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辩论 · 2023-02-28 · 第 14 届国会
教育经费与职业发展支持
Committee of Supply – Head K (Ministry of Education)
议员质询教育预算及职业指导支持,强调疫情期间教育工作者的贡献及未来技能培养的重要性。提出加强青年及在职人士的职业辅导,建议扩大SkillsFuture学分使用范围以促进终身学习。政府回应未见,核心争议在于如何更好支持青年职业发展及技能匹配。
关键要点
- • 加强青年职业指导
- • 提升继续教育培训
- • 扩大技能学分使用
支持扩大职业辅导及技能发展
推动终身学习与职业辅导
"We owe it to our youth,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given up much during the pandemic years, to help them get a strong footing on the career ladder."
参与人员(22)
- Jamus Jerome Lim
- Baey Yam Keng
- Carrie Tan
- Chua Kheng Wee Louis
- Darryl David
- Denise Phua Lay Peng
- Foo Mee Har
- Gerald Giam Yean Song
- Hazel Poa
- He Ting Ru
- Koh Lian Pin
- Leon Perera
- Lim Biow Chuan
- Mariam Jaafar
- Mark Chay
- Minister of State for Education
- Muhamad Faisal Bin Abdul Manap
- Patrick Tay Teck Guan
- Rahayu Mahzam
- Sharael Taha
- Shawn Huang Wei Zhong
- Wan Rizal
完整译文(中文)
Hansard 英文原文译文 · 翻译日期:2026-05-02
主席:教育部K项负责人,Patrick Tay先生。
下午5点30分
教育与未来方向
Patrick Tay Teck Guan先生(先锋选区):主席先生,我请求动议,“将估算表中教育部K项的总拨款减少100元”。
过去几年无疑是对意志的考验。尤其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员工,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确保学生安全,学校在疫情期间保持开放,同时平衡自身的需求和照顾责任。更不要忘记教育部总部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幕后辛勤协调和支持学校的应对工作。我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在面对每一个挑战时都能泰然自若,坚定不移地塑造我们国家的未来。
随着商业和经济的快速变动,识别未来所需技能并及时装备学习者将是一项长期挑战。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工作模式如何迅速被颠覆,但也让我们看到,只要反应迅速,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抓住机遇。
随着教育体系的发展,我希望我们不仅做得更多,更要做得更好。我想强调三个必须做得更好的领域,我称之为“三个更好”。
第一,为刚离校的青年和新入职场者提供更好的职业指导和职业辅导。第二,更好地获得优质的继续教育与培训(CET)。第三,雇主对技能和能力的更好认可。
我们的主流学校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包括在高等学府(IHLs)期间,都能获得教育和职业指导。然而,一旦他们离开高等学府,可能就无法再获得补贴的专业职业教练服务,这令人遗憾。
教练帮助我们探索优势和劣势,建立信心,规划职业道路。他们是我们职业生涯中宝贵的资源,职业生涯的起点也不例外。我们欠我们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在疫情期间付出很多的青年,帮助他们在职业阶梯上站稳脚跟。
可以理解的是,我们的高等学府,或者正如部长所称的持续学习机构(ICLs),可能希望将资源集中于在校学生。同样,只有失业和被裁员者才能获得人力部支持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咨询。我希望政府考虑允许青年及一般工人使用他们的SkillsFuture学分购买职业辅导服务,因为这符合鼓励个人掌握技能发展和终身学习的目标。这也将缓解技能、工作和期望不匹配的问题,这是新加坡结构性失业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下一个领域是获得优质继续教育与培训(CET),并使CET成为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思考,CET很像钢铁侠的马克战衣。托尼·斯塔克本人是人类,虽然聪明且足智多谋,但当他穿上马克战衣时,他成为地球最佳守护者钢铁侠。同样,当成人学习者参与CET时,我们提升和再培训自己,使我们能够不断应对行业需求和挑战的变化。
正如托尼·斯塔克升级他的马克战衣以应对未来更致命的攻击,我们通过获得每个CET资格提升技能和就业能力,提高自己抵御意外挑战的能力,并抓住未来经济中的机会。因此,我敦促教育部投入更多最新资源,鼓励和催化雇主支持和个人发起的培训,使我们能够应对任何风暴,迎接新挑战。
正如托尼·斯塔克对战衣的改装非常挑剔,我们也必须确保提供的CET设计合理,吸引需要平衡工作和其他责任的成人学习者。CET必须符合行业需求,否则无法有效改善就业结果。CET提供者和行业必须紧密合作,以便我们的CET课程能根据经济快速变化的需求进行调整。全国职工总会(NTUC)非常乐意通过我们的工会和公司培训委员会网络支持这种合作。
但即使是最好的马克战衣,如果没人愿意穿,也毫无用处。我们必须帮助新加坡人认识并接受终身学习作为一个持续过程。通过学校,我们建立坚实基础;通过工作,我们获得实践经验;通过CET,我们保持最新并保持竞争力。
主流教育、CET提供者和行业必须合作开发课程和项目,装备学习者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使他们现在和未来都能成功。这将帮助学习者认识持续个人和职业发展的价值,也让行业获得高技能和有能力的劳动力。
同样,我进一步建议应要求雇主为员工提供培训假期,以便他们进行培训和技能提升。
最后,雇主对技能和能力的更好认可。新加坡的精英制度已被多次讨论。虽然它鼓励我们追求更好成果,但导致了无休止的文凭追逐,学位和文凭被用作个人技能的替代指标。但这些文凭只反映学习者生命周期中特定时间点的技能,并非全部。
雇主需要认识到,高绩效个人的标志在于其技能和能力。我们应奖励通过CET项目和模块课程不断自我发展的学习者,而不是过度强调学术资格。同样,雇主也应利用培训机会,如全国职工总会的培训和安置生态系统,培训和发展员工,从而加强自身的人才储备。
观念转变需要时间,尤其是涉及根深蒂固的信念和习惯时,没有灵丹妙药。然而,我乐观地认为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将实现这一目标。
总之,我认为我们在培养未来准备好的学习者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更好的职业指导和辅导,更好地获得优质CET,更好地获得雇主对技能和能力的认可,以及提供培训假期。所有这些将鼓励终身学习,使学习者掌握自己的职业发展。最终,当我们的劳动力具备适应变化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时,学习者和社会都将受益。
(程序文本)提案提出。(程序文本)
教育的未来
Denise Phua Lay Peng女士(惹兰勿刹选区):主席,教育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在本院发表过近30次关于教育的演讲,包括未来学校、取消PSLE、贯通学校、补习、特殊教育和终身学习。今天我将简要谈谈教育的未来。
主席先生,我对教育部长陈先生提出的五个未来教育所需的关键转变感到兴奋。陈部长一如既往地具有远见。这五个关键战略转变包括将教育从最初的15年延伸到未来50年,利用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教育及其他战略举措。但正如我们所知,每一个宏伟愿景背后都需要成千上万的艰苦步骤来实现。我们不仅要面对现有的结构、系统和流程,还要面对现有的思维模式。
陈部长提出的许多关键转变听起来就像是需要装入新皮囊的新酒。我们都听说过不能把新酒倒进旧皮囊,否则新酒会使旧皮囊破裂,酒和皮囊都会丢失。那么,部长能否分享他对推动这些关键转变(新酒)在教育中可能的推动力和阻力的分析,以及为确保新加坡教育体系美好未来需要做些什么?
接下来,我今天想向教育部提出三点建议。
关于过度强调考试和学术。我敦促教育部研究并开发替代当前(a)学校录取和(b)雇主招聘系统的方案,这些系统主要以考试成绩和文凭作为能力的代理。只要大多数企业和学校没有有效的替代能力评估系统,传统考试和学术的关注就会持续。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科技公司和创意产业优先考虑作品集、所需技能和经验的证据,而非学校成绩,用于招聘决策。
关于创新。我敦促教育部允许并支持替代教育学校模式的蓬勃发展。认真研究无PSLE贯通学校的潜力,微型学校——规模约100至300名学生,优质的家庭学校和终身学习学校,尤其是针对可能无法从主流SkillsFuture项目中受益的残障学生。个别教育计划、混合教学法、技术应用和全社会力量的利用同样可以应用,且质量不必妥协。让我们大胆尝试,承担一些经过计算的风险。
关于成人学习者。我敦促教育部深入研究一部分中年和中年新加坡人,开发提升处于风险中的群体的项目。我们听说很多关于新加坡15岁学生在PISA(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成功,但对PIAAC(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或经合组织成人技能调查却鲜有提及。2016年发布的最后一份PIAAC报告显示,16至34岁的新加坡成年人表现良好,但45至65岁的老年成年人在读写和算术能力上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随着寿命和退休年龄的提高,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提升这部分处于风险的新加坡人。
总之,主席先生,为了使我们的教育相关且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识别并着力于那些能显著推动变革的关键因素。
主席:Phua女士,请总结发言。
Denise Phua Lay Peng女士:如果有国家能做到,我相信新加坡可以。
转型早期和小学教育
Carrie Tan女士(义顺选区):主席先生,越来越多的私立幼儿园将自然和户外学习纳入儿童教育。除了促进身体发展外,还帮助儿童改善心理健康,发展更高的直觉智能。这指的是整体思考、矛盾思维、倾听并连接自我与他人,以及通过影响力而非权威领导的能力。
因此,自然的作用至关重要。自然提供了最佳的课堂,所有学校都应被赋能利用自然学习,让所有儿童受益,而不仅仅是那些家长能负担私立幼儿园的孩子。我敦促教育部将户外和自然学习作为早期和小学教育的主要方式。
随着世界因气候新现实而演变,我们不能在为年轻人准备绿色经济未来工作时落后。我们必须装备年轻人成为“自然原住民”,而不仅仅是“数字原住民”。
除了偶尔参观农场和社区花园外,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孩子可以通过在自然中玩耍来接触科学,并被引导观察植物、动物及自然中其他元素如何相互共生。他们可以通过识别植物和生物学习拼写,通过基于游戏的课程和户外有趣项目学习团队合作。
小学低年级学生可以通过自然学习方法学习传统科目,如科学、数学、商业和交流,例如照料食物花园,收获农产品并在学校合作社或其他企业或社会项目中销售。高年级学生可以通过领导这些项目学习组织技能、协作和领导力。从小进行基于现实应用的学习将帮助日益成熟且善于质疑的一代看到教育的相关性。更多的游戏也能带来快乐,激发他们在升入高等学府时更深入追求知识的愿望。
我们可以先派感兴趣的教育者接受自然教学法培训,开创详细的学前和小学课程。这可以衔接国际文凭(IB)、普通教育证书(GCE)或工艺教育学院(ITE)选项,具体取决于青年的兴趣和能力。
为启动这一转型,计划因需求低而关闭的学校可以重新设计为试点该模式。家长如果愿意,可以自愿报名,为孩子提供另一种教育方式。
结合对一组3岁至16岁儿童的纵向研究,观察其福祉和学习的改善,教育部可以逐步扩大试点,为愿意的家长提供更多名额,直到被大多数人接受。这将确保我们的教育体系转型基于证据,并以与家长合作的适度节奏进行。
下午5点45分
学校多样性与学生自主学习
Hazel Poa女士(非选区议员):主席先生,首先,我声明我经营一家教育中心和一所私立学校。
请允许我引用Everychild.sg由新加坡家长制定的白皮书摘录:“……许多新加坡家庭的文化规范是家长计划在孩子参加PSLE的那年请假,而不是在孩子生命的头1至2年请假……许多新加坡家长……优先在孩子11/12岁时给予全心关注,这对孩子来说似乎与表现期望相关,而非婴幼儿时期更无条件和亲密的爱。我们若天真地认为这不会对儿童心理健康、情感发展、自尊和未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那就错了。”
这是我第三次敦促教育部考虑试点贯通小学和中学的项目,绕过PSLE,我无意停止呼吁。教育中不应有禁区。学习者,尤其是儿童的福祉,应放在首位。
另一个需要破除的禁区是学校规模。学校规模政策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在国际学校领域,家庭可以选择最适合孩子的各种学校。有的小学学生不足200人,也有几千人的大校。对本地学生,我们只提供大规模学校。教育部因出生率下降和住宅区人口结构变化而合并学校。
我敦促教育部考虑多样的学校规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学习人口。我们希望迈向包容性学习,让神经典型和神经多样性儿童能够良好地一起玩耍和学习。小规模学校有助于师生建立更深的联系。仅仅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就能为感到被忽视、需求未被满足的孩子营造稳定、安全的环境,尤其是在大空间和大班级中。我们能否翻新那些多年闲置的旧校舍,改建为几个小规模学校,作为试点项目?
最后,我想谈谈学生自主学习(SIL)项目。去年十月,教育部回应我的提问时表示,SIL是“为学生预留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并在课程外学习,鼓励学生更具好奇心和自主学习能力”,且“初步反馈显示学校和学生都重视SIL”。
我从基层收到的反馈是,SIL的接受度不均。例如,我听说有学生不热衷该计划,选择“学习”他们已知的内容。作为一项新举措,且方法与传统学校不同,出现初期问题是可以预期的。
我完全支持鼓励学生更自主学习。但我觉得将该计划设为强制,与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相矛盾。应让学生有机会选择退出该计划,如果它不适合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这只是上级强加的又一项目。将该计划设为可选,也能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接受程度。
当我们的教师和学生花时间适应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以及它如何使他们受益时,也许学校可以提供一些学生投票选出的结构化课程,作为中间措施?
另一个建议是允许学生使用医疗储蓄账户(Medisave)参加SkillsFuture及相关在线课程的学习。让我们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定制的、相关的技能基础档案。他们可以匹配来自世界任何课堂和供应商的学习兴趣。
学校灵活贯通课程计划
林占寿副教授(盛港):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考试——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倾向于减少测验和考试的使用——但我实际上考试成绩还不错。我的妻子,尽管天赋和创造力俱佳,且心地善良,考试成绩却不理想。然而,考试是本地及全球教育环境中的常见特征,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考试,无论好坏。
考试的普遍存在以及同样才华横溢的个体表现差异,引发了关于高风险标准化考试价值的激烈讨论。
这种表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任何经历过考试时胃部翻腾感觉的人来说——是考试焦虑是真实存在的,会负面影响表现,且与实际能力无关。另一个原因是面对考试时个体动机不同,而这种动机与表现的关联较弱。
基于可选考试成绩的大学录取研究显示,申请数量和录取率无明显变化,但申请多样性有所提升。事实上,COVID-19爆发时,许多大学选择暂停考试作为入学要求,并在疫情后继续保留此做法。包括阿默斯特学院、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威廉姆斯学院和耶鲁大学等著名院校均在此列。
所有这些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高风险考试的优劣。曾是考试倡导者并监督美国学校此类考试开发的教育政策分析师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现呼吁放弃标准化考试。
撇开证据不谈,现实是许多重要场合对成绩和考试结果的依赖正日益减弱。
我读研究生时,普遍认为课程成绩优异者不一定成为最佳研究人员。我们第一年成绩最好的学生第二年辍学,转行成为精算师,而非完成博士课程。相比之下,另一位同学第一年多次未通过综合考试,最终毕业,现为中央银行经济学家,常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学术界之外,越来越多公司摒弃传统考试指标。谷歌著名地不以成绩录用员工,甚至不要求大学学历,更倾向于根据实际工作成果评估申请者。
工人党提议引入一项可选的10年贯通课程(10 YTS),从小学一年级至中学四年级,允许家长选择让孩子跳过小六会考(PSLE),使他们的第一次重大考试推迟至中四。
孩子发展速度不同,此选项允许某些孩子以更适合自己的节奏学习。重要的是,给予孩子更多空间在16岁前充分发展潜能,可能比让他们跳过16岁时的一次重大考试更为重要。
部分学校已有10 YTS的变体。综合课程(IP)允许中学生跳过‘O’水准,直接参加最终高中考试,如‘A’水准——天主教中学、华中、莱佛士学院(RI)、维多利亚、圣尼古拉斯等;国际文凭(IB)——英华中学(ACS)和圣约瑟书院(SJI);或高中毕业文凭,如国大高中。此提议仅建议将该计划延伸至另一项高风险标准化考试。
重要的是,此选项将补充而非取代非10 YTS轨道。希望继续参加PSLE的学生仍可参加。更关键的是,此提议不意味着应减少教师通过非高风险标准化考试形式的频繁反馈。事实上,有确凿证据表明,此类反馈以及增加教学时间和专业辅导等做法,是区分有效学校与效果较差学校的关键。关键不在于考试频率,而在于将师生互动视为持续的双向对话。
学科分层教学
达瑞尔·大卫先生(宏茂桥):主席,2020年全面推行的学科分层教学(SBB)是教育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2018年SBB的延伸,它允许学生根据PSLE中英语、数学、科学和母语科目的表现,在中一阶段选择更具挑战性的水平学习。
2020年至2024年,全面SBB已推行,允许学生根据自身优势、兴趣和学习需求选择适合的学科水平。我相信此举也得到了学生、家长乃至教师的积极反馈,以及‘O’和‘N’水准考试的指标支持。
通过全面SBB,我认为快捷班和普通学术班的分流已结束。学生将进入混合班级,与兴趣、能力和优势各异的同学互动。这也为学生根据能力和兴趣开辟多条发展路径。
教育部能否提供SBB进展的最新情况?SBB面临哪些挑战?是否有计划加强该项目,未来可能涵盖其他科目?
