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答覆 · 2026-10-07 · 屆國會 15

前沿 AI 安全監管與跨部門事故報告框架

陳以君(Charlene Chen)、朱佩玲(Choo Pei Ling)、葉漢榮(Yip Hon Weng)、任梓銘(Alex Yam)等議員就新加坡 AI 安全院對前沿 AI 模型的獨立測試能力、跨部門事故報告框架,以及類似澳大利亞自主 AI 代理越權訪問事件對政府系統韌性的影響,詢問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長。高階政務部長陳杰豪(Tan Kiat How)代為答覆,指現有網路安全、資料保護與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監管框架同樣適用於代理型 AI 系統,政府正通過 GovTech 等機構試驗負責任地部署代理 AI,並持續審視是否需要強化相關框架,但未承諾設定強制性前沿 AI 安全測試的具體門檻或時間表。

為什麼重要

陳杰豪在口頭追問中表示,現有網路安全、個人資料保護和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框架已適用於代理式 AI,政府正檢討加強,但未承諾強制安全測試或報告門檻

關鍵要點

  • • 現有的指導方針、法規、風險管理流程和監督機制同樣適用於代理型 AI 系統,包括維持人類問責的原則。
  • • 政府通過 GovTech 等機構在公共服務領域試驗代理 AI 的應用,以瞭解如何負責任地落實相關係統。
  • • 新加坡 AI 安全院持續與國際同行緊密合作,分享 AI 安全的最佳實踐。
  • • 新加坡最近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與志同道合的國家簽署支援宣告,加強 AI 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
  • • 現有事故報告框架(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已設定門檻,不論機構是否使用 AI 工具均需遵守,企業也須管理員工未經批准使用生成式 AI(影子 AI)帶來的風險。
政府立場

政府立場是,現有網路安全、資料保護及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監管框架已適用於代理型 AI,相關框架正接受審視並強化,但政府未承諾為前沿 AI 模型設定強制性測試要求或具體門檻和時間表。

質詢立場

議員們擔心,現有框架可能未能明確界定 AI 事故的報告門檻、及時掌握海外開發商的通報義務,也未能為受 AI 系統影響的公眾提供足夠的保護與申訴渠道。

政策訊號

這顯示新加坡傾向於將代理型 AI 的風險納入現有網路安全、資料保護和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監管體系,而非另立專門的強制性前沿 AI 法規,同時通過內部試驗與國際合作逐步調整監管力度。

“因此,現有的指導方針和法規,包括風險管理流程和監督機制,同樣適用於代理型 AI 系統。”

參與人員 (5)

完整譯文(中文)

Hansard 原始記錄

10 陳以君博士詢問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部長(a)新加坡 AI 安全研究所獨立評估先進人工智慧模型的能力是否受到開發者提供的訪問許可權不足的限制;(b)在無法獲取訪問許可權的情況下如何評估風險;以及(c)是否將要求對被評估為構成足夠高風險的人工智慧系統進行獨立安全測試。

11 陳以君博士詢問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部長(a)政府是否已評估現有行業事件報告要求是否充分涵蓋涉及人工智慧系統的嚴重事件;以及(b)在存在缺陷的地方,是否會考慮跨行業報告框架處理嚴重人工智慧事件。

12 任梓銘先生鑑於最近澳大利亞政府系統被自主人工智慧代理非法訪問,詢問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部長(a)新加坡是否已評估政府數字系統抵禦類似代理人工智慧行為的韌性;以及(b)現有網路安全和事件報告框架是否充分處理未被人工操作者具體指導的人工智慧系統的自主行為。

13 朱佩玲博士詢問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部長(a)政府是否會為在新加坡部署的前沿人工智慧模型引入強制性安全要求,包括部署前風險評估、獨立安全測試、防止濫用的保護措施和嚴重事件的報告;以及(b)如果是這樣,隨著人工智慧能力的發展,這些要求將如何實施和更新。

14 葉漢榮先生鑑於新加坡支援對前沿人工智慧的國際監督,詢問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部長(a)當無法獲得獨立測試訪問權時,部長如何確定海外模型是否足夠安全以部署在基本服務中;以及(b)哪些考慮因素會證明在部署前需要可驗證的安全證據是合理的,而不是依賴開發者的保證。

