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辯論 · 2024-02-27 · 屆國會 14

2024財年預算中的未來挑戰

AI 治理與監管 AI 安全與倫理 AI 基礎設施與研究 AI 與公共部門 爭議度 3 · 實質辯論

議員Sharael Taha質詢預算中對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關注,指出居民對短期補貼的期待與對長期發展擔憂的矛盾。政府副總理黃循財回應國際環境複雜多變,強調新冷戰後世界更具衝突與不確定性。核心爭議在於如何平衡當前民生需求與未來經濟安全,及新形勢下的政策應對。

關鍵要點

  • 居民期待短期補貼
  • 國際環境更趨複雜
  • 新冷戰時代挑戰大
政府立場

保持謹慎樂觀,應對不確定風險

政策訊號

強調未來經濟可持續與安全

“The three decades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s now over.”

參與人員 (6)

完整譯文(中文)

Hansard 原始記錄 · 2026-05-02

[(程式文本) 恢復辯論議題的秩序宣讀 [2024年2月16日] [第二指定日] (程式文本)]

[(程式文本) “議會批准政府202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財政年度的財政政策。” –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程式文本)]

[(程式文本) 議題再次提出。(程式文本)]

上午11時01分

沙拉爾·塔哈議員(巴西立-榜鵝):議長先生,當我與許多居民談論他們對今年預算的期望時,很多人回答:“政府今年會給我們更多嗎?”似乎隨著生活成本壓力的增加,大家對每一份預算都期待有類似我們的保障計劃這樣的贈予方案。

即使在預算全部公佈後,當被問及他們的看法時,有些人仍然關注眼前的需求,比如他們將獲得多少社群發展理事會(CDC)代金券。然而,越來越多的居民向我表達了他們對未來的擔憂,擔心新加坡是否能繼續增長和繁榮,這樣的發展軌跡和預算是否可持續。

副總理黃循財在預算演講中使用的詞語是“謹慎樂觀”。黃副總理提到,前景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偏向下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所分享的未來挑戰。他提到國際環境急劇惡化,這一點也被反對黨領袖昨天提及。

冷戰後三十年的和平與穩定時代已經結束,他說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衝突和對抗的時代。副總理還提到,世界將更加暴力,因為我們看到一個越來越大的有武裝衝突和恐怖主義的有恃無恐區,全球社會難以輕易解決。當我們環顧四周,世界似乎更加分裂,主要大國優先考慮國家安全而非經濟相互依賴。黃副總理還提到,局勢將更加混亂和不可預測。

如果我們退一步觀察周圍的世界,可以看到許多衝突的例子,或因分歧而分裂的社群,或選舉後組閣的分裂鬥爭,或議會陷入僵局無法通過重要法案以幫助國家。

這些由分歧引發的裂痕和創傷往往根深蒂固,需要幾代人才能解決和修復。如果我們看看周圍的世界,新加坡就像一根刺眼的拇指,因為我們是一個異常現象。這並非偶然發生,也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

過去幾年,新加坡如何團結起來——雖然也經歷了不少挑戰——使我們能夠渡過這場風暴。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挑戰,我們如何繼續保持團結,更新我們的社會契約,專注於保持社會的強大和團結,將是決定我們能否順利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將挑戰轉化為機遇和進步的關鍵,也確保即使面對所有挑戰,我們依然互相關心、互相照顧,建設一個充滿活力、有韌性和包容的社群。

正是基於這樣的視角,我將回應2024年預算。

首先,我們的計劃和政策如何協同推動新加坡進步?其次,我們如何確保每個人都能享受進步,並繼續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更多支援?最後,我們如何確保進步對未來世代是可持續的?

議長先生,毫無疑問,高質量投資是新加坡進步的生命線。我們必須擁有強大、充滿活力和創新的經濟,這將帶來優質就業,從而改善所有新加坡人的生活。這是新加坡經濟進步的公式。

然而,吸引高質量投資的競爭日益激烈。我們聽說日本、德國和阿聯酋等國家推出大量補貼以吸引投資。我同意黃副總理的看法,我們無法與主要經濟體進行這種“競標戰”,但我們可以加強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使其有利於吸引投資到新加坡。

議長先生,請允許我宣告,在我之前和現在擔任跨國企業(MNE)戰略和業務發展職位期間,我有機會了解跨國企業在投資外國之前的考慮因素,以及促使他們決定投資的原因。

我在新加坡航展與一家大型跨國企業高階主管的對話最能說明問題。除了動態展示的熱鬧氣氛,他望著展廳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能像新加坡這樣清晰地看到支援任何投資的生態系統。”

確實,在展廳前方,我們有經濟發展局(EDB)努力吸引投資。然後是裕廊集團(JTC)推動可持續工業發展。跨國企業,包括本地本土跨國企業如新航工程公司和勝科工程,積極開展業務發展。這為本地中小企業(SME)帶來全球就業機會,這些企業及其員工通過能力轉型夥伴計劃等方案分享成果。

接下來是如何提升勞動力能力的問題。展廳中有新加坡人力部(WSG)推廣行業,鼓勵職業轉換計劃吸引更多中年專業人士進入行業,並通過技能未來(SkillsFuture)提升技能,更好地為行業增長做準備。

展廳一側是航空學院(AeroCampus),學校分享航空工程課程,培養人才儲備,學生們參觀航空學院,向資深專業人士學習更多行業知識。

吸引高質量投資沒有單一因素,而是我們的計劃、政策和機構如何協同合作。共同打造充滿活力和創新的經濟,是我們對世界的競爭優勢。

我們必須繼續平衡這些槓桿,並利用更多資源,使新加坡成為充滿活力且可行的投資地點。因此,我很高興2024年預算宣佈在2025年研究、創新與企業(RIE)撥款中投資30億新元,向國家生產力基金(NPF)和金融部門基金各追加20億新元,並加強能力轉型夥伴計劃。

雖然我支援這一意圖,但鑑於NPF的規模,我們如何確保資金被企業有效利用以推動真正的生產力、為行業增值並轉型?鑑於擬議的NPF追加資金相當於文化、社區及青年部(MCCY)預算的一半,我們如何衡量成功,以量化這項投資的回報?

作為通訊及新聞部(MCI)政府議會委員會(GPC)成員,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承諾在未來五年投資超過10億新元用於國家人工智慧戰略2.0。我將在供應委員會(COS)辯論中詳細說明。

我在本議院也多次談及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及實施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2.0的不確定影響。這是我在2022年11月的商品及服務稅(GST)修正案法案、2023年預算、2023年8月的國家生產力基金法案以及本次預算辯論中反覆提出的問題。

在GST修正案法案中,我也質疑部分議員認為僅靠BEPS 2.0就足以彌補不提高GST所造成“缺口”的看法。我很高興昨天的發言中,聽到劉順義先生似乎同意黃副總理的立場,即實施BEPS 2.0會有支出抵消影響,且企業和國家如何反應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該議員還表示希望引入的可退還投資稅額抵免不會違背全球BEPS 2.0實施的精神,也希望這不會以其他形式返還給跨國企業。

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其令人擔憂的立場。正如我演講中所述,反對黨領袖引用黃副總理的話說“國際環境急劇惡化”,我們對新加坡在不確定的全球環境中的未來持謹慎態度。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吸引外國投資到新加坡越來越困難,我很高興可退還投資稅額抵免成為吸引投資的新工具。劉順義先生提到我們不應違背BEPS 2.0的精神,但我擔心他是否在理念上接受限制我們吸引投資工具的能力?

吸引投資——新加坡的生命線——這裡理論與現實出現分歧,我們正拼盡全力爭取更多投資到新加坡。這是劉順義先生所倡導的嗎?我可以向議院保證,吸引投資將持續更加困難,我們希望擁有全部工具以吸引優質投資,為人民創造優質就業。

其次,我們如何確保每個人都能享受進步,並繼續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更多支援?

我很高興聽到繼續承諾通過技能未來升級計劃提升和再培訓工人,通過提升工作收入補貼(WIS)、技能未來中年培訓津貼以及引入理工學院(ITE)進階獎來加強對低薪工人的支援。

提升技能未來的有效性,專注於能力建設和真正的生產力提升,是我在議會多次談及的議題。我在首次發言、2022年預算辯論、2023年所得稅(修正)法案、2023年國家生產力基金(修正)法案和2023年技能未來(修正)法案中均有提出。

因此,我歡迎這些增強措施,特別是為特定行業導向培訓課程提供的4000新元技能未來積分充值,這將使我們的勞動力專注於能力發展,推動創新,實現更高價值成果。

最後,我們如何確保預算對未來世代是可持續的?

議長先生,預算應對生活成本上升帶來的緊迫挑戰,通過錨定高質量投資追求更好增長和就業,裝備工人應對未來經濟,創造更多平等和流動性路徑,為家庭和長者提供更多保障,投資安全穩定的新加坡,並在能源轉型中保障能源安全。

未來挑戰重重,支出壓力將增大。預算解決關鍵挑戰,建設能力,展望未來,同時保持財政平衡,不超支。我很欣慰聽到黃副總理重申堅持財政紀律和責任的精神,確保財政狀況始終保持平衡、穩健和可持續。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的財政紀律、更新的社會契約以及保持社會強大團結的專注,將是決定我們能否順利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將挑戰轉化為機遇和進步的關鍵,也確保儘管面臨諸多挑戰,我們依然互相關心、互相照顧,建設一個充滿活力、有韌性和包容的社群。議長先生,我支援預算。

議長:劉順義先生。

上午11時14分

劉慶偉議員(盛港):議長先生,我想對沙拉爾·塔哈議員做一個簡短澄清。如果我聽得沒錯,他是不是在說我們應該違背BEPS 2.0的精神?

沙拉爾·塔哈議員:感謝劉順義議員的提問。議長先生,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違背BEPS 2.0的精神。我只是說,在吸引投資方面,我們不應限制自己的能力,這意味著我們可能需要提供某些優惠或支援,以吸引投資到新加坡。

議長:林秀儀女士。

林秀儀女士(亞歷山大):謝謝議長先生。在這份預算中,我和其他1973年及以前出生的人被稱為“年輕長者”。如今,當年輕乘客在地鐵上為我讓座時,我不再感到被侮辱,而是欣然接受。

話雖如此,隨著壽命和健康狀況的改善,60歲就是新的40歲。我們仍有很多可以為國家貢獻的地方。今天,我想聚焦於年長工人,以及我們應如何被視為國家的寶貴資源。

年長者能貢獻什麼?很多。上週,資深好萊塢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在第74屆柏林電影節榮獲終身成就榮譽金熊獎。近60年來,斯科塞斯執導了無數開創性電影,最新作品是去年上映的《殺死花月殺手》,主演包括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和羅伯特·德尼羅。他宣佈下一個專案將是關於基督生平的電影。所有這些,他已81歲高齡。

新加坡也有自己的榜樣。已故許芝女士,享年113歲,被譽為新加坡的特蕾莎修女。這位退休護士創辦了關愛老人、病患和貧困者的慈善機構,110歲後仍積極參與慈善工作。

先生們女士們,我在此暗示我們需要改變的文化心態。多年來,我遇到許多年長居民,他們的求職經歷顯示存在年齡歧視。讓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位男居民,在醫療管理領域有數十年經驗。他儀表整潔,溝通良好,身體健康。然而,他幾乎無法獲得面試機會,更別說在同一行業醫療領域找到與他之前職位相當或要求更低的工作。他已70多歲。

40歲及以上的年輕長者也未能倖免。就在上個月,英國廣播公司(BBC)釋出了一部關於職場年齡歧視的廣播紀錄片,採訪了中年新加坡人;他們分享了僅僅獲得僱主給予機會展示能力的困難。事實上,根據人力部(MOM)公平就業實踐報告,年齡是求職過程中最常見的歧視形式。

然而,事實是仍有職位空缺等待填補。根據人力部2023年第三季度勞動力市場報告,職位空缺仍多於求職者。職位空缺與求職者的比例為1.58,高於疫情前水平。空缺較多的行業包括衛生與社會服務、資訊與通訊、專業服務以及金融與保險服務。

