了解各辖区的定性情况。这当然补充了我们对其他辖区的比较研究,帮助我们持续改进。这是对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新教师流失,我们通过入职培训、前几年导师辅导、营造更支持的学校文化环境、注重专业发展,帮助新教师应对教学中不可避免的陡峭学习曲线,实际上这适用于所有职业。
我们还需要适应和回应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及其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期望。因此,我们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包括兼职教学,允许教师根据自身职责和学校环境调整工作时间。我之前提到过多种措施,比如如果早上没有重要工作,可以晚些到校,完成教学和其他职责后即可离开。我们将继续寻找方法,确保服务制度适应变化的人口结构。
议长:苏涵妮女士。
苏涵妮女士(马西岭-裕廊西选区):谢谢议长。TALIS调查结果强调了新加坡教师职业的创新性和受尊重程度,但也显示教师,尤其是早期职业教师,面临的工作压力可能影响长期可持续性。在这方面,我有三个追加问题。
第一,教师考核和晋升是否考虑非教学职责,如项目和课外活动?第二,教育部是否征求教师对学生家长提出的要求的反馈?引入家长通(Parents Gateway)沟通平台后,情况是否有所改善?第三,我不确定是否听清楚,部长之前提到的支持年轻教师的措施中,是否考虑设立资深教师与年轻教师之间的导师制,作为伙伴系统,鼓励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李显龙先生:我先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之前提到,除了入职培训和其他专业发展项目外,确实为新教师(即她所说的新手教师)设立了导师制度。
关于第一个问题,教师考核确实考虑教师的整体工作表现,包括教学、课外活动、项目等。
至于是否通过调查或与教师沟通了解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通过对话、STU及其他教师工会的反馈、以及教师福祉调查,更好地理解当今家长群体的变化及其对孩子和教师的期望。
因此,我们实施了家长通平台、学校-家庭伙伴关系以及教育部的参与宪章(Engagement Charter),明确界定教师与家长之间的边界和期望,促进双方建立良好、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造福孩子。
议长:张国贤先生,我知道您明天也提交了相关质询。
张国贤先生(亚历山大选区):谢谢议长。我有两个追加问题。第一,教育部对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运营成果是什么?教育部肯定有方向或目标,比如减少工作时间、将时间从行政工作转向教学等。没有目标,如何衡量人工智能应用是否达成预期效果?
第二,部长提到工作时间稳定在每周53小时。教育部认为这长期可持续吗?如果不可持续,目标工作时间是多少?
李显龙先生:感谢议员关于人工智能的提问。我之前提到,引入人工智能工具时,会产生额外工作。实际上,任何生产力工具的引入都会带来工作量增加。在NIE70周年会议上,来自海外的人工智能专家也提醒,引入人工智能工具会产生隐藏的工作量,有些是阶段性的,有些可能是长期的。但如果这些工具能提高生产力,节省教师在某些事务上的时间,使教师能投入更多时间做更高价值的工作,前提是教师需要熟悉、理解、掌握这些工具,才能开始收获效益。
因此,存在学习曲线、实施曲线和运营曲线,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我们将人工智能融入教学,不仅作为生产力工具,更是为了让教育服务能够教孩子什么是人工智能,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同学习,以及如何超越人工智能。这一切都需要变革管理,基于学校驾驶舱和一系列技术工具,帮助教师在有限时间内做更多事情。
关于工作量,我之前回应另一位议员时提到,工作时间的稳定并非我们自豪的理由;这些时间确实很长,我们需要继续共同努力。我相信本院两边议员都认可并感激教师为孩子全面教育所付出的努力。多年来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变化,以及我之前提到的多项措施,帮助抑制了工作时间的增长。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持续推出审查和调整,帮助教师改善整体工作时间和工作生活平衡。
议长:朱佩玲博士,我知道您明天也有问题。
朱佩玲博士(蔡厝港选区):我有三个追加问题。第一,鉴于学校规模和情况不同,教育部如何确保对额外支持人员(如行政助理或辅导员)的需求得到公平优先考虑,并匹配各校独特需求?第二,是否有成功减轻教师工作量的学校经验被分享,以便其他学校学习和采纳?第三,定期工作量审查的见解如何转化为学校层面的实际调整,使教师能直接感受到日常工作的改善?