15 朱佩玲博士詢問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部長(a)政府是否設定了閾值或指標,以確定何時快速的人工智慧模型進步將需要超越現有網路安全要求的額外保護措施;以及(b)新加坡是否與外國政府、主要人工智慧開發者和國際網路安全機構就跨境人工智慧賦能的網路事件建立了應急安排。

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高階政務部長(陳杰豪先生)(代表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部長):議長先生,關於今天議程上第10至15項問題,這些問題已在昨天的國會會議中第45至51項問題和第33項書面回覆問題的回覆中進行了處理。[請參閱《新加坡數字系統對代理人工智慧行為的韌性評估》,官方報告,2026年10月6日,第96卷,第38期,口頭答覆問題中未在問題時間結束前答覆的部分。]

議長先生:陳博士。

陳以君博士(Tampines):感謝議長。在昨天的回覆中,部長提到了從事件和接近事件中學習的重要性。高階政務部長能否澄清什麼閾值會使人工智慧(AI)事件需要報告,以及即使人工干預防止了實際傷害,重大的接近事件是否也應該報告?

我的第二個補充問題是,部長的大部分回覆都集中在政府系統和基本服務上。但人工智慧系統也越來越多地由私人組織部署。對於可能受到人工智慧系統無意行為嚴重影響的普通公民,例如涉及其個人或財務資訊,現有什麼保護措施和救濟途徑?他們是否有權被告知人工智慧相關事件已影響到他們?

我最後的補充問題。如果發現新加坡已部署的人工智慧系統對公眾構成直接和嚴重風險,我們的監管機構目前是否有權要求暫停或限制其使用,同時調查風險,包括當基礎模型來自海外的情況?

陳杰豪先生:議長先生,我感謝議員提出的三個補充問題。它們大體上圍繞同一主題展開,涉及我們如何思考風險和我們的應對措施。所以,讓我一起回覆她的三個補充問題。

首先,讓我說我們認識到人工智慧,尤其是越來越多的代理和自主人工智慧系統,帶來了新的機會和風險。代理系統的區別在於這些系統可以執行操作,與外部系統互動並調整其行為以減少人工監督。所以,我們的回應集中在兩個方面。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來自代理人工智慧和議員提到的一些自主系統的許多風險是現有挑戰的延伸。因此,無論影響是針對個人還是針對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系統或其他基本數字服務,這些都是我們今天面臨的相同挑戰的延伸。

因此,現有的指導方針和法規,包括風險管理流程和監督也適用於代理人工智慧系統。保持人工問責制和實施充分控制和護欄的原則也適用。此外,我們長期以來加強資料保護、網路安全和韌性的努力有助於保護人工智慧代理互動的系統。

當然,我們正在審查如何調整和加強這些框架和系統,以適應代理系統自主性的增加,同時也在監測這個新興領域的國際發展。

所以,我想強調的第一點是這些風險已經存在於我們身邊。是的,可能有一些新的方面,但這些是現有的風險,現有框架適用,我們正在審查如何加強它們。

其次,我們還必須發展自己的內部能力。我們正在開發超越現有框架和方法的能力。我們正在執行試驗和實驗,以跟上不斷發展的技術,並瞭解負責任地實施代理系統需要什麼。我們當然在政府內部這樣做——政府科技局(GovTech)這樣做,政府內許多其他機構已經在正確的保護措施下這樣做,並負責任地這樣做。

我鼓勵所有私人部門組織,即使那些沒有運營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或基本數字服務的組織,在部署人工智慧代理和系統時也要採取適當的謹慎態度和責任。但我們正在開發能力,這是一個新的、新興的和快速發展的領域。我們將繼續跟蹤它並在需要時更新我們的框架和法規。

議長先生:任梓銘先生。

任梓銘先生(Marsiling-Yew Tee):感謝議長。我感謝高階政務部長的回覆和部長昨天的回覆。我想關注澳大利亞OpenAI案的一個特殊方面,我認為這對我們特別重要。

澳大利亞政府只在事件發生三個月後才瞭解到非法訪問,因為開發者最終識別並將其披露給澳大利亞政府。所以,在我們的本地例子中,我們的法律要求CII和關鍵基礎設施公司報告事件。但今天,開發者,特別是那些海外的開發者,是否有明確的義務迅速及早通知我們的當局,以便我們可以採取適當的措施?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測試。我相當確定我們的本地機構,包括網路安全域性和我們數碼發展及新聞部下的機構對系統和代理進行了相當強大的測試,並開發模型。雖然我支援更強有力的獨立測試,但我們最近看到的例子都在開發者工作的範圍內,甚至那些測試也已經失控。沒有發生任何惡意的事情。只是開發者在測試他們的模型,那些也已經失控了。那麼,我們還能採取什麼其他保護措施來確保即使在我們自己的測試能力中發現危險,也不會對其他第三方造成風險?

