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辯論 · 2018-03-05 · 屆國會 13
數字經濟與資訊產業發展
議員質詢政府如何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特別關注資訊通訊媒體(ICM)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國際化及創新能力。政府介紹了物流、零售等行業的數字化計劃及中小企業支援措施,並強調通過人工智慧、金融科技等深科技領域推動ICM行業成長。核心爭議在於如何更有效幫助本地企業國際化及提升競爭力。
關鍵要點
- • 數字經濟帶來機遇
- • 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
- • 支援ICM行業國際化
推動數字轉型與國際化發展
深化數字經濟與產業升級
“The Ministry has launched several initiatives to help the various industries transform and thrive in the digital era.”
參與人員 (14)
完整譯文(中文)
Hansard 原始記錄 · 2026-05-02
為經濟打造數字未來
蔡慶文先生(蔡厝港):主席,我請求動議,“將預算總表Q項的撥款總額減少100元”。
謝謝主席允許我就數字經濟發言,數字經濟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帶來了許多機遇。
我們生活在一個產業和企業被數字化顛覆席捲的世界。然而,資訊通訊產業和新興的科技初創企業可能成為我們未來經濟的關鍵增長領域,因為它們提供了良好的就業機會、更強的企業實力以及整體更高的生活質量。
通訊及資訊部(MCI)預計,到2020年,該行業將創造超過13,000個專業人員、經理、執行人員和技術人員(PMET)級別的職位,並擁有超過210,000名資訊通訊媒體(ICM)從業人員。這些預測讓我們對未來數字化顛覆的規模有了初步認識。
鑑於我們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我們的企業需要靈活應變,擁抱轉型以適應新的數字世界。政府正在做些什麼,以確保新加坡的企業和勞動力能夠在數字未來中蓬勃發展?
該部已推出多項舉措,幫助各行業在數字時代轉型並蓬勃發展。例如,2017年為物流和零售行業推出了行業數字計劃;在中小企業(SME)層面,設立了中小企業數字科技中心和中小企業解決方案。請問部方能否更新這些舉措的執行情況?我們或許也可以瞭解還能做些什麼,幫助我們的中小企業實現數字化?除了物流和零售,未來還會考慮哪些行業進行數字化轉型?
然而,針對資訊通訊媒體行業,我們如何幫助其成長並實現全部潛力?部方在協助新加坡企業發展資訊通訊媒體子行業方面的重點是什麼?
為了讓這些企業成功,我們必須幫助它們實現國際化。特別是,我們需要推動該行業的創新,幫助本地資訊通訊媒體企業將解決方案產品化,實現更大規模的商業化,尤其是在深度技術領域,如人工智慧(AI)、金融科技(fintech)、城市解決方案和網路安全。
我們必須幫助本地企業走向國際,互相借力。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在國際化方面的努力進展如何?與國際企業新加坡(IE Singapore)針對其他行業企業的國際化策略相比,IMDA對資訊通訊媒體企業的國際化策略有何不同?
主席,我們最近在議會通過了《網路安全法案》。該法案旨在加強我國的網路安全防禦,特別是涉及關鍵資訊基礎設施(CII)的部分。但我們的防禦能力取決於我們能在本地建立的生態系統,即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提供者、技術解決方案提供者、人才、初創企業和研發(R&D)。
政府如何促進可持續且充滿活力的網路安全生態系統發展,包括網路安全初創企業?
作為國際樞紐和全球商業及旅遊目的地,新加坡的成功得益於我們的連線能力。鑑於周邊環境及所有競爭對手也在加強連線,政府如何確保新加坡繼續保持數字連線的領先地位?
鑑於資訊通訊媒體行業獨立出來——它是一個充滿活力且不斷增長的行業,同時對其他行業及整體商業和中小企業環境有影響——我們應盡力利用資源促進其發展,併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提供多層次的機會。主席,請允許我用馬來語繼續發言。
(馬來語):[請參閱本地語演講。]數字技能已成為當今經濟及未來的基本且重要資產。許多職業和企業不僅依賴數字技術,還依賴相關技能,如資料分析,以保持競爭力。缺乏數字知識和技能將阻礙職業發展,也限制企業經營方式。我們別無選擇,必須進行這場轉型以求未來生存。
在商業領域,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馬來企業家轉向線上平臺開展業務並發展公司,不僅面向本地市場,也面向區域和全球市場。然而,他們仍有很大提升空間,尚未被認定為區域和全球參與者。
食品飲料(F&B)、零售和物流等領域的商人同樣需要利用數字技術和資料分析技能。所有層級的員工,包括專業人士,至少應掌握基本的數字技能。這對所有即將進入職場的人都很重要,無論行業如何。每個職位,無論是技術人員還是專業人員,都需要數字技能,以便在數字時代更有效率和更高產地完成工作。
在資訊通訊職業方面,目前已有許多機會幫助人們為數字未來做好準備。事實上,通訊及資訊部估計該行業在未來幾年需要數千名資訊通訊從業人員。
除了員工,商人也需要關注這一趨勢及其對業務的影響,若未及時為數字世界做好準備,可能會受到影響。例如,進入全球市場時,他們可能需要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以提高效率。對此,部方有何計劃和努力,特別是幫助中小企業更快地加入數字浪潮?
對於員工,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或將採取哪些措施,鼓勵他們抓住可能出現的機遇和機會?
[(程式文本) 提出問題。 (程式文本)]
主席:張豪斌博士。
人工智慧
張豪斌博士(武吉班讓):主席,人工智慧(AI)在許多領域具有廣闊應用前景,如專家系統、機器人、語音識別或遊戲。隨著機器學習的進步,人工智慧可以提高診斷工作的準確性,實現全天候智慧監控,並通過減少人力和簡化工作流程提升生產力。
主席,鑑於人工智慧的應用正在探索中,且可能引發諸如個人資料保護等倫理問題,部方是否計劃引入監管框架,指導人工智慧的部署,並確保新加坡社會準備好接受尖端人工智慧應用帶來的影響?