李显龙先生:感谢议员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之前已答复过。根据每所学校的具体需求和情况,如果有额外资源需求,学校可以向其主管、区域主管和总部提出,我们会考虑如何提供支持。
第二,关于最佳实践。通过学校部门,我们的校长、学校领导和主管会分享最佳实践,不仅限于减轻工作量的措施,也包括教学法和教学方法。我们有不同领域的教育者和行政人员组成的实践社区网络,促进彼此分享想法和最佳实践,整体提升系统水平。
最后,议员问如何确保这些措施得到有效实施。我们有一系列监督措施,但最终赋予学校领导自主权和裁量权,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应用这些措施。
议长:林杰克森先生,您之前举手了吗?没有。好的,哈米德·拉扎克博士。
哈米德·拉扎克博士(西海岸-裕廊西选区):谢谢议长。我非常赞赏部长为家长与教师沟通设定的界限。然而,界限只能起到有限的行为改变作用。我想知道教育部是否考虑建立框架,邀请家长参与,制定更明确的沟通指南,以及建立共享沟通平台,供家长在对孩子有疑虑时使用?因为教师之间的做法可能不同,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同侪影响,尤其是教师使用个人手机与家长沟通时。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也可能因家长群体不同而异。因此,我的问题是,除了设定界限外,教育部是否有进一步措施或框架,能有效促进家长与教师的沟通?
李显龙先生:感谢议员对家长焦虑和教师压力的关心。确实,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教师也努力与家长紧密合作,确保孩子得到全面教育。
我之前提到,我们有教育部参与宪章和学校-家庭伙伴关系框架。这不仅是内部文件,也特别与家长和公众共享,帮助大家理解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我们都关心孩子,但也需要让教师能够专注完成教学任务,支持课堂上的孩子。
因此,除了这两项指导方针和框架之外,我们还有家长支持小组。我们保持定期沟通,这种沟通可能因学校而异,也可能因学校领导、年级组长与家长之间的不同而异,形式可以是集体面对面、一对一、群体交流,或者是线上交流。这些都是促进学校与家长之间持续关系和持续沟通的方式。
议长:陈艾丽莎女士,我知道,像哈米德·拉扎克博士一样,您也为周四的会议提交了议会质询。请继续。
陈艾丽莎女士(碧山-大巴窑选区):是的,谢谢议长。我也感谢部长承认教师工作日益复杂。接下来,我想请问部长,有哪些保障措施确保内部工作量调查能够全面涵盖非教学职责,包括活动策划、会议和行政工作?
第二个问题:教育部是否能澄清,教学轨道上的教师是否可以仅凭课堂教学卓越、教学创新和学生辅导而晋升至普通教育官5A级及以上职位,而无需担任委员会主席或领导全校活动及全国性项目?
最后一个问题:在晋升为学校的高级教师或首席教师的教师中,有多少比例在任职前担任非教学行政职务,如委员会主席、非学科部门主管职位或年级组长,而非仅担任专业发展相关职务?
李显龙先生:议员提出了三个问题。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它们涉及人力资源和统计数据。我建议议员提交书面议会质询,我们会提供相关数据。
议员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保障措施,确保教育部的调查能收集准确数据。我们拥有庞大的教师队伍——包括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和中央学院——调查的响应率非常高,超过90%的教师参与,因为他们知道提供准确的信息能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推出支持措施。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的调查中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和说明,教导教师如何细分不同类型的工作量,包括课堂内外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我们还提供了示范案例,帮助教师,尤其是首次参与调查的教师,更好地理解我们想要收集的信息。当然,和许多调查一样,我们也设有“其他”选项,方便教师补充任何可能遗漏的内容。综合来看,这些数据非常完整,能有效支持政策制定。
议长:我们继续。我们已经花了一个小时,但才进行到第5个问题。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原始记录 · 抓取日期:2026-05-02
2 Dr Wan Rizal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what additional measures are being considered to address the high stress levels reported by teachers in the recent OECD TALIS 2024 study, particularly regarding support for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3 Mr Shawn Loh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given the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2024 finding that only 12% of teachers are aged under 30, with 40% of this group intending to leave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a) whether the low proportion of younger teachers is an intended policy outcome; and (b) how are beginning teachers supported to manage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f this noble profession.