陳杰豪先生:議長先生,讓我依次回覆議員的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正在進行的事項;這仍然是一個活躍的問題。我從公開報道中讀到,議員提到的前沿人工智慧公司正在與澳大利亞政府進行通訊往來。所以,這是一個活躍的問題,我們在監測它。我想說,我們當然歡迎前沿人工智慧公司承擔更大的責任來理解和管理他們開發的系統產生的風險,這包括早期識別新興能力和風險,並在這些系統廣泛部署前實施保護措施。

在這些系統或人工智慧前沿模型的能力對他人造成傷害或產生影響的地方,我們當然歡迎他們承擔責任並儘快糾正問題。

同時,我認為過去幾個月的局面已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看到針對我們的威脅格局——我們面臨不同的網路風險、數字風險——來自網路犯罪分子、網路駭客、高階持續威脅(APT),這些是國家贊助、國家支援的行為人,或者只是為了刺激而採用數字解決方案入侵另一個系統的個人。

針對任何組織、任何經濟體的風險與幾個月前相比非常不同。它不再只是關於最前沿的人工智慧模型被用來檢測漏洞或能夠通過自主連結操作來利用漏洞,但還有許多開源人工智慧模型在網上可以自由下載。不良行為者可以使用這些能力對組織造成網路威脅或進行犯罪活動。

所以,威脅格局非常不同。這不僅僅是關於前沿人工智慧模型的開發者構成風險,但還有許多許多行為者可以下載開放權重模型,適應它們,建立自己的工具,建立自己的上下文並將其用於不當目的。所以,我們不能只是等待別人告訴我們他們正在入侵我們。新加坡和我們的組織,特別是那些運營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組織,有責任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

我們可以做許多事情,運營這些基本服務的組織也可以做許多事情。

首先,確保建立基本的網路衛生措施。我經常用一個比喻:當你構建資訊科技系統時,就像在你的建築物上建造新房間、新翼或新附屬建築。有時,你可能不知道是否鎖上了所有門或固定了所有窗戶。代理人或惡意行為者利用相同的漏洞——未上鎖的門或不安全的窗戶——進入我們的系統,無論是通過人工智慧手段還是更傳統的常規手段。

因此,首先要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改進網路衛生,消除我們的漏洞,並繼續積極監測我們系統內的異常行為。這些事情——基本衛生——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第二,即使惡意行為者使用人工智慧能力,我們也應該能夠在我們自己的系統內部署這些人工智慧能力,以確保我們更早地發現我們的漏洞,我們應該有優勢,因為我們瞭解我們自己的系統。我們知道建築物的佈局和藍圖。我們知道附屬建築在哪裡。我們知道關鍵服務在建築物中的位置。因此,我們利用人工智慧為我們自己帶來優勢。這是我認為我們應該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讓對這些風險的恐懼或焦慮阻止我們充分利用這項技術。因此,我們應該利用這項技術來創造價值、新產品、新服務,為我們的人民創造新機會。但你要負責任地這樣做,採取正確的保障措施,在過程中學習和適應。

就議員的觀點而言,這些是我們可以做的實際事情,無需等待他人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在攻擊我們。

議長先生:朱佩玲博士。

朱佩玲博士(Chua Chu Kang):謝謝議長先生,我感謝高階政務部長的澄清和回應。我有幾個補充問題。

第一,根據高階政務部長所分享的內容,他能否進一步闡述什麼會促使政府從指導轉向強制性保障措施,在部署前沿人工智慧系統之前?例如,當它表現出大幅提升的自主性、跨越外部系統的行動能力,或現有保障措施無法充分包含的風險。

第二個補充問題,如果達到這樣的觸發點,這些更強的保障措施或用高階政務部長之前的術語「AI capabilities」能多快應用,包括模型在海外開發的情況?

最後,我們是否已有通過與外國對口部門和主要人工智慧開發商聯合演習測試的跨境應急安排,它們是否規定了預警、資訊共享和遏制的明確責任?