數字經濟
傅志堅先生(先鋒):主席,我今天的削減也針對數字經濟。過去二十年,數字計算技術迅速改變世界,對企業和消費者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近年來,數字技術的採用速度加快。數字技術的採用帶來了高度互聯的世界,賦能個人,改變企業和政府的運作方式。
數字經濟帶來許多好處:更高的生產力、更好的生活質量、更優質的工作機會,等等。如果我們把握幾個核心策略,對新加坡在數字經濟中的未來持樂觀態度。稍後我將詳細討論這一主題。
首先,為什麼我樂觀?傳統的生產要素如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將不再限制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島國的經濟擴張。
全球網路將成為我們的土地。商品可以通過電子商務在任何地方生產和銷售。通過網際網路,我們也可以獲取任何地方的勞動力。美國高中教師通過網際網路向中國的小學生教授英語。這已成為VIPKID等公司的蓬勃業務,VIPKID為50萬註冊的中國學生線上提供國際小學體驗。
資本可以通過任何證券交易所籌集,來自天使投資人、風險投資家甚至眾籌。所需的只是一個合理的商業理念和說服力。
因此,除了傳統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新的生產要素,那就是資料。
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的繁榮需要大量資料集。這裡,新加坡目前處於劣勢。我們人口較少,現行隱私法不利於資料的輕鬆獲取。即使在政府不同部門內部,資料也被分開收集和儲存,且不自由共享。資料被隔離,難以進行分析或深入洞察,無法幫助減少痛點、提高資產利用率或提供更個性化定製的服務。問題還遠不止這些。
部長能否闡述計劃重新審視我們的隱私法,以在防止資料濫用和允許資料集用於合法企業或政府應用分析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資訊通訊與媒體融合
王鼎群先生(馬西嶺-裕廊西):主席,多年來,知識融合一直是媒體領域的關鍵趨勢。內容創作與內容分發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深刻改變了監管者面臨的挑戰。
下午6時45分
在“美好舊時光”,電影和電視學生製作內容;廣播公司和電影院分發內容;普通民眾消費內容。
如今,每個人既是內容的消費者,也是內容的生產者,利用Facebook、Instagram或YouTube等平臺與全世界分享自己創作的內容。
這些開放平臺賦予個人極大的溝通能力,令人驚歎。任何人,甚至是小孩,只要創作出優質內容,都可能迅速走紅。然而,這種開放性也帶來了挑戰,因為平臺並不擁有其承載的內容。如果YouTube或Facebook上出現令人反感的內容,責任歸屬和刪除並非易事。
人工智慧持續進步,機器人程式(bots)帶來了額外複雜性。它們偽裝成人類,增加網路噪音。正如近期關於俄羅斯機器人對美國大選影響的揭露所示,這些可能帶來嚴重後果。
隨著技術不斷進步,我們只能想象此類威脅將持續增長。因此,將信息通信發展局(IDA)與媒體發展局(MDA)合併,是前瞻性的舉措,使新機構更好地應對快速變化的環境。
我想請問部長,通訊及資訊部如何看待融合的資訊通訊與媒體環境中的主要監管挑戰?IMDA將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主席:孫雪玲女士,您有三項削減。能否一併發言?
全民網路安全
孫雪玲女士(巴西立-榜鵝):主席,我們最近在議會辯論了《網路安全法案》,該法案涵蓋11個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系統。但新加坡的網路安全不僅限於此。我們的常規企業和個人也需要踐行網路安全。
鑑於我們作為國家和人民的高度互聯,每臺計算機都可能成為發動網路攻擊的通道。
網路安全域性(CSA)去年委託進行了一項調查,瞭解新加坡人對網路安全的態度。調查發現,三分之一受訪者未妥善管理密碼。他們將密碼儲存在電腦上、寫下來或在多個賬戶使用相同密碼。近半數受訪者未對裝置和檔案進行病毒掃描,且在公共場所使用開放的無密碼保護Wi-Fi網路。
因此,我們作為國家面臨巨大風險,因為存在許多開放的入口,可能被駭客入侵。那麼,政府如何與企業合作,教育公眾預防和應對網路安全威脅和事件?
在鼓勵中小企業利用數字化提升生產力的同時,我們能否藉機教育他們網路安全知識,鼓勵採取適當防範措施?為幫助中小企業擁抱數字化而設立的中小企業中心,能否同時提供網路安全意識培訓?
針對公眾,我們能否重點關注兩類人群?對可能輕易洩露個人資訊的長者,我們能否通過基層組織向他們提供基本的網路安全意識?對在學校日益使用網路資源的年輕人,能否將網路安全培訓納入學校課程?
CSA去年發起了“智慧生活,網路安全”宣傳活動。這類普及性宣傳有助於提高大眾對網路威脅的認識。意識是第一步,隨後我們可以共同探討避免成為網路攻擊受害者的措施。
中小企業
數字化對經濟的益處顯而易見。然而,自去年推出“中小企業數字化計劃”以來,新加坡中小企業採用數字技術的速度不快,僅有數百家中小企業採用了IMDA預先批准的56種解決方案中的30種。鑑於新加坡約有18萬家中小企業,我們如何促進更廣泛的數字技術採用?
中小企業僱傭了三分之二的勞動力。如果能有效鼓勵中小企業採用數字技術,員工在此過程中獲得的培訓將是巨大優勢。
政府已與行業協會和商會(TACs)合作建立數字科技中心。根據我們對中小企業在數字科技中心最常提出問題的瞭解,是否能總結學習要點,定製解決方案,並推廣給更大範圍的中小企業?
跨行業數字化
IMDA指出,將為六個優先行業制定行業數字計劃(IDP),分別是零售、物流、餐飲服務、批發貿易、清潔和保安。
物流和零售行業數字計劃已推出。IDP的優點之一是包含自我評估類別,幫助中小企業瞭解技能差距,並引導其尋求中小企業中心的業務顧問幫助,或在需要高階數字諮詢時,聯絡中小企業數字科技中心的首席顧問。
理論上,IDP將讓管理顧問望塵莫及,真正展示公務員的專業水平和高標準。但我擔心實際推廣情況,許多中小企業主可能不會閱讀或理解IDP。政府將如何大規模推廣IDP?是否計劃深入基層推廣,而非等待中小企業主動前往中小企業中心或數字科技中心?
此外,我想了解這六個優先行業是如何確定的?推廣時間表如何?部方是否考慮與各行業的“龍頭企業”合作,先行推廣數字計劃,並通過供應鏈逐步滲透?
中小企業數字化
張世樂先生(巴西立-榜鵝):主席,數字化對許多中小企業來說是艱難的決定,但卻至關重要。對一些企業而言,這是顛覆;對成功者而言,這是機遇。
MCI下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計劃”確實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我們還能做更多。中小企業實施資訊科技(IT)有兩種方式:(a)內部,即通過流程變革實現精益化,節省人力,提高成本效益;(b)外部,即真正改變商業模式,使產品和服務能更有效地銷售或營銷。轉變思維方式不僅僅是流程變革,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想請問部方,如何幫助這些中小企業,尤其是傳統的小型企業,充分利用數字化帶來的好處?其次,如何加強此類計劃?
主席:薩克提安迪先生,您有兩項削減。
行業轉型
薩克提安迪·蘇帕特先生(碧山-大巴窯):如果有一個熱詞一直佔據新聞頭條,那就是政府的數字化努力。我們從交通到金融業,再到基層,從買菜到小販中心和溼市場買食物,我們一直在大力推動全民參與。
自上次預算以來,政府還推出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計劃”,幫助中小企業建立更強的數字能力,以確保在數字經濟中實現增長。目標是通過數字訂購和支付、車隊管理,以及網路安全、資料保護和資料分析等工具提升生產力。
政府還在中小企業數字科技中心提供顧問服務,這些顧問不僅提供關於已獲批准資助的成熟數字解決方案的基本建議。部長能否向議會通報中小企業“走向數字化”計劃迄今的進展,以及該計劃如何實現其目標?
科技技能加速器(TeSA)2.0
科技技能加速器(TeSA)是由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及其他合作伙伴推動的SkillsFuture計劃。其目標是提供多種專案,支援現有資訊與通訊技術(ICT)專業人士及非ICT專業人士提升和獲取新技能及領域知識。它還允許ICT及非ICT企業的僱主利用TeSA專案吸引新畢業或中年職業人士加入公司。該計劃還可幫助發展多個行業普遍存在的資訊通訊媒體專業人才,最終賦能傳統企業提升績效。
部長能否提供TeSA加速器的最新情況?該計劃是否達成目標?下一步發展方向為何?