4 Ms Valerie Lee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 whether the Ministry is taking any specific steps to further reduce non-instructional duties for teachers, especially marking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b) whether the Ministry will consider employing full-time employees to assist teachers in communications and event management, amongst other duties, in order to allow teachers to focus on teaching and coaching our children.
5 Ms Hany Soh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in light of the findings by the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2024 dated 7 October 2025 about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what are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Singapore identified by the Ministry with potential for immediate improvement, especially for teachers' welfare.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Mr Desmond Lee) : Mr Speaker, my response will address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Members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2024 findings and the current support systems and measures in place to manage teacher workload and well-being. May I have Mr Speaker's permission to answer oral Question Nos 2 to 5 and written Questions Nos 45 to 47 on today's Order Paper?
Mr Speaker : Please proceed.
Mr Desmond Lee : Thank you, Sir. My response will also cover related oral and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set down for today and subsequent Sittings.
Sir, let me begin by affirming what our teachers believe in – that teaching is, at its heart, a profoundly human endeavour. A teacher's responsibility is significant, as it involves nurturing students and shaping their futures. Our teachers take great pride in their work and demonstrate a strong sense of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Our educators often go far beyond their formal duties because they see their students' growth and well-being as their responsibility. While we appreciate and applaud their passion, we also want to ensure that such commitment does not result in unsustainable workload for our teachers.
Members asked about the teachers' role and how the Ministry intends to support teachers with their non-teaching workload. Members also asked about the use of independent or externally verified studies to validate reported teacher workload hours and if the Ministry conducts regular checks of teacher workload.
We recognise that teaching, like many professions, comes with its own set of challenges and stressors. The 2024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which is a study run independently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found that Singapore teachers reported longer working hours per week compared to the OECD average. These longer hours are reported because Singapore teachers spend their time differently from many of their OECD peers. While classroom teaching hours are shorter, our teachers spend time on other important activities such as lesson preparation,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CCA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se activities are critical to their effectiveness in providing holistic education for our students.
TALIS, being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teacher survey, is a useful benchmarking tool, but it has its limitations. It is conducted once every six years and surveys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only our lower-secondary teachers. In contras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internally monitors the workload of our teachers more regularly – across all grade levels: primary, secondary, junior college and centralised institute – through surveys, polls and various forms of staff engagement. This allows us to track closely and develop a more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 workload trends and issues, so that we can adjust ou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as necessary. As we had said in a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 reply to this House on 14 October this year, our data shows that, over the years, teacher workload has remained stable in terms of total hours, at an average of 53 hours. However, we recognise that the complexity of a teacher's work has increased over the years.
Members asked how MOE aims to address the longer working hours and stresses faced by our teachers. MOE adopts a range of measures to manage teachers' workload and to support their well-being, which we review regularly. First, MOE's Teacher Work Management Framework provides our school leaders with a common set of principles and measures to guide equitable workload allocation, considering teachers' competencies and preferences. It emphasises transparency, trust and open communication in workload deployment. This is reviewed regularly in response to new developments.
Second,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innovation. MOE is tapping on AI to help teachers work more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New AI and other tech tools in the Singapore Student Learning Space (SLS) for example, support teachers to plan lessons, as well as to mark, provide customised feedback and analyse students' responses. Digital platforms, like Parents Gateway, have reduced time spent on administrative tasks, such as collecting consent forms and medical certificates. And while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highest adoption rates among OECD education systems for using AI, we recognise that it does not immediately translate to reduced work hours. Teachers need time to be trained to use these tools, be comfortable using them and to fully integrate these tools into their work practices.
Third, enhanced staffing support. On average, each school has about 85 teachers. In addition, each school is resourced with a team of allied educators performing functions, such as counselling and working with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ll schools have a dedicated administrative team overseeing general administrative matters, procurement, financial operations and logistics support. We have been increasing such support. Over the last 10 years, we have doubled the number of allied educators across all schools, from about 800 to 1,600, and also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staff in each school, from six then, to around nine today. Furthermore, schools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procure manpower services such as coaches, CCA administrators and allied support for student well-being; as well as vendors to assist with administrative work, events management and student programmes.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the number of non-teaching staff needed in schools to effectively support our teachers and our students.