主席:马业成先生,您可以合并您的两次发言。
中学全面学科分层教学
马业成先生(淡滨尼):先生,我赞赏教育部2014年引入的学科分层教学(SBB)。它认可每个人对不同学科可能有不同态度。该制度允许学生根据特定学科的学术能力,以适合的节奏和水平学习,而非整体学业表现。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乐趣。
2020年,全面SBB在28所学校试点,2024年将在所有中学实施。教育部采取了谨慎稳妥的推广策略。确实如此,因为我们必须确保任何政策变动的益处。
全面SBB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资源供应,以满足各层次的具体需求。不同层次可能需要不同的教学资源,如教材、实验设备和教师,这可能难以为每个层次的所有学生提供。
我希望教育部分享全面SBB的经验,以及在推广至所有中学时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与过去学生在同一班级学习所有科目不同,全面SBB意味着学生不同科目可能有不同同学。虽然这让学生有机会与不同同学学习,结交更多朋友,但可能影响班级凝聚力。毕业后,我们通常会有班级聚会,现在学生可能需要按学科分层班级聚会,甚至可能感觉与不同层次班级的同学不够亲近。
我认为班级归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是全面SBB的遗憾后果。因此,我想了解教育部对学生在全面SBB下的学校体验有何观察?
当学生习惯于不同科目在不同层次学习时,他们需要在学习灵活性和更多升学路径及学习机会方面得到相应支持。
我知道‘A’水准科目有H1、H2甚至H3级别。那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ITE)的课程呢?希望教育部能分享相关计划。
‘A’水准课程审查
随着互联网信息的便捷获取和人工智能(如ChatGPT)的出现,教育必须超越知识获取。我们必须学会寻找信息、处理信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并学会应用知识。
我们的学生需要广泛的21世纪技能和能力,以在复杂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茁壮成长。我很高兴教育部在教育理念上不断进步。最近的课程内容和评估需求审查导致2023年起取消所有小学和中学的年中考试。我相信学生对此非常欢迎,但家长可能反应不一。此时,我呼吁家长支持教育部,用更多补习和兴趣班填补孩子们腾出的时间和空间。
我想问教育部,课程审查是否也会延伸至中学后阶段?‘A’水准课程仅两年,相较小学和中学更短。两年内,学生需参加两次年中考试、多次小测和一次预考,外加常规测验。我们能否减轻部分考试准备和压力?
GCE‘A’水准
达瑞尔·大卫先生:‘A’水准体系长期以来是大多数学生升读大学的传统学术途径。然而,过去二十年出现了许多新选择:特色学校、贯通综合课程(IP)、国际文凭(IB)以及理工学院课程日益吸引且多样化。
我相信‘A’水准自2007年课程修订以来已有调整。学生可从三个级别选择科目:高级1(H1)、高级2(H2)和高级3(H3)。科目分为知识技能类和内容类。知识技能类包括通用论文(GP)、知识与探究和项目工作;内容类分为语言、人文与艺术,以及数学与科学。
根据教育部规定,参加‘A’水准的初级学院(JC)学生须至少选修一门跨学科科目,并学习母语。
2022年,教育部宣布今年起通过直接学校录取(DSA)为成绩之外的才艺学生提供更多初级学院名额。非贯通综合课程学生的DSA名额从10%提升至20%,涵盖政府及政府资助的初级学院,包括安德逊-实龙岗初级学院、优诺亚初级学院和维多利亚初级学院。这些举措确实朝着正确方向迈进。
我的问题是:教育部能否分享‘A’水准在当今教育环境中的相关性,以及其与国际文凭(IB)甚至理工学院文凭在新加坡大学录取中的比较?
教育机会的获取
何亭如女士(盛港):先生,继上周预算辩论中关于新加坡社会流动性的关切后,显然我们需要保持甚至加倍努力,改善教育和机会的获取。在此,我声明本人在包括新加坡市场的教育领域有企业利益。
为了让我们的学校和大学蓬勃发展,必须确保它们对来自各种背景的学生开放。顶尖大学,如常春藤盟校和牛剑大学,通常公开招生统计数据,并设定增加弱势或低收入背景学生录取的目标。这些大学的职业服务部门也常依赖校友为在校及毕业学生提供指导。
事实上,我曾在大学担任学生导师,为有潜力的六年级学生(‘A’水准学生)提供指导,这些学生是家中首批上大学者。我也时常收到现有或近期大学生的邮件,寻求职业路径和选择方面的建议。
正因如此,我们两年前成功启动了盛港学生的导师计划,许多参与者认为能与来自多元背景的导师讨论教育和职业选择非常有帮助。我很高兴看到盛港以外的选区也开始推行导师计划。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开始每年公布有关录取来自更广泛背景学生的进展详细信息,以便了解我们的努力是否奏效?这也便于新加坡同胞衡量并理解诸如将热门学校迁出市中心等包容性举措的成效。
我们还可以让校友更积极参与,为当前或潜在学生提供建议,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出于真诚分享人生经验的愿望。
谈及兴趣班,确实教育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及其他机构正努力增加补习机会。虽然是良好开端,但这些项目通常侧重学术课程,低收入家庭学生仍难以参加机器人或人工智能课程、森林学校等假期营,这些对儿童全面发展同样甚至更为重要。尤其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考试通过能力只是衡量人生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还需跳出传统小规模辅导体系的框架,借鉴如韩国等补习盛行国家的经验,其教育广播系统为备考大学入学考试的高中生提供高度可及的讲座。据估计,2011年该服务显著减少了8160亿韩元的私人补习支出。
小学入学
林标泉先生(满巴登):先生,过去几年,我接到家长反映,他们无法为孩子在附近小学获得学位。相反,孩子被分配到距离家数公里远的小学。
这给他们带来极大不便,孩子不得不乘坐公共交通或早起乘校车前往分配的小学。有时学校没有校车直达孩子家,因此家长请求让孩子入读离家更近的学校。
先生,我对这些情况深表同情。年幼孩子不应过早起床,且不应比必要更远地上学。
我敦促教育部审视小学一年级入学方案。教育部可维持现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2A、2B和2C的优先方案,但通过上述任何优先方案入学的小学生,应限制在距离学校1至2公里范围内。这样,年幼学生能在家多休息,学校也减少安排校车的需求,降低校车运营商未达预期的风险,正如我们最近在圣斯蒂芬学校所见。
小学一年级注册改革
蔡庆伟先生(盛港):副总理黄循财在预算演讲中谈及建设更公平包容社会。这必须从我们的孩子和小学开始,那里社会融合可能有所下降。
我对教育部调整小学一年级注册框架表示欣慰,自2022年起,将第二阶段C中每所学校预留的学位翻倍。这让更多无家庭关联的孩子能入读离家近的学校。
但我认为这些改变还不够彻底。为什么我们仍然固守这样的思维模式:仅仅因为我的父亲或母亲曾就读某所学校,我也曾就读,因此我必须让我的儿子或女儿也进入同一所学校。既然教育部(MOE)认可就读附近学校符合每个孩子的教育利益,正如教育部在新闻稿中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么小学一年级(P1)注册框架应重新设计,以确保我们兑现对每个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新加坡孩子的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21年建议教育部应考虑以公民身份和家庭与学校的距离作为小学一年级注册三个阶段分配名额的主要依据,同时保留现有第二阶段A和第二阶段B的抽签优先条件。陈部长的回复是,教育部需要避免给家长带来干扰,并且要小心不要大幅影响当前框架下享有优先权的群体。但如果继承的家长特权是以让另一个孩子被拒绝进入距离家仅几百米的学校为代价,我们还能说我们的制度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吗?
过去,教育部受限于需要尊重许多学校作为社区倡议起步的历史和传统。但即将迁往中部(Tengah)的ACS(小学)以及家长和校友普遍积极的反应告诉我,态度正在转变。新加坡新闻频道(CNA)最近也播出了一段深思熟虑的观点视频,质疑复杂且令人困惑的小学一年级注册流程是否实际上加剧了教育不平等。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更大胆的措施简化小学一年级注册框架,使其真正对所有人开放。
主席:穆罕默德·费萨尔·阿卜杜勒·马纳普先生,请你发言两次。
教育储蓄奖
穆罕默德·费萨尔·宾·阿卜杜勒·马纳普先生(阿裕尼) :教育部的教育储蓄奖是对展现良好品格、领导力、行为、学习态度和学业表现的新加坡学生的认可。然而,我注意到在全日制伊斯兰学校(madrasahs)就读的新加坡学生不符合教育储蓄奖的资格。这是因为全日制伊斯兰学校属于私立教育机构,而非公立学校。这是我在2015年询问时得到的答复。在此,我想声明我有一个孩子就读全日制伊斯兰学校。
先生,我知道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MUIS)每年向各级表现最优异和进步最大的前5%伊斯兰学校新加坡学生颁发伊斯兰学校学生奖,涵盖学术和宗教科目。我想建议的是,MUIS继续颁发奖项,但仅限于宗教科目,因为它是监管新加坡伊斯兰教育体系的法定机构。另一方面,在非宗教科目表现优异的全日制伊斯兰学校学生应有资格获得教育部的教育储蓄奖,就像公立学校的新加坡学生一样。
我的建议不仅是为了增加对伊斯兰学校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支持,也旨在促进所有学生之间更强的团结感,无论他们是就读伊斯兰学校还是政府学校。这反过来将有助于我们现有维护新加坡宗教间和种族间和谐的努力。
经济援助计划
教育部的经济援助计划(FAS)旨在为来自低收入家庭、在公立学校或公立资助学校就读的新加坡学生提供经济支持。
先生,我认为经济援助计划也应向以下两类较弱势学生开放。首先,六所全日制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家长选择让孩子入读全日制伊斯兰学校,是希望孩子既具备学术知识,也具备宗教知识,而我们的公立学校不提供后者。
我注意到MUIS确实通过伊斯兰学校进步基金计划(PROMAS)提供经济援助。然而,作为我们持续推动社会包容性的努力之一,我建议教育部将经济援助计划扩展至所有需要帮助的新加坡学生,无论他们就读何种类型的学校。
其次,我建议经济援助计划也应向有需要的永久居民学生开放,前提是他们的父母或继父母之一是新加坡公民。我遇到过一些低收入新加坡公民家长,他们的孩子或继子女是永久居民,且在孩子的教育开支上挣扎。有些甚至出现了学费拖欠,尽管他们支付的是补贴学费。这些新加坡公民家长中有不少曾尝试为孩子或继子女申请新加坡公民身份,希望减轻经济负担,但许多未能成功。
我注意到2019年至2021年间,约30%至40%的新加坡公民婚姻是跨国婚姻。这些婚姻中有些确实导致孩子没有新加坡公民身份。先生,我相信我提出将经济援助计划扩展至此类情况孩子的建议,符合我们加强社会契约的使命。
支持学生福祉
温瑞扎尔博士(惹兰勿刹) :主席,作为一名教育者,我亲眼见证了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投入和发挥全部潜力的能力。如今的学生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这些挑战与几年前的几代人不同。快速的技术进步、经济不确定性和动态的就业环境只是学生们今天必须应对的挑战中的几个例子。
学生们还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压力,影响他们的福祉。例如,社交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之间以及他们与周围世界的互动方式。虽然社交媒体是沟通和自我表达的强大工具,但它也可能营造出持续比较和展示完美形象的压力环境。这可能导致青少年焦虑、自尊心低落和抑郁的情绪。
鉴于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努力识别改进领域,制定更相关、更有效的策略来支持学生的福祉。请问教育部能否更新其在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中促进和支持学生福祉的工作?
教育压力
莱昂·佩雷拉先生(阿裕尼) :主席先生,最近的改革,如新的PSLE评分系统、引入部分基于能力的录取以及取消年中考试,都是值得称赞的举措,旨在使教育更加公平、全面,减少考试压力。然而,我们应当思考还能做些什么来减少学校中不健康的竞争压力。
下午6点15分
根据Rakuten Insight于2022年5月在新加坡进行的一项调查,63%的16至24岁人群在过去12个月中经历了较高水平的压力或焦虑,是所有年龄组中最高的。2017年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发现,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有66%的学生表示担心学校成绩不佳,但在新加坡,担忧的学生比例高达86%。
先生,我将提出一些建议,以更好地管理一些学生,尤其是学业能力较弱或经济条件较差学生所经历的不健康竞争压力。
首先,为了进一步改善低收入儿童参与课外辅导项目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技术扩大优质教育的覆盖面。针对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能获得更好私人辅导和课外班的事实,教育部应促进制作引人入胜且易于获取的教育材料,如播客和讲解视频,免费在线提供给学生。这些材料可以补充学生的校内教育。
例如,根据2014年香港大学出版的《为公益监管私人辅导》一书,韩国的教育广播系统成立于1990年,提供高质量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包括自2004年以来的标准化大学入学考试准备课程。2011年,有390万人使用该系统,减少了约8.7亿新加坡元的私人辅导支出。
其次,我们可以将实习设为后中学教育机构的必修课程,甚至考虑在中学阶段推行。我听说有些人认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因父母的人脉关系更容易获得实习机会。这正是教育部可以介入,改善企业寻找实习生与那些较不受欢迎的后中学和中学学校之间联系的地方。
作为实习生,体验工作文化和规范,有助于分散部分过度关注学业的心理能量。
主席:莎拉·阿卜杜拉博士。不在场。玛丽亚姆·贾法尔女士。
后中学升学路径
玛丽亚姆·贾法尔女士(森巴旺) :先生,自理工学院基础课程(PFP)为表现优异的普通学术(Normal Academic)学生设立以来,该项目取得了成功,绝大多数学生顺利升入文凭课程,并且更好地适应了理工学院不同的学习风格和纪律,这一点深受我的选民欢迎。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如何为传统上被视为落后于快捷班(Express)的普通学术学生提供良好开端。它减轻了压力,打开了大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灵活选择升学路径。
鉴于该项目的成功,以及对工艺教育学院(ITE)与理工学院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果差异的关注,部长能否考虑扩大PFP计划,让更多学生受益?
事实上,PFP所提供的灵活性理想情况下应成为未来全面科目分班(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体系中的一部分,而非特殊计划。部长能否就随着全面科目分班的推进,各类后中学教育机构的录取路径将如何更新,以便所有学生都能充分发挥潜力,提供最新情况?
灵活的后中学升学路径
温瑞扎尔博士 :主席,工作环境动态且快速变化,工作要求也随之改变。考虑到疫情等外部限制,某些工作可能变得过时或完全转型。
因此,我们需要灵活的课程,培养学生广泛的技能,帮助他们在主修领域之外追求兴趣。
我在最近的预算演讲中提到,工作技能整合者计划(Jobs-Skills Integrators scheme)是一个变革者,因为它将改变人们对技能培训能否转化为良好就业结果的看法。我希望能将其纳入工艺教育学院和理工学院,让学生在专业课程之外叠加技能模块。这可能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在动态的就业环境中保持灵活。
我最大的期望是,这也能解决非毕业生与毕业生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
我想问教育部是否考虑在课程时间内提供更多灵活性,允许学生选修模块,发展主修领域之外的兴趣。
教育技术
达里尔·大卫先生 :主席,COVID-19是一次痛苦且充满挑战的经历,但也带来了机遇。
由于疫情,教育技术(EdTech)和相关技术的发展被加速。数字技术及其在增强和补充传统学习中的应用变得更加普遍。
当2020年COVID-19疫情爆发时,学生和教师不得不迅速转向居家学习(HBL),数字学习平台的使用确实得到了加强。
即使现在面对面授课继续进行,教师们也转向在线学习以补充面对面课程。使用Kahoot、Mentimeter和Slido等工具进行测验和投票,以及Padlet等虚拟公告板,是教师和教育者利用技术实现互动和响应式学习的例子。
目前,教育部的教育技术计划指导着教学环境中技术的丰富应用。该计划采用响应式敏捷方法和结构,帮助教育部快速应对技术和环境变化,确保教育技术在优质教学中的有效使用。
在教育领域,AI Singapore旨在通过与各类课堂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合作,提升国家人工智能素养并发展教育技术。
除了用于增强和支持学习的技术外,像ChatGPT这样的技术进步也将影响教学和学习。教育部长在最近的议会会议上谈到了人工智能和ChatGPT的问题,但我想请教育部更新一下从COVID-19疫情中学到的教育技术经验,以及如何利用教育技术提升教学和学习过程。
此外,我们将如何对教育工作者进行技术再培训和技能提升,并为学生和家长准备应对这些变化?
减少课程内容
林标泉先生 :先生,去年我谈到了学校的考试压力,并呼吁教育部减少学生的课程内容。今年我想重申这一呼吁。
随着技术进步,利用互联网进行研究变得更容易,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能轻松获得。学生不再需要掌握大量知识,因为大部分信息都能在网上轻松获取。学生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获取可靠和准确的信息。
ChatGPT的出现也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在上周《海峡时报》报道,谷歌表示他们最看重的员工素质之一是“成长型思维”。谷歌并未表示他们寻找的是成绩优异或无所不知的人,而是寻找表现出好奇心、持续学习的人。该报道讲述的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位没有学位的用户体验工程师。
先生,学生应在学校的成长阶段有更多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
教育部应考虑减少学校课程,让学生享受学习,获取知识,而不是为了通过考试或取得好成绩而学习。这样可以减少项目、持续评估和考试带来的压力。
请问教育部是否考虑进一步减少学校课程,并允许学生更多地利用技术学习?减少课程和考试或评估将减轻当今学生的压力。
主席:莎拉·阿卜杜拉博士。不在场。温瑞扎尔博士。
教育中整合技术
温瑞扎尔博士 :先生,疫情显示了技术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学校转向居家学习,凸显了需要强大的技术基础设施和内容准备的数字资源来支持教学。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其整合到教学实践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帮助学生适应现代世界。
我最近在议会中询问了部长关于使用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的问题。起初我有些抵触,但看到其能力后,我认为它能帮助学生。当然,它不会让学生拿到A或B,但如果能帮助挣扎中的学生达到C或及格,促使他们打开书本或笔记,核对人工智能的答案是否准确,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教他们辨别、编辑,并将批判性思维融入人工智能的原始答案。
因此,我想问部长,教育部采取了哪些措施支持将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整合到教学实践中?