國家翻譯委員會
劉謙祥議員(阿裕尼) :主席先生,用中文發言。
(中文發言):【請參閱本地語演講。】主席,自2014年國家翻譯委員會(NTC)成立以來已有四年。我希望部長能通報委員會的工作進展。
為了鼓勵新加坡人更加關注翻譯,政府機構應當率先行動。以中文為例,目前媒體和公眾可以從信息通信媒體發展部(MCI)的資料庫查詢官方術語的標準譯法。然而,該詞彙表頁面隱藏在MCI網站的偏僻角落,不知曉此服務的人根本找不到。該資料庫也不包含建築物和街道名稱。
《聯合早報》的一位讀者最近指出,某區議會發放的小冊子中中文街道名稱存在許多翻譯錯誤。過去曾有標準化的中文街道名稱,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LA)也曾釋出過中文版街道目錄。
目前,公眾若想查詢某條街道的中文名稱,可以訪問城市重建局(URA)下屬的街道與建築名稱委員會(SBNB)網站。但知曉此服務的人很少。
標準化官方譯名是委員會的職責。然而,標準化後若公眾仍不知曉其存在,則極為浪費。為方便媒體和公眾,並彰顯政府維護翻譯標準的承諾,我建議設立獨立入口網站,方便公眾查詢官方翻譯的政府術語,包括中文街道名稱。
若網站訪問量充足,我們將能收集足夠資料,將該網站發展成機器翻譯系統,有助提升新加坡翻譯水平。
應對網路欺凌
吳佩祥副教授(非選區議員):主席先生,2014年新加坡兒童協會與心理健康研究所(IMH)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每九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表示曾遭受網路欺凌。隨著社交媒體和通訊應用平臺日益普及,相關部委必須迅速正面應對此問題。
去年,媒體素養理事會舉辦了“更好網際網路”運動,推廣負責任的網路習慣和安全上網。然而,理事會網站上的資源有限,沒有專門的求助熱線、家長和教師支援網路或資源,也沒有受害者提交網路欺凌報告的渠道。
我們可以向澳大利亞學習,那裡電子安全專員辦公室負責推廣網路安全。該辦公室提供豐富的網路欺凌舉報資源、求助熱線、學校及課堂的網路安全專案和資源。我們可以採取的第一步是組織一個集中資源庫,並建立一個安全空間,供受害者避難。我敦促相關部委考慮此舉以應對網路欺凌。
數字經濟支援工人
朱德明議員(淡濱尼):主席,數字轉型的核心是人。他們的技能、知識和心態決定新加坡能否在數字經濟中取得成功。
我們的數字轉型只有在改善新加坡人生活的前提下才有意義,這也是數字轉型的核心。
挑戰在於如何幫助工人在新的數字經濟中茁壯成長。一位50多歲、1980年代開始工作的工人,經歷了打字機、尋呼機、90年代使用Netscape瀏覽器和UNIX郵件、2000年代移動裝置興起、正在進行的數字製造第三次工業革命,同時還要理解工業4.0、物聯網(IoT)和資料交換。有些工人能較順利過渡,但不少尤其是年長工人需要幫助。
信息通信媒體發展部(MCI)如何與三方夥伴合作,重新培訓和提升工人及僱主技能,抓住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
要有技術賦能的好工作,必須有同樣賦能的好企業。中小企業需制定數字戰略並獲得執行該戰略的合格人力,但中小企業可能難以充分配置資源。長期影響是數字增長受阻,發展不均衡。
部委能否開發一個技術和人力的公共資源池,供這些企業利用,加速參與數字經濟?
晚上7點
兩週前我訪問了新加坡機場地勤服務工會(SATS)成員,深信技術總體上能幫助工人延長工作時間並提高生產力。我遇到的大多數人都在50多歲。搬執行李的繁重體力活無法完全消除,因為行李箱形狀多樣難以自動化,但自動行李託運可減輕大量體力勞動。部分工作現在是幫助乘客導航和解決值機及託運問題。關鍵是早期培訓和準備,包括分包商。
部委會否協助工業培訓機構(ITMs)協調工人和企業的數字及技術準備?MCI如何與僱主合作並激勵他們識別所需技能,提前培訓工人以應對職場數字轉型?
自動化和數字經濟增長不可避免。這並非人類工人的終結。歷史上,人類經歷技術衝擊後總能找到新工作,關鍵在於人類智慧。但我們必須準備適應和培訓,儘管歷史似乎支援我們。否則,數字經濟將失去人文關懷。
數字化
維克拉姆·奈爾議員(森巴旺):主席,正如多位同事所指出,未來屬於數字化。
政府率先推動數字化,感謝政府科技局(GovTech)的努力,越來越多政府職能上線並根據需求定製,使用越來越便捷。從報稅到通關,均為全球最簡便友好之一。
政府也大力鼓勵和支援中小企業數字化。預計越來越多企業將數字化,既為消費者提供更好服務,也提升勞動力日益減少的生產力。
然而,數字化現實是並非人人都能適應或感到舒適。我們許多人可能已經忘記密碼,需記住40至50個密碼。但這些問題與缺乏教育、尤其是英語能力,甚至無法操作電腦的人相比,算是小問題。許多尤其是年長和教育程度較低者,難以使用某些數字服務。
新加坡的手機和網際網路普及率居世界前列,但普及率雖高仍未完全覆蓋,許多貧困者因未繳費而無網路或手機,這也阻礙他們使用移動服務。
我們如何確保各年齡層和背景的新加坡人在經濟數字化過程中不被落下?
為長者準備數字電視
餘家興議員(蔡厝港):主席,新加坡免費電影片道現以模擬和數字格式播出。現有模擬頻道將於2018年12月31日關閉,所有Mediacorp頻道將僅以數字格式播出。
我想問部委還有多少家庭使用模擬電視訊號,其中我懷疑不少是長者。因此,我敦促部委加大力度,強調準備結束模擬電視訊號的重要性。
為提高意識,是否可在模擬訊號上播放空白螢幕,隨後播出必要的資訊廣告,教導使用者如何接收數字電視訊號?
我也想知道部委是否能與銀髮大使合作,教育長者需要數字電視機頂盒,並協助長者安裝機頂盒。
主席,最後,我希望能做更多工作幫助長者準備數字電視訊號,盼望2019年元旦不會給他們帶來空白螢幕。
幫助公民數字準備
薩克提安迪·蘇帕特議員:2017年8月成立了3P工作組,研究數字準備問題。目標是制定策略藍圖,幫助新加坡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理解並享受科技帶來的益處。該工作組由公私部門代表組成,擬定提升新加坡人數字準備度的策略。
讓長者利用科技改善生活非常重要。銀髮資訊通訊倡議是一個好例子,已覆蓋超過13萬長者,推廣資訊科技意識和素養。因此,在推動智慧國計劃時,我們不能忘記幫助長者做好準備,正如餘家興議員剛才提到的。
此外,我建議對低收入家庭,尤其是有幼兒的家庭,做更多支援,超出現有措施。
請問部長,藍圖何時完成?預計有哪些建議?政府將如何與企業和社群合作推進此項工作,幫助所有人,不僅是長者,還有低收入家庭及其子女?