Fourth, system-level adjustments. When we introduce new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or make policy changes, it increases workload for a season, as schools and teachers need to be briefed, trained and need time to adjust. Good change management is therefore key. MOE has given schools greater flexibility to pa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system-wide initiatives, including deferring them if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nage staff workload. Hence, schools could decide when they would implement major changes, such as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as well as the EdTech Masterplan 2030.
Fifth, protected time policies. All schools provide protected vacation time during school holidays to ensure that our teachers can rest and recharge. Across the four blocks of school holidays, teachers can get around six to seven weeks of protected time and can take their vacation leave beyond the protected time, if they do not have any work in school. MOE also refreshed the School-Home Partnership guidelines at the end of 2024 to avoid parent-staff communication after school hours, except for critical emergencies. It also states clearly that teachers do not need to give their personal mobile phone numbers to parents and students. This is to minimise the blurring of lines between work and personal time.
Sixth,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FWAs). Since 2022, MOE has also provided guidelines on FWA for School-based Officers, while maintaining the duty of care towards our students. These include allowing teachers to report later at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day or leaving earli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school day if they have no lessons or duties. Teachers are also allowed to work from home on a day where they have no classes or duties requiring their presence in school. Teachers who are unable to take on the full workload can apply for part-time working arrangements.
Seventh, well-being support. All schools have Staff Well-being Committees that are resourced with Staff Welfare Funds. Teachers have access to a range of resources such as well-being workshops, talks, webinars and online self-care materials. If they have well-being concerns, they are encouraged to raise them with their supervisors, school leaders or superintendents. They also have access to peer support, such as their school's wellness ambassadors and to free professional counselling through MOE's in-house counsellors or the whole-of-Government Employee Wellness Programme.
Members asked if the reduction of workload will be a key priority with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et, and how well-being data informs staff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retention policies. MOE take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monitoring teacher well-being rather than using singular metrics like work hours. We regularly track a range of indicators including job satisfaction, retention rates and stress levels and also, engage with MOE teachers' unions to get feedback and suggestions. This approach allows us to ensure timely interventions to support teacher well-being. Apart from broad-based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profession, when we receive school-specific feedback, we will also implement targeted measur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n those schools.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 commitment shown by our teachers over the years, in spite of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 role. The mean annual resignation rates of teachers have remained stable at around 2% to 3%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ALIS 2024 also found that many of our teachers felt valued by society and see teaching as an attractive career choice. Based on the results from MOE's staff engagement survey last year,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work-life balance support were comparable to those across the wider Public Service.
I thank Members of this House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public, for their concern for our educators. Indeed, ou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ttitude towards educators will determine wh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attract and retain good educators.
Beyond MOE and our schools, par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our teachers' well-being. By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schools, respecting educators and maintaining realistic expectations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eachers, parents can also help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our teachers can focus on what they do best – educating and nurturing our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parents and in fact, all of us to recognise and appreciate our educators who dedicate themselves daily to nurture young minds. As a society, let us cherish our educators' contributions each and every day. For when we honour those who teach our children, we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our nation's progress rests.
Let me close by saying this: having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caring educators, who are deeply committed to shaping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and youths, is one of Singapore's reservoirs of strength. I thank all our teachers and allied educators for the good work you have done – seen and unseen. And I thank all parent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for your support for our schools and our teachers. We appreciate our teacher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you to nurture and guide our next generation.
Mr Speaker : Dr Wan Rizal.
Dr Wan Rizal (Jalan Besar) : Mr Speaker, I would like to get your permission to ask beyond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because I have asked quite a number of questions.
Mr Speaker : Yes. Go ahead, but keep it short.
Dr Wan Rizal : Thank you, Sir. So, I want to first appreciate the Minister for sharing the efforts taken by the Ministry to protect our teachers, for their well-being, and of course, how they have been treated in schools all this while. I have gotten a number of on-the-ground feedback, including those with dialogues through the Singapore Teachers' Union (STU), where I am an advisor for, and we have had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about how we want to improve teachers' well-being and how we can protect them further.
And while many support and welcome the efforts done by the Ministry, one pain point that keeps cropping up is the workload. And we have heard from Minister on how we have continued to monitor. But they have shared progressively that, although things have changed, it is similar still, because you move the pieces around, but the plate is still as much. So, there are some concerns,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further.