主席:黄伟中先生,请你两次发言。
为复杂未来培养有韧性的学生
黄伟中先生(裕廊) :主席先生,我想声明我是Tasek Jurong Limited的创始董事和董事会成员,该机构是一家为弱势青年和新加坡人服务的慈善机构及公共慈善机构(IPC)。
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我们的学生将面临几年前甚至无法想象的挑战和机遇。
技术创新的速度、自动化的兴起、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全球经济日益互联互通,仅是学生步入成年后需要应对的复杂问题的几个例子。
为了让学生为这个复杂世界做好准备,我们需要专注于培养他们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以及技能和知识。这不仅意味着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还要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还意味着装备他们具备生活成功所必需的社会和情感技能。
这些技能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技巧和负责任的决策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我们的学生建立牢固且积极的人际关系,并应对未来复杂世界中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确信需要一个合作框架来补充学校系统。因此,我们如何与家长、产业界及更广泛的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培养能够在复杂未来中茁壮成长的有韧性和全面发展的学生?
支持高需求学生
高需求学生,包括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需要更多支持,以确保他们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更可能面临学习障碍,如家庭环境困难、学习资源获取不足以及营养不良等。这些障碍可能使他们更难参与学校活动并发挥潜力。
高需求学生可能需要额外支持来克服特定挑战,如学习障碍或心理健康问题。没有这些支持,他们可能难以跟上同龄人,甚至可能对学习过程失去兴趣。他们只是需要更好的学习环境、更多机会和时间。
为高需求学生提供支持不仅是教育系统包容价值的体现,也是经济上的必要。研究表明,获得额外支持的学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继续深造或就业,并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必须为高需求学生,包括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提供更多支持。这可能涉及额外资源,如资金、额外人员、设备,以及针对个别学生需求量身定制的专项干预措施。
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支持高需求学生和来自弱势环境的学生?
残疾人士参与SkillsFuture课程的机会
严彦松议员(阿裕尼) :先生,我声明我是提供SkillsFuture资助课程管理软件的公司所有者及董事。
残疾人士(PwDs)需要接受培训和终身学习的机会,与健全人士同等重要。然而,他们有时会面临参加课程的障碍。
据残疾人协会称,残疾人士遇到过使用图表和示意图但无文字描述的SkillsFuture资助课程,这给视障人士带来了困难。
无障碍应融入所有SkillsFuture资助课程中。应制定一套指导原则,确保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也可设立残疾支持办公室,为残疾人士和培训提供者提供支持,协助实施SkillsFuture课程的合理便利。
我赞赏SG Enable正在策划适合残疾群体的课程,Enabling Academy将协助创建无障碍课程。然而,为实现全面包容,残疾人士需要能够参与所有向公众开放的课程,而不仅仅是精选子集。
下午6点30分
请问部长,目前有多少比例的SkillsFuture课程对残疾人士可及?技能发展局如何确保大多数SkillsFuture课程具备无障碍性?是否会对所有SkillsFuture课程的无障碍性进行标准化?
加强对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的支持
拉哈尤·马哈赞议员(裕廊) :我曾多次在议会分享我与儿子艾登的经历和成长历程。我的家人和我非常感激生态系统中许多人的支持。我们也从先行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多年来的经验和反馈帮助提升了认识,塑造了我们现在为特殊需求儿童提供的支持结构。
特别是在学校环境中,识别需求、做出适当转介以及为主流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的特殊教育需求学生提供支持方面已有实质性进展。当然,这将始终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应不断努力加强生态系统中的支持。
我今天借此机会分享一些个人观点以及与社区不同利益相关者互动中获得的见解,希望我们能继续打造更好的特殊教育需求(SEN)学生教育环境,实现更佳成果。我们的教育系统必须充分装备所有儿童,包括SEN学生,赋予他们必要的生活技能,为未来挑战做好准备。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思考当前将SEN学生与其他儿童融合的努力。融合是重要元素,因为我们应教导孩子们学习并与不同能力的人互动。所有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应在成长过程中欣赏并尊重彼此的优势及其对社会的价值。
然而,在将SEN学生融入社区时,我们应进行一定的调整,因为在创造共同空间和学习机会的同时,也需充分关注为SEN学生提供额外支持和教学以培养其技能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虽然包容性愿望强烈,但这可能使SEN学生进入一个未必赋能他们、未能提供所需技能或满足其需求的环境。他们可能被安排在同一教室,并获得一些额外支持以完成特定作业或活动。但课程是否足够扎实,能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技能?他们如何与其他学生互动?其他学生又如何与他们互动?我们如何评估他们随后在更大社区中生活的能力?我们如何确保充分激发他们的潜力?这些是我希望教育部正在关注并能提供见解的考虑点。
其次,相关地,我想了解SEN学生的未来展望。对于更广泛的社区,总有一个前瞻性议程,关注增长行业和经济机会,并策划现有教育或技能培养路径,为未来做准备。我们的SEN学生也应有类似的规划。我理解SEN学生需求多样。基本层面,我们需确保他们具备必要技能,尽可能独立生活并应对人生。这至关重要。
此外,我们是否有计划确定未来SEN学生可能进入并表现出色的行业?我们是否关注不同SEN学生群体当前就业岗位及其职业发展?我希望通过这些见解,我们能更好地制定课程,确保SEN学生能被引导进入有意义的行业,在那里成长并贡献力量,如同其他人一样。
最后,我想重申我之前在议会提出的一点。所有融合和技能建设努力的核心是特殊需求教育者。我们必须确保拥有专业、优秀且具备技能的特殊教育教师,以将愿景转化为现实。
我遇到许多特殊需求教育者,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愿意付出额外努力关心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孩子们怀有一颗大爱之心。我借此机会向所有特殊教育领域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致敬并表示衷心感谢。
我希望教育部继续通过发展职业晋升路径和改善特殊需求教师薪酬来提升这一职业。这将鼓励更多人加入特殊教育工作队伍,并希望形成更大规模的能力教育者队伍,关注更具体问题,增强对SEN学生的支持。
我提出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鲜。随着认识的提升和更多人加入这一事业,我相信这是重新思考提升SEN儿童教育努力的良机,确保他们能够融入更大社区。
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中,黄淑仪女士说了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稍作转述,她说:“让我们确保在制定为未来经济和挑战准备劳动力及人民的计划时,考虑到特殊需求群体,他们不仅仅是脚注或事后考虑。”
我承认未来的工作不易,但它重要且必须完成。我对教育部及其他机构的努力感到鼓舞,希望我们能继续秉持为所有儿童准备未来、塑造国家未来的愿景。
特殊教育需求学生
黄淑仪议员 :先生,新加坡约80%的特殊教育需求(SEN)儿童就读于主流学校,近年来校内支持有所增加。教育部值得赞扬。然而,主流学校中SEN学生在小学、中学及后中学阶段的教育成果目前不一致。除了社会融合外,他们还需要额外的生活技能课程,如工作习惯培养、沟通和社交技能。其余20%的SEN学生在约20所特殊教育(SPED)学校就读。除非评估认为他们有能力获得工作技能证书,否则多数学生在18岁时离校。
先生,我曾在议会分享我对未来特殊教育学校的看法。今天,我提出七项进一步建议。
针对主流学校的SEN学生,我敦促教育部:
一、拨出资源研究和分析主流学校中小学、中学及后中学阶段SEN学生的教育成果。
二、制定评估框架,定期评估当前干预措施是否为每位SEN学生提供所需的全面教育。
三、采用全面的个别教育计划,涵盖每位主流学校SEN学生的学业及其他学生福祉指标。
四、利用特殊教育系统的专业知识,系统性弥补主流教育体系未覆盖的不足。提供预算支持实现此目标。
为更好支持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我建议教育部:
一、将所有特殊教育学校的正式离校年龄从现行的18岁延长至21岁。目前能留至21岁的标准是基于是否能获得工作技能证书,应予以修改。特殊教育学生需要更长的学习时间,以培养职业及其他生活技能,尤其在这个快速发展且高度互联的世界中。
二、与一支具备创造世界独特学校经验的思想者与实践者工作组共同制定并试点终身学习的特殊教育学校模式。
三、支持特殊教育学校在特定需求领域。审查薪酬以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扩大潜在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允许教育部师范学院的候选人申请加入特殊教育学校。保持行政报告和会议的必要性和核心性,使教育者和校领导能专注于教学。
先生,过去十年,特殊教育儿童的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感谢教育部及合作伙伴。我敦促教育部继续拓展视野,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终身学习需求,使他们茁壮成长,不被落下。
支持教师福祉
万立扎尔博士 :先生,作为新加坡教师工会(STU)的顾问,我参与了工会与代表及教师的多次对话。我们听取他们的反馈、期望和关切。教学虽具挑战性且有成就感,但也需大量体力、情感和心理能量,有时可能导致压力甚至倦怠。我们必须保护教师。
我与STU一起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教育部能否制定更明确的工作时间指导方针和指定时间,为教师安排批改作业、备课及学生指导或辅导工作留出空白时间?
其次,教育部能否培养教师自主权,使教师能协商岗位安排,实现教师与学校的双赢?教师自主权也可帮助教师规划再就业年限,使其根据人生阶段和优先事项做出有目的的决定。
第三,教育部能否制定零容忍政策,明确处理教师骚扰或虐待的程序?
尽管前述问题已提出,部长能否分享教育部支持教师成长与福祉的计划?
面向未来经济的教育
沙拉尔·塔哈议员(巴西立-榜鹅) :主席,产业现聚焦技能,重视实用技能胜过学历。产业界看重在校获得技能、毕业即能高效工作的学生。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学校需与产业紧密联系,灵活调整课程,使学生毕业时具备产业所需的技能。
我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学校举办职业日,邀请产业人士分享经验及所需技能。个别理工学院也主动与产业伙伴接触,如理工学院中部与航空业的合作。
除了个别学校努力,教育部如何更好促进学校与产业伙伴合作,帮助学生更深入了解未来职场所需技能和能力?
新加坡——教育枢纽
蔡明杰议员(提名议员) :主席,我是多家私立教育机构的董事和股东,能成为新加坡卓越教育体系的一员,我感到荣幸。
众所周知,新加坡拥有世界顶尖大学。我们的公立学校系统位列世界前茅,学生在经合组织国家教育排名中持续名列前茅。我们的本地及国际学校提供多样课程,旨在提供优质且全面的学习体验,装备学生未来职场所需技能。卓越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设施使新加坡成为理想的高等教育和创新研究中心。
新加坡作为学术中心的全球声誉不仅因学术卓越。还有至少三个原因促成新加坡成为学术枢纽。
第一,新加坡与多国交通便利,方便国际学生往返家乡。第二,我们拥有高度发达且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居民生活质量高。第三,英语作为主要语言推广,使国际学生易于融入,无需学习新语言。
同样,国际学生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他们为新加坡社会带来多样性和文化丰富性。随着来自不同国家学生的涌入,这些教育机构提供了宝贵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机会。此外,国际学生有助于扩大新加坡私立教育部门的全球影响力,提升其作为高质量教育领导者的国际知名度。
主席,私立教育机构(PEIs)在新加坡作为教育枢纽的成功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机构为新加坡学生提供在本地攻读外国大学专业职业文凭或学位的机会,作为本地大学的替代选择。PEIs还可提供针对学生特定需求量身定制的课程。
鉴于此,我想请教育部分享提升PEIs教育质量和信誉的计划。此外,教育部如何计划与其他政府机构如移民与关卡局(ICA)和人力部(MOM)合作,确保学生准证申请和培训工作准证申请等必要审批流程顺畅?
新加坡在东盟首都的国际学校
林占杰副教授:我建议教育部考虑资助一个位于东盟所有主要区域首都的国际学校网络。这些学校将提供完整的新加坡课程,类似于任何本地教育部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学阶段。
就读这些学校的学生能够相对无缝地从雅加达或曼谷的学校转学回裕廊或榜鹅的学校。他们将支付与本地学校学生相当的补充费用,并在适当的时间和级别参加相同的统一考试——小六离校考试(PSLE)、普通水准(“O”水准)或基础水准(“N”水准)。
下午6时45分
为什么纳税人要补贴设在其他国家的学校?
首先,参加这些学校的学生很可能是新加坡公民。为他们提供补贴的新加坡教育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同龄人也享有此待遇。此外,这些孩子通常只是随父母被派驻海外,而非自己主动决定迁居。
此外,从家长的角度看,这种补贴还有额外好处。通过减少将家庭迁移到不同国家的摩擦,为本地专业人士提供积极激励,促使他们接受区域派驻,从而提升他们对该地区的经验和视野,这也是本地中层管理人员常被跳过晋升的原因之一。
在我去年晚些时候提交的一项国会质询中,教育部国务部长颜晓芳解释说,教育部已经为香港的一所国际学校提供资金和教学支持。
她表示,教育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里有相当数量的新加坡儿童,这种援助有助于这些孩子重新融入我们本地的教育体系。因此,这一建议已有先例。
她还提到,其他地方缺乏对这种教育的需求,因此未在香港之外提供。对此,我只想补充两点。
第一,我觉得奇怪的是,生活在香港这样一个现代且先进的教育体系中的新加坡人,反而比在教育体系相对薄弱的其他东盟首都更需要新加坡式教育。
第二,这种需求本身实际上是内生的。如果有这样的学校,更多本地人会考虑接受区域派驻,从而产生相应的需求。
通过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支持本地企业的区域化努力,也积极鼓励本地专业人士考虑区域派驻。我今天提出的建议,只是降低本地人才国际化和竞争力门槛的又一步。
培养有韧性的成人学习者
玛丽亚姆·贾法尔女士:主席,我声明我是一个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该公司从事技能发展领域的工作。
我在预算声明辩论中提到,随着经济和就业市场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技能再培训项目对建设劳动力和人民的韧性至关重要。
自从我们确立终身学习在新加坡的重要性以来,已经过去好几年。多年来,政府不断强化对SkillsFuture的支持,优先发展未来经济所需的技能,比如一次性增加的SkillsFuture学分和为中年职业支持提供的额外SkillsFuture学分。
现在的支持更侧重于帮助成人学习者获得新工作,支持的课程范围也有所调整。
确定提供课程的正确技能组合很重要,但影响成人学习者态度和坚持成功的因素很多——包括课程的范围、可用性和授课方式(包括就业前后支持)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成长心态、家庭和经济责任、时间限制等环境因素。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
部长能否分享政府目前如何衡量SkillsFuture项目的成功?有哪些指标?目前状况如何?政府将如何继续发展支持有韧性的成人学习者?
简化SkillsFuture新加坡
许连彬教授(提名议员):主席,2022年《未来经济技能需求报告》强调了提升员工技能以保持竞争力和抓住新机遇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机构、私立教育机构和其他培训提供者在开发和策划培训课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为政府官员、行业领导者、从业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可持续发展技能方面。
随着对SkillsFuture资助项目的需求持续增长,培训提供者面临的压力也在增加。政府是否考虑简化SkillsFuture新加坡的流程,以减轻培训提供者的行政负担?
技能框架
谢马克先生:主席,我是多家私立教育机构的董事和股东,对技能框架有一定了解。该框架旨在提供行业、职业路径、职位或工作角色以及所需现有和新兴技能的关键信息,同时提供技能提升和掌握的培训项目。
目前共有34个行业设有明确的技能框架。它帮助提供一般职业路径、行业内角色及满足这些角色所需技能的关键信息。这些框架自2016年起逐步推出。
技能框架是相关利益方如雇主、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共同努力的杰作。因此,确保框架定期审查和更新,以跟上适用和新兴趋势发展非常重要。
基于上述,我想问教育部是否有关于雇主在招聘时实际采用技能框架的统计数据?是否有统计显示新加坡人在接受相关培训后,如何通过技能框架获得就业或在现有岗位上晋升?
继续教育成功的关键之一是课程的可获得性,即通过批准培训机构(ATO)和私立教育机构(PEI)提供。
目前,新加坡私立培训机构受两套不同制度管理——ATO框架和PEI的增强注册框架(ERF)。符合高质量保障标准的PEI还可获得“EduTrust”认证。
随着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需要提升培训容量以培养新加坡人,SkillsFuture新加坡是否考虑简化流程,使培训机构无需申请多个认证即可提供SSG/WSQ课程?