陳杰豪先生:先生,讓我依次解決朱博士的問題。她問是否有任何閾值將指導方針轉變為強制性要求。這是我們必須繼續監測和審查的事情。但讓我說,我們正在處理的風險和我們可以採取的緩解這些風險的步驟實際上不是新風險。這些是現有風險——無論是對我們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網路攻擊,還是由於在基本數字服務內使用人工智慧機器人或代理造成的服務中斷,例如在金融服務或其他公用事業。這些是現有風險。從網路安全的角度來看,部門監管機構必須與那些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服務的運營商密切合作,以檢視需要採取的保障措施。

因此,無論是自願性保障措施,例如在某些使用情況下使用代理式人工智慧,還是需要為某些部署採取的任何型別的保障措施,這些都必須在部門監管機構和基本服務運營商之間討論。

當然,我們在公共服務內的不同服務中也這樣做。例如,在政府內,政府科技局與公共服務的不同服務所有者密切合作,以檢視我們如何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慧。

關於國際參與,這是一個非常初期、新興的領域。我們讀到頭條新聞。例如,我們歡迎關於人工智慧安全的更多對話。對於新加坡,我們嘗試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例如通過我們主辦的技術和科學會議。我們在新加坡舉辦許多這樣的會議,彙集該領域的傑出人物和技術上可信的前沿專業人士來到新加坡,不僅是為了彼此對話,還要與我們互動並與我們分享他們的觀點。

我們也一直與不同的人工智慧安全研究所密切合作。我們在新加坡的人工智慧安全研究所一直與其他國際對口單位密切合作,以分享最佳實踐。

因此,我們深入參與正在進行的科學和工程對話。但這是一個新領域,仍在討論中。最近,在多邊論壇(如聯合國)上,我們歡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合作。新加坡最近與志同道合的國家簽署了一份支援宣告,以加強關於人工智慧安全的國際合作。這是我們將繼續與國際對口單位密切合作的事情。

議長先生:最後一個補充問題,葉漢榮先生。

葉漢榮先生(Yio Chu Kang):謝謝議長先生。我感謝高階政務部長的回應。只是一個很簡短的補充問題。這真的是要回應人工智慧發展速度的問題。

由於前沿模型及其能力在部署後迅速變化,部委是否會考慮為基本服務使用要求定期重新評估和明確的事件報告安排,而不是將部署前保證視為一次性練習?

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這將有助於在系統快速演變時維護公眾信任。

陳杰豪先生:先生,我感謝議員的問題。現有的法規和規則確實有事件報告框架。鑑於不同的威脅格局和運營環境,我們將繼續審查這些框架,以檢視它們是否需要更新。但這些事件報告框架閾值已經到位。例如,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無論是否使用人工智慧工具,組織都仍需遵守這些現有義務。這包括採取合理的安全措施保護個人資料,以及適當的政策和實踐來滿足其資料保護義務。

一些議員可能在新聞中看到,最近發生了一個事件,原因是一個組織的員工個人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開發了一個用於傳送營銷電子郵件的電子郵件分發指令碼,但操作不當,導致個人資料被洩露。

這個案例強調了組織需要管理與人工智慧工具廣泛個人使用相關的風險,這是許多組織面臨的另一個風險——不僅僅是前沿人工智慧模型,還有業界所謂的「shadow AI」。這意味著組織可能不知道你的員工可能在將人工智慧工具帶入你的組織系統中,而這些工具沒有得到組織的批准或認可。但它非常容易訪問;你在手機上下載它,在工作場所為自己使用它,而沒有必要的保障措施。

因此,隨著人工智慧工具變得更容易獲得,員工可能會主動使用它們,這是值得稱讚的——我們不應該阻止這種生產性的人工智慧使用。但組織需要了解這些工具如何被使用,並採取適當的政策和保障措施。

因此,這些報告閾值和框架已經到位。重要的是,組織需要建立一種文化,在鼓勵員工使用人工智慧工具的同時,具備正確的保障措施,並注意到因為現在更容易將人工智慧工具引入任何組織,所以引入了新的風險。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原始記錄 · 抓取日期:2026-10-21

10 Dr Charlene Chen asked the Minister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a) whether the Singapore AI Safety Institute's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evaluate advanced AI models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insufficient access from developers; (b) how risks are assessed where such access is unavailable; and (c) whether independent safety testing will be required for AI systems assessed to pose sufficiently high risks.