The Minister talked earlier about how he has done some research and we know OECD's survey is not ours, but we have continually done more, to check on our teachers. Has the Ministry conducted any recent workload audits, so that we can pinpoint exactly where this pressure of workload really comes from? They have mentioned that the bulk is the non-teaching part, so can we work on something to maybe reduce that further?
The Minister also mentioned the use of AI, which I believe has helped teachers a lot, but it has also added a layer of complexity to how they do things. And I wonder whether this c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us trying to reduce the workload.
Going forward, can we explore a white space, where we put a fixed guideline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schools to protect core teaching time. The Minister mentioned earlier, they teach a certain amount of hours, but it is the bulk of whatever happens after that, that is the one that really needs some protection. And I hope that the Minister could find some model to help them in that regard.
I think the STU has certain considerations too, so I think it is wonderful if we can work further on this.
And the Minister mentioned earlier how we have decentralised, such that different schools will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I think that is necessary, given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different schools. But would you consider in this regard certain schools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needs? For example, they have a higher number of need for counselling, they need more para educators to be on board. Would the Ministry consider giving some schools a lot more support in this regard?
So, I thank the Minister again, for sharing the efforts in protecting teachers' well-being and I want to appreciate the teachers too. We are coming toward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 want to appreciate the good work they have done over the whole year.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series of questions, which reflects his deep engagement with the union, with educators and with members of the public on the state of teaching in Singapore. Indeed, as I said, we do not just rely on TALIS , which is an OECD study. We have our own internal reviews on a regular basis on a whole variety of issues, including teacher workload, and the various measures that were outlined earlier – and I would not repeat all of them – are in reality, a response to the identified areas of workload which we can moderate or adjust.
So, some of it involves hiring more and we have announced in July this year that we are going to ramp up the recruitment of teachers. I mentioned that over the years we have moved some responsibilities away from teachers towards allied educators, like counsellors,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 officers, administrators, vendors and others. We have given schools resources to be able to bring in more vendors, if necessary, to help them to organise the activities.
So, those are the measures that are in respons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that the teachers face.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e this work and continue to implement new measures to help to allow our teachers that space to teach.
I would say that teaching today, if you ask any teacher, is a lot more holistic. It is not just about in-classroom teaching of a core subject or a hard subject. Even in the teaching of a hard subject, I think the Member will recognise that we are infusing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through the way that the teaching is carried out – through field trips, through studies, in subjects where appropriate, we infuse even values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 into some of these subjects.
And so, teaching being more holistic, is no longer just found in the classroom, but also in CCA and CCE, and in a whole range of other activities that enable our teachers to mould and nurture our students holistically – not just cognitively, but affectively, in terms of their emotional well-being, in terms of their skillsets, in terms of their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 terms of their core values that help them to navigate society and the uncertain future world.
That is one. And of course, by helping our teachers with tools to prepare their material – standardised material in SLS – so they do not always have to prepare their own material, they can use some of that and adjust. We also provide AI tools, not just administratively to help them with administrative workload, but also to help them augment their teaching, augment their marking, augment their ability to give feedback to their students.
I just want to refer the Member back again to the various measures I articulated earlier. The Member asked whether we give our schools more resources based on needs. I think, absolutely. There was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sometime back where Members asked if schools can get more allied educators based on the profile of their students. For example, if they need more SEN officers or more counsellors, we are able to redeploy the existing pool and steer them towards schools that may have a greater need, whether secular or for a season.
Mr Speaker : I see many hands. I am only going to call Members who have filed questions on this. So, for those who did not, you do not need to raise your hands. Mr Shawn Loh.
Mr Shawn Loh (Jalan Besar) : Thank you, Mr Speaker. My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will be shorter than Dr Wan Rizal's.
Mr Speaker : I would appreciate that. Dr Wan's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were pretty long.
Mr Shawn Loh : Thank you. I thank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for his response, and I also want to declare that I am the new advisor to the STU,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 Services Union.
It is a common refrain from many teachers that one hour in the classroom is more tiring than one hour in the office. I would venture to extend that to say that one hour in the classroom is much more tiring than one hour in Parliament.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very concerning when TALIS, not just notes that teachers on average work 47 hours a week, but that the number has not gone down over the last two seasons of the survey over the last decade. Whereas across Singapore, for full-time workers, the average hours worked went down from about 47 hours to about 44 hours. So, we should all be rightfully concerned about our teachers.