例如,是否可以简化流程,使拥有EduTrust认证的PEI自动符合ATO资格?我了解到,目前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均免于此类检查,可直接提供SSG/WSQ课程,无需单独符合ATO框架。
促进终身学习
傅美霞女士(西海岸选区):主席,我声明我是财富管理学院的首席执行官,该学院为金融行业提供培训。
外界对SkillsFuture在支持员工提升技能、建立深厚能力以及转型新职业或不同行业方面的成效有诸多关注。
目前,SkillsFuture新加坡网站上列有超过27,000门课程,由超过790家培训机构提供,涵盖从大型自治大学如国大到各种规模和专长的私立培训机构。
鉴于培训项目和参与者众多,很难评估SkillsFuture旗下所有项目的培训效果。
为了让培训真正发挥作用,一个重要步骤是完善SkillsFuture框架,明确区分培训项目和培训机构的质量标准、关键绩效指标(KPI)和资金支持。
例如,政府可考虑将培训项目分为三大类,以便更好地定位和设计资助模式。
A类:支持求职者技能再培训,匹配行业人才需求。这类项目通常密集且需有针对性设计以确保效果。
B类:提升在职专业人士和技工的技能和精通度,是成人继续教育和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
C类:支持技能探索,包括学习新爱好和兴趣,许多可通过人民协会社区平台支持。
通过分层管理SkillsFuture,政府可更有针对性地分配资金,优先资源以实现最大影响。项目的严格程度也应根据学习目标有所不同。
例如,A类项目应为完整认证课程,颁发行业认可的可验证证书。
这些项目应围绕行业转型地图组织,并由相关行业小组和协会进行严格质量保证,确保相关性。
师资应主要来自行业,传授高度实践性的技能,采用工作相关的模拟、实践和实习作为培训核心。就业安置应为关键绩效指标。
最重要的是,成功完成A类项目的学员应被未来雇主青睐,因其具备新岗位所需的技能和能力。
SkillsFuture培训提供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资金模式。目前基于对学员的培训补贴,激励培训机构追求学员数量而非培训质量。
此外,培训补贴可能随时调整,影响需求,有时通知时间短,培训机构难以投资课程,因未来收入不确定。
政府应审视SkillsFuture培训机构的资金模式,促进能力建设、质量标准和有效学习成果。
为聚焦培训工作,政府应考虑设立行业组的主导培训机构(LTP)。
避免众多小型机构,主导培训机构应基于其建设规模和能力的承诺选出,提供针对行业的全套培训项目。LTP应由行业选定,作为行业培训和教育的卓越中心,动态满足各行业的人力需求。
这些LTP应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用于基础设施和行业相关项目开发,同时接受SkillsFuture新加坡严格的治理和审查。
SkillsFuture下一阶段应系统培养一批具备强大能力和规模的顶尖主导培训机构,长期服务其行业。
匹配求职者技能与职位空缺
沙拉尔·塔哈先生:主席,目前求职者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空缺存在不匹配,尤其是增长行业的新岗位。
行业转型地图提供了行业所需技能的高层次概览,但在实际应用中,求职者感到困惑,不知该选哪些课程以获得更好工作或提升工作能力。
我们一致认为提升技能和再培训对未来成功至关重要,挑战在于求职者如何提升技能,以及如何将其新技能与职位空缺匹配。
教育部如何加强培训和安置计划,特别是在分散的行业中,更好地匹配求职者技能与职位空缺?
晚上7时
就业技能整合者
达里尔·大卫先生:主席,SkillsFuture是新加坡的国家倡议,旨在通过包括SkillsFuture学分、工作学习计划和SkillsFuture系列课程等综合方案,装备新加坡人应对快速变化的经济。
虽然已有进展,如SkillsFuture新加坡任命成人学习学院(IAL)领导国家创新学习2.0计划,参与者也需谨慎选择高质量课程,使学习更有意义。我相信2022年7月,五所理工学院与全国职工总会签署谅解备忘录,提升培训质量,更好支持成人学习者适应经济变化。
SkillsFuture系列课程价格合理,提供快速获取新技能和知识的机会。但课程费用只是培训成人学习者成功的一个因素。
教育部能否更新支持继续教育的举措?此外,我们如何持续培养和支持具备韧性的成人学习者,使其在不可预测的经济和就业环境中保持灵活?
在装备他们技能的同时,政府能否做更多,确保他们能将新培训和技能转化为实际工作?
最近,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预算演讲中提到就业技能整合者。我了解到这些整合者是确保培训提升就业和收入前景的机构,通过与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伙伴合作实现。
我想问行业协会、商会、工会和培训提供者如何参与此举措。某些工人群体在提升技能时可能面临特殊挑战,某些行业可能需要特别关注。政府如何帮助年长工人在继续工作的同时提升技能?
主席:教育部国务部长颜晓芳。
教育部国务部长颜晓芳女士:主席,新加坡人需要更强的学习灵活性和韧性,以应对行业快速转型和技能需求更动态的环境。
包括达里尔·大卫先生和玛丽亚姆·贾法尔女士在内的多位议员询问如何帮助工人快速适应变化的就业环境。SkillsFuture运动是我们建设终身学习文化、装备新加坡人适应并茁壮成长的国家努力。它需要雇主、个人学习者和培训提供者的共同承担,以及三方伙伴的紧密合作。
我将在发言中概述我们如何支持企业、个人和培训提供者,共同参与这一集体运动,保障我们的未来。
首先是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主动培训和发展劳动力,增强了SkillsFuture运动的力量。
去年,约有20,000家公司参与并受益于SkillsFuture新加坡支持的项目,其中96%为中小企业。
2022财年,SkillsFuture新加坡估计约三分之一的培训支持支出用于雇主赞助的培训。
自2020年以来,约16,000家公司利用SkillsFuture企业信用,每家公司一次性获得10,000新元学分,用于员工参加SkillsFuture新加坡支持的培训项目。
为确保提升技能的相关性和响应性,我们将继续与企业紧密合作,作为劳动力发展的关键伙伴。
职场学习尤其是我们推行的关键策略,它允许员工在工作现场和岗位上提升技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和员工的运营干扰。
自2018年以来,职场学习卓越中心(NACE)帮助企业系统性建设职场学习能力。2022年,NACE支持近500家公司,其中80%为中小企业。今年,NACE将与全国职工总会合作试点职场技能认可(WPSR)计划。
首先,国家卓越职场学习中心(NACE)将推出新的职场学习认证等级——职场学习:准备就绪(WPL:READY)标志,以认可具备基本职场学习能力的企业。NACE、全国职工总会(NTUC)和技能未来新加坡(SSG)将主动联系中小企业,帮助它们具备分析培训需求、制定支持职场学习的计划和流程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培训并认可员工在特定技能上的能力。
其次,对于已获得WPL:READY标志的中小企业,NACE和NTUC将与其合作,加快对员工在职场获得技能的评估和认可。这些中小企业的员工一旦被评估具备必要的岗位技能,即可获得技能未来资格证书(WSQ),无需参加外部WSQ课程。
渐进式工资模型(PWM)行业的员工和雇主将从此举措中显著受益。SSG和NTUC将从零售和餐饮服务两个PWM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始试点。
让我举例说明该试点如何惠及零售行业的员工和雇主。
根据PWM,零售助理需要掌握七项技能,才能晋升为高级零售助理。目前,这些技能可通过WSQ培训项目获得。
通过职场技能认可,在获得WPL:READY标志的企业工作的零售助理,可以在工作中接受这些技能的培训和评估。
他们还可以获得相应的WSQ认证,证明其在工作场所展示的技能。
这些认证将使零售助理符合PWM框架下未来晋升为高级零售助理的资格。通过此试点,我们希望企业能够持续提升更多员工的技能。
议员Patrick Tay建议雇主为员工提供培训假期以参加技能培训。我们将与三方伙伴协商,进一步研究培训假期的建议,同时考虑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影响。
除了支持个别企业提升员工技能外,我们还希望帮助企业了解行业层面的更广泛变化及其影响。
行业转型蓝图(ITMs)为23个行业制定了路线图,整合政府与各行业利益相关者的重组努力。所有23个ITM均已更新,包含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岗位和技能策略。
除了ITM,企业还可参考SSG于去年11月发布的《未来经济技能需求报告》。
该报告利用大数据,更新了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关怀经济的关键发展和趋势,以及各行业所需技能的变化。我强烈建议雇主在考虑员工可能需要的新技能时,查阅该报告。
正如副总理黄循财在预算演讲中提到的,我们需要在行业层面做更多协调,尤其是在监管较少且中小企业较多的行业中,协调培训和就业工作。
SSG将与新加坡人力资源公司(Workforce Singapore)、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和经济发展局(EDB)合作,在精密工程、批发贸易和零售三个行业试点岗位-技能整合者(JSIT)计划。我们将任命行业协会、就业机构和高等学府(IHLs)等合适中介机构担任JSIT。
议员Darryl David、Sharael Taha及其他多位议员询问了JSIT试点的细节。我们将从精密工程(PE)行业开始试点,由南洋理工学院(NYP)工程学院牵头。NYP设有数字与精密工程中心,长期在精密工程领域培训学生和成人学习者,并与多家培训机构及行业利益相关者建立了稳固合作关系。
精密工程行业中小企业众多,且有较多成熟员工。该行业的职位和空缺较难填补。同时,行业转型要求部分员工未来转岗。
作为精密工程行业的JSIT,NYP将与企业沟通,了解其人力和技能需求,审视现有培训项目以满足行业需求。
NYP将与新加坡精密工程与技术协会(SPETA)合作,联络协会网络内的企业。
NYP还将与就业机构及其他培训提供者合作,提升该行业企业的就业支持和培训服务。
对于精密工程行业中难以跟踪行业发展、难以向培训机构明确技能需求及难以找到合适技能员工的中小企业,NYP可作为首选咨询点,提供新兴技能需求及行业相关培训项目的建议。企业可借此获得新的人才输送渠道,拥有经过培训且具备满足难招岗位或新设岗位需求的技能员工。
对于精密工程行业的员工,NYP将与合作伙伴提供职业和技能咨询服务及行业相关培训项目,支持员工职业发展。
对于求职者,NYP可连接就业机构和潜在雇主,提供精密工程行业的更多信息。
您还可以获得由NYP策划的行业相关培训项目和就业促进服务,支持您的职业发展。
通过此试点,我们希望更好满足行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鼓励更多员工提升技能,实现职业理想并保持就业能力。
接下来谈谈我们如何支持个人的技能提升之路。去年,约有56万人参与了SSG支持的项目,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议员Patrick Tay建议允许个人使用技能未来积分支付职业辅导服务费用。我们将研究此建议。
议员Darryl David询问如何确保接受再培训和技能提升的个人能够找到工作。疫情期间,SSG加强了“培训加就业”项目,将技能培训与就业促进结合,帮助个人转入新行业或相关岗位。
这些项目的成效令人鼓舞。在近2万名完成“新加坡团结技能计划”和“新加坡团结中年职业路径——企业培训”项目的学员中,超过60%在课程结束六个月内成功就业。
自去年起,技能未来职业转型计划(SCTP)启动,帮助中年员工培训并安置到新岗位。该计划除提供培训外,还提供职业咨询和就业协助,支持中年员工求职。SSG为课程费用提供最高70%的基础补贴,40岁及以上新加坡公民可获最高90%的增强补贴。这为成熟员工提供了显著支持,正如议员Denise Phua所述。
前金融顾问Ong Choon Mei女士成功转行至人力资源领域,是SCTP受益者。去年她休假探索新机会,报名参加由新加坡理工学院开设的应用人力资源与业务数字化四个月课程。SSG的课程费补贴将全额5000多新元的课程费降至约600新元,Choon Mei女士利用技能未来积分支付,无需自掏腰包。
截至2022年12月,我们已成功推出82门SCTP课程,涵盖信息通信技术、专业服务和医疗保健等10个就业机会良好的行业。2022年4月至12月,报名人数超过1000人。
晚上7点15分
充满活力、高质量且市场响应迅速的培训与成人教育(TAE)行业,是技能未来运动和新加坡终身学习成功的关键。
我们资助的项目类型及与资助挂钩的成果,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杠杆。议员Foo Mee Har建议引入质量框架,要求我们精简课程并将其分为三大类,分别设定不同目标、资助分配和关键绩效指标(KPI)。她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现行计划,SSG已开始向成果导向资助转型。
让我说明一下。到2024年底转型完成时,SSG将对提供强劲人力资源成果(如就业和职业发展)的项目,提供最高70%的课程费补贴。这些课程包括行业认可的完整资格课程和可叠加模块。
对于设计为即时、小规模技能补充的独立课程,SSG将继续提供最高50%的课程费补贴。这包括旨在发展新兴技能的技能未来系列课程。
SSG将停止对非认证课程(包括自我提升课程)提供课程费补贴。为促进终身学习文化,个人仍可使用技能未来积分支付此类课程费用。
在这三类课程中,SSG将通过审计及收集学员和雇主反馈,跟踪质量和成果。SSG将加强反馈质量并与个人分享,帮助他们做出明智选择。但我们也需要学员和企业参与,闭合反馈环节,改进系统。
除资助框架外,SSG还致力于培训与成人教育(TAE)行业能力建设。2018年,SSG在行业和培训机构协商下制定了TAE行业转型蓝图(TAE ITM),推动创新和提升生产力。
更新后的ITM优先事项之一是提升培训的行业相关性和市场响应性。议员Mark Chay询问的技能框架,通过提供行业转型关键信息和统一技能语言,促进了这一点。此前对约19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44%已采用技能框架。技能框架在渐进式工资模型(PWM)工作中尤为有用。
SSG还推动TAE行业的创新和数字化。议员Koh Lian Pin询问是否能减轻培训机构的行政负担。作为TAE ITM的一部分,SSG将继续推动流程数字化。例如,SSG正用Singpass电子签到替代手工签到。
议员Gerald Giam询问SSG如何确保资助课程对残障人士(PwDs)可及。培训机构将在可行范围内通过必要调整,接纳残障学员参加现有课程。SSG正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下属的SG Enable及社会服务机构(SSA)等利益相关者合作,扩大残障人士的继续教育与培训(CET)机会,包括为培训机构提供定制课程的资助。我们理解残障人士学习需求多样,培训机构将逐案评估,提供定制支持。
自技能未来运动启动以来,政府在继续教育与培训(CET)上的支出几乎翻倍,从2016财年的约5亿新元增至2022财年的9亿新元。作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我们的支出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当,且持续增加投资。
多位议员询问技能未来运动取得的成果。我们投入大量资源,成效如何?工资和就业成果是技能培训最直观、具体的可衡量成果。我们通过项目专项调查和研究监测这些成果。
例如,我们每年对技能未来工学结合项目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学员在完成项目六个月内就业,且中位薪资高于入学时。2019年,贸易与工业部(MTI)发布研究,显示新加坡技能资格(WSQ)培训对劳动力参与率和工资有积极影响。
然而,工资和就业成果并不总能全面反映情况。再培训可能帮助面临失业风险的员工保住工作或转岗,这些积极成果若仅看工资和就业数据可能未显现。因此,我们应更广泛地看待技能未来运动的影响,并随时间标示进展。
一个维度是培训是否帮助员工更有效工作。在SSG支持课程的培训质量与成果测量(TRAQOM)调查中,超过九成学员表示培训提升了工作表现。我们将继续协助企业培养员工,支持个人技能提升。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持续积极地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话,讨论所需技能、有效培训类型及存在的差距。强化技能未来运动的影响是集体努力,必须携手合作才能成功。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用中文说几句话。
(中文):[请参阅方言发言。]职场学习是支持企业的关键领域。
国家卓越职场学习中心(NACE)将与全国职工总会(NTUC)合作,帮助中小企业加强职场学习能力并认证员工技能。员工无需参加指定课程即可获得认证。该计划将首先在零售和餐饮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推出。
我们还必须加强员工培训和就业的协调。在某些行业,我们将指定特定机构为岗位-技能整合者(JSIT)。我们将首先任命南洋理工学院为精密工程行业的JSIT。南洋理工学院将与企业沟通,了解其人力和技能需求,并与培训机构合作,确保学员具备行业所需技能。JSIT还将与就业机构合作,加强对求职者的就业支持。
(英文):现在让我回应议员们关于其他议题的发言,并更新教育部的绿色计划。
副教授Jamus Lim建议资助和补贴东盟主要首都的国际学校。我们已在香港设立新加坡国际学校,是否在其他城市设立,取决于该地区是否有足够数量的适龄新加坡籍儿童,以及家长是否希望他们接受新加坡课程或选择其他方案。
议员Mark Chay询问教育部提升私立教育机构(PEIs)质量和信誉的计划,以及学生准证和其他审批是否能更便捷。教育部和SSG定期审查政府对PEIs在强制性增强注册框架(ERF)和EduTrust计划下的标准。但PEIs有责任定期审查其课程和项目,确保毕业生得到良好准备。
目前,被EduTrust认证机构录取来新加坡全日制学习的外国学生,可通过移民与关卡局(ICA)电子服务申请学生准证。这是一站式流程,大多数申请者在一个月内获知结果。
议员Mark Chay还询问是否能简化不同注册流程。我想澄清,ERF和SSG培训提供者注册目的不同。PEIs是提供文凭和学位等课程的教育机构,学生可能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
ERF确保PEIs在企业和学术治理等方面具备基本标准,重点是消费者保护;EduTrust计划则进一步区分治理水平持续高标准的PEIs。培训提供者注册则确保其有适当的业绩和流程开展培训,培训师具备成人教学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技能框架下的技能和能力。
最后,关于新加坡绿色计划,教育部于2021年启动生态管理计划(ESP),加强学校环境教育。生态管理计划包括课程、文化、社区和校园四大支柱。
2023年,我们的重点将放在食品可持续性上。教育部将支持学校在多个方面工作,例如在课程中强调食品生产的可持续性,并建立设施让学生能够应用他们所学的食品生产和食品废弃物管理知识。高等教育机构也将继续加强可持续性相关领域的技能培训和研究。
主席先生,教育部致力于建立终身学习的文化,并为新加坡人提供他们在学校和工作中茁壮成长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为此,我们将加强与产业界、工会、培训提供者、行业机构和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共同开创我们的集体未来。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原始记录 · 抓取日期:2026-05-02
The Chairman : Head K, Ministry of Education. Mr Patrick Tay.