質量與合作的必要性
加內什·拉賈拉姆議員(提名議員):主席,首先宣告本人利益,我負責一家跨國媒體公司Fremantlemedia International的亞洲業務。
過去幾年,信息通信媒體發展部(MCI)在人工智慧、資料分析、網路安全、沉浸式媒體和物聯網等領域引領新加坡數字轉型,時間短暫。我讚賞MCI的遠見及多管齊下應對數字顛覆和轉型的策略。
今天我想聚焦主流媒體。主流媒體在打擊假新聞方面或許扮演最大且最重要的角色,也在加強社會凝聚力方面至關重要。這可通過兩條路徑實現:提升新聞質量和建立合作網路。
我欣慰新加坡報業控股(SPH)和Mediacorp正朝此方向努力。SPH英文、馬來文及淡米爾文媒體集團總編輯沃倫·費爾南德斯近日表示,優質新聞和可信賴的新聞機構在打擊假新聞中發揮關鍵作用。對優質新聞和可信度的重視,最終也將對公司底線產生重要影響,因為SPH的印刷發行量和廣告收入持續下降。
紐約時報幾年前也面臨類似困境,但成功扭轉局面。2017年其訂閱收入超過10億美元。其他媒體公司掙扎時,紐約時報發行量激增,2017年第四季度單季新增15.7萬數字訂閱。
轉機原因之一是專注於優質、深入的新聞報道。執行長馬克·湯普森說:“我們相信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為高質量、深入的新聞付費,幫助他們理解世界。”
強調平衡且高質量的報道和評論,必然帶來更多訂閱者和讀者,無論是印刷還是線上。快速準確報道新聞固然重要,新加坡人也將受益於多樣、深思熟慮的評論,提供更深層次、有時甚至是替代視角的國家重大議題分析。成熟、條理清晰且論據充分的評論能深化新加坡人的辯論和討論水平,拓寬對某些論點影響的認識。
我建議,這不是資金問題,而是人才問題,是培養和發展新聞編輯部優質人才的問題。國家需要更多優質評論員,如《海峽時報》評論編輯蔡梅香和Mediacorp記者巴拉蒂·賈格迪什。他們的評論深思熟慮、平衡,提出問題如同優秀記者,但方式建設性,論據基於事實而非情緒。
數字革命打破資訊壁壘。新加坡人如今被假新聞和網路博主及偽記者的情緒化反應淹沒。許多新加坡人閱讀這些所謂政治社會評論員的個人言論,卻不瞭解這些網站及其撰稿人的背景和議程:網路評論員樂於發表煽動性和爭議言論以增加廣告收入;他們無懼組織制裁,且不受任何倫理或新聞準則約束。
在爭奪關注度的競爭中,新聞編輯部趨向年輕化。雖然年輕記者吸引年輕讀者的實際效果需深入研究,我建議新聞編輯部考慮設立結構化、協調的導師計劃,幫助培養和指導年輕記者。
我90年代初作為馬來西亞杯新手記者時,資深足球記者傑弗裡·羅的指導極為寶貴,關鍵影響了我的記者生涯和報道能力。敏銳的細節觀察力、人際關係建設及學會提問的藝術,這些無法在編輯部學到,只能在實地工作中獲得。SPH和Mediacorp編輯部擁有豐富資深記者人才,我們應鼓勵編輯部利用這些資深記者資源。
傳統記者對觸犯法律和倫理底線者極具威懾力,因為他們依賴調查性新聞而非網路新聞。他們沒有谷歌輔助查詢資訊,也不報道社交媒體帖子,而是面對面或電話採訪,建立自己的聯絡人網路,核實事實,證實新聞線索。
紐約時報的策略是重新聚焦優質新聞,這將強化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帶來讀者增長。在情緒化且有時不理性的網路評論海洋中,我們必須確保公眾也能獲得成熟、論據充分的觀點。
SPH和Mediacorp已開始展現對優質新聞的承諾。亞洲新聞臺(Channel NewsAsia)的節目因注重質量而脫穎而出。
去年我們看到紀錄片《無關宗教》,是前一年熱門節目《無關種族》的續集。製片人再次以敏感且有趣的方式處理極具挑戰性的話題。新加坡高階國務部長詹尼爾·普圖查裡在鏡頭前的自然表現對節目成功至關重要。此類節目為社會凝聚力奠定基礎。節目《洞察》也因其調查性新聞值得一提。
但儘管Mediacorp正把重點放在質量上並取得積極成果,它也需要促進更多合作伙伴關係以實現繁榮。
先生,合作伙伴關係正成為媒體行業中大大小小公司的常態。我們已經看到廣播和電影領域的一些重大合併:迪士尼與福克斯的合併是其中最大的一宗。
而Mediacorp最近在董事會和管理層的變動已開始顯現積極效果,公司正著手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並尋求鞏固更多合作。最近的一次合作是頻道5的電視劇《失蹤》,這是與泰國的首次聯合制作。
Mediacorp還必須考慮與本地區及本地的付費電視平臺合作,以提升內容質量並擴大影響力。或許,政府可以考慮為Mediacorp實現這一目標提供激勵計劃。
最後,先生,我最喜歡的話題——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廣播權。我感謝Yaacob Ibrahim部長几周前對我關於此事的議會質詢所作的詳盡回覆。我同意部長的看法,體育版權費用越來越高,尤其是像奧運會這樣的重要賽事。我也同意,儘管這些賽事對觀眾非常重要,我們不能被版權持有者提出的荒謬費用所綁架。但作為曾經既是版權持有者又是買方的人,我想建議應以特殊視角看待2020年東京奧運會。
首先,東京奧運會將在新加坡黃金時段播出。其次,我們有機會觀看奧運金牌得主Joseph Schooling贏得更多獎牌。其他運動員,如Quah Zheng Wen,也將處於巔峰狀態。第三,雖然新加坡人對兩年前臨時達成轉播里約奧運會的協議表示感激,但匆忙調整節目安排並不理想。鑑於協議是臨時達成的,Mediacorp在爭取贊助和廣告方面一定很困難。如果協議能更早達成,將有更多時間接觸奧運會的全球贊助商,他們目前已經在規劃東京奧運會的媒體投入。
或許這正是Mediacorp與付費平臺StarHub和Singtel建立長期合作,共同爭取這些版權的機會。在當今世界,內容與平臺無關。沒人關心在哪個平臺觀看內容,只要是優質內容,他們都會找到觀看的方式。
先生,鑑於每年在公共服務廣播(PSB)內容上花費數億新元,花費其中一小部分購買奧運版權是合理的,因為這些內容可能比任何PSB節目產生更持久、更具體的公共服務效應。事實上,Schooling奪冠的光環效應至今仍在持續,正如人們所說,有些東西是無價的。
晚上7點15分
公共服務廣播節目
Vikram Nair先生:主席,讓我談談PSB節目。PSB可競爭資金計劃在發展不同語言的優質本地內容方面非常重要——無論是英語、馬來語、泰米爾語還是普通話。許多本來經濟上難以維持的節目得以在新加坡製作,並深受本地觀眾喜愛。
許多PSB節目已成為我們電視的一部分,並培養了強大的觀眾群。雖然電視仍是主導媒介,但媒體消費模式的變化使許多觀眾轉向線上。我必須承認,我大部分本地節目都是在Toggle上觀看的。除了免費電視,政府還與哪些平臺合作以擴大PSB節目的覆蓋面,吸引新加坡人?