To that end, I have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for beginning teachers. For beginning teachers, the survey no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eachers was low and that many were intending to leave. So, my question to the Minister is whether the low proportion is a feature of MOE's hiring policy. Is it because it is about low recruitment or is it about high attrition? And if it is the latter, what is the Ministry doing about it?
The second and last question is about non-teaching workload. I fully agree with the Minister that non-teaching workload that leads to educational outcomes are important. Our teachers should do that, like for CCAs. Because teachers do not just teach, they educate. But there are also non-teaching workloads that do not necessarily lead directly to educational outcomes – procurement, for example,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work. It seems like a perennial bugbear, notwithstanding the Minister's assurance, that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each school has gone up.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y is this so? Is it because the workload has gone up more than the resources given to the schools?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questions and for his concern for our teachers. I said earlier in my speech that both TALIS, as well as our surveys show that while teachers' workload is high – it is indeed so and working hours are long – they have been stable over the past number of years, and we are working hard to focus our teachers' precious time on teaching holistically. Where possible, we help them to be more productive and effective, help them to shed some of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and what the Member calls, non-core teaching functions to allied educators and others. So, that work continues.
So, why is it that the number of working hours remains at this level and remain stable over the past number of years? I think Members will also need to look at the contex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made a number of policy changes. Teaching, as I said today, is a lot more holistic. There is a lot more teach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There is CCA, through which we teach leadership, sportsmanship, empathy and so on, the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And in short, we have made many education-related moves over the years to strengthen our education system.
So,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only recently kicked in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o be done in order to allow our students at secondary level to be able to learn at their pace. Indeed, it creates more work, but one which teachers recognise benefits our students.
We implemented an EdTech Masterplan 2030 to help support our teachers and our students in learning using technology. Not just learning using technology, but learning with technology.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AI in education as well, so that will of course, create additional workload in terms of briefing, understanding, tinkering, learning, workshopping, practising, mastering and then we start to reap the results.
We made changes to the PSLE system. That, of course, creates additional work, but again for a purpose that supports the education system.
We made changes to refresh our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and how it is infused into our lesson plans and in our curriculum and in holistic education. That, of course, also requires all our schools, all our teachers and all our departments, not just in the headquarters (HQ), but particularly in our schools, to make changes.
And I can go on and on about all these things that have been don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will increase the workload for a season, or some may also increase workload secularly. This is because education is more holistic and our teachers also have to contend with a changing demographic of parents and the different aspirations of our students.
So, all in, being able to keep workload at that level, despite doing all these important things, I think is a reflection of how these measures have worked. But we need to do more in order to make further improvements to the workload and stress on our teachers.
On beginning teachers, the Member asked why the proportion of beginning teachers has fallen through the TALIS report; he cites that. Well, in 2018 to 2024, with falling cohorts and a maturing workforce, we had reduced recruitment to some 650 to 700 teachers a year, in order to fill in the gaps in certain subjects and to replace retiring teachers. But in July this year, we announced that we will ramp up recruitment of teachers going forward to some 1,000 teachers or more per year.
Mr Speaker : Ms Valerie Lee.
Ms Valerie Lee (Pasir Ris-Changi) : I thank the Minister. I have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Has the Ministry actively conducted studies on other countries on how they manage this topic of time management for teachers? If so, which countries are they, and have there been anything that is implemented in Singapore?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argeted initiatives are there being planned to reduce teacher attrition rates, particularly among our younger educators who may feel overwhelmed by workload and pressure?
Mr Desmond Lee : Through TALIS, we have a very useful comprehensive teacher survey study across a large number of OECD countries and that is a very useful benchmarking tool. It is not just survey results, but they also go into some qualitative understanding of each jurisdiction. That, of course, complements our comparative study of other jurisdictions to continually improve. So, that is the response to her first question.
To the Member's second question about beginning teachers' attrition, we support them through inductions, through mentoring in the first few years, through more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in school culture, focusing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enable our beginning teachers to be able to navigate, what will inevitably be a steep learning curve in teaching and in fact, in all professions.
We also need to accommodate, adjust and respond to a changing demographic with different aspirations of work and life, and so, in that regard, having more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including part-time teaching, having various options for teachers to adjust their school day, specific to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specific to the school environment. I mentioned quite a number of them earlier, for example, coming to school a little later, if there is nothing right up in the morning, leaving once their teaching and other duties are done, and so on. So, we will continue to find ways to make sure that our scheme of service continues to respond to a changing demographic.