5.30 pm
Education and the Way Forward
Mr Patrick Tay Teck Guan (Pioneer) : Sir, I beg to move, "That the total sum to be allocated for Head K of the Estimates be reduced by $100".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undoubtedly been a test of mettle. Especially so for our educators and school staff who have worked tirelessly to ensure our students are safe and schools remained open during the pandemic, all while balancing their own demands and caregiving needs. Not to forget the staff in MOE headquarters who have toiled in the background, coordinating and supporting our schools' responses. I tip my hat to all of you for taking every challenge in your stride as you continued steadfastly to mould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With business and economic disruptions occurring at a more rapid pace, identifying the skills demanded in the future and equipping our learners with these in a timely manner will be a perennial challenge. COVID-19 showed us how quickly our modes of working can be upheaved but it also showed us that if we can react rapidly, we can seize opportunities even in challenging times.
As our education system evolves, I hope that we do not just do more, but do better.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ree areas that we must do better in, in what I shall call the "three betters".
First, better career guidance for youth who have just left school and new entrants into the workforce through career coaching. Second, better access to qual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lso known as CET. Third, better recognition of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by employers.
Our mainstream school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career guidance throughout their education journey, all the way up to their time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HLs). However, once they leave the IHLs, they may no longer have access to subsidised professional career coaches, which is unfortunate.
Coaches work with us to explore 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uild confidence and chart our career paths. They are invaluable resources throughout our careers and the start of our career journey should be no exception. We owe it to our youth,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given up much during the pandemic years, to help them get a strong footing on the career ladder.
Understandably, our IHLs, or what Minister endearly calls Institutions of Continuous Learning (ICLs) may want to concentrate their resources on current students. By the same token, only the unemployed and retrenched have access to employability and career advisory as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Manpower.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sider allowing youths as well as workers in general to make use of their SkillsFuture credit for career coaching services, since this aligns with its aim which is to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ir skills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is will also mitigate against skills, jobs and expectations mismatch which is a cause of 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problem here in Singapore.
The next area we can do better in is access to quality CET and to make CET a way of life. If we think about it, CET is very similar to Iron Man's Mark suits. On his own, Tony Stark is human, though a brilliant and resourceful one. But when he puts on his Mark suits, he becomes Iron Man, Earth's Best Defender. Similarly, when adult learners participate in CETs, we upskill and reskill ourselves, allowing us to respond constantly to evolving industry needs and challenges.
Just as Tony Stark upgrades his Mark suits to prepare for future and more lethal attacks, we upgrade our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with each CET qualification obtained, improving our chances to bullet-proof ourselves against curve ball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economy. Thus, I urge MOE to dedicate more and latest resources into encouraging and catalysing both employer-supported and individual-initiated training so that we can weather any storm and fight new challenges.
And just as Tony Stark is selective about the modifications that he makes to his suits, we must also ensure that the CET offered are well-designed to attract adult learners who have to balance work and other commitments. CETs must be relevant to the demands of industries or they will not be effective at improving employment outcomes. CET providers and industry must collaborate closely so that our CET offerings can be adjusted in response to rapidly changing needs of our economy. NTUC is more than happy to support this collaboration via our network of unions and company training committees.
But even the best Mark suits are of no use if no one wants to put them on. We must help Singaporeans recognise and embrace lifelong learning as a continuous process. Through school, we build strong foundations; through work, we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rough CET, we stay up-to-date and remain competitive.
Mainstream education, CET providers and industries must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curricula and programmes that would equip learners with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y need to succeed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is will help our learners realise the value of ongoing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es to have access to a highly skilled and capable workforce.
In the same vein, I further submit that we should require employers to provide training leave for workers to undergo training and skills upgrading.
Finally, better recognition of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by employers. Singapore's system of meritocracy has been debated many times. While it encourages us to strive for better outcomes, it has led to an endless paper chase as degrees and diplomas are used as proxies for individuals' skills. But these papers only reflect skills at a particular point in the learner's life cycle and are not the be-all and end-all.
Employers need to recognise that the mark of a high-performing individual is in his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Instead of an unhealthy overemphasis o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we should reward learners who continuously develop themselves via CET programmes and modular courses. Employers, likewise, should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leverag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such as those offered by our NTUC's Training and Placement ecosystem, to train and develop workers thus strengthening their own talent pipeline.
Mindset shifts will take tim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deeply ingrained beliefs and habits. There are no silver bullets. However,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ar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we can achieve this with concerted effort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onclusion, it is therefore submitted that we can do better in our quest to develop future-ready learners. We need to have better career guidance and coaching, better access to quality CET and better recognition of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by employers and training leave to do all these. Together, these will encourage lifelong learning and enable learners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ir own career development. Ultimately, both the learners and society will benefit when our workforce is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needed for a changing labour market.
[(proc text) Question proposed. (proc text)]
Future of Education
Ms Denise Phua Lay Peng (Jalan Besar) : Chairman, education is very close to my heart. I made almost 30 speeches in this House on education, including on schools for the future, removing the PSLE, through-train schools, tuition, special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I will touch briefly on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today.
Sir, I am excited by the five required key shifts articulated by Education Minister Chan, shifts for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s always, a visionary. These five key strategic shifts include moving education from the first 15 to the next 50 years, harnessing strengths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in education and other strategic moves. But as we know, behind every big vision are thousands of plodding steps needed to make the vision a reality. There are not only current structures, systems and processes but also current mindsets to reckon with.
Many of the required key shifts articulated by Minister Chan sound like the proverbial new wine that needs to be stored into wineskins. We have heard of how one does not pour new wine into old wineskins, lest the new wine will burst the old wineskins and both wine and skins are destroyed, lost. So, would the Minister please share his analysis of what might be the driving and restraining forces of making these key shifts, the new wine, in education and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secure a good future for Singapore's education system?
Next, I wish to offer three suggestions today for MOE's consideration.
On over-emphasis of exams and academics. I urge the Ministry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an alternate system to the current (a) school admission and (b) staff recruitment system by employers for example, which predominantly uses exam grades and paper qualifications as the proxy for competencies. As long as most businesses and schools do not have an effective alternate system of assessing competencies and proficiencies, the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exams and academics will continue. We already know of tech companie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hich prioritise portfolios, evidence of desired skills and experience over school results and use these for hiring decisions.
Next, on innovation. I urge the Ministry to allow for and support the blooming of alternate education school models. Seriously study the potential of through-train schools without the PSLE, micro schools – with school sizes of say 100 to 300 students, quality home schools and lifelong learning schools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ho are unlikely to be well-served by the mainstream SkillsFuture offerings. The use of approaches such as the individualised education plans, blended pedagogy, technology and harnessing the whole of society can similarly be applied and quality need not be compromised. So, let us be bold and take some calculated risks.
Next, on adult learners. I urge the Ministry to conduct a deep study of a specific segment of mid-career and middle-aged Singaporeans and develop programmes to uplift those at risk. Now, much has been spoken of the success of Singapore's 15-year-olds in PISA, the OECD’s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However, not much is said of the 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for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 or the OECD Survey of Adult Skills. The last PIAAC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2016. It shows that while Singapore adults aged 16 to 34 fare well, our older adults aged 45 to 65 performed lower than the OECD average in literacy and numeracy. So, as lifespan and retirement age rises, more aggressive steps are needed to uplift this segment of at-risk Singaporeans.
So, in conclusion, Sir, for our education to be relevant and ready for the future, we must identify and work on the game changers to significantly move the needle.
The Chairman : Ms Phua, please wrap up.
Ms Denise Phua Lay Peng : If any country can do it, I believe Singapore can.
Transforming Early and Primary Education
Ms Carrie Tan (Nee Soon) : Mr Chairman, more private preschools are increasingly incorporating nature and outdoor-based learning for children. Besides better physical development, it also helps children improve mental well-being and develop higher intuitive intelligence. This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think holistically, to think paradoxically, to listen and connect to oneself and others and the ability to lead by influence rather than design.
The role of nature is thus essential. Nature provides the best classroom for such learning and all schools should be enabled to harness nature-based learning so that all children can benefit and not just those whose parents can afford private preschools. I urge MOE to make outdoor and nature-based learning the main approach in early and primary education.
As the world evolves with new climate realities, we cannot be playing catch-up in preparing our young for future jobs in the Green Economy.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equip our young to be "nature natives" and not just "digital natives".
Beyond occasional visits to farms and community gardens, children in preschool and kindergartens can be introduced to the sciences by playing in nature and be guided to observe how plants, animals and other elements in nature interact in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They can learn spelling by identifying plants and creatures, be taught teamwork collaboration through play-based lessons and fun projects in the outdoors.
In lower primary, students can learn conventional subjects like science, mathematics, commerce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nature-based approaches such as tending to food gardens and harvesting produce to be sold in a school cooperatives or other enterprise or social projects. Upper primary students can be facilitated to learn organising skills, collaboration and leadership by leading these projects. Real world application-based learning from a young age will help an increasingly evolved and questioning generation to see relevance in their education. Incorporating more play also imbues joy and helps foster stronger desire to deepen their pursuit of knowledge as they mature into tertiary years.
We can begin by sending interested educators to receive training in naturalistic pedagogy and pioneer a detailed curriculum for pre- and primary school. This can segu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GCE) or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TE) options depending on the inclinations and aptitude of the youth.
To begin this transition, schools planned to be closed due to low demand can be re-designed to pilot this model. Parents can voluntarily sign up if they are keen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ducation.
Coupled with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 cohort of children from age three to 16, the improvements to well-being and learning are observed along the way, MOE can scale the pilot to offer more spaces to willing parents progressively until it is accepted by most. This will ensur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education system is evidence-based and at a measured pace in partnership with parents.
5.45 pm
Diversity in Schools and Student-initiated Learning
Ms Hazel Poa (Non-Constituency Member) : Mr Chairman, first of all, I declare that I run a company operating education centres and a private school.
Allow me to quote extracts from Everychild.sg's White Paper developed by Singaporean parents: "…the cultural norm among many Singaporean families is for a parent … to plan to take time off during the child's PSLE year, rather than during the first 1 – 2 years of the child's life… many Singaporean parents … prioritising giving their child undivided attention at the age of 11/12, which appears to the child to be tied to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rather than the more unconditional and intimate love of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 We would be naive to think this does not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motional development, self-esteem and future relationship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I am urging MOE to consider piloting a through-train programm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ypassing the PSLE and I have no intention of stopping. There should be no sacred cows in education. The learner, especially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ld, comes first.
Another sacred cow to slay is the size of our schools. There is no "one-size-fits-all" solution in school size policies. In our international school scene, families may choose from a variety of schools that best fit their children's profiles. There are primary schools that take in less than 200 students to big schools with a few thousand strong student population. For local students, we only offer big schools. MOE merges schools because of falling birth rates and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housing estates.
I urge MOE to consider a range of school sizes for the sake of our changing learning demographics too. We want to move towards inclusive learning where neurotypical and neurodivergent children play and study well together. Small schools have the advantage of developing deeper connections between staff and students. Just being able to know everyone by name can build a stable, safe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who feel left out and whose needs go unaddressed in big spaces and also, big class sizes. Can we not refurbish old school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left abandoned for years, to a couple of small schools for a pilot programme?
Lastly, I want to bring up the Student Initiated Learning (SIL) programme. Last year in October, MOE in response to my question, replied that SIL is "time is set aside for students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learn outside the curriculum. This i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more curious and self-directed in their learning" and that "Preliminary feedback indicate that SIL is valued by schools and students".
The feedback that I have received on the ground is that the reception to SIL is uneven. For example, I do hear of instances where students who are not keen on the scheme choose to "learn" things that they already know. As this is a new initiative with an approach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s traditional in our schools, teething problems are of course to be expected.
I am fully supportive of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be more self-directed in their learning. However, I do feel that making this scheme compulsory is a contradiction to the whole idea of student-initiated learning. Let students have a chance to opt out of the programme if it does not work for them. Do not let them feel this is just another programme imposed on them from above. Making this programme optional will also allow us to get a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level of acceptance.
And whilst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ake time to get used to the idea of student-initiated learning and how it can benefit them, perhaps schools can offer some structured programmes that students have voted for as mid-way measures?
Another suggestion is to allow students to use Medisave to learn from classes at SkillsFuture and related online courses. Let us help students build a customised, relevant skills-based portfolio. They can match their learning interests from any class and vendor around the world.
Flexible Through-train Programme for Schools
Assoc Prof Jamus Jerome Lim (Sengkang) : Although I personally dislike taking tests – and as an educator, I lean toward minimizing the use of quizzes and exams – I am actually pretty decent at them. My wife, for all her innate talent and creativity, and bless her heart, turns out to be pretty bad at them. Yet tests are a common feature in the education landscape, both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most of us endure them, for good or ill.
The ubiquity of tests and the varied performance of otherwise, like comparably-talented individuals, has resulted in an active debate about the value of high-stakes, standardised tests.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such variability – and for anyone who has experienced that stomach-churning sensation come testing time – is that test anxiety is real, can negatively affect performance and is unrelated to actual ability. Another is that individual motivation differs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prospect of a test and this motivation is only weakly associated with performance.
Studie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based on making test results optional reveal no evidence of changes in application volume or yield rate, but conversely, improvements in the diversity of applications. Indeed, when COVID-19 struck, a host of universities chose to suspend testing as a requirement for entry and have chosen to retain this practice even after the pandemic. This list includes august institutions, such as Amherst, Brown, Corne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vard, Stanford, WashU in St Louis, Williams and Yale.
All this has led to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erits of high-stakes tests. Diane Ravitch, an education policy analyst that once was an advocate of testing and who oversaw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tests in US schools, now call for an abandonment of standardised testing.
The evidence aside, the reality is that a reliance on grades and test results are becoming less and less critical in many important settings.
When I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t wa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ose who excelled in the coursework component of the programme would not necessarily go on to become the best researchers. The top student in our first year dropped out in our second, to become an actuary, rather than see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PhD programme. In contrast, one of our other mates, who had failed several of our first-year comprehensive exams, eventually went on to graduate, is now a practicing economist at a central bank and routinely publishes papers in academic journals.
Beyond academia,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eschewing formal traditional test-based metrics. Google famously does not hire on the basis of grades and no longer even requires a college degree, preferring to evaluate applicants on the basis of actual work produced.
The Workers' Party proposal is to introduce an optional 10-year through-train programme (10 YTS) from primary 1 through secondary 4 allows parents who wish to allow their children to bypass the PSLE to do so. Thus, their first major examination will be at secondary 4.
Children develop at different rates and this option allows certain kids to learn at a pace that is more suited for them. Importantly, offering the extra room for children to blossom and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before they turn 16 could actually be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allowing them to skip a major test at the age of 16.
Certain schools already have a variation of 10 YTS. The Integrated Programme (IP) already allows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to skip the "O" Levels and proceed directly to their ultimate high-school exam, such as the "A" Levels – Catholic High, Hwa Chong, Raffles Institution (RI), Victoria, St Nicholas, among others; the IB – Anglo-Chinese School (ACS) and St Joseph Institution (SJI); or the high-school diploma, which is the case for NUS High. This proposal merely suggests an extension of the programme to a different high-stakes standardised test.
Importantly, this option will complement, but not replace, non-10 YTS tracks. Students who wish to continue taking the PSLE may still do so. Perhaps more critically, this proposal does not mean that frequent teacher feedback, in the form of other feedback via other than high-stakes standardised testing should be de-emphasized. In fact, there is solid evidence that such feedback, along with other practices such as increased instructional time and specialized tutoring, is what distinguishes effective schools from those that are less effective. The key is not the frequency by which tests are administered, but rather to tre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as an interactive, ongoing dialogue.
Subject-based Banding
Mr Darryl David (Ang Mo Kio) : Chairman,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SBB) introduced in 2020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goal of MOE to instill in students a love of learning. An extension of MOE's 2018's SBB, it allows students to take the English Language,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at a more demanding level at secondary 1,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se subjects at the PSLE.
From 2020 to 2024, the full SBB has been introduced to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each subject at a level suited to their strengths, interests and learning needs. This move is also the result of positiv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and parents, I believe, and teachers as well, and also indicators from the O and N-Level examinations.
With the full SBB, I believe that the Express and Normal Academic streaming has been ended. Instead, students will be in mixed form classes, allowing them to engage with peers with various interests, aptitude and strengths. This will also open multiple pathways for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aptitudes and interests.
Can MOE provide updates on the progress of SBB? What ar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SBB? Is there a plan to enhance the programme and perhaps offer other subjects in the future?
The Chairman : Mr Baey Yam Keng, you can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Mr Baey Yam Keng (Tampines) : Sir, I commend MOE's introduction of Subject-based Banding (SBB) in 2014. It recognises that each of us could have a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different subjects. These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at a pace and level according to their academic abilities in specific subjects rather than their overall academic performance. More importantly, it will help our students nurture the joy of learning.
In 2020, full SBB was piloted in 28 schools and will be implemented in all secondary schools from 2024. MOE has taken a careful and measured approach in rolling out this programme. Indeed, it should be so, as we must be sure of the benefits of any change in policy.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of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is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to cater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each band. Different bands may require different teaching resources such as textbooks, laboratory equipment and teaching staff, which may be difficult to provide for all students in each band.
I would like to ask MO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of full SBB and how the challenges would be overcome when it is rolled out to all secondary schools.
Compared to the past when students stay within their own class for all subjects, full SBB means that students could have different classmates for different subjects. While these will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with different schoolmates and make more friends, it could have an impact on the forging of a form class spirit. After we graduate, we tend to have class gatherings, now students might need to have gatherings by subject band classes, or would they not even feel close enough with their classmates in different band classes.
I feel that a dilution or even loss of affinity towards a class would be a sad consequence of full SBB. Therefore, may I know what MOE has observed about our students' school experience under full SBB?
When students are used to be able to study different subjects at different bands, they will need to follow through in terms of similar flexibility in learning and accessibility to more pathways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th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 know that for A-Level subjects that we have offered at H1, H2 or even H3 levels. How about Polytechnic and ITE curriculum? I would appreciate if the Ministry could share any plan in this area.