11 Dr Charlene Chen asked the Minister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a)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assessed whether existing sectoral incident-reporting requirements adequately capture serious incidents involving AI systems; and (b) where gaps remain, whether a cross-sector reporting framework for serious AI incidents will be considered.

12 Mr Alex Yam asked the Minister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in light of the recent unauthorised access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systems by an autonomous AI agent (a) whether Singapore has assessed the resilience of Government digital systems against similar agentic AI behaviour; and (b) whether existing cybersecurity and incident-reporting frameworks adequately address autonomous actions by AI systems that were not specifically directed by human operators.

13 Dr Choo Pei Ling asked the Minister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a)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mandatory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frontier AI models deployed in Singapore, including pre-deployment risk assessments, independent safety testing, safeguards against misuse and reporting of serious incidents; and (b) if so, how will these requirements be enforced and updated as AI capabilities evolve.

14 Mr Yip Hon Weng asked the Minister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following Singapore’s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oversight of frontier AI (a) how the Ministry determines whether overseas models are sufficiently safe for deployment in essential services when independent testing access is unavailable; and (b) which considerations would justify requiring verifiable safety evidence before deployment, rather than relying on developers' assurances.

15 Dr Choo Pei Ling asked the Minister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a)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set thresholds or indicators for when rapid AI model advancements will require additional safeguards beyond existing cybersecurity requirements; and (b) whether Singapore has contingency arrangemen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major AI developers, and international cybersecurity bodies for cross-border AI-enabled cyber incidents.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Mr Tan Kiat How) (for the Minister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 Sir, for the Question Nos 10 to 15 on the Order Paper today, these questions have been addressed in the reply to Question Nos 45 to 51 and Question No 33 for written reply at yesterday's Parliamentary Sitting. [ Please refer to " Assessment of Singapore's Digital Systems' Resilience Against Agentic AI Behaviours ", Official Report, 6 October 2026, Vol 96, Issue 38,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for Oral Answer not Answered by End of Question Time section. ]

Mr Speaker : Dr Chen.

Dr Charlene Chen (Tampines) : Thank you, Speaker. In her reply yesterday, the Minister mentione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from both incidents and near misses. Could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clarify what threshold would make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cident reportable, and whether significant near misses should also be reported even when human intervention prevents actual harm?

My second supplementary question is, much of the Ministry's response has focused on Government systems and essential services. But AI systems are also increasingly being deployed by private organisations. For an ordinary citizen who may be seriously affected by an unintended action of an AI system, for example, involving their personal or financial information, what protections and avenues for redress are in place? And would they have a right to be informed that an AI-related incident has affected them?

My last supplementary question. If an AI system already deployed in Singapore is found to pose an immediate and serious risk to the public, do our regulators currently have the power to require its use to be suspended or restricted while the risk is investigated, including if the underlying model comes from overseas?

Mr Tan Kiat How : Sir,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er three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They are broadly aligned to the same theme, around how we are thinking about risks and what the responses are. So, let me take all her three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together.

First, let me say that we recognise that AI, and increasingly, agentic and autonomous AI systems, presents new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The difference for agentic systems is that these systems can execute actions, interact with external systems and adapt their behaviour to reduce human oversight. So, our response focuses on two areas.

First, we should recognise that many risks arising from agentic AI and some of the autonomous systems that the Member has alluded to are extensions of existing challenges. So, whether the impact is on the individual or the impact is on a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ystem or another essential digital service, these are extensions of the same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today.

Therefore, existing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risk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oversight also apply to agentic AI systems.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human accountability and putting in place sufficient controls and guardrails also applies. In addition, our longstanding efforts into strengthening data protection, cybersecurity and resilience help protect the systems that AI agents interact with.

Of course, we are reviewing how to adapt and strengthen these frameworks and systems to account for the increased autonomy of agentic systems, while also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this emerging field.

So, the first point that I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is that these risks are already with us. Yes, there might be some new dimensions to it, but these are existing risks, and existing frameworks apply and we are reviewing how to strengthen them.

Second, we have to also develop our own internal capabilities. We are developing capabilities to go beyond existing frameworks and approaches. We are running trials and experiments to stay abreast of the evolving technology and to understand what it takes to implement agentic systems responsibly. We certainly do so within the Government – the 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 of Singapore (GovTech) does it and many other agencies within the Government are already doing it with the right safeguards and doing so responsibly.