雖然仍有一些體力要求較高的行業可能不適合年長工人,但這類行業已逐漸減少。顯然,隨著科技和人工智慧(AI)的發展,工作性質已發生變化。對此,新加坡社會科學大學(SUSS)高階講師Helen Ko博士為CNA撰寫評論文章《長者工作表現良好,但年齡歧視的迷思和負面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她認為,最重要的不是工人的年齡,而是工作要求是否超過工人能力。她指出,在現代,健康和技術的進步意味著平均70歲的工人幾乎沒有什麼工作是做不到的。

世界衛生組織(WHO)近年來發布了許多關於年齡歧視的研究。世衛組織文獻駁斥了許多關於老齡化的誤解。研究指出,沒有典型的老年人,有些80歲的人在身體和心理能力上甚至可與20歲年輕人媲美。因此,年齡不應作為能力的替代指標。

此外,隨著壽命延長,許多年長者的健康壽命也更長。因此,每一代老年人口實際上都更年輕,不應因年齡而受到歧視。

讓年長公民參與勞動力市場對整個社會有巨大益處。如果大量年長和中年人失業,尤其是低收入群體,他們將更多依賴非正式家庭援助、公積金儲蓄、政府轉移支付或慈善機構。這將加劇社會分層和社會分裂。

先生,在此我應當承認,政府有多種激勵計劃鼓勵僱主聘用年長員工。這些包括各種補助金和高階就業津貼(SEC),後者提供工資抵扣。截至2022年9月,已有超過10萬家僱主採用了SEC,惠及超過46萬名年長員工。雖然這些激勵措施是適當且必要的,但我相信如果我們改變任何年齡歧視的觀念,年長員工的勞動參與率還可以更高。

為此,我期待今年晚些時候公佈的反歧視立法。各相關利益相關者正確地指出年齡歧視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了使立法更有效,它應滲透到整個人力資源流程中。例如,在英國,我瞭解到《2010年平等法案》保護所有年齡段的人在就業、招聘、晉升、獎勵與認可、裁員和職業培訓方面的權益。

因此,例如,英國立法規定招聘人員在面試潛在僱員時不得詢問其年齡或出生日期。如果我們即將出臺的立法也有此效果,可能會成為改變遊戲規則的舉措。

接下來,我想簡要談談如何確保我們的年長員工能夠再培訓。為協助中年職業人士,本預算在SkillsFuture提升計劃下推出了三項措施,面向40歲及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我想對這項舉措提出一些看法。雖然訪問這些措施的最低年齡為40歲,但沒有最高年齡限制。我贊同這種做法。不設最高資格年齡隱含承認無論年齡多大,員工仍有潛在的就業能力。這值得稱讚。

我先談第一項措施,即提供新的4000元學分,用於報名參加以提升就業能力為目標的課程。如果目的是確保報名者獲得更好的就業結果,是否會對參與者附加任何條件,例如必須在某些行業獲得工作?

至於第二項措施,即為任何領域的全日制文憑學習提供額外補貼,未提及提升就業能力是該措施的目標。那麼,是否可以僅為充實自我而報名參加此類補貼課程?

即使如此,我認為這也有用處,因為它能保持年長者的思維敏捷,延長健康壽命。即使他們不領取薪水,也能使他們成為非政府組織(NGO)和慈善機構的有效志願者。

最後,關於第三項措施,即全日制課程將獲得最高3000元的每月培訓津貼,瞭解其資格條件及是否附帶任何就業結果將很有幫助。

先生,作為一名管理和教授繼續教育與培訓(CET)課程超過十年的人,我親眼見證了成年學習者強烈的自我提升願望。他們中許多人並非出身優越,珍視這第二次機會。為了讓成年學習者成功,課程費用補貼和僱主支援至關重要。繼續教育與培訓是一項有價值的事業,是社會流動性的重要方面。

先生,請允許我總結。我重點強調年長員工是國家資源,應加以利用,造福社會。若要最大化國家潛力和福祉,我們仍需努力解決年齡歧視問題。我們都應成為終身學習者,否則將面臨被淘汰的風險。正如我在演講開頭所說,60歲是新的40歲。讓我們以新的信心擁抱這一現實。

議長:林女士,和您一樣,我也是“年輕的長者”。同樣,我也喜歡電影《殺死花月殺手》。接下來請黃先生髮言。

上午11時24分

黃先生(蔡厝港):議長先生,我支援本預算中保持新加坡競爭力併為下一階段做好準備的措施。我的建議和澄清來自自2024年2月16日以來我接觸到的企業主、報紙報道和論壇信件。

我想先談談各種稅收計劃。BEPS 2.0的第二支柱為大型跨國企業引入了15%的最低有效稅率。我讚賞政府靈活且進步地重新評估新加坡現有的稅收激勵措施,注意到其他司法管轄區也在進行稅收激勵改革,以應對這一里程碑式的舉措。

引入可退還投資稅收抵免計劃將幫助受BEPS第二支柱影響的現有公司和潛在投資者。作為帶有可退還現金功能的稅收抵免,這是一項有吸引力且靈活的計劃,支援包括製造業、綠色轉型活動以及研發(R&D)在內的多種高價值經濟活動。

擬議的可退還投資稅收抵免似乎基於合格支出。政府能否將該計劃適用於那些支出不重但能為新加坡帶來經濟利益的企業,例如技術解決方案相關企業?政府是否考慮基於產出和量的特徵授予稅收抵免?

接下來,我呼籲擴大批准的外債激勵計劃下合格活動的範圍,超出資本密集型生產裝置投資。該計劃對貸款利息支付免徵或按較低稅率徵收預扣稅。

我還建議將預扣稅優惠擴充套件至支援企業在新加坡開展其他經濟生產活動,包括商品交易、智慧財產權(IP)收購、併購(M&A)活動以及研發。政府是否考慮擴大智慧財產權發展激勵計劃下合格智慧財產權的範圍,涵蓋其他無形資產,如植物品種權、設計和實用新型?

接下來,政府是否會進一步放寬碳信用交易相關費用的進項稅處理?增強稅收扣除將有助於購買自願碳信用以管理排放目標的企業。政府是否考慮將新加坡投資者在海外某些合格綠色投資產生的所有收益免徵本地企業稅,類似於對外來源股息的待遇?

為鼓勵電動車(EV)的早期採用,是否可以申報與這些電動車相關的消費稅(GST)進項稅?

我歡迎將SkillsFuture學分從500元提高到4000元。為進一步發展新加坡勞動力,我還建議提高個人發展課程費用的稅收減免上限。自2011年以來,課程費用減免上限為5500元,適用於個人參加提升技能或獲得學術、專業或職業資格的課程。隨著成本上升,可能是時候提高上限,以進一步鼓勵個人通過提升技能投資未來。

為更好支援家庭應對成本上升,我建議政府審查計算個人所得稅時的合格子女減免金額。

接下來談談中小企業(SME)。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更有針對性的資金支援,用於投資碳定價和建模解決方案,以及價值鏈排放管理和脫碳等專案。這些措施可包括對相關支出的進一步扣除或專案的共同資助,設定上限。可設定兩到三年的評估期限以確保措施有效。

我也歡迎政府計劃擴大能力轉型夥伴關係計劃,旨在促進跨國公司(MNC)與中小企業之間更多更深入的合作。加強夥伴關係,涵蓋能力培訓、國際化和企業風險投資,對我們的中小企業極為有利,尤其在技術進步空前迅速、全球環境動盪的背景下。

可持續發展是中小企業可與通常為“蜂王買家”的跨國公司合作的領域,共同探索提升競爭力的機會。目前,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報告僅適用於上市公司,但中小企業應評估其碳排放,因為其他國家的法規要求供應鏈上的所有企業遵守可持續發展標準。議長先生,以下用中文發言。

(中文):[請參閱方言發言。] 最近,許多中小企業在投標時受限,例如JTC提出的海岸開發招標,評分標準中對有海外專案經驗的投標者加分。我知道該標準非強制,但很少有新加坡公司有海外專案經驗,因此新加坡公司在爭取這些額外分數時感到不利。

為了獲得這些額外分數,本地公司被鼓勵與較大的韓國或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JV),以提高贏得新加坡大型基礎設施專案的機會。我獲悉,這些大型合資夥伴主要看重人力資源,包括新加坡合資夥伴擁有的外勞配額,因此知識轉移非常有限。

許多企業主告訴我,他們司機住所附近重型車輛停車位短缺,許多企業主甚至支付工人額外的交通費用。政府能否將空置場所如學校或JTC用地改造為停車場,無論期限多短?這將有助於降低部分企業開支。

我希望政府短期內也能放寬就業準證僱傭互補性評估框架中的多樣性配額標準,因為企業在緊張勞動力市場中難以滿足要求。我希望戰略經濟優先人力計劃下的配額調整能更靈活,該計劃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在約三年內超額僱傭S準證和工作準證持有者。

政府也可考慮審查現行外勞配額,將其與崗位職責掛鉤,而非現有分類。

(英文):政府是否考慮為實行包容性僱傭的企業提供更多激勵,涵蓋聘用年長者、殘疾人士及有特殊需求者?

目前,政府向僱傭13歲及以上、月薪低於4000元的殘疾人士(PwDs)的僱主提供啟用就業津貼,並通過開放門計劃工作重設計補助支援最高90%的工作重設計費用。我建議進一步給予稅收回扣、更高的外勞僱傭配額以及在競標政府專案時給予更多加分。

企業反映某些領域本地人才短缺,但部分問題在於他們存在固有偏見,拒絕考慮某些潛在員工群體,即使他們具備匹配技能。這包括所謂的“年輕長者”,即50至60歲之間的人群。他們面臨的挑戰是找到能發揮多年積累技能的有意義工作。

許多年長者大多屬於中等技能水平,也有部分高技能工人。他們對所從事的工作有較高期望,不太願意接受低技能工作。像許多年長的新加坡人一樣,他們面臨職場年齡歧視、是否能繼續現有崗位、資歷、薪資等問題,直到達到退休年齡。

除了鼓勵這群人儘可能長時間且願意工作外,激勵企業設計更適合他們長期工作的崗位也很重要。隨著工資趨於停滯,政府是否考慮將漸進式工資推廣至更多行業並提升收入階梯?

接下來,關於提升低薪工人,我歡迎工作收入補貼(WIS)提高至4900元及合格收入上限提高至3000元。

雖然推出瞭如ComCare和近期增強的ComLink+等社會支援計劃以幫助低收入家庭,但這些計劃往往針對人口中最低收入群體。然而,許多家庭收入處於人口20百分位以下的新加坡人也需要更多幫助。

WIS多年來不斷增強,以更好支援這更大範圍的低收入工人。然而,個別工人往往不僅需養活自己,還要贍養家屬。由於WIS仍按個人發放,未充分考慮部分工人在撫養幼兒、贍養老人或照顧有特殊需求家庭成員時面臨的更重經濟負擔,尤其在生活成本上升的情況下。

政府是否考慮將WIS及社會支援計劃與通脹或消費者物價指數掛鉤,每年調整?WIS的年度審查可類似於公共交通理事會的年度票價審查。

提高WIS現金髮放比例也有助家庭滿足即時需求。當前通脹率超過2.5%的公積金普通賬戶利率,WIS受益人手中持有更多現金更為實際。

WIS也應重新校準,考慮家庭收入和規模。目前WIS以個人為單位,依據工人的年齡、就業狀態和收入確定發放金額,但即使低薪工人所在家庭較富裕也能領取補貼。相反,基於家庭的WIS將為低收入且有更多贍養人的家庭提供更高的月度補貼。這將是更全面的方法,考慮家庭整體經濟狀況。

新加坡有許多針對低收入家庭的社會支援計劃,資格標準各異。基礎工人最需要幫助,但他們最缺時間和能力去了解資格並申請各種計劃。他們也面臨學習和利用最新提升技能措施的挑戰,包括本預算中推出的措施。他們可能缺乏關於在哪裡、如何申請培訓專案及適合自己的課程的意識和知識。