Review of A-level Curriculum
With easy access to the wealth of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avail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like ChatGPT, education has to go beyond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find information, process information, turn the information into knowledge and learn how to apply the knowledge.
Our students need a wide range of 21st century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to thrive in a complex and fast-changing world of today. I am glad that MOE has been progressive in its education philosophies. The recent reviews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assessment demand has led to the removal of mid-year examinations for all primary and secondary levels from 2023. I believe this has been very much welcomed by students but perhaps only by some parents. This is when I urge parents to support MOE in this and fill up the freed up time and space that the kids have with more tuition and enrichment.
I would like to ask MOE whether the curriculum review will also be extended to post-secondary levels, the A Levels is already a much shorter course of two years compared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thin two years, students have to take two mid-year examinations, more promo and one prelims exam, on top of their common tests. Will we be able to relieve some of the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and stresses?
GCE "A" Levels
Mr Darryl David : The "A" Level system has been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pathway post-secondary school for majority of students who are aiming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many options that have emerged: speciality schools, Integrated Programme (IP) through train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and the polytechnic courses have also become more attractive and diverse.
I believe that tweaks have been made to the "A" Levels over the years in 2007 under the revised curriculum. Students were allowed to select subjects from three levels, Higher 1 (H1), Higher 2 (H2) and Higher 3 (H3). Subjects are divided into knowledge skills and content-based subjects. Knowledge skills subjects include General Paper (GP), Knowledge and Inquiry and Project Work and content-based subjects divided into languages,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and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Under MOE's regulations, students sitting for the "A" Levels in a junior college (JC) are required to take at least one subject that is from a contrasting discipline. Students also take a Mother Tongue Language.
In 2022, MOE announced that more places in junior colleges (JC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students entering with talents apart from their grades through the direct school admission (DSA) exercise from this year. The number of DSA places for non-Integrated Programme students have also gone up from 10% to 20% of the yearly cohorts at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aided JCs, including Anderson Serangoon JC, Eunoia JC and Victoria JC. These are indeed mov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My question is: can MOE share if the "A" Levels are still relevant in today's education landscape and how it would compare to other post-secondary qualifications, such as the IB and even polytechnic diploma in terms of admissions to our Singapore universities?
Access to Education
Ms He Ting Ru (Sengkang) : Sir, following the concerns raised during the Budget debates last week about social mobility in Singapore, it is clear that we need to maintain and even redouble efforts to improve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ies. At this point,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my interest in an enterprise in the education space in markets including Singapore.
In order for our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o thrive, they must be mindful to make themselves accessible to student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backgrounds. Top universities, like the Ivy League and Oxbridge universities often make their admissions statistics widely available and publish targets on increasing access to admit more students from vulnerable or lower-income backgrounds. The careers services of such universities also often heavily emphasise and rely on alumni to maintain guidance for students and former students who have since graduated.
Indeed, I was myself involved in being a student mentor at my university, providing mentorship for promising sixth formers, or "A" Levels students, who would be the first in their family to attend university. I also continue to occasionally receive emails from current or recent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seeking careers advice on topics relating to different career pathways and options.
It is with this in mind that we managed to successfully launch a mentorship programme for students in Sengkang two years ago and many of our participants found it helpful to be able to discuss their educational and career options with mentor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backgrounds. I am happy to see more constituencies outside Sengkang starting to roll out mentorship programmes.
Could we therefore start to publish detailed information annually on the progress made towards admitting students from a more diverse background, so that we know if our efforts are paying off? This would also make it easier for our fellow Singaporeans to measure the success of and thus understand moves, such as relocating popular schools out of central Singapore, in an effort to be more inclusive.
We could also move to have our alumni more heavily involved in advising current or even prospective students into our popular schools and IHLs, not because there is a benefit to be gained, but because they wish to genuinely share the benefit of their life experience with younger fellow Singaporeans.
Moving on to enrichment programmes, it is true that MOE,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 and other agencies are working towards increasing access to tuition. While a good start, these programmes typically focus on more academic programmes, and leave students from lower-income families still unable to attend robotics or AI classes, forest school, for example, and other types of holiday camps which have proven to be equally if not more beneficial for children's holistic development. This would be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oday's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where the ability to pass examinations is only part of a measure of life success.
We also need t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and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maller scale tutoring system. We should also take a leaf out of the book of heavily-tutored countries like South Korea, whose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holds highly accessible lecture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eparing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s examinations.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is service significantly reduced spending on private tutoring by 816 billion won back in 2011.
Admission to Primary School
Mr Lim Biow Chuan (Mountbatten) : Sir,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been approached by parents who complain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secure a place in a primary school in a nearby school for their children. Instead, their child was posted to a primary school that is several kilometres away from their home.
This has caused them great inconvenience as the child would have to take public transport or wake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take the school bus to the primary school which the child was posted to. Sometimes, the school may not have a school bus connection to the child's home. Hence, these parents appealed for their child to be admitted to a school that is nearer to their home.
Sir, I am sympathetic to these cases. Young children should not have to wake up too early and travel a longer distance than necessary to their school.
I urge MOE to review the Primary 1 admission scheme. MOE can maintain the priority scheme under the current Phase 1, 2, 2A, 2B and 2C. But pupils admitted to the primary school under any of the above priority schemes, should be subject to a 1- or 2-kilometre distance limit to the school. The younger students will then get more rest at home and this will reduce the need for the school to arrange for school transport for the pupils and reduce worries that a bus operator may not perform the expectation as we saw recently in St Stephen's School.
Primary 1 Registration Reform
Mr Chua Kheng Wee Louis (Sengkang) : In his Budget speech,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spoke about building a fairer and more inclusive society. This has to start with our children and with our primary schools where social mixing has arguably been on the decline.
I was heartened by MOE's to tweak the Primary 1 (P1) registration framework by doubling the number of places reserved in each school under Phase 2C 2022 onwards. This allows more children who have no family connections to the school to get admitted into a school near their home.
But I believe the changes do not go far enough. Why are we still entrenching the mindset that just because my father or mother went to a certain school and so did I; hence, I must get my son or my daughter into the same school as well. Since MOE recognises that going to a school nearby is in the educational interest of each child, as the Ministry has really made clear in its news release, then the P1 registration framework should be redesigned to make sure that we honour this commitment to every Singaporean child entering Primary 1.
This was why I suggested in 2021 that MOE should consider using citizenship and home-school distance as a primary means of allocating vacancies for all three phases of the P1 registration, while retaining the existing Phase 2A and 2B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balloting priority. Minister Chan's reply was that MOE needs to avoid causing disruptions to parents and take care not to drastically affect the groups given priority under the current framework. But if inherited parental privilege is protected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child being turned away from a school that is only a few hundred metres away from their home, can we truly say that our system is fair for all?
In the past, MOE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a need to respect the history and legacy of many schools which started off as community initiatives. But the impending move of ACS (Primary) to Tengah and the largely positive response is drawn from parents and alumni tells me that attitudes are shifting. CNA also recently broadcast a very thought-through talking point video which questioned If a complex and confusing P1 registration process actually perpetuates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We can and we must take bolder steps to simplify the P1 registration framework and make it truly accessible for all.
The Chairman : Mr Muhamad Faisal Abdul Manap, you can take your two cuts, please.
Edusave Award
Mr Muhamad Faisal Bin Abdul Manap (Aljunied) : MOE's Edusave Award is a recognition to Singaporean students who have demonstrated good character, leadership, conduct, learning disposi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However, I note that Singaporean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in the full-time madrasahs are not eligible for the Edusave Award. This is because of the full-time madrasahs' status as a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 and not a public school. This was the reply given when I asked in 2015. At this point,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that I have a child who attends full-time madrasah.
Sir, I am aware that the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 of Singapore (MUIS) presents the Madrasahs Student Awards yearly to the top 5% of the best performing and top 5% of most improved madrasah Singaporean students from each level in academic and religious subjects. What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is for MUIS is to continue giving awards, but only for religious subject as they are a statutory board which regulates Islamic education system in Singapore. Separately, full-time madrasah students excelling in non-religious subject should be eligible for MOE's Edusave Award like Singaporean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My suggestion is meant not just to boost financial support for our madrasah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y. It is also meant to foster a greater sense of solidarity amongst all our studen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attending madrasah or Government school. This will, in turn, add to our existing efforts to maintain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racial harmony in Singapore.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MOE's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AS) aims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o Singapore students, from the low-income households studying in the public schools or public-funded schools.
Sir, I am of the view the FAS also be accessible to the following two groups of less privileged students. First, students of the six full-time madrasahs. Were parents choose to enrol their child in a full-time madrasah, it is to aspire the child to be equipped with both academic and religious knowledge. Our public schools do not provide the latter.
I note that MUIS does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the form of Progress Fund Madrasah Scheme (PROMAS). Nonetheless, as part of our ongoing efforts in making our society more inclusive,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at MOE extends the FAS to all Singaporeans students who need it,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institution they are attending.
Secondly, I propose that FAS should also be made available to needy students who are Permanent Residents provided one of their parents or stepparents is a Singaporean. I have come across cases of low-income Singaporeans parents who has a child or stepchild who is a Permanent Resident and are struggling in their child's education expenses. Some even ended up with school fees arrears, even though they are paying subsidised fees. A good number of these Singaporean parents had attempted to acquire Singapore citizenship for their child or stepchild, hoping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cost. However, many have been unsuccessful.
I note that between 2019 to 2021, around 30% to 40% of all marriages involving Singaporean citizens were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Some of these marriages do lead to children who may not have Singapore citizenship. Sir, I believe my proposal of extending the FAS to cover children in such circumstances is in line with our mission of strengthening our social compact.
Support for Students' Well-being
Dr Wan Rizal (Jalan Besar) : Chairman, as an educator, I have seen first-hand how students' mental states can impact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bility to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Students today face a unique set of challenges unlike those faced by few years generations.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a dynamic job landscape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the challenges our students must navigate today.
Students also deal with increasingly complex, social and personal pressures that impact their well-being. For example, social media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how student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world around them. While social media can be a powerful t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self-expression, it can also create an environment of constant comparison and pressure to present a perfect image of oneself. This can lead to feelings of anxiety, low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among youths.
In light of these challenges, we need to work towards identifying areas for improvement and develop more relevant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support our students' well-being. Could the Ministry please update on its efforts in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the wellbeing for our students in schools and IHLs?
Stress in Education
Mr Leon Perera (Aljunied) : Mr Chairman, recent reforms such as the new PSLE scoring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aptitude-based admissions and the removal of mid-year examinations are commendable steps to make education more equitable, holistic and less exam-focused. However, we should ask what more we can do to reduce unhealthy competitive stress in schools.
6.15 pm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Rakuten Insight in Singapore in May 2022, 63% of those aged 16 to 24 had a higher level of stress or anxiety for the past 12 months, the highest of any age group. A 2017 OECD study found that 66% of students across all OECD countries said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poor grades at school but in Singapore, among Singaporean students, it was far higher at 86%.
Sir, I will make a few suggestions to better manage the unhealthy competitive stress that some students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less academically able or financially better-off ones.
Firstly, to further improve access to enrichment programmes for lower-income children, we could leverage technology to scale up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 fact that better-off children can access better private tuition and enrichment classes, MOE should facilitate the production of engaging and easily accessible educational materials that are freely available online to students such as podcasts and explainer videos. These could complement students' in-school education.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2014 publication, 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for Public Goo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uth Korea's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1990, with high-quality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including, since 2004, lessons to prepare for standardise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In 2011, 3.9 million Koreans used the system, reducing private tutoring spending by about S$870 million.
Secondly, we can make internships compulsory for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and consider this even for secondary schools. I have come across the perception in some quarters that students from better-off families have better access to internships due to their parents' networks. This is where MOE can come in to better improve the link between companies looking for internships and those less popular post-second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o can offer interns.
Spending time as an intern, imbibing work cultures and norms, helps divert some mental energy away from the excessive focus on academics.
The Chairman : Dr Shahira Abdullah. Not here. Ms Mariam Jaafar.
Post-secondary Pathways
Ms Mariam Jaafar (Sembawang) : Sir,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Polytechnic Foundation Programme (PFP) for Normal (Academic) students who have done well has been a success,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ents progressing to their diploma course, for which they are also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 and discipline that helps them to succeed in polytechnic. It i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ppreciated by my residents.
It is a great example of how we can give a headstart for Normal (Academic) students who are traditionally seem as being behind the Express cohorts. It has taken away stress and opened doors, giving them flexibility to choose a pathway that is based on their aptitudes and interests.
Given this success and in light of concerns over the diverging employment outcomes of ITE versus polytechnic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could the Minister consider expanding the PFP scheme to allow more students to benefit?
Indeed, the flexibility provided by the PFP would ideally be in a future of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pervasive in the system rather than a special scheme. Can the Minister provide and update on how admission pathways to various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ll be updated in line with the shift to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to make it easy for all students to develop to the best of their potential?
Flexible Post-secondary Pathways
Dr Wan Rizal : Chairman, the job landscape is dynamic and evolves rapidly and job requirements are changing along with it. When you consider external constraints like the pandemic, jobs can become redundant or evolve altogether.
Thus, there is a need for us to have a flexible curriculum that develops our students with a wide range of skills and helps them pursue their passion outside their main areas of study.
In my Budget speech recently, I mentioned that Jobs-Skills Integrators scheme is a gamechanger because they will change the mindset that skills training can translate into good employment outcomes. I hope we can embed it in our ITEs and polytechnics, where students can stack skill modules on top of their specialised course. It may increase thei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allow them to remain agile in a dynamic job space.
My greatest hope is that it will also address the issue of increasing income wage gap between the non-graduates and the graduates.
I would like to ask if MOE would consider more flexibility within curriculum hours to allow students to take up elective modules to develop their interests outside their area of specialisation.
Education Technology
Mr Darryl David : Chairman, COVID-19 was a painful and challenging experience, but it did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education and corresponding education technology (EdTech) had to be accelerated due to the pandemic.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use of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and supplement conventional learning became much more prevalent.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d to quickly pivot to home-based learning (HBL)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struck in 2020 and the switch to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s has indeed gained strength.
Even as face-to-face lessons have continued now, teachers have pivoted to online learning to supplement face-to-face lessons. The use of tools like Kahoot, Mentimeter and Slido for quizzes and polls and virtual bulletin boards such as Padlet are some examples of how teachers and educators are harnessing technology for interactive and responsive learning.
Currently, MOE's EdTech Plan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a technology-enriched school environmen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adopts a responsive agile approach and structure to help MOE respond rapidly to technological and contextual change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use of EdTech for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 the education front, AI Singapore aims to build national literacy in AI and develop EdTech through working with various classroom stakeholders and partners.
Besides tech to enhance and support learning, tech advancements like ChatGPT will also impac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o. The Minster for Education addressed the issue of AI and ChatGPT at a recent Parliamentary Sitting, but I would like to ask if MOE could give an update as to what it learn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erms of EdTech and how EdTech can be harnessed and used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ey.
Also, how will we be retraining and upskilling our educators in tech and preparing students and parents for these changes as well.
Reducing Curriculum Content
Mr Lim Biow Chuan : Sir, last year, I spoke about exam stress in schools and called on MOE to reduce the content curriculum of the students. I wish to repeat the call to MOE this year.
With mor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t is easier to do research over the Internet and secure the answers to most queries. The need to acquire so much knowledge is really no longer necessary because most information is easi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What a student needs to learn is how to navigate the Internet so that he is able to obtain reliable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The advent of ChatGPT will also change the way students learn. In a Straits Times article just last week, Google was reported to say that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qualities that they look for in an employee is a "growth mindset". Google did not say they were looking for people with great academic grades or people who know everything. Google said they were looking for people who express curiosity – for people who continue to learn. The Straits Times article was not about a high flying employee who was a scholar but about a user experience engineer without a degree.
Sir, students ought to be given more time to develop their own interests during their formative years in school.
MOE should consider reducing school curriculum so that students will enjoy learning in order to acquire knowledge rather than learning to pass exams or to gain good grades. This will then cut down the stress from projects, continual assessments and exams.
May I ask whether MOE will consider reducing the school curriculum further and to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using more technology. A reduction in school curriculum and exams or assessments would reduce the stress on today's students.
The Chairman : Dr Shahira Abdullah. Not here. Dr Wan Rizal.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Dr Wan Rizal : Sir, the pandemic has shown the important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chools shifted to home-based learning,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a robust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content-ready digital resources to sup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advance rapidly,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integrate it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to prepare stud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In the Parliament recently, I asked the Minister about the use of AI tools like ChatGPT. I started out having some resistance of my own, but having seen the capability, I am encouraged that it can help students. Sure, you will not get an A or B grade, but if it can give a student who is struggling, to give them that nudge to a C or a pass, to get them to open a book or their notes and cross-check the AI solution for content accuracy, then I say, let us do it. Teach them the skills to discern, to edit, to incorporate critical thinking to the original AI solution.
Thus,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at efforts the Ministry made to support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cluding AI,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The Chairman : Shawn Huang, both cuts, please.
Resilient Students for Complex Future
Mr Shawn Huang Wei Zhong (Jurong) : Mr Chairman,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that I am the founding director and board member of Tasek Jurong Limited, a charity and Institution of Public Character (IPC) for disadvantaged youths and Singaporeans.
The world is chang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and our students will be fac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not even imagined a few years ago.
The pa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rise of automatio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creasing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the complex issues that our students will need to navigate as they move into adulthood.
To prepare our students for this complex world, we need to focus on building their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as well as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This means not only providing a strong academic foundation but also fostering their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It also means equipping them with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success in life.