Mr Speaker : Ms Hany Soh.
Ms Hany Soh (Marsiling-Yew Tee) : Thank you, Speaker. The TALIS findings underscore our Singapore teaching profession as innovative and respected, yet burdened by the demand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erod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particularly our early career educators. In this aspect, I have three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for the Minister.
First, do teachers appraisal and progression factor in non-teaching duties, such as projects and CCAs? The second supplementary question concerns whether the Ministry has sought teachers' feedback on the demands that they face from students' parents and whether the situation has improv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arents Gateway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s shared by the Minister earlier? And finally, I am not sure if I caught it, in the various measures that the Minister shared earlier, in relation to supporting the young, budding teachers, whether we are prepared to consider to include a scheme like a mentorship between senior and more junior teachers, as a form of buddy system, encouraging and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support and guidance to the young educators?
Mr Desmond Lee : I think I will address the Member's third question first. I did mention earlier that mentoring, on top of induction programme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are in place for beginning teachers – or what she mentions as novice teachers.
In response to her first question on appraisal, we d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eachers' holistic work as well as performance – teaching, CCAs, projects and so on.
In terms of whether we do surveys of teachers or engage teach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parents, the answer is yes – through dialogues, through feedback from STU and other teachers' unions, through our well-being surveys, we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of parents today and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 and teachers in school and out of school.
Hence, as a result, you see changes such as the Parents Gateway,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years ago, School-Home Partnership as well as MOE's Engagement Charter, which sets out clearer boundaries and expectations, and draws clearer lines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 so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productive, holistic relationship and partnership for the benefit of our children.
Mr Speaker : Mr Kenneth Tiong, I know you have filed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for this tomorrow.
Mr Kenneth Tiong Boon Kiat (Aljunied) : Thank you, Speaker.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for the Minister. Firstly, what are MOE's target operational outcomes for AI adoption? Surely, the Ministry must have a direction or goals, whether it is fewer hours, better allocation of time from administrative duties to teaching, or something else. Without that, how do we measure whether AI adoption is achieving the desired outcomes?
The second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he Minister said that the workload has been stable at 53 hours per week. Does MOE believe that this is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term? And if not, what is the target number of hours that MOE is working towards?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questions on AI.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AI tools, once you introduce them, there is work created when you introduce AI tools. In fact, there is work created when you introduce any productivity tool. At the NIE70 conference, we also had AI experts from abroad who cautioned that when you introduce AI tools, there is hidden work that is created. Some of it is seasonal. Some of it may be secular. But if these are tools that are productive in nature that help save effort, reduce time spent on certain things in order for the teacher or the worker to be able to do more higher value-added things and divert the time to things that they feel are more important, then the necessary pre-condition is that one gets familiar, understands and then gradually masters and gets familiar with the tools, and then you start to reap the benefits.
So, there is a learning curve. There is an implementation curve and an operationalisation curve before we can reap the benefits. And it is still early days. We are infusing AI into teaching, not just as a productivity tool, but in order for us as an Education Service to be able to teach our children what is AI, teach them how to use AI, teach them or enable them to learn with AI, and also to learn beyond AI. So, all this does requires change management, over and on top of the School Cockpit and suite of tools, AI and tech in nature that enable our teachers to do more with limited time.
In terms of the workload, I mentioned in response to another Member earlier that the stability of our working hours – not that we crow about it; certainly, those are long hours and we need to continue to work collectively at it and I think, on both sides of this House, we all recognise and appreciate our teachers putting in all this effort for the benefit of holistic education of our children – but there has been a whole series of education reforms and changes over the years. A number of measures I mentioned earlier have helped to moderate the increase in working hours. But we are at it, we keep at it and continue to roll out reviews and changes that will help to moderate our teachers' overall working hours and their work-life balance.
Mr Speaker : Dr Choo Pei Ling, I know you had a question for tomorrow's Sitting as well.