此外,鑑於市場上存在大量就業和培訓詐騙,我們還需幫助他們識別並避免這些陷阱。政府是否考慮建立更系統的框架,主動接觸並指導這些工人走上安全的培訓之路?必須開展公眾教育活動,確保這些工人知道通過可信渠道在哪裡、如何利用這些培訓補助和課程。至此,我支援本預算,發言完畢。

議長:賽義德·哈倫博士。

上午11時38分

賽義德·哈倫·阿爾哈布西博士(提名議員):謝謝您,議長先生。首先,我要感謝尊敬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以及各部委推出2024年預算提案。

隨著包括人工智慧(AI)在內的新興技術的出現,加上尚未完全理解及其影響的社交媒體激增,世界正以驚人的速度飛速發展。如今世界乃至新加坡的變化速度已不再是線性按年、月、周或日計算,自本世紀初以來,全球變化速度顯著加快。如今的停滯不前不只是落後幾步,而是隨著時間推移,若不彌補差距,將被指數級遠遠甩在後面。

我深切關注的是,在新加坡努力保持領先步伐的同時,那些被落下的人所受的影響;與此相關的是社會流動性這一深刻問題。

我在本次預算辯論中的發言旨在提高大家對社會流動性話題的認識,強調其對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性和價值,結合2024年預算的背景。談到社會流動性,我想到幾點。

首先,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在座的每個人都從某種形式的特權中受益。無論是出生於某種財富和社會經濟特權,還是擁有良好的健康、體面的成長環境、穩定的家庭和慈愛的父母,或是擁有關心我們的老師、知己、導師或朋友,他們給予建議或培養了我們成為今天的自己。我的謙遜觀點是,任何成功的故事都不是單靠個人努力,而是在那位勇敢個人的努力之外,周圍的“村莊”使成功得以紮根。

第二,我們知道並非每個人都擁有這種特權。我們聽說有些孩子出生在功能失調的家庭,遭受虐待並受到創傷的折磨。我們知道有些家庭的經濟支柱或其他成員突然患上嚴重疾病或殘疾,這會在瞬間徹底改變一個家庭的前景。我們聽說有些家庭人口眾多,相對於他們的居住空間來說,唯一真正的隱私只有在洗手間裡才能獲得。我們也聽說有些租賃組屋的社群,孩子們在不太理想的環境中成長,早早接觸反社會行為、毒品和犯罪,警察的出現也並不罕見。

第三,擁有這種特權與否之間的真正距離實際上可能非常微妙。認為我們的社會地位是出生時就註定的,且無法改變,是一種謬誤。身份可能會改變,疾病可能會襲來,工作可能會失去。在我們這個快節奏的世界裡,儘管我們盡力而為,變化有時仍然無情、劇烈且殘酷。在這種範式下,理解並接受社會流動性的重要性對我們的社會至關重要。

在個人層面上,儘管我們不希望任何人遭遇,但我們不能忽視這種脆弱性,也不能假裝它不會發生在我們任何人身上。我們必須以謙遜的態度接受,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成功不一定完全是努力工作的結果,而是得益於我們有利的社會環境、周圍的人,甚至有人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

反之亦然;對於許多通過收入或財務能力衡量被評估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個人和家庭來說,他們陷入困境並非因為缺乏努力、勤奮或智慧。有些人尚未獲得機會和指導的特權,可能受到健康不佳和殘疾的困擾,或者生於早早陷入貧困、匱乏和困苦迴圈的環境。

當我們從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的視角深入審視成功時,我們就能以謙遜的態度看待自己的成功,少一些對自身努力的浪漫化,同時對他人缺乏成功表現出更多關切和對其福祉及生活狀況的興趣。

許多議員在我之前曾在本院談論過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性確實是公平公正社會的基石。它允許個人無論其初始背景、種族或經濟地位如何,都能在社會階梯上上下移動。有人將其形容為社會階梯,但我認為事物變化如此迅速,“自動扶梯”更為貼切。在我們這個動態且快節奏的世界中,追求社會流動性始終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目標,要跟上步伐並確保所有人機會均等並不容易。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必須繼續致力於為所有新加坡人做好這件事。

沒有社會流動性,弱勢群體和最脆弱者幾乎沒有希望、機會、成長和成功。特權將固化,事實上,不信任和歧視只會滋生和蔓延,侵蝕我們花費長時間建立和強化的社會凝聚力。每個人,無論其生活狀況如何,都應享有公平公正的成功機會。

今天,議長先生,我們或許比幾十年前更協調一致地推動社會流動性。我們有負責社會服務整合的部長,以及社會及家庭發展部(MSF)政策與規劃總監部下的康復與社會流動政策部門。我們認識到,要賦能和提升最脆弱群體,需要政府整體協作。

我們不能零散地處理社會流動性及其層層挑戰。涉及早期教育和健康、就業機會以及邁向住房擁有權的相關問題必須集體解決。我們知道ComLink+今天正嘗試這樣做,意圖採取整體和全方位的方式支援家庭。我能看到預算中一些擬議的變動將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解決社會流動性問題。

例如,增強保障計劃讓每個新加坡家庭有信心,確保人人受惠,無人被落下,尤其是在持續存在通脹壓力和生活成本上升的時期。配合企業支援計劃,即使企業尋求轉型和強化勞動力,真正的收益也會流向新加坡員工,因為這為他們提供了提升技能、發展和成長的機會,與他們所服務的企業共同進步。

政府持續關注本地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這令人鼓舞,我們希望這能為本地企業帶來信心,助力它們進一步成長,甚至走向海外市場。

我呼應副總理的呼籲,我們需要深化終身學習和技能掌握的文化,充分開發每位新加坡人的潛力,讓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擁有富有成效和意義的職業生涯。

SkillsFuture升級計劃讓我感到年輕了許多。該計劃為學習新技能提供了第二次機會,尤其是在這個變化迅速、技術遠遠超出過去所學技能的時代。它支援我們的員工邁出再次學習的步伐。4000新元的SkillsFuture學分充值和重新獲得補貼全日制文憑課程的機會,對我來說都是非常歡迎的訊息。

我想知道部委能否分享制定該計劃的思考過程,比如4000新元充值金額是如何確定的,為什麼不是更多,為什麼選擇40歲作為引入該計劃的年齡,以及為何僅限於文憑課程。我也想知道是否可能考慮在更年輕時引入,比如35歲,以及是否允許學位課程。有些人可能希望通過學習與現有專業無關的文憑來拓寬知識面,而另一些人則可能希望深入其興趣領域,攻讀學位。

我也對ITE進階獎感到欣慰。這是對符合條件的ITE學生繼續攻讀文憑的鼓勵,完成文憑後還能獲得1萬新元的普通賬戶公積金充值。

我時常聽說一些有才華的ITE畢業生在課程中表現優異,但不願繼續深造。有時,短期內零工經濟或全職工作,以及迫切需要為家庭貢獻收入,使他們選擇進入職場,而不是面對更快節奏的三年教育。當他們從ITE進入理工學院時,也會明顯比直接從中學升學的同齡人年長。成年人會認識到,從長遠來看,文憑自然有益,但也要考慮來自較少特權家庭、早早承擔照顧兄弟姐妹和大家庭責任的年輕人,他們可能看不到此決定的長期影響。

我認為通過ITE進階獎,雖然金額相對適中且納入公積金體系,但有實際好處,能促使更多符合條件者認真考慮繼續攻讀文憑。我希望部委能監測這一趨勢,觀察其如何鼓勵更多ITE畢業生攻讀文憑,如果證明有效且受歡迎,未來可考慮增加金額。

我想知道部委是否能確認該計劃是否可追溯適用於已在理工學院就讀或今年剛畢業的前ITE學生。這將大大幫助他們邁向人生下一階段,盡最大努力完成當前學業。

議長先生,除了金錢問題,社會流動性的挑戰實際上是關於建立弱勢和較少特權者的自信和自尊。這更難量化,我們永遠不能對此強調不足,因為這是一個微妙的過程,需要我們把握得當。

對於曾嘗試做麵包的人來說,酵母使麵包發酵。我們可以用盡全力揉麵,加入麵粉、水、鹽和糖等原料,但麵包仍可能無法在烤盤中膨脹。酵母是麵包中一種難以量化的微妙成分,其加入幾乎是一門藝術,需要謹慎判斷。

社會流動性也是如此。它不僅僅是簡單加入可量化的成分,期待事情自動上升。預算有幫助,資金重要,結構也重要,但我們必須記住,社會流動性的實現同樣關乎維護尊嚴和自主權。它關乎知道社會支援你,支援每個人成功。我們的社會政策只有在最後一公里以真誠和堅定的願望去提升他人、以關懷和關心對待同胞、以共享新加坡身份的信念去執行時,才能真正生效。我們相信那些生活中被賦予較少特權的弱勢群體也應當獲得成功。

作為志願者,我記得曾面試過一位獎學金申請者,她來自單親家庭,曾就讀鄰近的中學,兼職支援家庭,但理工學院成績幾乎滿分。令我和評審團印象最深的是,儘管她成績優異,卻對自己未來的學習、發展和卓越潛力缺乏認識。她的智慧、謙遜、現實韌性和成績雖出色,但缺乏榜樣,不瞭解腳下眾多全球機會,也未意識到在適當支援下,她可以為家庭開闢更好生活的道路,甚至帶領母親和兄弟姐妹脫離現狀。

由於她的背景,她確實無法看到生活現實之外的未來,她的抱負和志向遠低於她本可輕鬆達到的水平。事實是,她和家人缺乏社會資本,無法想象超出他們合理視野的未來。

許多這樣的家庭中蘊藏著潛力未被髮掘的寶石。他們經歷逆境、困苦和挑戰,這些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機會。他們往往比大多數孩子成長得更快,談判技巧源自他們成長的艱難環境,具備難以在課堂上覆制和教授的適應力和韌性。尤其當我們看到某個孩子身上有深厚潛力和卓越品質時,如果我們真正堅持社會流動性的理念,就必須給予他們全面的選擇和充分的機會去實現潛能。當我們揭示這些選擇時,必須伴隨真誠的願望,認為他們也應當成功。

在所有部委中,無論是解決健康、教育、住房和社會支援的機會不平等問題,我相信,議長先生,我們已有相應的結構和統一的組成部分。理論上,烤盤已備好,麵包的所有原料也已混合。酵母有時難以啟動,需要耐心等待麵包發酵。

同樣,在推動實現社會流動性的預算中,資金、結構和流程等組成成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以真誠關懷社會最脆弱群體的精神來處理這一問題。

最後,議長先生,社會流動性也給我們這個國家帶來教訓。自獨立58年來,我們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我們必須認識到,儘管新加坡今天起點較高,我們通過努力改善和強化社會,保持合理的成功節奏,但我們也應謙遜地接受,2024年我們能達到今天的成就,部分是歷史上逆境中的幸運,是站在前輩領導者的肩膀和智慧之上,是幾代新加坡人繼承的結構和努力的結果。我們同樣是幸運的。

還有一些人未必有我們今天的幸運,我們依然是許多國家效仿的榜樣。我們必須妥善守護這份特權,成為新加坡持續繁榮的守護者,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對世界上的戰爭、衝突、危機和災難視而不見。鑑於此,海外人道援助稅收扣除計劃(OHAS)也是對我們作為新加坡社會特權的提醒,體現了新加坡人相較世界其他地區有能力為處於危機中的人們提供支援,幫助他們重建生活。

這是我們作為新加坡社會的生活理念和價值觀的延伸:人人應有成功機會,生活現實不盡相同,特權以多種形式存在。

過著特權生活、為生存激烈且策略性競爭、為自己、家庭和下一代爭取更好生活,這並無不妥。然而,擁有特權的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環境、周圍的人和機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儘管自我肯定令人誘惑,我們不能忽視他人在我們成功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無論是個人成就還是國家成就。謙遜讓我們腳踏實地,培養關懷他人的世界觀,進一步鞏固我們作為一個擁有倫理價值觀、富有同情心和善良的社會。