主席:Darryl David先生,你可以一起回答兩個問題。
媒體行業人才發展
Darryl David先生(宏茂橋):謝謝主席。ICM ITM預計到2020年,行業複合年增長率約為6%,並創造超過13,000個專業、管理、執行和技術(PMET)職位。
新加坡的媒體公司包括電影和/或電視行業的內容創作者、3D動畫、尖端電子遊戲、跨媒體敘事和新媒體專案。領先的數字媒體公司,如Lucasfilm、Tecmo-Koei、Double Negative、Electronic Arts和Ubisoft也在新加坡設立了辦事處。
但較小的媒體公司在新加坡成為全球媒體樞紐的過程中能發揮什麼作用?如果建立數字化媒體環境至關重要,有哪些措施幫助較小的媒體行業參與者完成數字化轉型?
政府能否分享如何幫助建立數字媒體能力,以支援長期持續增長?
圖書館與未來經濟
主席,我們都同意圖書館是且應始終是重要的社會和教育機構,在我們不斷發展的新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如何確保圖書館在新經濟中保持活力和相關性?圖書館能否更好地支援全國範圍內促進和準備所有新加坡人迎接未來經濟的努力,使求職者和創業者都能獲得不斷變化的知識?除了服務計算機化和支援閱讀的技術開發外,圖書館還能做些什麼,使傳統或數字閱讀對所有語言的使用者都愉快且有吸引力?
圖書館與閱讀
Teo Ho Pin博士:先生,國家藝術理事會2015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年齡與閱讀傾向呈負相關。隨著人口快速老齡化,我們的圖書館未來在鼓勵老年人閱讀方面將面臨挑戰。新加坡快節奏生活和高科技社會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挑戰。
先生,新加坡人花大量時間閱讀手機資訊、使用社交媒體應用或通過各種媒體觀看影片。這些因素可能降低了人們在圖書館閱讀紙質書籍的動力。每年有超過2600萬人次訪問我們26個圖書館。我讚賞圖書館採取了許多舉措,如移動應用、讀書俱樂部和電子書,以鼓勵閱讀。儘管如此,成年訪客借閱圖書自我閱讀和學習的數量並未增加。
我們需要將26個圖書館轉型為“積極的終身學習中心”,進一步鼓勵新加坡人閱讀和學習。我們必須重新設計圖書館,為兒童創造更適合學習的角落,為成人尤其是老年人提供更舒適的閱讀環境。我們還必須讓圖書館對老年人更友好,定期組織講座等活動,支援積極老齡化。
先生,日本的圖書館引入了多種創新理念,使圖書館更適合老年人。例如,千葉縣定期為老年人舉辦各種相關主題的研討會。北海道的圖書館與多個老年福利相關組織合作,提供許多老年友好服務,如圖書送遞服務、“痴呆症咖啡館”和為視障人士提供的朗誦服務。
先生,我希望部長能向議會通報國家圖書館局(NLB)為促進閱讀,特別是在圖書館和數字內容服務方面所採取的舉措。
主席:孫雪玲女士,你有半分鐘時間。
我們的國家檔案館
孫雪玲女士:主席,要講述一個國家歷史的完整故事,不僅重要人物的聲音重要,普通新加坡人的聲音也同樣重要。我想問問有關部門,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如何接觸普通新加坡人,收集他們的口述歷史和日常生活影像。這將有助於保護我們的遺產,也豐富我們的藏品質量。此外,我們如何增加圖書館中檔案資源的獲取,促進對我們歷史和文化的更深入理解?
主席:Yaacob部長。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 Fetched: 2026-05-02
Gearing the Economy for a Digital Future
Mr Zaqy Mohamad (Chua Chu Kang) : Sir, I beg to move, "That the total sum to be allocated for Head Q of the Estimates be reduced by $100".
Thank you, Sir, for allowing me to speak on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presents many opportunities for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s.
We are living in a world where industries and businesses are swarmed by digital disruption. Yet, the infocomm industry and technology-based startups that have emerged could form a key growth sector of our future economy, as it provides good jobs, stronger businesse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in general.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 anticipates that this sector will create more than 13,000 professionals, managers, executives and technicians (PMET) level jobs and have more than 210,000 infocomm media (ICM) workers by 2020. These projections provide us with an idea of the magnitude of digital disruption in the future.
Given our small and open economy, our businesses need to be nimble and embrace the transformation required to adapt to the new digital world. What is the Government doing to ensure that Singapore's businesses and workforce are able to thrive in the digital future?
The Ministry has launched several initiatives to help the various industries transform and thrive in the digital era. Examples include the industry digital plans launched for the logistics and retail sectors in 2017, while at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 level, the SME digital tech hub and solutions for SMEs have been set up. Can the Ministry update us on how these initiatives have performed? Perhaps we can also learn on what more can be done to help our SMEs go digital? Besides logistics and retail, what other sectors will be considered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for the ICM sector specifically, how do we help it grow and realise its full potential? What are the Ministry’s areas of focus in helping Singapore companies to develop the ICM subsectors?
For these companies to be successful, we must help them internationalise. In particular, we need to help drive innovation in the sector and help our local ICM companies productise solutions and enable them to achieve greater commercialisation, especially in deep technology, in area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urban solutions and cybersecurity.
We must help our local companies go international and leverage one another. How is the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s (IMDA’s) internationalisation effort progressing? How is IMDA's approach for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ICM companies differentiated for the ICM sector, compared to that of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IE) Singapore for companies across other sectors?
Chairman, we recently passed the Cybersecurity Bill in Parliament. The Bill aims to strengthen our nation’s cybersecurity defences, especially those involving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II). But our defences will only be as good as the ecosystem that we can build here, that is the CII providers, technology solution providers, manpower, startup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How can the Government help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sustainable and vibrant cybersecurity ecosystem, including cybersecurity startups?
Singapore, as an international hub and global business and tourist destination, has been successful because of our connectivity. How can the Government ensure that Singapore continues to maintain its lead in digital connectivity, given the environment around where all our competitors are also linking up?
Since ICM separates itself − it is a vibrant and growing sector for us and also one that has impact on other industries and our overall business and SME landscape – we should help aim to grow it to the best of our resources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at various levels for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s. Mr Chairman, please allow me to continue my speech in Malay.
( In Malay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Digital skills have become a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asset in today’s economy and for the future. Many careers and businesses depend not only on digital technology but also relevant skills, like data analysis,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out digi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career progression will be hampered and the way businesses are done will also be limited.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and must undergo this transformation to survive in the future.
In the business world, we saw a trend of more Malay entrepreneurs moving to online platforms to conduct their business as well as grow their companies, not only for the local market but also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However, much more can be done for them to progress and be identified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layer.
The same goes for businessmen in areas, such as food and beverage (F&B), retail and logistics, who need to utilis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analysis skills. Such digital skills, at least at the basic level, must be acquired by workers at all levels, including professionals. This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ose who are entering the workforce, regardless of industry. Every job, be it technicians or professionals, needs digital skills in order to perform their roles more effectively and productively in this digital era.
In terms of info-comm careers, many opportunities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currently to help prepare for a digital future. In fact, MCI estimated that this sector requires thousands of info-comm workers in a few years’ time.
Apart from workers, businessmen will also need to look at this trend and how it can affect their businesses, if they fail to make immediate preparations for this digital world. Some of them have to engage in partnerships, for instance, when entering the global market, in order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In this regard, what are the Ministry's plans and efforts to help, especially SMEs, so that they can move quicker to join the digital wave?