I encourage all private sector organisations, even those who are not running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r essential digital services, to also take appropriate care and responsibility when deploying AI agents and systems within their operations. But we are developing capabilities and this is a new area, emerging area, and rapidly evolving. We will continue to keep track of it and update our frameworks and regulations where needed.

Mr Speaker : Mr Alex Yam.

Mr Alex Yam (Marsiling-Yew Tee) : Thank you, Speaker. I than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his response and the Minister's reply yesterday. I want to focus on a particular aspect of the Open AI case in Australia, which I think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u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as made aware of the unauthorised access only three months after the incident, because the developer eventually identified and disclosed it t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o, in our local example, our legislation requires CII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ompanies to report incidents. But is there a clear obligation today for develop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overseas, to notify our authorities promptly and early so that we can take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esting. I am quite certain that our local agencies, including the Cyber Security Agency and our agencies under the Ministry of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do quite robust testings of systems and agents, and develop and models. While I support stronger independent testing, the examples that we have seen recently were within bounds of the developers' work and even those testing have gone out of hand. There is nothing nefarious that is going on. It is just a developer testing their model and those have also gone out of hand. So, what other safeguards can we put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even in our own testing capabilities, to discover dangers that we do not in itself create risk for other third parties as well?

Mr Tan Kiat How : Sir, let me address the Member's question in turn.

The first is around the ongoing matter; it is still a live issue. I have read publicly that the frontier AI company the Member mentioned is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o, it is a live issue and we are monitoring it. I would say that we certainly welcome frontier AI companies to tak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n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the risk arising from the systems that they develop, and this includes identifying emerging capabilities and risk early, and putting in place safeguards before these systems are widely deployed.

Where these systems or the AI frontier models' capabilities have caused harm or have caused impact on others, we certainly welcome that they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to rectify the issue as soon as possible.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e landscape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We look at the threat landscape arrayed against us – and we have different cyber risk, digital risk that are arrayed against us – from cyber criminals, cyber hackers,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 which are state-sponsored, state-supported actors, or just individuals who, for the thrill of it, adopt digital solutions to hack into another system.

The risk arrayed against any organisation, any economy is very different compared to a few months ago. It is no longer just about the most frontier AI models being used to detect vulnerabilities or being able to exploit vulnerabilities by autonomously chaining actions together, but there are many open AI models out there online that is freely downloadable. Bad actors can use those capabilities to create cyber threats against organisations or for criminal enterprise.

So, the threat landscape is very different. It is not just about developers of frontier AI models being a risk, but there are many, many actors out there who can download open-weight models, adapt them, create their own harness, create their own contexts and use them for bad purposes. So, we cannot just wait for other people to tell us that they are hacking us. It is the onus on Singapore and our organisations, especially those running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o take the necessary safeguards.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can do, many things that the organisations running these essential services can do.

Firstly, making sure basic cyber hygiene is put in place. I often use an analogy: when you bui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it is like building new rooms and new wings or new annexes to your building. Sometimes, you may not know whether you have locked all your doors or secured all your windows. The agents or bad actors exploit the same vulnerabilities – an unlocked door or the unsecured window – to enter our systems, whether through AI means or more traditional conventional means.

So, first and foremost, take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 improve cyber hygiene, close down our vulnerabilities and continue an active monitoring of anomalous behaviour within our system. These are things – basic hygiene – things that we can do.

Second, even as bad actors use AI capabilities, we should as well be able to deploy those AI capabilities within our own system to make sure that we detect our vulnerabilities earlier, and we should have an advantage because we know our own system. We know the layout, the blueprint of our building. We know where the annexes are. We know where the critical services are in that building. So, we use AI to our own advantage. And that is the second thing I think we should do.

Thirdly, more importantly, is that we should not allow fear or anxiety about those risks to prevent us from making full use of the technology. So, we should use the technology to create value, new products, new services,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our people. But you do so responsibly, putting the right safeguards, learning along the way and adapting.

To the Member’s point, these are practical things we can do, without waiting for someone else to tell us that they have been hacking us.

Mr Speaker : Dr Choo Pei Ling.