議長先生,我希望明年的預算執行能繼續減少不平等,為社會流動性紮根提供機會。我支援預算宣告。

議長先生: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

晚上11時57分

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荷蘭-武吉知馬):感謝允許我參與本次預算辯論。今天,我們正處於一場堪稱最深遠的變革——人工智慧(AI)變革的邊緣。許多人已對此發表看法,我將聚焦兩個具體方面:首先,這場變革如何影響我們的社會契約;其次,新加坡如何以及應如何繼續治理人工智慧。

要真正理解人工智慧對社會的影響,我們首先需要了解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雖然存在多種人工智慧系統,但大多數當代人工智慧系統基於機器學習(ML)。機器學習系統通過資料訓練以產生洞見和預測,且在2010年代初至中期變得普遍。2010年代後期,深度學習作為機器學習的一個子集開始興起。它利用神經網路,包含類似人腦的多層節點,處理輸入併產生輸出。這些系統還能調整權重,隨著時間推移提高模型準確性。

最近風靡全球的技術當然是生成式人工智慧(genAI)。生成式人工智慧利用深度學習,但不同之處在於通過新技術和機制,它們可以在大量非結構化資料上進行訓練。其結果是基礎模型,即能夠為廣泛任務生成輸出的模型,無需針對特定任務專門訓練。

然而,儘管人工智慧今天的能力強大,我們必須記住,我們談論的是人工狹義智慧(ANI),它只能擅長特定任務,而非人工通用智慧(AGI),後者指能夠執行人類通常能做的各種任務的人工智慧。

我花時間探討技術細節,是因為我認為在談論人工智慧影響社會契約時,牢記這些非常重要。

議長先生,許多尊敬的議員在過去的會議中都提到了人工智慧帶來的諸多好處和風險。我不想重複已經說過的內容。相反,我認為我們必須謹慎行事,在鼓勵人工智慧創新和應用的同時,繼續支援我們的人民及其生計。

一個關注點是人工智慧時代將如何影響就業。聳人聽聞的標題強調人工智慧會導致失業,但實際上,使人工智慧成為創造就業而非取代就業的關鍵,是讓人們找到自己的熱情,承擔需要獨特人類能力的新職責。每一次工業革命,經濟都會發生變化,工作也會隨之改變,人類所需承擔的職責也會變化。

當前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也不例外。據估計,在英國,未來20年內,人工智慧可能影響700萬個現有崗位。但更關鍵的是,可能創造720萬個崗位。因此,實際上是就業的淨增長。

但作為政府,我們必須確保沒有人被遺忘,確保每一位新加坡人在成為人工智慧賦能社會的過程中,都有機會學習和成長,無需擔心被取代。

我們還必須考慮,並非每個人都能同時以相同速度完成轉型。但通過正確的保障和基礎設施,我們必須幫助每位新加坡人認識到他們核心且獨特的人類技能,並向他們展示這些技能如何保持相關性,即使他們的工作範圍涵蓋更多決策和創造性職責。

議長先生,如前所述,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人工窄智慧(ANI)。ANI系統有其侷限性,超出其範圍時需要人類干預。事實上,情況越是前所未有和複雜,人類管理得越好,因為我們具備判斷力、同理心和價值觀,這是任何人工智慧系統目前無法替代的。

議長先生,談論人工智慧與就業時,還有另一個維度。藉助人工智慧,我們可以將資料集輸入深度學習模型,向上遊探查,理解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我們不僅應致力於支援社會中脆弱群體,尤其是那些易受未來變化影響的人群,還應努力確保他們根本不會陷入脆弱境地。

先生,新加坡在這些發展上並未停滯不前。相反,我們在人工智慧治理領域一直非常審慎且積極主動。例如,2019年,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DPC)首次制定了人工智慧治理模型框架,2020年進行了更新。該模型框架為組織提供瞭如何以可信賴和負責任的方式部署人工智慧的實用指導,作為全球首創,使新加坡在全球人工智慧治理話語中佔據有利位置。

2020年,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DPC)和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UTD)李光耀創新城市中心聯合釋出了《人工智慧時代的崗位重塑指南》。該指南採用行業無關且以人為本的方法,展示如何重塑現有崗位以利用人工智慧潛力,使人工智慧成為崗位的輔助而非替代。指南還提供了企業通過崗位重塑和培訓賦能員工的真實案例。

自2022年以來,新加坡還推出了諸如AI Verify和人工智慧治理測試框架及工具包等舉措,屬於世界首批之一。2024年1月,釋出了針對生成式人工智慧系統的新模型治理框架。此外,本月新加坡主導釋出了東盟人工智慧治理與倫理指南。這些僅是冰山一角,展示了新加坡在區域乃至全球人工智慧領域的思想領導力。

我想借此機會感謝所有公務員和政治任職人員在如此動態且快速變化的環境中,為將新加坡帶到今天的位置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議長先生,先生,我們當然不是唯一制定國家級人工智慧治理方案的國家。

全球已有60多個國家制定了某種形式的監管。美國有一份人工智慧權利法案藍圖,旨在負責任地設計和使用人工智慧。歐盟最近獲得政治認可的《人工智慧法案》採用基於風險的方法監管人工智慧應用及透明度規則。中國則採用基於結果的監管,包括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管理臨時措施和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演算法推薦管理規定。

新加坡的做法從未是照搬其他國家的方案。相反,我們密切關注全球發展,結合自身需求量身定製,推出適合新加坡的措施。

但我們也必須警惕國際碎片化風險,即各國採用各自獨特的人工智慧監管,導致全球監管呈現拼湊且常常不合理的局面,給跨境提供人工智慧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帶來沉重合規負擔。因此,國際合作以構建監管互操作性至關重要。新加坡在制定風險導向且務實的治理方案時,將加倍努力推動這些合作。

我們還應研究國際同行如何應對人工智慧對就業、社會及社會契約的影響,並果斷行動,最大化人工智慧為新加坡帶來的利益。

議長先生,自ChatGPT問世以來已逾一年。ChatGPT背後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恰恰展示了人工智慧技術對社會和經濟帶來的利益與風險的二元性。憑藉新加坡務實且前瞻的態度,讓我們今天播下可信賴人工智慧的種子,塑造未來。

這本應是我發言的結束語。但我還想對尊敬的議員林秀燕女士在我之前幾位發言中的講話作些評論。據我理解,林秀燕女士的立場是我們不應剝奪年長工人的權益。我完全同意這一點。

如果研究副總理黃循財在預算演講中提出的多項關鍵舉措,實際上有一整套措施旨在幫助我們的長者不僅積極老齡化,還能重新技能提升、技能升級並重返職場。

因此,我懇請尊敬的林秀燕女士關注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安享樂齡”計劃投入35億新元。其目的是什麼?是賦能積極老齡化。或者為1974年至2003年出生的所有成年新加坡人提供最高300新元的醫療儲蓄獎金。為什麼?為了醫療保障。我們將銀髮支援計劃的季度支付提高20%,並將合資格家庭收入門檻提高至2300新元。為什麼?為了支援長者的退休需求。還有更多舉措。

但具體到我若未誤解議員的發言,是關於再就業和就業方面。在這裡,我也邀請議員關注政府為中年職業人士提供的再技能培訓。我們將在2024年5月提供4000新元的技能未來補充積分,可用於選定行業導向的培訓課程,以提升就業能力,併為選定全日制課程提供最高每月3000新元、最長24個月的技能未來中年培訓津貼。

但我在本議院多年來學到,統計資料未必比故事更能說明問題。因此,讓我分享一個故事,回應林秀燕女士提出的關切。這是我認識多年的居民蘇布拉馬尼安先生的故事,他現年65歲。

幾年前,我們見面時,他告訴我他想提升技能,考取保安執照。我問:“蘇布拉馬尼安先生,您為什麼想考保安執照?”他說:“因為我能提升技能,為家人賺更多錢。我有妻子和一個兒子拉馬薩米。我們住在我負責的選區金茂的一個一房一廳組屋裡。”我說:“好的,我們會盡力幫您拿到保安執照。”他做到了。

我們見證了拉馬薩米的成長。他從亨利公園小學轉到費爾菲爾德衛理公會小學,成績足夠好進入工藝教育學院(ITE),在那裡取得4.0滿分績點,隨後進入新加坡理工學院(SIT),並在葛拉斯哥學習了一個學期,表現非常出色。我們在市場訪問、家訪或他來參加“見人民”活動時聊天,關係已發展成朋友。

我問蘇布拉馬尼安先生:“您用提升技能和再培訓做了什麼?”他說:“德索薩先生,我在樟宜機場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問:“樟宜機場?您住在金茂,去樟宜機場要多久?”他說:“一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二十分鐘。”我說:“回程也是一個小時二十分鐘?”他說:“是的。”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樟宜機場的薪水更好,我想給兒子最好的生活。”

所以,當我們談論為長者提供保障時,我同意政策和統計資料可能顯得冷冰冰且缺乏人情味。但這正是我們在本議院的職責:讓政策和統計資料真正改變居民的生活。這是我們的使命和召喚。當拉馬薩米拿著SIT的證書來訪時,家人告訴我:“現在,我們覺得是時候買組屋了。”這是一次非常感人的分享。

因此,我完全同意林秀燕女士的觀點,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長者。我全心全意支援這一點。但我謙遜且尊重地不同意的是,我們正在做這件事。我們正在推出政策、舉措和大量財政支援。橋樑就是我們,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完成這項使命。為此,先生,我支援預算案。[掌聲]

議長先生:林秀燕女士。

下午12時15分

林秀燕女士:謝謝您,議長先生。我必須說,我對德索薩先生對我發言的回應感到相當困惑,也許,恭敬地說,我建議他誤解了我的意思。

首先,他說作為當選議員要關注政府所做的事情,而我在發言中實際上強烈支援繼續教育和培訓(CET)計劃。作為一名從事CET課程管理和教學超過十年的人,我看到了其價值,並在發言中表達了這一點。我也詳細認可了技能未來升級計劃。所以,我認為他誤解了或者沒聽清我說的話,錯誤地指責我沒有認可政府的努力。我不認為那是真的。

我發言的主要焦點確實是年長工人,以及我們如何應對職場中的年齡歧視。政府自己的統計資料,勞工部的公平就業實踐報告,都強調年齡歧視是需要解決的主要歧視形式。雖然我很高興聽到他的居民表現良好,但他難道沒有遇到過年長居民在職場遭遇年齡歧視的情況嗎?

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感謝尊敬的議員給我機會回應。我沒有聽到尊敬的議員談及我們為支援長者所採取的各種措施,我剛才已經提及。

議員可能提到了我提到的技能提升。我認為重要的是不要二分法,不要說“這是水和油,政策層面做的事情實際上沒有滲透到底層。”事實並非如此。

我舉例的原因是想說明我們應成為橋樑。如果我們看到年齡歧視,正如我所見,並且我謙遜地盡力去彌合這個差距,我們就應該這樣做。這是我的觀點,而不是拋棄已有的努力。

這些措施是協同工作的——財政措施以及我們在基層為居民做的工作,幫助他們匹配工作,確保他們儘可能接近理想的崗位,不僅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他們的居民。

所以,我不認為我誤讀或誤聽了林秀燕女士的發言。我認為她的重點主要是年齡歧視,我謙遜地回應,如果你看所有財政措施和議員們在基層的努力,我認為我們確實有一套成功的方案來幫助長者。

議長先生:林秀燕女士。

林秀燕女士:先生,我不想延長這個話題。我認為會議記錄會清楚反映我所說的話,我不同意他對我發言的指控。

議長先生:德索薩先生。

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我認為“指控”是個很強的詞。我並沒有指控尊敬的議員。我是在總結我認為她的觀點,她的觀點確實是年齡歧視是一個尖銳、棘手且可能難以攻克的問題。我同意這是個難題,我同意這是基層存在的問題。

但我不同意這是無法攻克的問題。解決方案就是議員們在基層彌合差距,將財政政策和副總理黃循財在2024年預算演講中提到的內容轉化為現實生活中的成功案例,影響家庭。

所以,我沒有指控,我只是想重新引導議會關注政府如何重視這個問題,並已推出所有舉措嘗試克服它。但真正的成功方案是,作為後座議員,我們的職責和使命是彌合這個差距。我真心相信這一點。

議長先生:林秀燕女士。

林秀燕女士:謝謝您,先生。我從未說過年齡歧視是無法攻克的,事實上,我在發言中表達了希望即將出臺的反歧視立法能夠推動進展,成為改變遊戲規則的舉措。

議長先生:德索薩先生。

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感謝林秀燕女士同意年齡歧視不是無法攻克的。

議長先生:我向議員們保證,這裡所說的一切都會被完整記錄在會議記錄中。議會領袖。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 Fetched: 2026-05-02

[(proc text) Order read for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Question [16 February 2024] [2nd Allotted Day] (proc text)]

[(proc text) "That Parliament approves the financial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 April 2024 to 31 March 2025." –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Finance]. (proc text)]

[(proc text) Question again proposed. (proc text)]

11.01 am

Mr Sharael Taha (Pasir Ris-Punggol) : Mr Speaker, when I speak to many residents on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in the year's Budget, many reply, "Will the Government give us more this year?" There seems to be a growing expecta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cost-of-living pressures, that every Budget should have a giveaway package, such as our Assurance Package.