These include self-awareness, self-management, social awareness, relationship skills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These skills will help our students to develop strong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nd to naviga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complex world that lies ahead.
We are certain that we will require a partnership framework to augment the school system. As such, how can we build partnerships with parents, the industry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to nurture resilient and holistic students who can thrive in a complex future?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including those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require more support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succeed.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why this is the case.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are more likely to face barriers to learning such as challenging family circumstances, access to learning resources as well as proper nutrition. These barriers can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engage in school and achieve their potential.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may require additional support to overcome specific challenges such as learning disabilities or mental health issues. Without this support, they may struggle to keep up with their peers and may become disengaged from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simply need a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more opportunities and time.
Providing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inclusive value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an economic imperativ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tudents who receive additional support are more likely to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to go on to further studies or employment and to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including those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This may involve addi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funding, extra staff, equipment as well as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hat are specifically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As such, how are we better support our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and those from disadvantaged circumstance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ccess to SkillsFuture Programmes
Mr Gerald Giam Yean Song (Aljunied) : Sir, I declare that I am an owner and director of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softwar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killsFuture-funded course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wDs) need access to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just as much as their able-bodied counterparts. However, they sometimes face access barriers to attending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Disabled People's Association, PwDs have encountered SkillsFuture-funded courses that use charts and diagrams with no text descriptions, creating difficulties for visually-impaired persons.
Accessibility should be embedded in all SkillsFuture-funded courses. There should be a set of guidelines to ensure that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are provided. MOE could also establish a disability support office to provide support to PwD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to implement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for SkillsFuture courses.
I appreciate that SG Enable is curating courses suitable for the disability community and the Enabling Academy will assist in creating accessible courses. However, to be fully inclusive, PwDs need access to all courses which are open to the general public, not just a curated subset.
6.30 pm
Can I ask the Minister what proportion of SkillsFuture courses are currently accessible to PwDs? How is SSG ensuring that most SkillsFuture courses are accessible and will there be a standardisation of accessibility in all SkillsFuture courses?
Enhancing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Ms Rahayu Mahzam (Jurong) : I have shared my experiences and journey with my son, Ayden, several times in Parliament. My family and I have been truly blessed with the support of many people in the ecosystem. We have also learnt a lot from the people who have walked the journey before us. Their experiences and feedback over the years have helped create awareness and shape the support structure that we now have for ou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particular, within the school setting, there have been meaningful developments in identifying needs, making the appropriate referrals and providing support to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within the mainstream schools and the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This will of course always have to be a work-in-progress. There should be continuous efforts to enhance the support in the ecosystem.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day to share some of my own personal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insights I have gleaned from my interactions with man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hop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better education landscape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 and achieve better outcom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our education system adequately equips all our children, including those with SEN, with the necessary life skills and prepare them for future challenges.
Firstly, I feel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efforts to integrate students with SEN with other children.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as we should teach our children to learn and interact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All our children are unique and they should grow up appreciating and respect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value they bring to society.
However, in integrating students with SEN with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we should do some calibration as there may be a tension between creating the common spaces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aying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additional support and teaching that needs to happen to build the skills of those with SEN. There may be a great desire to be inclusive but this may bring SEN students into a setting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empower them or equip them with the skills or address their needs. They may be put in the same classroom and there may be some additional support to help them with that particular assignment or activity. But is the curriculum for them robust enough to build their own skills to be independent? How are they interacting with other students and how are other students interacting with them? How are we assessing their abilities to subsequently navigate living in the larger community? How do we ensure that we are adequately stretching them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These are some considerations that I hope that the Ministry is looking into and could give some insights on.
Secondly, on a related point,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the horizons for students with SEN. For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re is always a forward-looking agenda, one that looks at growth sector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a curation of existing educational or skill-building pathways that prepares us for the future. There should be a similar approach for our students with SEN. I appreciate that there are diverse needs among students with SEN. At the basic level, we need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equipped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be able to live as independently as possible and navigate through life. This is crucial.
Additionally, do we also have a plan as to which sectors in the future students with SEN could possibly enter and excel in? Are we looking at the current jobs that the different groups of SEN students are landing and their career progression? I am hoping with these insights, we could then better develop our curriculum to ensure our SEN students can be channeled into meaningful sectors where they can grow and contribute like everyone else.
Lastly, I would like to revisit a point I made in Parliament previously. An integral part of all the efforts in integration, in building appropriate skills is the special needs educators. We need to ensure we have professional, good and skilled teachers in schools specialising in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o that we can translate the vision into reality.
I have met many special needs educators who are deeply committed to their work, go the extra mile to lookout for the students under their car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y have a very big heart for the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tribute and say a big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and staff in the special education sector.
I hope the Ministry continues to help enhance this profession by developing progression pathways and improving remuneration of the teachers in the special needs sector. This will encourage more individuals to come forward to be part of the workforce and hopefully, create a larger pool of capable educators who can look into more specific issues and enhance the support for ou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The points I have raised above are not new. With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and more people coming forward to be part of this cause, I believe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rethink our efforts in enhancing the education for our children with SEN and ensure they are able to integrate with the larger community.
During one of a meeting I attended, Ms Denise Phua said something that stuck with me. I am paraphrasing a little but she said, “let us ensure that as we are developing our plans in preparing our workforce and our people for the future economy and future challenges, we think about those with special needs and they are not just a footnote or an after thought”.
I acknowledge that work ahead is not easy but it is important and needs to be done. I have been encouraged by the efforts of the Ministry and other agencies and I hope that we can continue on the vision of preparing all our children for what is to come and moulding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Ms Denise Phua Lay Peng : Sir, about 80%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 attend mainstream schools in Singapore, with more in-school support in recent years. Kudos to MOE. The educational outcomes for students with SEN in mainstream schools however, primary, secondary and post-secondary settings are currently inconsistent. Beyond social integration, many of them also need a diet of additional lessons in life skills such as work habit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skills. The rest, 20% of students with SEN, are educated in some 20 Special Education (SPED) Schools. Many exit at the age of 18 unless they are assessed to be capable of getting a work skills certificate.
Sir, I shared in this House my view of what a SPED school of the future can look like. Today, I offer seven further suggestions.
For students with SEN in mainstream schools, I urge the MOE to:
One, put aside resources to study and analyse the educational outcomes of SEN students in mainstream school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post-secondary school settings.
Two, develop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to regularly evaluate if the current intervention approach is providing each SEN student the holistic education that they need.
Three, adopt a holistic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for each mainstream student with SEN, covering not just their academics but also other indicators of student well-being.
Four, tap on expertise in the SPED system 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 the gaps not covered in the mainstream set up. Provide a budget to make that happen.
To better support students in SPED schools, I urge MOE to:
One, extend the formal SPED school exit age to age 21 for all SPED schools, beyond the current age 18. The current criteria for staying till age 21 is based on whether one can stay on to get a work skills certification. That ought to be changed. SPED students need longer learning runways to build vocational and other life skills for survival especially in this rapidly fast-paced and wired world.
Two, jointly work out and pilot a lifelong learning SPED school model with a taskforce of thinkers cum doers with a track record to create a school like no other in the world.
And three, support SPED schools in specific areas of need. Review salaries to attract and retain good staff. Expand the pool of potential SPED educators by allowing MOE NIE candidates to apply to join SPED schools. Keep to very essential and core admin reports and meetings so that educators and school leaders can focus on educating their students.
Sir,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SEN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in the last decade, thanks to MOE and partners. I urge MOE to continue to expand its vision to meet the lifelong learning needs of this special community so they will thrive and not be left behind.
Support for Teachers' Well-being
Dr Wan Rizal : Sir, as an adviser for Singapore Teachers' Union (STU), I have joined the STU in several dialogues with delegates and teachers. We hear their feedback, aspirations and concerns. Teaching can be challenging yet rewarding but also requires much physical, emotional and mental energy. Sometimes it may lead to stress and even burnout. We must protect our teachers.
Together with STU, I have a few suggestions.
First, could MOE establish clearer guidelines on work hours and designated times for teachers? One way is the introduction of a whitespace for marking, lesson planning and student guidance or counselling work.
Second, could the Ministry cultivate teacher agency so teachers can negotiate deployment to achieve win-win outcomes for the teacher and the school? The teacher agency could also help teachers plan for their re-employment years so that they make purposeful decisions in keeping with their life stage and priorities.
Third, could MOE establish a zero-tolerance policy with clear protocols for handling harassment or abuse of teachers?
Notwithstanding the questions posed earlier, could the Minister share MOE’s plan to support the growth and well-being of teachers?
Education for Future Economy
Mr Sharael Taha (Pasir Ris-Punggol) : Chairman, industries are now skills-focused and appreciate usable skills over paper qualifications. Industries value students who acquire the skills in school and are ready to be productive when they join the workforce.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there is a need for schools to be well connected to the industry and nimble enough to make frequent tweaks to the syllabus such that students leave school with the right skillset required for the industry at that point of time.
I am heartened to see more schools having career days, where they invite people from the industry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skill sets that are required in the industry. Individual ITEs have also reached out to industry partners to try to understand industry better such as ITE College Central's engagement with the aerospace industry, just to name one.
Beyond individual school effort, how can MOE better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industry partners to help students in our schools gain an even deeper appreciation of the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needed in the future workplace?
Singapore – An Education Hub
Mr Mark Chay (Nominated Member) : Mr Chairman, I am a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of various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I consider myself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the stellar education system that Singapore boasts.
As we all know, Singapore is home to som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Our public school system is among the world’s best and our students consistently scoring near the top in education rankings in OECD countries. But our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offer a wide range of curricula which provide quality and holistic learning experiences aimed at equipping students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for the future workforce, and our excellent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make Singapore an ideal place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innovative research initiatives.
Our global reputation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is not the only reason why Singapore is one of the top destin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ooking to pursu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other reasons why Singapore has grown to be the academic hub that it is.
First, Singapore has excellent transport links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which makes it eas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ravel to and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Second, we have a highly developed and efficient system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which make for a high quality of life for its residents. And third, the promotion of English as the primary language spoken in Singapore means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easily integrate into the country without having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In the same vein,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not be understated. They bring diversity and cultural richness to Singapore's society. Additionally, with the influx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rovide 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Further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help expand the global reach of Singapore's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incr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s a leader in high quality education.
Mr Chairman,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EIs) have a vital role to play in Singapore's success as an education hub. These institutions offer Singaporean students the chance to pursue specialised vocational diplomas or degrees from foreign universities whilst in Singapore as an alternative to attending our local universities. PEIs can also provide tailored curriculums adapted to a student's specific needs.
Given this, I would like to ask MOE to share its pl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education concerning PEIs. In addition, could MOE share how it plans to work with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ICA and MOM to ensure necessary approvals such as student pass applications and training work pass applications are processed seamlessly?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ASEAN Capital Cities
Assoc Prof Jamus Jerome Lim : I wish to suggest that the Ministry consider funding a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 located in all major regional capitals within ASEAN. These schools will offer the full Singapore curriculum similar to that of any local MOE school, from the kindergarten through to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Students that attend such schools would be able to transfer relatively seamlessly from a school back in, say, Jakarta or Bangkok, back to one in Jurong or Buangkok. They would pay comparable supplemental fees just as any student enrolled in a local school would. And they would take the same common exams – PSLE, “O” or “N” Levels –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nd level.
6.45 pm
Why would the taxpayer wish to subsidise schools located in other countries?
For starters, students attending these schools would be Singaporeans more likely than not. It makes sense that they be provided with a subsidised Singaporean education as others in their cohort are. Moreover, these children are often simply following their parents overseas as they are being posted rather than making any conscious decision of their own to relocate.
Furthermore, the subsidy has an additional benef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ents. By reducing the frictions associated with moving their families to a different country, it offers positive incentives for our local professionals to relocate and thereby upgrade their experience and exposure to the region, which is often cited as a reason for local middle managers being skipped over for promotion.
In a response to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I filed late last year, Minister of State Gan explained that MOE already provides funding and teaching support to one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Hong Kong.
She said that MOE did so because there were a sizable number of Singaporean children there and that this assistance helped with the reintegration of these kids back to our educational system here. So, there is already a precedent to this suggestion.
She also mentioned, however,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demand for such education elsewhere, which was why it was not offered beyond Hong Kong. To this, I will only add two thoughts.
First, it strikes me as unusual that Singaporeans living in Hong Kong, an otherwise modern and sophisticated educational system, would demand more Singapore-style education there rather than in other ASEAN capitals with comparatively weaker educational systems.
Second, such demand itself is, in fact, endogenous. If such schools existed, it would encourage more locals to consider taking on regional postings, which in turn would generate the requisite demand.
Through Enterprise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is expending much treasure to support our firms in their regionalisation efforts. It has also worked hard to encourage our professionals to consider regional postings. What I am suggesting here today is simply another step towards lowering the barriers to making our local talent ever more international and ever more competitive.
Developing Resilient Adult Learners
Ms Mariam Jaafar : Sir, declare that I am a managing director and partner in a consulting firm that does work in the skills development space.
I spoke during the debate on the Budget Statement of how reskilling programmes are critical to building resiliency in our workforce and our people as the economy and job market become more unpredictable.
It has been several years now since we laid down the importanc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Singapore. Over the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sharpened its support of SkillsFuture to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skills needed to be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economy, as seen in the one-time top-up SkillsFuture credit and additional SkillsFuture credit for Mid-Career Support.
Support is now more geared towards getting adult learners into new jobs and the range of courses supported has also been refined.
Identifying the right set of skills to offer courses for is important, bu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ttitudes of and persistence to succeed for adult learners – from structural factors like range, availability and delivery methods of the courses, including pre- and post-employment support,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a growth mindset, family 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ime constraints. Each individual context is different.
Can the Minister share how the Government now measures the success of the SkillsFuture programme? What are the metrics and where do we stand?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continue to evolve its support to develop resilient adult learners?
Streamlining SkillsFuture Singapore
Prof Koh Lian Pin (Nominated Member) : Chairman, the Skills Demand for the Future Economy (SDFE) Report 2022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upskilling workers to stay relevant and take on new opportunities. IHLs,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other training provide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developing and curating training courses to respond to this nee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ustainability skill sets for Government officers, industry leaders,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s demand for subsidised for SkillsFuture-funded programmes continues to grow, it can put increasing strains on training providers. Is the Government considering streamlining SkillsFuture Singapore processes to ease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training providers?
Skills Framework
Mr Mark Chay : Mr Chairman, I am a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of various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I have had some experience with the Skills Framework, which is designed to provide key information on sectors, career pathways, occupations or job roles, and existing and emerging skills required for the occupations or job roles. It also provides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skills upgrading and mastery.
There are currently 34 industries with a defined skills framework. It helps provide critical information on the general career pathway, the roles within these sectors and the skills required to meet those roles. These frameworks were progressively launched from 2016.
The Skills Framework is a masterpiece that took great effort by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employers, Government agencies, trade associations and so on to assemble. It is therefore pertinent to ensure that the framework is reviewed and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to ensure that this remains in step with applicable and emerging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Given the above, I would like to ask MOE if there are any statistics on the actual adoption by the employers of the Skills Framework in hiring employees within the stated sector? Also, are there any statistics on how the Skills Framework has allowed Singaporeans to either gain employment or progress in their existing roles after undergoing training in these areas?
A critical piece for the succes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access to courses, namely, through Approved Training Organisations (ATOs) and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EIs).
Currently, two different regimes govern private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 – the ATO framework and the Enhanced Registration Framework (ERF) for PEIs. Under the ERF, certain PEIs who meet high-quality assurance standards would also be granted the "EduTrust" mark.
As Singapore's economy develops rapidly and there is a need to ramp up capacity to allow Singaporeans to be trained, would SSG consider streamlining the processes that would enable a training institution to offer SSG/WSQ courses without having to apply for separate certifications?
For instance, can the process be streamlined so PEIs with EduTrust qualifications qualify to become an ATO? I understand that currently, all IHLs are exempted from such checks and can offer SSG/WSQ courses without having to qualify under the ATO framework separately.
Enabling Lifelong Learning
Ms Foo Mee Har (West Coast) : Chairman,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my interest as the CEO of the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 a training provider serving the finance sector.
There has been much scrutin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killsFuture in achieving its mission of supporting workers to upskill, build deep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ransition to new careers or different industries.
Sir, there are currently over 27,000 courses funded by SkillsFuture Singapore listed on its site. These courses are delivered by a large number of over 790 training providers ranging from large autonomous universities such as NUS to private training organisations of varying size and focus.
Given the sheer volume of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players involved, it is hard to ascertain the training impact of all the programmes under the SkillsFuture umbrella.
As we gear up to make training truly count, an important step is to evolve the SkillsFuture framework to clearly differentiate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in terms of quality standard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and funding.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differentiating training programmes along three broad categories for better targeting and funding model.
Category A: for programmes that would be designed to support jobseekers' reskilling needs, matched to industry talent demands. Therefore, these programmes are likely to be intensive and need to be purposefully designed to be effective.
Category B programmes would be about upskilling and building mastery amongst practicing professionals and craftsmen,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working adults.
Category C programmes support skills discovery, including the learning of new hobbies and interests, many of which can be supported through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community platform.
Sir, by having a tiered approach to SkillsFuture, the Government can then be more targeted in its funding and prioritise resources for maximum impact. The requirements on the rigour of the programmes should also vary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the programmes.
For example, for category A programmes, courses would have to be full-fledged certified programmes that lead to verifiable credentials recognised by the industry.
These programmes should be organised alo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s and be subjected to a rigorous assurance process by relevant industry panels and associations to ensure relevance.