For workers, what ways are being done and will be done to encourage them so that they will not miss out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may come?
[(proc text) Question proposed. (proc text)]
The Chairman: Dr Teo Ho P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 Teo Ho Pin (Bukit Panjang) : Sir, AI has promising applications in many areas, such as expert systems, robotics, speech recognition or gaming. With the improvements in machine learning, AI can enhance its accuracy in diagnostic work, facilitate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round the clock, and improve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reduction of manpower and the streamlining of work processes.
Sir, given the applications of AI being explored and the ethical questions that may arise, such as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re there plans by the Ministry to introduce regulatory frameworks to guide AI deployments and ensure that Singaporean society is ready to accept the effects of the adoption of cutting-edge AI?
Digital Economy
Mr Cedric Foo Chee Keng (Pioneer) : Mr Chairman, my cut today is on the digital economy as well.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digital computing technologies have rapidly changed the world, with far-ranging implications on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Particularly, the pace of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accelerated over the recent years.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resulted in a very connected world, empowering individuals and transforming how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operate.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to a digital economy. Higher productivity, enhanced quality of life, better jobs, and the list goes on.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o be optimistic about Singapore’s future in such an economy if we get a few core strategies right. This is a subject which I will return to discuss later.
First, why am I optimistic? Traditional factors of production like land, labour and capital will no longer constrain the economic expansion of a small island state like Singapore.
The Worldwide Web will be our land. Goods can be produced and can be sold anywhere through e-commerce. Through the Internet, we can also access labour anywhere. American high school teachers are teaching English Language to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through the Internet. This has become a thriving business for companies like VIPKID, which provides international elementary school experience to half a million registered Chinese students online.
Capital can be raised in any stock exchanges through angel investors, venture capitalists or even through crowdfunding. All one needs is a sound business idea and persuasive skills.
So, instead of land, labour and capital as traditional factors of production, we are now seeing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this is data.
For machine learning and AI to thrive, one would need datasets. And lots of them. Here, Singapore is currently at a disadvantage. We have a small population and our privacy laws, as they currently stand, do not make for easy access to data. Data are also collected and stored separately even within different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not freely shared. They are compartmentalised and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analyses or deep insights which can help reduce pain points, improve asset utilisation or provide for a more tailored and customised service. And the list goes on.
Could the Minister lay out his plans to revisit our privacy laws to strike the right balance against data abuse even as we allow for datasets to be used for analysis for legitimate enterprise or Government applications?
Infocomm and Media Convergence
Mr Ong Teng Koon (Marsiling-Yew Tee) : Chairman, knowledge convergence has been a key trend in the media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e blurring of the line between content creation and content distribution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challenge that regulators face.
6.45 pm
In the "good old days", film and television (TV) students made content; broadcasters and cinemas distributed them; and the average man on the street consumed the content.
Nowadays, everybody is both a consumer and the producer of content, using platforms like Facebook, Instagram or YouTube to share the content they create with the entire world.
It is in some ways amazing that these open platforms give each individual so much pow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 Anybody, even a young child, can go viral if they create good content. However, this openness creates its own challenges, since the platforms do not own the content that they carry. If objectionable content is found on YouTube or Facebook,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assign responsibility and have it removed.
We have continued advances in AI, and additional complication arises in the form of bots. They are programs which masquerade as real humans, adding to the noise on the Internet. These can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as the recent revelations about the impact of Russian bots on the US elections show.
As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advance, we can only imagine that such threats will continue to grow. It was, therefore, a forward-looking move to merge the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 and the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MDA) to better position the joint entity to deal with the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at does MCI see as the main regulatory challenges in the converged infocomm and media environment and how will IMDA address them.
The Chairman : Ms Sun Xueling, you have three cuts. Can you take all three together?
Cybersecurity for All
Ms Sun Xueling (Pasir Ris-Punggol) : Chairman, we recently debated the Cybersecurity Bill in Parliament which looks at 11 CII systems. But Singapore’s cybersecurity is more than that. Our regular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also need to practise cybersecurity.
Given how plugged in we are as a country and as a people, every computer in our system can become a conduit in which to launch cyberattacks.
The Cyber Security Agency (CSA) commissioned a survey last year to find out Singaporean attitudes to cybersecurity. It was discovered that one in three respondents did not manage their passwords securely. They store them on computers, write them down or use the same password for multiple accounts. For almost half the survey respondents, they did not conduct virus scans on their devices and files and used open, non-password protected wi-fi networks in public places.
The risks to us as a country is thus large as there are many open gateways through which we can be hacked. How then can the Government work with businesses and educate the public on how to prevent and respond to cybersecurity threats and incidents?
As we work with SMEs to encourage them to leverage digitalisation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can we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educate them on cybersecurity and encourage them to take appropriate precautions? Can the SME Centres set up to help SMEs embrace digitalisation also be equipped to provide cybersecurity awareness training to SMEs?
For the public, can we work on two groups of individuals in particular? To the elderly who may give out personal details freely when asked, can we work through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to provide fundamental cybersecurity awareness to them? And to our young who will use online resources increasingly in schools, can we include cybersecurity training as part of their school curriculum?
CSA launched the "Live Savvy with Cybersecurity" campaign last year. Such general awareness campaigns are useful to inculcate awareness of cyber threats to mass audiences. Awareness is the first step. Then we can discuss the steps we can take collectively to avoid being victims of cyberattack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benefits of digitalisation to the economy are apparent. However, when we look at the rate of adoption of digitalisation by SMEs in Singapore, since the SMEs Go Digital Programme was launched last year, only a few hundred SMEs have adopted digital technology using 30 out of the 56 pre-approved solutions by IMDA. Given the close to 180,000 SMEs we have in Singapore, how can we promote wider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MEs employ two-thirds of our workforce. If we can encourage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effectively by our SMEs, the training our workers can receive in the process will be a huge plus.
The Government has worked with the trade associations and chambers (TACs) to establish Digital Tech Hubs. Based on our knowledge of the most frequent queries SMEs have when they approach the Digital Tech Hubs, are we able to put together learning points, customise solutions and push out to a larger group of SMEs?
Digitalisation across Sectors
IMDA has highlighted that it would develop sector-specific Industry Digital Plans (IDP) for six priority sectors, namely, Retail, Logistics, Food Services, Wholesale Trade, Cleaning and Security.
The Logistics IDP and the Retail IDP have been rolled out. What is helpful with the IDPs is that they include a self-assessment category which allows SMEs to know where the skill gaps are and then it directs the SMEs to look for help from Business Advisors at SME Centres or, in the case of needing advanced digital advisory, that they meet with principal consultants at SME Digital Tech Hub.
On paper, the IDPs would give management consultants a run for their money and truly showcas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high standards of the Civil Service. However, I am concerned with the rollout on the ground as many SME business owners may not read or understand the IDPs. How would the Government go about pushing out the IDPs on a broad scale? Are there plans to go to the ground level to push the message out rather than wait for the SMEs to show up at the SME Centres or Digital Tech Hubs?
Further, I would like to enquire how the six priority sectors were arrived at and what is the envisaged timeline of the rollout? Would the Ministry be looking to roll out with certain Queen Bee companies in each sector to seed the digital plan and have it permeate through the supply chain?