And even after all the announcements are made on the full extent of the Budget, when asked for their views, there are some who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immediate needs, such as how much mor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 (CDC) Vouchers they will be receiving. However, more and more residents come up to me and share that they are getting increasingly worried about our future, if Singapore can continue to grow and prosper and if this trajectory and Budget is sustainable.

The phrase us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in his Budget speech was, "cautiously optimistic". Deputy Prime Minister Wong shared that there is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in the outlook and the risks are tilted to the downside. What struck me was the challenges that he shared ahead. He mentioned how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s darkened dramatically, something that was also picked up by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yesterday.

The three decades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s now over, and he shared that we now lived in an era of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And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world will be more violent, as we see a growing zone of impunity involving armed conflict and terrorism that cannot be easily resolved by the global community. When we look around us, the world seems to continue to be more fragmented as major powers are prioritising national security ov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Deputy Prime Minister Wong also mentioned that it would be messier and more unpredictable.

If we take a step back and observe the world around us, we can see many examples of conflicts or of communities wedged apart by differences, or of fragmented post-election struggles to form government and of parliaments in deadlock that they cannot pass important bills to help the country.

Very often, the fractures and the wounds driven by wedging differences often lie so deep that it will take generations to resolve and mend. If we look at the world around us, Singapore sticks out like a sore thumb, for what we have is an anomaly. And this did not happen by chance and should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how Singapore came together – not without our own fair share of challenges – has enabled us to sail through this storm. With the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ahead, how we continue to stay together with our refreshed social compact and our focus on keeping our society strong and united will be integral to define how well we can navigate the uncertainties ahead, turn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and progress for Singapore and ensure that even with all the challenges, we continue to look out for one another and care for one another, in a vibrant,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community.

And it is through that lens that I will respond to Budget 2024.

Firstly, how do our schemes and policies work together to drive progress for Singapore? Secondly, how do we ensure that everyone enjoys the progress and we continue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to those that need help? And lastly,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 progress is sustainable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Mr Speaker, Sir, it is of no doubt that quality investments are the lifeblood of Singapore's progress. We must have a strong, vibrant and innovative economy which will then bring good jobs and hence, better lives for all Singaporeans. That is the formula for economic progress in Singapore.

However, the competition to attract quality investments is getting stiffer. We have heard of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rolling out vast amounts of subsidie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I agree with Deputy Prime Minister Wong that we cannot afford to engage in this "bidding war" with the major economies, but what we can do is to strengthen the vibrant ecosystem that makes it conducive to attract investments in Singapore.

Mr Speaker, let me declare that in my previous and current roles in strategy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for a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considerations an MNE has before it invests in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what makes them decide to trigger that investment.

A conversation that I had with a Senior Executive of a large MNE at the Singapore Airshow best sums it up. Beyond the buzz of the dynamic display, he mentioned, while overlooking the hall, "There is no place in the world where we have such a clear view of the ecosystem of support for any investment, such as that shown in Singapore."

True enough, at the front of the hall, we ha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 hard at work attracting the investments. We then have JTC Corporation championing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NEs looking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including our local homegrown MNEs, like SIA Engineering Company and ST Engineering, pursu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This then brings in jobs globally for our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who, together with its workers, have a fair share of the pie through schemes, such as the Partnerships for Capability Transformation scheme.

We then come to the next question of how to develop the workforce capability? We had Workforce Singapore (WSG) in the exhibition hall promoting the sector, encouraging the Career Conversion Programme to bring more mid-career professionals into the industry and skills upgrade, through SkillsFuture, to better prepare the workforce for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y.

At the side of the hall, we had AeroCampus, where schools were sharing courses on aerospace engineering to prepare our talent pipeline, and the students toured the AeroCampus,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industry from seasoned professionals.

There is no single ingredient of how we continue to attract quality investments into Singapore, but rather how our schemes, policies and agencies continue to collaboratively synergise.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a vibrant and innovative economy is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the world.

We must continue to balance these levers and leverage on more to continue to make Singapore a vibrant and viable investment location. Hence, I am glad that in Budget 2024,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re are $3 billion investments in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RIE) 2025 grants, $2 billion top-ups to the National Productivity Fund (NPF) and Financial Sector Fund each and the enhancements to the Partnerships for Capability Transformation.

While I support the intent, given the size and scale of the NPF,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 funds are effectively used by businesses to drive real productivity, add value to the industry and transform the industries? Given that the proposed top-ups to NPF is half of the budget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 how do we measure success so that we can quantify the returns on this investment?

As a membe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 Governme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GPC), I am also glad to see our commitment to invest in more than $1 billion over five years for our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2.0. I will elaborate more on it in the Committee of Supply (COS) debates.

Something that I have also always talked about in this Chamber is the rising cost of doing business and the uncertain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2.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have raised in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amendment Bill in November 2022, Budget 2023, National Productivity Fund Bill in August 2023 and in this Budget debate again.

In the GST amendment Bill, I have also challenged the perception from some of the Members that BEPS 2.0 alone will be sufficient to make up the "hole" left behind by not raising GST. I am glad that in yesterday's speech, I may have heard Mr Louis Chua agreeing with Deputy Prime Minister Wong's position, that there will be spending to offset impact of implementing BEPS 2.0 and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uncertainty on how businesses and countries will react.

The Member goes on to say that he hop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Refundable Investment Credit does not go up against the spirit of the global BEPS 2.0 implementation. He also mentioned that he hopes that it is not returned back to MNEs in other forms.

I find that as an extremely worrying position. Similar to my speech, the Leader of Opposition quoted Deputy Prime Minister Wong's speech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s darkened dramatically" and we expressed caution towards Singapore's future in the uncertain global environment.

I can tell you for certain that it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s into Singapore and I am glad that the Refundable Investment Credit is an additional tool introduced to assist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s into Singapore. Mr Chua mentioned that we should not go against the spirit of BEPS 2.0. But I am worried if, philosophically, he is comfortable with limiting the capability of the tools that we have to attract investment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 our lifeblood for Singapore – here is where theory diverges from reality, where we are fighting tooth and nail for more investments into Singapore. Is this what Mr Louis Chua is advocating for? I can assure those in the Chamber that attracting investments into Singapore will continuously be more challenging and we want to equip ourselves with the full disposal of tools to attract good investments into Singapore to create good jobs for our people.

Secondly, how do we ensure that everyone enjoys the progress and we continue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to those that need help?

I am pleased to hear the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upskill and reskill our workers through our SkillsFuture Level-Up Programme, provide enhancement support to our low-waged workers through the enhancements of the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 SkillsFuture Mid-Career Training Allowanc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TE) Progression Awar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killsFuture to focus on capability building and real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s something that I have often spoken about in Parliament too. I have raised this in my maiden speech, in the Budget Debate 2022, Income Tax (Amendment) Bill 2023, National Productivity Fund (Amendment) Bill 2023 and SkillsFuture (Amendment) Bill 2023.

Hence, I welcome these enhancements, especially the $4,000 SkillsFuture Credit top-up, for selected industry-oriented training courses as it will enable our workforce to focus 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o drive innovation towards higher value outcomes.

Lastly, how do we ensure the Budget is sustainabl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Mr Speaker, Sir, the Budget tackles the immediat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higher costs of living, pursues better growth and jobs by anchoring quality investments, equips our workers for the future economy, creates more paths towards equality and mobility, provides more assurance for families and seniors, invests in a safe and secure Singapore and safeguards energy security amidst the energy transition.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ahead of us and there will be pressures to spend more. The Budget addresses the key challenges and builds our capability as we look ahead and it does so with a balanced fiscal position, where we do not spend beyond our means. I am heartened to hear the reassurance from Deputy Prime Minister Wong on upholding the ethos of fiscal discipline and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our fiscal position always remain balanced, sound and sustainable.

As we head towards the uncertain future our fiscal discipline, our refreshed social compact and our focus on keeping our society strong and united will be integral to define how well we can navigate the uncertainties ahead, turn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and progress for Singapore and ensure that despite all th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we continue to look out for one another, care for one another, in a vibrant,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community. Mr Speaker, Sir, I support the Budget.

Mr Speaker : Mr Louis Chua.

11.14 am

Mr Chua Kheng Wee Louis (Sengkang) : Mr Speaker, just one quick clarification for the Member Mr Sharael Taha. So, if I am hearing him correctly, is he saying that we should then go against the spirit of BEPS 2.0?

Mr Sharael Taha : I would like to thank Member Mr Louis Chua for his question. Mr Speaker, Sir, I am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go against the spirit of BEPS 2.0. I am just saying that when it comes to attracting investments, we should not limit our capability to attracting investments, which would mean requiring us to provide certain benefits or support in order to bring the investments into Singapore.

Mr Speaker : Ms Sylvia Lim.

Ms Sylvia Lim (Aljunied) : Thank you, Speaker. Sir, in this Budget, I and others born in or before 1973 have been called "young seniors". These days, when younger commuters give their seats up to me on the Mass Rapid Transit (MRT), I no longer feel insulted but accept with grace.

That said, with better life expectancy and health, 60 is the new 40. We still have much to contribute as citizens. Today, I wish to focus my speech on older workers and how we should be tapped on as a resource for the good of the nation.

What can older people contribute? A lot. Last week, veteran Hollywood director Martin Scorsese won the prestigious honorary Golden Bear at the 74th Berlinal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For close to 60 years, Scorsese was at the helm of countless groundbreaking films, the latest being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released last year, starring Leonardo DiCaprio and Robert De Niro. He announced that his next project would be a film on the life of Christ. All this, at age 81.

Singapore, too, has its own role models. The late Ms Teresa Hsu Chih, who died at the ripe old age of 113, was dubbed Singapore's Mother Teresa. The retired nurse founded charities caring for the aged, the sick and destitute, and was still actively involved in charity work after turning 110.

Sir, here, I hint at a cultural mindset that we need to change. Over the years, I have met many older residents whose job search suggests age discrimination. Let me take just one instance.

There was a male resident who had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healthcare management. He was well-groomed, communicated well and seemed fit. Yet, he found it near impossible to land an interview, let alone secure a job – in the same industry, healthcare – in positions either equivalent or less demanding than he had previously held. He was in his 70s.

Younger seniors aged 40 and above are also not sparred. Just last month,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released a radio documentary on ageism in the workplace and interviewed mid-career Singaporeans; they shared their difficulties on just getting employers to give them a chance to show what they were capable of. Indeed,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s (MOM)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Reports, age wa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discrimination encountered during job searches.

Yet, the fact is that there are jobs waiting to be filled. According to the MOM's Labour Market Report for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3, there were still more job vacancies than job seekers. The ratio of job vacancies to job seekers was at 1.58, which was higher than pre-pandemic periods. The sectors that saw significant vacancies included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Services.