Dr Choo Pei Ling (Chua Chu Kang) : I have three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One, as schools differ in size and profile, how does MOE ensure that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support staff, such as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or counsellors, are prioritised fairly and matched to the unique needs of each school? Two, are best practices from schools that have successfully reduced teacher workload being shared so that other schools can learn and adopt these methods? Three, how are insights from these regular workload reviews translated into practical adjustments at the school level, so that teachers feel the impact directly in their day-to-day work?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er three questions. The first, I think I have addressed that in a reply to one of the Members earlier that, based on the specific needs and the profile of each school, if there are additional resource requirements, they can raise them to their superintendents, zonal directors and to HQ, and we will see how to provide support to help them address those needs.
The second is best practices. Certainly, through the Schools Division, our principals, school leaders and our superintendents share best practices, not just in terms of workload reducing measures, but also pedagogical and teaching methods as well. We have network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at enable our educators in different fields, as well as our administrators, to be able to share ideas and best practices with one another. So, collectively, we improve as a system.
And lastly, the Member, I believe, asked how we ensure that these measures are properly implemented. Again, there are a range of supervisory measures, but ultimately, we give our school leaders autonomy and discretion to apply these measures to address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in their institutions.
Mr Speaker : Mr Jackson Lam, did you raise your hand earlier? No. Okay, Dr Hamid Razak.
Dr Hamid Razak (West Coast-Jurong West) : Thank you, Speaker.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Minister setting the boundaries for clearer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However, boundaries can only do so much when it comes to behavioural change. I am wondering if the Ministry would consider perhaps setting up frameworks to engage parents to set clearer communication guidelines as well as perhaps shar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which parents can then engage with should they have concerns about their children? This is because practices may vary between teachers and that might incite some degree of peer influence in terms of responding to parents, especially with their own personal phones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might have overt concerns about their children, which may also vary between parent groups. So, more than boundaries, my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Ministry has further measures or frameworks that can be useful to engage parents to enhance this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concern about the anxiety of parents as well as the stressors on our teachers. Indeed, parents are the first teachers of our children, and our teachers really work closely and seek to have a close partnership with our parents in order to ensure more holistic education of our children.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we have an MOE Engagement Charter, together with the School-Home Partnership framework. It is not just an internal document, it is also shared, particularly with parents as well as with the public, so that we understand how to navigate that relationship. All of us are concerned about our children but we also need to enable our teachers to perform their tasks and to be able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 in the class.
And therefore, apart from these two guidelines and frameworks, we also have parent support groups. We have regular communication. It may vary from school to school, between school leaders, level heads with parents, either en masse, face to face, person to person, in a group, or virtually as well. So, these are ways that enable a constant relationship, a consta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schools and our parents.
Mr Speaker : Ms Elysa Chen, I know, like Dr Hamid Razak, you also filed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for Thursday's Sitting. So, go ahead.
Ms Elysa Chen (Bishan-Toa Payoh) : I did, thank you Speaker.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inister also for acknowledging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a teacher's work. And to follow up,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at safeguard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internal workload surveys capture the full range of non-teaching duties, including event planning, meetings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second question: would MOE clarify whether teachers on the teaching track can achieve promo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Officer 5A and beyond, based solely on classroom teaching excellence, pedagogical innovation and student mentorship, without needing to chair committees or lead school-wide events and nationwide initiatives.
Last question: of the teachers promoted to senior teacher or lead teacher positions at the schools, what proportion held non-teaching administrative portfolios, such as committee chairmanships, non-subject Head of Department positions or Year Head roles prior to the appointments, as opposed to solel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rtfolios?
Mr Desmond Lee : The Member asked three questions.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question, they are HR- and statistics-related. I would just encourage the Member to file a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 and we will give her that data.
The Member's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safeguards to ensure that our MOE surveys capture accurate data. We have a large teaching workforce – primary, secondary, junior college, centralised institute – and the surveys have a very high response rate. Something like more than 90% of our teachers respond because they know that if they give us accurate information, it will enable our policy-makers to better roll out measures that support them.
And so, to help do this, in our surveys, we have clear guidelines and instructions on how to itemise the workload for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both in classroom and outside classroom, pedagogical as well as administrative. We also provide worked examples that enable our teacher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doing surveys for the first time,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we are trying to capture. And of course, as with many surveys, there is also a catch-all – that means, anything else, please let us know so that we do not risk missing anything out. And of course, when you average it out, when you then look at it specifically, you then have a very good set of data that enable policy-makers to work.
Mr Speaker : We are moving on. We have already spent an hour and we are only at Question No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