Digitisation of SMEs
Mr Teo Ser Luck (Pasir Ris-Punggol) : Mr Chairman, for many SMEs, going digital i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to make but it is a very critical one. For some, they look at it as a disruption but, for others who are successful, it is an opportunity.
The SMEs Go Digital Programme that is under MCI has certainly made some headway but there are more that we can do. SMEs can impl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n two different ways: (a) internal, which is a process change in order to become leaner and save on manpower and become more cost-efficient; (b) external, which is to really change their business model, so that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can be sold or marketed more efficiently.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m to shift their mindset, not just on process change.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ry how we can help these SMEs, especially the smaller ones that are traditional businesses,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digitisation and, secondly, how such programmes can be enhanced.
The Chairman : Mr Saktiandi, you have two cuts.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Mr Saktiandi Supaat (Bishan-Toa Payoh) : If there was one buzz word that has been hogging the news, it is the efforts of our Government to go digital. We went from transport to financial sector, then down to the grassroots from buying groceries to buying food at the hawker centres and wet markets, and we have also been pushing very hard to get everyone on board.
Since the last Budget,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launched SMEs Go Digital to help them build stronger digital capabilities so as to secure growth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aim is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through tools, such as digital ordering and payment and fleet management, as well as cybersecurity, data protection and data analytic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offered consultants at the SME Digital Tech Hub who will go beyond providing basic advice on proven digital solutions that are pre-approved for funding support. Can the Minister provide the House an update on the SMEs Go Digital programme so far and how has it been meeting its objectives?
TechSkills Accelerator (TeSA) 2.0
The TechSkills Accelerator (TeSA) is a SkillsFuture initiative driven by IMDA and other partners. Its aim is to offer various programmes to support curre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professionals and non-ICT professionals to upgrade and acquire new skills and domain knowledge. It also allows employers in ICT and non-ICT companies who want to leverage TeSA programmes to attract fresh or mid-career professionals to their companies. It can also help develop the number of ICM professionals which is prevalent in many sectors and can eventually empower traditional compani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Can the Minister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TeSA Accelerator? Is it achieving its objectives and what are the next step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gramme?
National Translation Committee
Mr Low Thia Khiang (Aljunied) : Sir,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Chairman, it has been four years since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Committee (NTC) was established in 2014. I would like the Minister to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In order to encourage Singaporean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ranslation,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take the lead. Take Chinese, for example. Currently, the media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can check the standard translation of official terms from MCI's database. However, this glossary page was hidden in a remote corner of the MCI website, and people who are not aware of this service cannot find it at all. This database does not contain names of buildings and the streets either.
A reader from Lianhe Zaobao recently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many translation errors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street names in the pamphlet distributed by a certain Town Council. There used to be standardis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treet names, and the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SLA) has published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treet directory before.
Currently, if the public wants to find the Chinese name of a certain street, they can go to the website of Street and Building Names Board (SBNB) under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to check. However, there were few people who are aware of such a service.
To standardise the official translated names is the job of the Committee. However, after standardisation, if the public is still unaware of its existence, it would be such a wast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and to signal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in maintaining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I suggest an independent portal be set up, so that the public can check the official translated Government terms easily, including Chinese street names.
If there are enough visits to the website, we will be able to collect enough data to develop this website into a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This will help improve Singapore's translation standard.
Tackling Cyberbullying
Assoc Prof Daniel Goh Pei Siong (Non-Constituency Member) : Chairman, Sir, a 2014 study done by the Singapore Children's Society and the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MH) found that one in nine adolescents said they have been victims of cyberbullying. As social media and messaging application platforms become more prevalent, the Ministry must tackle this problem head-on, and fast.
Last year, the Media Literacy Council organised the "Better Internet" campaign to promote responsible online habits and safe Internet use. However,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on the Council website are limited. There is no dedicated helpline, no support network or resources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and no channels for victims to submit cyberbullying reports.
There i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Australia, where the Office o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is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online safety. The Office provides extensive resources on reporting of cyberbullying, helplines, online safety programmes and resources for schools and classrooms. The first step we can take is to organise a centralised resource bank, as well as to create a safe space, for victims to take refuge in. I urge the Ministry to consider this to tackle cyberbullying.
Support Workers for Digital Economy
Mr Desmond Choo (Tampines) : Chairman, people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ir skills, knowledge and mindset determine if Singapore can succeed in the new digital economy.
Ou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lso only as meaningful as how it could make the lives of Singaporeans better. This is also the hear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challenge is how we can help our workers to thrive in this new digital economy. A worker in his mid-50s and has started working in 1980s has survived the typewriter, the pager, browsing using Netscape, emails on UNIX in the 1990s, rise of the mobile devices in the 2000s, the ongoing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digital manufacturing, while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nd data exchange. Some workers will make the transition fairly seamlessly, but a fair number, especially the mature workers, will need assistance.
How can MCI work with the tripartite partners to retrain and reskill workers and, in fact, also the employ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forth by the digital economy?
For there to be good jobs empowered by technology, there must be good companies similarly empowered. For SMEs, they need to develop a digital strategy and access competent manpower to execute the strategy. However, SMEs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to adequately resource this change. The longer-term impact is impeded by digital growth and uneven development.
Can the Ministry develop a common pool of such technologies and manpower that these companies can tap on to accelerate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7.00 pm
When I visited the Singapore Airport Terminal Services (SATS) Workers' Union members two weeks ago, I am convinced that technology will generally help our workers work longer and more productively. Most of those I have met were in their 50s. The backbreaking work of hauling luggage can never be fully eliminated because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different shapes of suitcases for automation. But automated luggage drop-off can take away much of the physical work. Part of the work now is to help passengers navigate and troubleshoot check-ins and drop-offs. The crux is early training and preparation, including for the subcontractors.
Will the Ministry assist in ITMs to coordinate digital and technology preparation for workers and companies? How will MCI work with and incentivise employers to identify needed skills and train the workers ahea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kplace?
Autom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re inevitable. This does not sound the death knell for the human worker. Throughout history, mankind has weathered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s to find new jobs when there used to be none. Human ingenuity was key. But we have to be prepared to adapt and train even though history appears firmly on our side. The consequence otherwise is a digital economy without a heart.
Digitalisation
Mr Vikram Nair (Sembawang) : Chairman, the future is in digitalisation, as many of my colleagues have been pointing out.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the lead in going digital and,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 (GovTech), more and more Government functions are going online and getting tailored to our needs, making it easier and easier for us to use. Everything, from tax returns to customs clearance, is amongst the easiest and most user-friendly in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is also providing extensiv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or SMEs to digitalise. It is likely that more and more will do so, both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consumers and also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for the shrinking workforce.
However, the reality of digitalisation is that not everyone will be comfortable with the changes or able to adapt. Many of us here may have already gone to the trouble of forgetting passwords and having 40 to 50 to remember. But these problems are minor, compared to those who may not have education, English in particular, and those who may not even be able to work on a computer. There are many, particularly the older and less educated, who have difficulty accessing some digital services.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highest mobile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s. However, while the penetration is high, it is still not complete and there are many who are impecunious who do not have Internet access or mobile phone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not paid their bills. So, this, too, may impede some of their access to mobile services.
How can we ensure that Singaporeans of all ages and backgrounds are not left behind as the economy digitalises?