While there may still be some physically demanding sectors that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older workers, this space has decreased over time. It is clear that jobs have evolved in the advent of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On this issue, Dr Helen Ko, Senior Lecturer at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SUSS), wrote a commentary for CNA entitled: "Seniors do well at their jobs yet ageist myths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 persist." She opined that it was not the age of a worker tha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but whether the demands of work exceeded the worker's capabilities. She noted that in this modern era, health and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meant that there were few jobs that the average 70-year-old could not d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as put out many studies on ageism in recent years. The WHO literature refutes many misconceptions about ageing. It has been noted that there is no typical older person, and that some 80-year-olds have level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capacity that compare favourably with 20-year-olds. Thus, age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proxy for capability.

Also, as life spans increase, many older people experience longer health spans. So, each cohort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is effectively younger and should not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because of age.

Having older citizens engaged in the workforce has immense benefits for society as a whole. If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older and middle-aged people are unemployed,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lowest income groups, they will become more dependent on informal family assistanc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 savings and Government transfers or charity. This will increa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division in our country.

Sir, at this point, I should acknowledg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various incentive schemes to encourage employers to hire older workers. These include various grants and the Senior Employment Credit (SEC), which offers wage offsets. As of September 2022, the SEC has been taken up by more than 100,000 employers and benefited more than 460,000 senior workers. While these incentives are appropriate and necessary, I believe we can attain even higher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workers if we change any ageist mindsets.

To this e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to be unveiled later this year.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involved have rightly identified age discrimination as something to be tackled. To make the legislation more effective, it should permeate the entire human resource process. In the UK, for instance, I understand that the Equality Act 2010 protects people of all ages regarding employment, recruitment, promotion, reward and recognition, redundancy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Thus, for example, the UK legislation has made it illegal for recruiters interviewing potential hires to ask their age or date of birth. If our upcoming legislation has this effect as well, it would potentially be a game changer.

Next, I would like to turn briefly to the related topic of how to ensure our older workers can retrain. To assist mid-career workers, this Budget introduces three measures under the SkillsFuture Level-Up Programme, for Singaporeans aged 40 and above. I would like to make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this initiative. While there is a minimum age of 40 to access these measures, there is no maximum age. I agree with this approach. Not having a maximum eligibility age impliedly recognises that a worker remains potentially employable, regardless of age. This is laudable.

I move to the first measure of providing a new $4,000 credit to enrol in courses that are targeted at employability outcomes. If the intention is to assure enrollees of better employability outcomes, will there be any condition attached to participants, such as to secure jobs in certain sectors?

As for the second measure of providing additional subsidies for a full-time diploma study in any area, it was not mentioned that increased employability was a goal of this measure. Would it then be possible to sign up for such subsidised courses simply for enrichment purposes?

Even if so, I would say that there is utility in this, as it keeps the minds of seniors agile and keeps them healthy longer. It could also allow them to become effective volunteers in 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and charities, even if they are not earning a salary.

Finally, on the third measure of full-time courses that will attract a monthly training allowance of up to $3,000, it would be useful to know what the eligibility conditions are and whether there are any employment outcomes attached to these.

Sir, having managed and taught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T) courses myself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 have personally seen the strong desire of adult learners to improve themselves. Many of them do not come from privileged backgrounds and they value the second chance, as it were. For adult learners to succeed, having course fee subsidies and employer support is critical. CET is a worthy cause, as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ocial mobility.

Sir, let me conclude. I have focused on how older workers are a national resource that should be leveraged on, for the benefit of society. We still have work to do to tackle age discrimination if we are to maximise our country's potential and well-being. All of us should be lifelong learners, or risk becoming obsolete. As I said at the start of my speech, 60 is the new 40. Let us embrace this reality with renewed confidence.

Mr Speaker : Ms Lim, like you, I am also a "young senior". And like you, I, too, enjoyed the movie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Mr Don Wee.

11.24 am

Mr Don Wee (Chua Chu Kang) : Mr Speaker, Sir, I support the measures in this Budget to retain Singapore's competitiveness and to position us for the next lap. My sugges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stem from business owners, newspaper reports and forum letters, which I have encountered since 16 February 2024.

I would like to begin with the various tax schemes. Pillar Two of BEPS 2.0 introduces a minimum effective tax rate of 15% for large MNEs. I applaud the Government for being nimble and progressive in reassessing Singapore's existing suite of tax incentives, noting that other jurisdictions are also undergoing tax incentive reforms, ahead of the landmark mov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undable Investment Credit scheme will help existing companies and potential investors impacted by the BEPS Pillar 2. As a tax credit with a refundable cash feature, it is an attractive and flexible scheme supporting a range of high-value economic activities,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green transition activities as well 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he proposed Refundable Investment Credit seems to be based on qualifying expenditure. Can the Government make the scheme available to businesses which are not as expenditure-heavy, such as the ones that are tech solutions related, but also can bring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activities to Singapore? Woul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awarding tax credits on output and volume-based features as well?

Next, may I appeal for the scope of qualify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Approved Foreign Loan incentive to be expanded beyond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ive equipment investment? Under the scheme, the withholding tax is exempted or is applied at the reduced rate on interest payments on loans taken.

I also recommend that the withholding tax concession be extended to support companies in undertaking other economically productive activities in Singapore, including commodity tra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rights acquisition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activities as well as R&D. Can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qualifying IP rights unde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Incentive to include other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plant variety rights, designs and utility models?

Next, would the Government further liberalise GST treatment for input tax claims on carbon credit trading-related expenses? Enhanced tax deductions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 businesses that purchase voluntary carbon credits to manage their emissions targets. Can all yields deriving from certain qualifying green investments made by Singaporean investors overseas be exempted from corporate tax here, similar to the foreign-sourced dividends?

To encourage the early adop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EVs), can the input tax be claimable on the GST incurred for expenses related to these EVs?

I welcome the increase of the SkillsFuture Credit from $500 to $4,000. To develop Singapore's workforce further, I also propose to increase the cap for tax relief on course fees for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Course Fees Relief has been capped at $5,500 since 2011, for individuals taking courses to upskill or gain academic, professional or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s costs increase, it may be time to increase the cap, to further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invest in their future by upskilling.

To better support the families amidst rising costs, I propose that the Government reviews the quantum for the Qualifying Child Relief when computing personal income taxes.

Next, on SMEs. More targeted funding support can be provided to SMEs to invest in carbon-pricing and modelling solutions, as well as projects such as value-chain emissions management and decarbonisation. These measures can include a further deduction on the expenditure incurred or co-funding on such projects, subject to a cap. A limited time frame of two to three years of assessment can be used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

I also welcome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expand the Partnerships for Capability Transformation scheme, which aims to promote more and deep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and SMEs. Enhancing partnerships to include capability training,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corporate venturing is highly beneficial for our SMEs in a world where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re progress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in a turbulent global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is an area where the SMEs can work with the MNCs who are usually the "queen bee" buyers, on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Presently,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ing only applies to listed firms, but SMEs should take stock of their carbon emissions as legislation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require firms all along the supply chain to comply with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Mr Speaker,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Recently, many SMEs are constrained in what they can bid for, such as projects like the JTC proposed Coastal Development Tender, which award points to bidders that have the experience of completing projects overseas. I am cognisant that this criterion is not compulsory. However, few Singaporean companies have the experience of securing projects overseas, thus Singaporean companies feel disadvantaged to earn these additional points.

In order to earn these additional points, local companies are encouraged to form a joint venture (JV) with larger Korean or Chinese companies, so that the JV has a higher chance to win large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in Singapore. I was informed that there is limited transfer of knowledge as these large JV partners are only interested in the manpower resource, which include the foreign workers quota that their Singaporean JV partners possess. Hence,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is very limited.

Many business owners had informed me that there is a shortage of heavy vehicle parking lots near their drivers’ residences and many business owners even pay for their workers' extra transport expenditure. Can the Government convert vacant premises like schools or JTC sites into carpark lots, regardless of how short term it may be? This would help to reduce some of the companies’ expenditure.

I hope that in the short term,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relax the diversity quota criterion in the Complementar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Employment Pass Hires, as firms find it har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in a tight labour market. I hope that there can be flexibility in quota adjustment under the Manpower for Strategic Economic Priorities Scheme, which allows eligible firms to hire S Pass and Work Permit holders beyond their existing ceiling for about three years.

The Government could also review the current foreign worker quota to allow them to be pegged to job roles, instead of the current classification.

( In English ): Woul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providing more incentives to companies which practise inclusivity hiring of seniors, the disabled and those with special needs?

Presently,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an Enabling Employment Credit paid to employer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wDs) aged 13 and above and earning below $4,000 a month and the Open Door Programme Job Redesign Grant by supporting up to 90% of the job redesign costs. I propose going further by giving tax rebates, higher quotas for hiring foreign workers and more points awarded when bidding for Government projects.

Companies have noted a shortage of local talent in some areas but, sometimes,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have inherent biases and refuse to consider certain groups of potential employees, even if they have the matching skillsets. These include young seniors or the group defined as being between the ages of 50 and 60. A challenge for them is finding meaningful work that allows them to use the skills they have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Many young seniors are medium-skilled for the most part, with some high-skilled workers. They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for the jobs that they are doing and are less likely to be willing to take lower-skilled jobs. Like many of the older Singaporeans, they face challenges like age discrimination at the workplaces,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y can continue in their current roles, seniority, salaries and so on, until they reach the retirement age.

Along with encouraging this group to work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as long as they want to,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incentivise businesses to configure jobs in a way that actually makes it more acceptable for them to work longer. As wages become more stagnant, woul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extending progressive wages to more sectors and up the income ladder?

Next, on uplifting lower-wage workers, I welcome the increase in the WIS payout to $4,900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qualifying income cap of $3,000.

While social support schemes, such as ComCare and the recently enhanced ComLink+,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boost lower-income households, these schemes tend to target the lowest income group in our population. However, many Singaporeans who fall below the 20th percentile of population by household income need more help, too.

WIS has been enhanced over the years to better support this larger group of lower-income workers. However, an individual worker is often responsible not just for themselves but for their dependants, too. As WIS is still disburs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does not fully account for the heavier financial burdens that some of these workers may face when raising young children, supporting elderly or caring for family members with special needs, especially with the cost of living rising.

Woul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indexing WIS and social support schemes to inflation or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nnually? The annual review of WIS can be administered similarly to the Public Transport Council's annual fare review exercise.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WIS payouts allocated to cash can also help households to meet their immediate needs. With current inflation outpacing the CPF Ordinary Account interest rate of 2.5%, it would be more practical for WIS recipients to have more cash in their hands.

WIS should also be recalibrated to take into account household incomes and size. The current WIS is pegged to an individual, using the worker's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income to determine the disbursement amount. But this supplement is provided even to a lower-wage worker in a wealthier household. Instead, a household-based WIS would provide a higher monthly payout to lower-income households with more dependants. This will be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overall financial situation of a household.

Singapore has many social support schemes for lower-income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eligibility criteria. Essential workers need the help most but they have the least time and capacity to navigate their eligibilities and to apply for the various schemes. They also face challenges learning about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upskilling measures, including those introduced in this Budget. They may lack the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about where and how to apply for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what kind of courses suit them.

Furthermore, in view of the number of job and training scams in the market these days, we also need to help them navigate and avoid this pitfall. Woul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a more systematic framework to reach out to and coach these workers on the safe path to training? Public education campaigns must be conducted to ensure that these workers know where and how to avail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training grants and courses through trustworthy channels. With this,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with my support for the Budget.

Mr Speaker : Dr Syed Harun.

11.38 am

Dr Syed Harun Alhabsyi (Nominated Member): Thank you, Mr Speaker. I would like to, first, thank the hon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Finance, as well as the various Ministries in rolling out the proposals for Budget 2024.

With the adv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oupled with a proliferation of social media yet to be fully understood and its impact realised, the world is moving incredibly fast and at a blistering pace.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world today and, indeed, in Singapore, is no longer just a function of linear years, months, weeks or days, but the pace of change globally has profoundly accelerated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tasis today no longer means we will be left behind by a mere few steps but inevitably left behind exponentially further and further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f gaps are left unaddressed.

A deep concern I have is the impact on those left behind as Singapore attempts to surge ahead and maintain its pace in the world today and, in tandem with this concern, is the profound issue of social mobility.