The teaching faculty should come primarily from the industry to impart highly practice-based skills, using work-related simulation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internships as core component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me. Job placement should be a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Most importantly, trainees who gain admission to these category A programmes and successfully graduate should be sought after by future employers as they are deemed to possess the necessary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required of the new role,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training.
Sir, one of key struggles of SkillsFuture training providers is the funding model. It is currently based on training subsidies provided to trainees. This system incentivises the training providers to maximise student numbers and not the quality of the training.
Furthermore, as training subsidies can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impacting demand, sometimes, in short notice, training providers find it challenging to invest in their programmes as they are unsure of their future income stream.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view the funding model for training providers under SkillsFuture to foster capability development, quality standards and impactful learning outcomes.
Sir, to focus training effor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a category of training providers. Let us call them lead training providers (LTPs) for each of the industry groups.
Rather than having a plethora of small players, LTPs should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commitment to build scale and capabilities to deliver a full suite of training programmes tailored to the industry. LTPs should be chosen by the industry and serve as the respective industrie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o that scalable training may be delivered to meet the manpower needs of the respective sectors dynamically.
These LTPs should be eligible for substantially more funding support for developing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y relevant programm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be subjected to a vigorous governance and review process by SkillsFuture Singapore.
Sir, the next phase of SkillsFuture must be to systematically nurture a core of top quality lead training providers with strong capabilities and scale to serve its sector over the long term.
Matching Jobseekers' Skills to Vacancies
Mr Sharael Taha : Sir,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jobseekers with the vacancies available in the labour market today, especially with new roles in the growth industry.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 provides a high level overview of what are the skills that are required in industries.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applying in on the ground, potential jobseekers are overwhelmed. They are overwhelmed by what courses to take to find better jobs or be better at their jobs.
While we unanimously agree that upskilling and retraining will be critical to our future success, the challenge is how do our jobseekers upskill and how do we then match jobseekers with their newly acquired skill set to vacancies?
How can MOE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placement programme, particularly in the fragmented sectors, to better match jobseekers' skills to vacancies?
7.00 pm
Jobs-Skills Integrators
Mr Darryl David : Mr Chairman, SkillsFuture is a national initiative in Singapore that aims to equip Singaporeans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succeed in a fast-changing economy as it prepares Singaporeans through a comprehension scheme involving elements such as the SkillsFuture Credit, the SkillsFuture Work-Study Programmes, SkillsFuture Series courses.
While there have been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appoint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Adult Learning (IAL) appointed by SkillsFuture Singapore, to lead the national Innovative Learning 2.0 initiative, there must also be careful selection of high-quality courses by participants so that learning becomes meaningful. I believe in July 2022, the five polytechnic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NTUC through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and better support adult learners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economy.
The SkillsFuture series courses are available at an affordable cost and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acquire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quickly. However, course fees are only one determiner of the success of these courses in training adult learners.
Can MOE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initiatives to support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additionally, how can we continue to build, develop, and support resilient adult learners who can be agile amidst the unpredictable economic and job environment?
While we equip them with skills, can the Government also do more to help ensure that they are able to translate this new training and skills into actual jobs?
Recently,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Financ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mentioned Jobs-Skills Integrators in his Budget speech. I understand that these Jobs-Skills Integrators are institutions which ensure training will improve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prospects by working with industry, training and job placement partners.
I would like to ask how trade associations and chambers, union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can be involved in this initiative. Also, specific groups of workers may also face peculiar challenges when upgrading. There could be sectors that require particular attention. How can older workers be helped to upskill while continuing to work?
The Chairman : Minister of State Gan Siow Huang.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Education (Ms Gan Siow Huang) : Mr Chairman, Singaporeans will need greater agility and resilience in learning, amidst the rapid pace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more dynamic demand for skills
Several Members including Mr Darryl David and Ms Mariam Jaafar asked how we will enable workers to adapt quickly to the changing job environment.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is our national effort to build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quip Singaporeans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adapt and thrive. It requires ownership by employers, individual learner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as well as close partnership of the tripartite partners.
In my speech, I will outline how we are supporting companies, individual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to be a part of this collective movement to secure our future.
First, on companies. Over the years, more companies are stepping forward to train and develop our workforce, lending strength to our SkillsFuture movement.
Last year, about 20,000 companies participated in and benefitted from SSG-supported programmes; 96% of these were SMEs.
For FY2022, SSG estimated that about one-third of its total expenditure on training support would go towards employer-sponsored training.
Since 2020, about 16,000 companies have tapped on SkillsFuture Entreprise Credit, a one-off $10,000 credit per firm, to send their employees for SSG-supported training programmes.
To ensure relevance and responsiveness of upskilling,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companies as a key partner in workforce development.
Workplace Learning, in particular, is a key strategy that we are pursuing as it allows workers to upskill in-situ and on the job, minimising operational disruption to companies and workers.
Since 2018, the 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Workplace Learning (NACE) has been helping companies to systematically build workplace learning capabilities. In 2022, NACE supported close to 500 companies, of which 80% were SMEs. This year, NACE will partner NTUC to pilot the Workplace Skills Recognition (WPSR) Programme.
First, NACE will introduce a new tier of workplace learning certification, the Workplace Learning: READY (WPL:READY) mark, to recognise companies with basic capabilities in workplace learning. NACE, NTUC and SSG will reach out to SMEs to equip them with capabilities to analyse their training needs, develop plans and processes to support workplace learn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train and recognise the competencies of their workers in specific skills.
Second, for SMEs that have attained the WPL:READY mark, NACE and NTUC will work with them to fast track the assessment and recognition of skills that the workers have acquired at the workplace. Workers in these SMEs can attain WSQ certification without having to attend external WSQ courses, once they are assessed to have acquired the necessary skills on the job.
Workers and employers in the Progressive Wage Model (PWM) sectors can benefit significantly from such an initiative. SSG and NTUC will start this pilot with SMEs in two PWM sectors – retail and food services.
Let me illustrate how this pilot will benefit workers and employers in the retail sector.
Under the PWM, a Retail Assistant needs seven skills in order to take on the role of a Senior Retail Assistant. Today, these skills can be acquired through WSQ training programmes.
With Workplace Skills Recognition, the Retail Assistant who is working in a WPL:Ready mark company could be trained and assessed in these skills on the job.
They can also be given the appropriate WSQ certifications for the skills that they have demonstrated at their workplace.
The certifications will enable the Retail Assistant to qualify for future promotion to the Senior Retail Assistant role under the PWM framework. Through this pilot, we hope that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sustain upskilling of more workers.
Mr Patrick Tay suggested that employers provide training leave for their workers to undergo skills training. We will consult our tripartite partners and study the idea of training leave further, taking into account and consideration the impact on businesses, especially SMEs.
Besides supporting individual companies in upskilling their workers, we also want to help companies appreciate the broader shifts at the industry level and the impact on them.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s (ITMs) set out roadmaps for 23 industries, integrating restructuring effor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various industry stakeholders. All 23 ITMs have been refreshed, with updated jobs and skills strategies, to respond to a post-COVID-19 world.
In addition to the ITMs, companies can also reference SSG's Skills Demand for the Future Economy Report published in November last year.
Using big data, the report provides an update on key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the Green Economy,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are Economy,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skills that are needed across industries. I strongly encourage employers to take a look at the report if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the new skills that their workers might need.
We will need to do more at the industry-level to coordinate training and placement efforts in sectors that are less regulated and have more SMEs, as mention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in the Budget speech.
SSG, together with Workforce Singapore, Enterprise Singapo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will pilot Jobs-Skills Integrator (JSIT) in three sectors – precision engineering, wholesale trade and retail. We will appoint suitable intermediaries such as industry associations,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HLs) as JSITs.
Mr Darryl David and Mr Sharael Taha, as well as many others, asked for details of the JSIT pilot. We will start the pilot in the precision engineering (PE) sector, with Nanyang Polytechnic's (NYP) School of Engineering leading the effort. NYP has a Centre for Digital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 which has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training students and adult learners, for the PE sector. Over the years, it has established 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training providers, as well as industry stakeholders.
The PE sector has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SMEs as well as mature workers. The sector is also known to have jobs and vacancies that are quite hard to fill. At the same tim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in this sector requires some employees to move into new roles in the future.
As the JSIT for the PE sector, NYP will engage companies to understand their manpower and skills needs and review existing training programm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NYP will partner the Singapore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SPETA) to engage companies in the association's network.
NYP will also work with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other training providers to enhance placement support and training for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For SMEs in the PE sector that find it challenging to track industry developments, articulate your skills needs to training providers and find workers with the right skills, NYP can serve as your first port of call for advice on emerging skills needs and industry-relevant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your workers. You can benefit from new manpower pipelines, with trained and skilled workers who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hard-to-fill or newly created jobs.
For workers in the PE sector, NYP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to offer careers and skills advisory services and industry-relevant training programmes to support you in your career development.
For jobseekers, NYP can connect you with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potential employers who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 sector.
You can access industry-relevant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employment facilitation services that are curated by NYP to support you in your journey.
Through this pilot, we hope to better meet the industry's need for skilled workforce, while enabling more workers to take up upskilling to meet their career aspirations and to stay employable.
Let me now turn to how we are supporting individuals in their upskilling journey. Last year, about 560,000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SSG-supported programmes. This is a higher number than the pre-COVID-19-pandemic level.
Mr Patrick Tay suggested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use their SkillsFuture Credit for career coaching services. We will study this suggestion.
Mr Darryl David asked how we ensure individuals who undergo reskilling and upgrading will be able to find jobs. During the pandemic, SSG ramped up train-and-place programmes, which combine skills training with employment facilitation to help individuals move into new industries or job role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ir training.
The outcomes for these programmes have been encouraging. Among the close to 20,000 individuals who completed the SGUnited Skills and the SGUnited Mid-Career Pathways – Company Training programmes, more than 60% were successfully placed in jobs within six months of course completion.
Since last year, the SkillsFuture Career Transition Programme (SCTP) was introduced to help train and place mid-career workers into new job roles. Apart from facilitated training, the programme provides career advisory and employment assistance to support mid-career workers in their job search. SSG provides baseline subsidy of up to 70% of the course fees, and enhanced subsidy of up to 90% of course fees for Singaporeans aged 40 and above. This will provide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mature workers which Ms Denise Phua spoke about.
Ms Ong Choon Mei, a former financial advisor, who successfully switched to the HR sector, is an SCTP beneficiary. Taking a career break to explore other opportunities last year, she enrolled in the SCTP in Applied HR and Business Digitalisation, a four-month course conducted by Singapore Polytechnic. SSG's course fee subsidy reduced the full course fee from more than $5,000 to about $600, and Choon Mei did not have to pay any money out of her pocket as she could use her SkillsFuture Credit to pay for the course fee.
As at December 2022, we have successfully launched 82 SCTP courses, in 10 sectors with goo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infocomm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healthcare. From April to December 2022, there have been over 1,000 enrolments.
7.15 pm
A vibrant, high quality and market-responsive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TAE) sector is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Singapore.
The types of programmes we fund and the outcomes we tie our funding to, are important levers for us to achieve this. Ms Foo Mee Har suggested introducing a quality framework that would require us streamlining courses and grouping them into three broad categories with distinct objectives, including funding allocation and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Her suggestion reflects our current plan to a very large extent, as SSG has started its transition towards outcomes-based funding.
Let me explain. By end-2024 when the transition is completed, SSG will provide the highest tier of subsidies at 70% of course fees for programmes that deliver strong manpower outcomes, in terms of securing employment and career progression. These courses include full qualification programmes and stackable modules that are recognised by the industry.
SSG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subsidies at up to 50% of the course fees for standalone courses that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just-in-time, bite-sized skills top-up. These includes the SkillsFuture Series courses that are aim at developing emerging skills.
SSG will cease to provide course fee subsidies to non-certifiable courses, including self-improvement courses. To foster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dividuals can continue to use their SkillsFuture Credit for these courses.
Across all three categories, SSG will track the quality and outcomes through audits, and by seeking learner and employer feedback. SSG will do mor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feedback and to share this with individuals, so that they can make informed choices. But we will also need the involvement of learners and companies to close the feedback loop with us and improve the system for all.
Beyond its funding framework, SSG also looks at developing capabilities in the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TAE) sector. In 2018, SSG developed the TA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 (TAE ITM), in consultation with industry and training providers,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enhance productivity in the sector.
One of the priorities under the refreshed ITM is to raise the industry relevance and market responsiveness of training. The Skills Frameworks, which Mr Mark Chay asked about, facilitate this by providing critical information on sector transformation and a common skills language for workers, employers and the training providers. A previous survey conducted on around 1,900 companies found that 44% had adopted the skills frameworks. The skills frameworks have been especially useful in our Progressive Wage Model (PWM) efforts.
SSG is also driving innovation and digitalisation of the TAE sector. Prof Koh Lian Pin asked whether we could reduce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training providers. Indeed, as part of TAE ITM, SSG will continue to do so by promoting process digitalisation. For example, SSG is now replacing manual attendance-taking processes with e-attendance taking via Singpass.
Mr Gerald Giam asked about how SSG ensures that SSG-funded courses are accessibl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wDs). As far as is practicable, training providers will admit PwD learners into existing courses by making necessary adjustments. SSG is working with SG Enable under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 and other stakeholders, such as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SSA) to further expand CET opportunities for PwDs. This includes providing grants for training providers to customise courses for them. We appreciate that PwDs have very varied learning need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assess them, on a case-by-case basis, to provide customised training support.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ET has nearly doubled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from around $0.5 billion in FY2016, to $0.9 billion in FY2022. As a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ur spending is comparable to the other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ountries and we continue to grow our investment in this area.
Several Members asked about the outcomes that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has achieved. Having invested significantly in this, what have our efforts led to? Wage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are the most tangible and concrete measurable outcomes arising from skills training. We monitor these outcomes through programme-specific surveys and studies.
For example, our annual survey on SkillsFuture Work-Study Programmes consistently showed that more than 90% of the trainees were employed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completing the programme. Their median salaries were also higher than what they received at the start of the programme. In 2019, the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MTI) published a study showing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Singapore Work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 (WSQ) training on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wages in Singapore.
However, wage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do not always tell us the full picture. Reskilling may have helped workers, who were otherwise at risk of displacement, to keep their jobs or to move to new roles. These positive outcomes might not show up if we only looked at wages and job placements. This is why we should take a broader 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and signpost progress over time.
One dimension is whether the training helps workers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the Training Quality and Outcome Measurement, or TRAQOM, survey that SSG conducts on the courses it supports, more than nine in 10 trainees said that the training enabled them to perform better at work. We will continue to assist companies in developing workers and support individuals in their upskilling journey. Importantly, we must have a continuing, active conversation across different stakeholders on the skills that are needed, which types of training are helpful and impactful, and where the gaps might be. Strengthening the impact of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is a collective effort, and we must join hands on it to succeed.
Mr Chairman, allow me to say a few words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Workplace learning is a key area of support for businesses.
The 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Workplace Learning (NACE) will work with NTUC to help SMEs strengthen their workplace learning capabilities and certify their employees' skills. Employees can obtain accreditation without enrolling in designated courses. The programme will first be launched for SMEs in the Retail and Food Services sectors.
We must also enhance coordination in employee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In some industries, we will designate certain organisations as Jobs-Skills Integrators (JSIT). We will first appoint Nanyang Polytechnic as JSIT for the Precis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Nanyang Polytechnic will engage businesses to understand their manpower and skills needs, and work with training providers to ensure that trainees are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needed by the industry. The JSIT will also work with employment agencies to strengthen employment assistance for job seekers.
(In English): Let me now respond to cuts filed by Members on other topics and give an update on MOE's Green Plan.
Assoc Prof Jamus Lim suggested funding and subsidising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major ASEAN capital cities. We have set up a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Hong Kong, whether we will do so in other cities, depends on whether there is a critical mass of schooling age Singaporean children who are concentrated in an area and whether their parents want to put them through the Singapore curriculum or prefer other options.
Mr Mark Chay asked about MOE's pl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EIs), and whether applications for student passes and other approvals can be more seamless. MOE and SSG regularly review the Government's standards required of PEIs under the mandatory Enhanced Registration Framework (ERF) and EduTrust schemes. The onus, though, is on PEIs to regularly review their curricula and course offerings to ensure that they prepare their graduates well.
Today, foreign students who are accepted by an EduTrust-certified institution to pursue full-time courses in Singapore can apply for a Student's Pass through ICA's eService. This is a one-stop process and most applicants are notified of the outcome within one month.
Mr Mark Chay also asked whether different registration processes can be streamlined. I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at ERF and registration to be a SSG training provider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PEIs ar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offer programmes, such as diplomas and degrees which students may invest substantial time and money in.
The ERF ensures that PEIs have baseline standards in areas, such as corporate and academic governance, with a focus on consumer protection, while the EduTrust scheme further distinguishes PEIs with a consistently high standard of governance. The registration of training providers for their causes to be funded by SSG, on the other hand, ensures that train providers have appropriate track record and processes to conduct training, that the trainers have requisite adult pedagogical training, and course contents fully cover the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under the skills framework.
Finally, on the topic of Singapore Green Plan, MOE launched the Eco Stewardship Programme (ESP) in 2021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our schools. There are four pillars in the Eco Stewardship Programme, namely Curriculum, Culture, Community and Campus.
In 2023, our focus will be on food sustainability. MOE will support schools in areas, such as emphasising sustainability in food production in our curriculum, and setting up of facilities for students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t on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waste management. The IHLs will also continue to enhance skills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sustainability related areas.
Mr Chairman, MOE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quipping Singaporean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thrive in school and at work. To this end, we will build on partnerships with the industry, unions, training providers, sector agencies and the community. Together, we will forge our collectiv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