Dr Choo Pei Ling (Chua Chu Kang) : Thank you, Speaker, and I than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his clarifications and response. I have a few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One, based on what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has shared, could he further elaborate what would trigger the Government to move from guidance to mandatory safeguards before deployment of a frontier AI system? For example, when it demonstrates substantially greater autonomy, the ability to act across external systems or risks that existing safeguards cannot adequately contain.

The second supplementary question, if such a trigger is reached, how quickly can these stronger safeguards or in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s previous terms, “AI capabilities” be applied, including where the model is developed overseas?

And lastly, have we had cross-border contingency arrangements that have been tested through joint exercises with foreign counterparts and major AI developers, and do they establish clear responsibilities for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ntainment?

Mr Tan Kiat How : Sir, let me address Dr Choo’s questions in turn. She asked whether there are any thresholds that turn the guidelines into mandatory requirement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continue monitoring and reviewing. But let me say that the risk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nd the steps that we can take to mitigate those risks are actually not new risks. These are existing risks – whether there is a cyberattack on our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r there is a service disruption caused by using AI bots or agents within an essential digital service, for exampl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or other utilities. These are existing risks. From a cybersecurity point of view, the sectoral regulators would hav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operators of those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to look at the safeguards that need to be put in place.

So, whether it is a voluntary safeguard, for example, on the use of agentic AI in certain use cases or whatever kind of safeguards that needs to be put in place for certain deployment, those will have to be discussed between the sectoral regulators and the essential services operators.

And certainly, we do so for different services within the Public Service. For example, within the Government, GovTech works very closely with the different service owners of the public services to see how we use AI responsibly.

On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s, this is a very nascent, emerging area. We read the headlines. We welcome, for example, greater conversation and dialogue on AI safety. For Singapore, we try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for instance through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nferences, which we host.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ese conferences that we hold in Singapore with luminaries and very technically credible, frontier professionals in this space who are coming to Singapore, to not just have a conversation among themselves, but also interact with us and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with us.

We have been also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different AI safety institutes. Our AI Safety Institute in Singapore has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to share best practices.

So, we are deeply plugged into the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conversations that are happening. But this is a new area, something that is still being discussed. More recently, at multilateral fora,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we welcome more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Singapore has recently signed a statement of support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have greate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AI safety. This is something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very closely with ou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Mr Speaker : Last supplementary question, Mr Yip Hon Weng.

Mr Yip Hon Weng (Yio Chu Kang) : Thank you, Mr Speaker. I than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his response. Just a very short supplementary question. It is really to respond to the issue of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AI.

As frontier models and their capabilities change rapidly after deployment, will the Ministry consider requiring periodic re-evaluation and clear incident reporting arrangements for essential service use, rather than treating pre-deployment assurance as a once-off exercise?

I ask this because this would help preserve public trust when systems evolve rapidly.

Mr Tan Kiat How : Sir,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question. The existing regulations and rules do have incident reporting frameworks.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those frameworks to see whether they need to be updated, given the different threat landscape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 But those incident reporting frameworks thresholds are already in place. For example,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Regardless whether there are AI tools being used, organisations remain subject to those existing obligations. This includes putting in place reasonable security arrangements to protect personal data, and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o meet their data protection obligations.

Some Members will have seen in the news that there was a recent incident that occurred due to personal use of a GenAI tool by an organisation's employee who developed an email distribution script for sending marketing emails, but did so incorrectly, resulting in personal data being revealed.

This case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organisations to manage the risk associated with widespread personal use of AI tools, which is another risk that many organisations face – so, not just frontier AI models, but what, in the industry, they call “shadow AI”. Which means that organisations may not know that your employee may be bringing AI tools into your organisation’s system and these are not sanctioned or approved by the organisation. But it is so easily accessible; you download it on your phone, use it for yourself in the workplace, without the necessary safeguards.

So, as AI tools become more accessible, employees may use them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which is something commendable – we should not discourage such productive use of AI. But organisations need to be aware of how these tools are being used, and put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safeguards in place.

So, those reporting thresholds and frameworks are in place. Importantly, it is for organisations to build a culture while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use AI tools to have the right safeguards and to be mindful that new risks are introduced because it is so much easier to bring AI tools into any organisation today.

引用此條

新加坡 AI 觀察. 前沿 AI 安全監管與跨部門事故報告框架. 檢索日期 2026-10-22, https://sgai.md/zh-tw/debates/oral-answer-4231/

同主題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