My contribution to this Budget debate seeks to raise greater awareness on the topic of social mobility, its importance and value to us as a people and as a country in the context of our Budget in 2024. When we talk about social mobility, a few things come to mind.

First, whether some of us care to admit it or no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here have benefited from some form of privilege. Whether we may have been born into some form of wealth and socioeconomic privilege, whether we had the privilege of good health, a decent upbringing, stability in the household and loving parents, or the privilege of teachers, confidantes, mentors or friends who looked out for us, gave a word of advice or nurtured us to who we have become and where we are today. My humble view is that no story of any success bore out of the efforts of a single individual alone, but it had to be that alongside that valiant individual's effort, the village around him or her made it possible for success to first take root.

Second, we know not everyone has this privilege. We hear of children born into dysfunctional families, suffering abuse and afflicted by trauma. We know of families where breadwinners or other members are suddenly saddled with debilitating illness and disability and how that can catastrophically change the outlook of a family within an instant. We hear tales of families so big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their physical house that the only true privacy one has from the shared space is only when he or she is in the washroom. We also hear of neighbourhoods of rental flats where children grow up in less than savoury environments, confronted with an early introduction into a life of antisociality, drugs and crime, and where Police presence is not uncommon.

Third, that the tru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having such privilege or otherwise, can actually be quite the fine line. It is a fallacy to think that our station in life is set at birth and that things cannot upend themselves. Sides can change, illness can hit and jobs can be lost. In our fast-paced world, despite our best efforts, sometimes change can be unforgiving, dramatic and merciless. In this paradig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and acceptance of social mobility is critical for our society.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as much as we do not wish it for anyone, we cannot ignore this vulnerability and pretend like it cannot happen to any of us. We must accept with some humility that the success that has befallen u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result of hard work alone but that of our favourable social milieu, the people around us and, some would argue, chance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The reverse also holds true; that for many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assessed as low in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through a measure of their income or financial ability, many find themselves stuck, not by virtue of a lack of hard work, effort or intellect. Some have not yet been blessed with the privilege of opportunity and mentorship, they may be encumbered by ill health and disability, or just born into circumstances that snared them early into a cycle of poverty, scarcity and hardship.

When we take a deep look at success through the lens of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mobility, we then are able to view our own successes with some modesty and romanticise less about the gallantry of our own efforts, and we view the lack of success in others with much concern and interest into their well-being and life circumstances.

Many Members have, before me, spoken about social mobility in this House in the past. Truly, social mobility is, indeed, the cornerstone of a fair and just society. It allows for individuals to move up or down the social escalator of life, regardless of their initial background, ethnicity or economic status. Some would describe it as a social ladder, but I contend that things are moving at such a pace that makes an escalator a more apt descriptor. In our dynamic and fast-paced world, trying to achieve social mobility remains a constant moving target and it has not been easy to keep pace and ensure full equitability in opportunities for all. As a society though, we must continue to commit to giving our best to get this right for all Singaporeans.

For without social mobility, there is little hope, opportunity, growth and success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most vulnerable amongst us. There will be entrenchment of privilege and, in fact, distrust and discrimination will only fester and proliferate, gnawing and tearing at the social cohesion we have taken so long to build and strengthen. Everyone, regardless of their life circumstances, deserves a fair and equitable chance at success.

Today, Mr Speaker, we are perhaps more coordinated than we were decades ago in wanting to gain traction for social mobility. We have the hon Minister in-charge of Social Services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 Rehabilit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Policy Department, as part of the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ates of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 We recognise that in wanting to empower and uplift the most vulnerable, it requires 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We cannot afford to take on the issue of social mobility and its layered challenges piecemeal. Problems relating to early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health,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steps towards housing ownership must be addressed collectively. We know that ComLink+ attempts this today and the intent is to take a holistic and wrap-around approach to support families. I can see how some of the proposed changes in the Budget will help address social mobility to some extent.

For example, enhancing the Assurance Package lends confidence to each Singaporean household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and no one is left behind, especially at a time when there continues to be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rising costs of living. When coupled with the Enterprise Support Package, even as businesses seek to transform and strengthen their workforce, the true yield and benefit also go to the Singaporean workers, for it gives them opportunity to upskill, develop and grow alongside that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s they work for.

That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local enterprise, especially smaller firms, is heartening and we hope that this seeds confidence for our local businesses to grow further and for them to flourish even beyond our shores.

I echo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s call that we need to deepen this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skills mastery to develop every Singaporean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and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for productive and meaningful careers.

The SkillsFuture Level-Up Programme actually makes me feel young again. What this programme does is that it gives a second wind of opportunity to learn a new skill, especially in a world where things have moved so quickly and technology has outstripped skillsets learnt from what feels like a lifetime ago. It gives support to our workers to take that step towards learning again. And both the $4,000 SkillsFuture Credit Top-up an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renewed access to subsidised full-time diplomas are very much welcoming news to me.

I wonder if the Ministry could share what the thought process behind this was, in terms of how the $4,000 top-up amount was arrived at and why not more, the choice of 40 years old as the age to introduce this programme and why it is limited to a diploma programme only. I wonder if it were possible to consider introducing this at a younger age, say, 35, and whether degree programmes could be permitted as well. While some individuals may be keen to spread some breadth to their knowledge base by taking a diploma unrelated to their existing expertise, others may be keen to dig deeper into their field of interest and pursue a degree instead.

I am also heartened by the ITE Progression Award. It is a welcome nudge for ITE students who qualify to continue on to pursue a diploma and that upon completion of the said diploma, to get a further $10,000 CPF top-up in the Ordinary Account.

From time to time, I hear of young talented ITE graduates who do well in their courses but stop short of wanting to continue. Sometimes, the draw of the gig economy or full-time employment in the short term, coupled with the pressing need to contribute to the family’s household income looks like a reasonable option to enter the workforce, rather than be confronted with another three years of education at a pace of learning that is faster than before. When they enter the polytechnic after finishing ITE, it will also be apparent that they are older than their peers who may have come directly from secondary schools. The adult in the room will recognise that in the longer term, a diploma would be of natural benefit, but consider also a young person from a family of less privilege, pressed with imminent caregiving responsibilities of his siblings and wider family at an early age and no direct sight of the longer-term implications of such a decision.

My view is that through the ITE Progression Award, while relatively modest and encapsulated within the CPF construct, there are practical benefits that could nudge more to consider strongly to move on to diplomas if they qualify. I hope that the Ministry monitors this trend to see how it encourages more ITE graduates to pursue diplomas and, if proven beneficial and well-received, to consider a greater quantum for them in time.

I wonder if the Ministry could confirm whether this could be retrospectively introduced to former ITE students already currently in polytechnics or those who have recently graduated this year. This would go a long way in helping them move forward into the next phase of their lives and in giving their best to their current studies.

Mr Speaker, other than dollars and cents, really,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mobility is about building self-confidence and self-esteem of the vulnerable and less privileged in themselves. This is harder to quantify and we can never emphasise this enough, for it is a delicate process and we need to get it just right.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ever tried a hand at making bread, it is the yeast that makes bread rise. We can knead the bread with all our might and effort, add the ingredients like flour, water, salt and sugar, and yet it still does not rise in the bread pan. Yeast is one of those delicate ingredients in bread that can be hard to quantify, and its introduction into the recipe is almost an art and takes careful judgement.

Social mobility is the same. It is not a mere insertion of quantifiable ingredients and an anticipation that things will rise automatically. The Budget is helpful, the funds are important and so is the structure to enable it.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exercise of social mobility is also just about maintaining dignity and autonomy. It is about knowing that society has your back and are rooting for everyone to succeed. Our social policies can only come to life when, at the last mile, we deliver them with a genuine and determined desire to uplift, with a care and concern deserving of a fellow brethren with a shared Singapore identity and a genuine belief that the vulnerable, having been played a card of less privileged circumstances in life, deserve to succeed, too.

In my volunteering capacity, I remember interviewing for a scholarship, a young lady from a single parent household, formerly from a neighbourhood secondary school, having done part-time work to support her family, but yet also scoring a near-perfect grade point average (GPA) for her polytechnic studies. What struck me and my fellow panellists most about our interview with her was how unaware she was, notwithstanding her sterling grades, about her potential options to study, flourish, to be exceptional and to take on the world. Her intellect, humility, real-world resilience and results notwithstanding, she had a lack of role models, was oblivious to the plethora of global options at her feet and how, with the right support, in good time, she could pave the way for her family to a better life, potentially lifting not only herself but also her mother and siblings out of their current life circumstances.

Because of her background, she genuinely had no access nor sight to see beyond what her lived reality could offer, and her aspirations and ambitions were much constrained and reduced from what she could have easily attained. The truth was neither she nor her family had the social capital to envision a future beyond the horizon of what they could reasonably see.

There are gems in the rough arising from many of these families. They are borne from a life of adversity, hardship and challenges, and what some of their children need is really a fair and equitable opportunity. These children often grow up faster than most, their negotiation skills drawn from the uncertain and harsh environment they have grown up in, and they possess an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that can be hard to replicate and teach in the classroom. Especially when we see deep potential and exceptional qualities in an individual child, if we were to fully affirm our ethos of social mobility, we must be able to give him or her access to the full swathe of options and the full mile to realise their potential. And when we shed light on these options, it must be coupled with a genuine desire that they deserve to be successful, too.

Across all Ministries, whether it be in addressing inequalities of access to health, education, housing and social support, I believe, Mr Speaker, we have the structures and unitary components in place. In theory, the bread pan is ready and we have got all the ingredients for the bread in the mix. The yeast sometimes can be a little tricky and fickle to get going, and it takes patience for the bread to rise.

Similarly, in delivering a Budget towards realising social mobility, the constitute ingredients like fund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matter, but they do not matter as much as how we approach the issue in a spirit that genuinely cares and is concerned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in society.

Finally, Mr Speaker, social mobility has its lessons for us as a nation, too. We have done well in our 58 years since Independence. We must recognise that in as much as Singapore starts from a strong position today, that we are doing well through our fervent efforts 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Singapore society, and that we are on a reasonable cadence for continued success, we must also have the humility to accept that we arrived here in 2024 with a little luck against the odds stacked against us in history, recognise the privilege of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and wisdom of leaders before us, and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for Singapore today in 2024 has arisen from inherited structures and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s prior. We, too, are privileged.

There are others who may not be as fortunate to be where we are today and we remain a country many others seek to emulate. We must guard this privilege well and be custodians of Singapore’s continued prosper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cannot also turn a blind eye to other calamities in this world, such as places of war, conflict, crises and disasters. In light of that, the Oversea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ax Deduction Scheme (OHAS) is also a welcome reminder of our privilege as a Singaporean society, and the depth of means to which Singaporeans have, relative to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to provide and support people in crisis to rebuild their lives again.

This is an extension of our lived ethos and values as a Singaporean society that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at success, that not all lived realities are made equal and that privilege exists in many shapes and forms.

It is not wrong to live a life of privilege, to compete fiercely and strategically for our survival, and to want to do well for ourselves, our families and our next generation. However, with the blessings of privilege, we must recognise that our environment, the people around us and chance had a significant role to play.

Tempting as it may be to only give ourselves a pat on the back, we cannot discount the role that others have had to play in our success story, be it our accomplishments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nation. The humility keeps us grounded, informs us of a worldview of care and concern for others and further fortifies us as a society of ethical values,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With that, Mr Speaker, it is my hope that the delivery of this Budget in the coming year continues to further erode inequalities and lends opportunity for social mobility to continue taking root in our midst. I rise in support of the Budget Statement.

Mr Speaker :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11.57 pm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Holland-Bukit Timah) :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join this Budget debate. Today, we are at the cusp of a transformation that ranks among the most profound of them all, the AI transformation. Many have spoken on this, so I rise to speak on two specific aspects. First, how this transformation affects our social compact, and second, how Singapore has and should continue to approach the governance of AI.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societal implications of AI, we need to, first, understand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Whil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AI systems out there, most contemporaneous AI systems are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ML). ML systems are trained on data to produce insights and predictions, and they have become more prevalent in the early to mid-2010s. In the late-2010s, deep learning, a subset of ML, grew in prominence. This utilises neuronetworks, which comprise layers of nodes similar to a human brain that process inputs and produce outputs. These systems are also able to adjust their weights, thus increasing the model's accuracy over time.

Most recently, the technology that has taken the world by storm is, of course, generative AI (genAI). GenAI utilises deep learning, bu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rough new techniques and mechanisms, they can be trained on large sets of unstructured data. The result is foundational models, that is, models capable of producing output for a wide range of tasks without having to be specifically trained for it.

Yet, notwithstanding the capabilities of AI today, we must remember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 which is able to only do specific tasks well, rather than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which connotes AI that is able to perform a wide range of tasks that a human can normally do.

I have spent some time delving into the technicalities because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to bear this in mind when we talk about AI affecting our social compact.

Mr Speaker, many hon Members have, in past Sittings, alluded to the multitude of benefits and dangers that AI brings. I do not wish to rehash what had already been said. Instead, I believe we must be careful on how we tread this line in encouraging AI innovation and adoption while continuing to support our people and their livelihoods.

One concern is how the AI age will affect jobs. Alarmist headlines emphasised the loss of jobs to AI, but actually, the key to making AI-enabled jobs rather than replace jobs is to allow people to find their passion with new responsibilities that require uniquely human abilities. With every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conomy changes and so do jobs where what is required of humans also change.

The current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no different.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 the United Kingdom (UK), over 20 years, seven million existing jobs could be affected by AI. But very critically, 7.2 million jobs could be created. So, that, in fact, is a net gain in jobs.

But what we must ensure as a Government is that no one slips through the cracks, to ensure that every Singaporean, as we become an AI-enabled society, will have that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grow, and none of us need fear being replaced.

We must also consider that not everyone can make such transition at the same time and at the same pace. But, through the right assurances and infrastructure, we must help every Singaporean realise their core and unique human skills and show them how these skillsets remain relevant and even while their job scopes encompass more decision-making and creative responsibilities.

Mr Speaker, as mentioned, we are talking about ANI today. ANI systems have limits beyond which human intervention is required. In fact, the more unprecedented and complex the situation, the better humans are at managing it, because we have a sense of judgement, empathy and values that no AI system can foreseeably replace.

Mr Speaker, there is another dimension when talking about AI and jobs. With the help of AI, we can feed datasets into deep learning models to look upstream and understand the root causes of various societal issues. Not only should we aim to figure out how to support those who are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especially those vulnerable to the coming changes, we should also try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reach that point of vulnerability in the first place.

Sir, Singapore has not been standing still on these developments. On the contrary, we have been moving very thoughtfully and proactively in the realm of AI governance. For instance, in 2019,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 first realised the modelled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This was then refreshed in 2020. The model framework provided organisations with practical guidance on how to deploy AI in a trustworthy and responsible manner, and 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globally, positioned Singapore well in the global discourse on AI governance.

In 2020, the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 PDPC and the Lee Kuan Yew's Centre for Innovative Cities at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SUTD) launched a guide to job redesign in the age of AI. The guide adopts an industry-agnostic and human-centric approach to show how existing job roles can be redesigned to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AI so that AI augments, rather than replaces, jobs. The guide also provides real-life examples of how companies have empowered their employees through job redesign and training.

Since 2022, Singapore has also launched initiatives, such as AI Verify and AI Governance Testing framework and toolkit, one of the world's first, and in January 2024, a new modelled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GenAI systems. Further, just this month, Singapore led the release of the ASEAN guide on AI governance and ethics. These, which are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showcase the thought leadership that Singapore wields regionally and, I might say, globally in the space.

I would like to take a moment to recognise all the hard work that our public officers and political office holders have put in to bring Singapore to where we are today in such a dynamic and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Mr Speaker, Sir, we are certainly not the only country to have developed a national approach towards AI governance.

Over 60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ome form of regu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US) has a blueprint for an AI Bill of Rights for responsible design and use of AI.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the AI Act, which recently received political endorsement, adopts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regulating AI applications and rules surrounding transparency. China has adopted outcomes-based regulations, including interim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GenAI services and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management provisions.

Singapore's approach has never been to take another country's approach and apply it wholesale. Instead, we watch global developments closely and tailor them to our needs while introducing fit for Singapore measures.

But what we also need to watch out for is the risk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This is where countries adopt their own unique regulations of AI, resulting in a patchwork, often quite irrational, of global regulations and heavy compliance burdens for companies looking to provide AI products and services across borders. This is why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to build regulatory into operability is important. Singapore points double down on these efforts while developing our governance approach in a risk-based and pragmatic way.

We should also study how ou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ddress the impact of AI on jobs, societies and the social compact, and act decisively so that we maximise the benefits of AI for Singapore.

Mr Speaker, it has been over a year since ChatGPT launched into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s consciousness. The GenAI technology behind ChatGPT showcased exactly the benefit and risk dichotomy AI technologies present to our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With Singapore's pragmatic and forward-thinking approach, let us plant the seeds and shape the future of trustworthy AI today.

That was meant to have been the concluding remarks of my speech. But I would like to also make some comments on the hon Member Ms Sylvia Lim's speech, a couple of speeches before me. As I understand, Ms Sylvia Lim's position is that we should not disenfranchise our senior workers. I could not agree more.

If one were to study the Budget speech deliver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there are a number of key initiatives. In fact, a whole raft of measures that are targeted to assist our seniors to not only age actively, but also to reskill, upskill and re-enter the workforce.

So, I enjoin the hon Member Ms Sylvia Lim to have a care and look at what we are doing, the $3.5 billion for Age Well SG. And what is the purpose behind this? It is to empower active ageing. Or a MediSave bonus of up to $300 for all adult Singaporeans born in 1974 to 2003. Why? For the assurance for healthcare. We will increase quarterly payments from the Silver Support Scheme by 20% and raise qualifying household income thresholds to $2,300. Why? To support seniors in their retirement needs. And the list goes on.

But specifically, if I have not misunderstood hon Member's speech, is the aspect of re-employment and jobs. And here, I would also like to invite the Member to take a look at w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to have mid-career reskilling. We are providing $4,000 in SkillsFuture credits for mid-career top-ups in May 2024, which can be used for selected industry-oriented training courses with better employability outcomes, and up to $3,000 monthly SkillsFuture mid-career training allowance for up to 24 months for selected full-time courses.

But I have learnt, over the years, in this Chamber, that statistics do not necessarily make the point as well as stories do. So, let me share with you that while we have all these measures in place and there is a lot of deliberation, a lot of the need to balance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ushing out new policies, funding them, ensuring the revenue is there for them.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MPs and Members of this House, at least, the elected ones, have a duty to ensure that these policies and measures meet their intended need on the ground.

Let me share with you a story which, I think, meets the concerns of what Ms Sylvia Lim raised. This is a story of a resident, Mr Subramaniam, whom I have known for a number of years. He is now 65 years old.

Some years ago, we met and he shared with me that he is looking to upskill himself and he wants to get a security guard licence. I said, "Mr Subramaniam, why would you like to get a security guard licence?" He said, "Because I will be able to upskill, earn more money for my family. I have a wife, and I have one son, Ramasamy. We live in our one-room one-hall flat in Ghim Moh", an area in the ward that I am responsible for. So, I said, "Yes, we will do our best to get you a security licence." He did.

We have seen Ramasamy grow up. He went from Henry Park Primary School to Fairfield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He did well enough to get into ITE. He got a 4.0 out of 4.0 GPA in ITE. He went on to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IT) and he did one semester in Glasgow, and he is doing very, very well. And along the way, when we meet, whether at market visits, home visits or when he comes in for Meet-the-People sessions and we have a chat,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now a friendship.

I asked Mr Subramaniam, "What did you do with your upskilling and reskilling? He said, "Mr de Souza, I got a job in Changi Airport." So, I said, "Changi Airport? You live in Ghim Moh.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you to get to Changi Airport?" He said, "An hour, an hour and 20 minutes." And I said, "And an hour and 20 minutes back." So, he said, "Yes." I said, "Why?" He said, "Because at Changi Airport, the pay is better, and I want the best for of my son."

So, when we talk about wanting to provide for our seniors, I agree that policies and statistics can be quite clinical and impersonal. But that is what we are called to do in this House; to make the policies and the statistics and change the lives of our residents. That is our vocation. That is our calling. And when Ramasamy came in with his certificate from SIT, the family said and shared with me, "Now, I think it is time for us to buy our flat." That was a very moving sharing with the family.

So, I could not agree more with Ms Sylvia Lim's point that we cannot forget our seniors. I agree wholeheartedly with that. But where I diverge humbly and respectfully is that we are doing that. We are pushing out policies, we are pushing out initiatives and we are pushing out a lot of fiscal provision. The bridge is us and it is for us to accomplish that vocation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With that, Sir, I support the Budget. [ Applause. ]

Mr Speaker : Ms Lim.

12.15 pm

Ms Sylvia Lim : Thank you, Mr Speaker. I must say that I am really rather puzzled by Mr de Souza's response to my speech and perhaps, respectfully too, I may suggest that he has misheard me.

First of all, you know, he says to have a care as elec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 for what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nd, in my speech, actually, I strongly endorsed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T) initiatives. Having been a person that has been involv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n managing and teaching CET courses, I see the value and I did say so in my speech. I have also acknowledged the SkillsFuture Level-Up Programme in detail. So, I think he has misunderstood or has not heard what I have said and kind of accused me of not acknowledging Government's efforts. I do not think that is true.

The main focus of my speech really is on older workers and how we need to tackle ageism in workplace and the Government's own statistics, MOM's own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reports, highlight that age discrimination is the main form of discrimination that needs to be tackled. While I am happy to hear that his resident has done so well, has he not come across any residents who are older who have faced age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 I thank the hon Member for giving me this chance to reply. I did not hear the hon Member talk about all the different measures that we have in place to support the seniors which I went through.

The Member may have alluded to the upskilling which I alluded to.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not dichotomise, not say, "Look, this is water and oil and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at the policy level doesn't actually trickle down to the low level." It does.

And the reason why I gave an example is to show that we are meant to be the bridges. If we see that there is ageism, as I have seen and as I have tried humbly,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to bridge, then we should. That is my point. Not to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

These are a slew of measures that work in concert with each other – the fiscal measures as well as what we do on the ground for residents to job match and to ensure that they get as close to a job as they want, not only for their own sak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ir residents.

So, I do not think I misread or misheard Ms Lim's speech. I think it was largely based on ageism and my humble response to that is, if you look at all the fiscal measures, and the grind and the work of the MPs on the ground, I think we do have a chance of a winning formula for our seniors.

Mr Speaker : Ms Lim.

Ms Sylvia Lim : Sir, I do not wish to prolong this matter. I think the Hansard will speak for itself of what I have said, and I do not agree with what he has accused me of saying.

Mr Speaker : Mr de Souza.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 I think "accusation" is a very strong word. I am not accusing the hon Member. I am summarising what I think her point is and her point is really that there is this stark, prickly, difficult and possibly unassailable issue of ageism. I agree that it is a difficult issue. I agree that it is an issue on the ground.

I do not agree that it is unassailable. And the formula for that, the remedy or the solution for that is what the MPs do on the ground to bridge that gap, to translate fiscal policies and all that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had said in his Budget 2024 speech into real-life examples of how this has worked and impacted families.

So, I make no accusations. I seek to re-orientate the House into how the Government is vested with this issue and has put in place all the initiatives to try to overcome it. But the winning formula really is, as backbenchers, our calling and our vocation, to bridge that gap. And I genuinely believe that.

Mr Speaker : Ms Lim.

Ms Sylvia Lim : Thank you, Sir. I never said that ageism is unassailable and, in fact, in my speech, I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upcoming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would move the needle and be a game changer.

Mr Speaker : Mr de Souza.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 I thank Ms Lim for agreeing that ageism is not unassailable.

Mr Speaker : I assure Members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said here will be captured in Hansard. Leader of the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