Preparing the Elderly for Digital TV
Mr Yee Chia Hsing (Chua Chu Kang) : Chairman, free-to-air TV channels in Singapore are now broadcast in both analogue and digital formats. The existing analogue TV channels will be switched off on 31 December 2018 and all Mediacorp TV channels will be broadcast in digital format only.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ry how many households are still on analogue TV signal. Of these, I suspect quite a lot of them are the elderly. As such, I urge the Ministry to put in more effort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ready for the ending of analogue TV signal broadcasting.
To increase awareness, is it possible for blank screens to be broadcast on the analogue TV signals followed by the necessary info-commercial messages to teach users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receive the digital TV signals?
I would also like to know if it is possible for the Ministry to work with the Silver Generation ambassadors for them to educate the elderly about the need to have a digital TV set-top box and maybe assist elderly residents to set up the TV set-top box.
Sir, in conclusion, I hope that more can be done to help our elderly prepare for the Digital Only TV signals and let us hope that New Year’s Day in 2019 will not bring blank screens to them.
Helping Citizens to be Digitally Ready
Mr Saktiandi Supaat : In August 2017, there is the 3P Workgroup to study the issues of digital readiness. The aim is to deliver a blueprint of strategies to help Singaporeans, especially the more vulnerable, understand and enjoy the benefits of technology. This workgroup, compris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s to propose strategies to improve digital readiness among Singaporean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get our senior citizens to tap on technology to make their lives better. The Silver Infocomm Initiative is one good example, which has reached out to more than 130,000 senior citizens to promote IT awareness and literacy. So, as we go on the Smart Nation drive, we must not forget to help our seniors to get ready for it, as Member Mr Yee Chia Hsing mentioned just now.
In addition, may I also suggest that more be done for low-income families beyond what is being done now, in particular those with young children at home?
Can I ask the Minster when will the blueprint be ready? What can we expect in terms of the recommendations?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work with businesses and the community to take this effort forward to help all, not just seniors, as well as low-income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Need for Quality and Partnerships
Mr Ganesh Rajaram (Nominated Member) : Chairman, firstly, let me declare my interests as I run the Asian business of a multinational media company, Fremantlemedia International.
Sir,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MCI has been spearheading Singapor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from AI, data analytics, cybersecurity, immersive media and IoT – within a short span of time. I would like to commend MCI for its foresight, and its multi-prong approach to digital disru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ir, I would like to focus my speech today on the mainstream media. The mainstream media, to me, has perhaps the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combating fake news in Singapore. They also have a crucial role to play in strengthening social cohesion. Thes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wo pathways: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journalism and building a network of partnerships.
I am pleased that both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SPH) and Mediacorp are heading in these directions. Editor-in-Chief of the SPH English/Malay and Tamil media group, Warren Fernandez, said recently that good journalism and news organisations that are credible and reliable play a vital role in combating fake news. This emphasis on quality journalism and credibility will ultimately also hav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the company's bottom line as print circulation and advertising revenues continue to decline at SPH.
Sir, The New York Times faced a similar predicament just a couple of years ago but managed to turn things around. Indeed, it has just announced that it made more than US$1 billion in overall subscription revenue in 2017. While other media companies are struggling, The New York Times saw its circulation surge, adding 157,000 digital subscriptions in just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7 alone.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turnaround was a focus on quality, in-depth journalism.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Mark Thompson said, and I quote, "We believe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prepared to pay for high-quality in-depth journalism that helps them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An emphasis on balanced quality reporting and commentary will inevitably bring more subscribers and readers, be it for print or online. While reporting news quickly and accurately is important, Singaporeans would benefit from reading varied, considered commentaries that provide a deeper and sometimes alternative view of pressing national issues. Mature, cogent and well-argued commentaries can deepen the level of debate and discussion among Singaporeans and also broad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impact of certain arguments.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Sir, that this is not a question about funding. It is about talent, and about nurturing and developing quality talent in the newsrooms. To me, the country needs more of quality commentators, such as The Straits Times Opinion Editor Chua Mui Hoong and Mediacorp journalist Barathi Jagdish. Their commentaries are thoughtful, considered and balanced. They raise questions like good journalists, but they do so constructively. Their arguments are backed by facts and not just emotions.
Sir, the digital revolution has removed barriers to information. Singaporeans today are bombarded by tidal waves of fake news and agenda-led emotional reactions of online bloggers and pseudo-journalists. Many Singaporeans reading the personal ramblings of these so-called political-social commentators are not fully aware of the backstory and agendas of these sites and their contributors: online commentators who are more than happy to make inflammatory and controversial remarks to grow their readership for advertising revenues; commentators who insinuate without fear of any organisational sanction, and who are not bound by any code of ethics or journalistic ethos.
Sir, in the competition for eyeballs, newsrooms are getting younger. While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using young journalists to attract young readers warrants an in-depth study,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newsrooms consider a structured and coordinated mentoring scheme to help develop and guide the younger journalists.
When I was a rookie Malaysia Cup reporter in the early 1990s, the mentorship that I received from veteran football writer Jeffrey Low was invaluable. It played a key role in my development as a journalist and the stories I broke. That uncanny eye for detail, relationship building and the art of learning how to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these are things that cannot be learnt in the newsroom. They are learnt on the ground, on the job. There is a rich wealth of talent among veteran journalists in the newsrooms at SPH and Mediacorp, and we must encourage our newsrooms to tap on these senior journalists.
Old-school journalists can be terrifying to those who skate on the wrong side of law and ethics because they relied o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not Internet journalism. They did not have Google to help them look for information, nor did they report off storie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Instead, they spoke to people face-to-face, on the telephone,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network of contacts. They also checked their facts and corroborated news breaks.
A renewed focus on quality journalism – which was the strategy of the New York Times – will reinforce the credibility of our mainstream media and result in growing readership. In a sea of emotional and sometimes irrational online commentaries, we must ensure that people are also provided with mature, well-argued opinions.
We are beginning to see this renewed commitment to quality journalism by SPH and Mediacorp. Programming on Channel NewsAsia consistently stands out because of a focus on quality.
Last year, we saw the documentary, "Regardless of Religion", the follow-up to the previous year’s hit, "Regardless of Race". Yet again, the producers treated a very difficult subject with sensitivity and made it entertaining and interesting. It helped that they had a natural talent to front the show.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s ease in front of the camera was pivotal in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me. It is programmes like these that go a long way in setting the platform and developing social cohesion. Programmes, such as "Insight", also deserve mention for thei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But while Mediacorp is putting the emphasis on quality and seeing positive results, it also needs to foster more partnerships to thrive.
Sir, partnerships are becoming the norm in the media industry among companies big and small. We have already seen some major mergers in the broadcast and film arena: the Disney and Fox merger is among the biggest.
And the recent changes at the Board and management level at Mediacorp have begun to show positive effects, with the company embarking on partnerships and looking to cement more. One recent partnership was the Channel 5 drama "Missing", a first-ever co-production with Thailand.
Mediacorp will also have to look at partnering pay television platforms across the region and locally to elevate the quality and increase the footprint of its content. Perhaps, the Government can look at incentive programmes for Mediacorp to achieve this.
Lastly, Sir, my favourite topic – the broadcast rights for the Tokyo Olympics in 2020. I thank Minister Yaacob Ibrahim for his comprehensive replies to my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a few weeks ago on this issue. I agree with the Minister that sports rights are getting more expensive, particularly for marquee events like the Olympics. And I also agree that as important as these events are for the viewing public, we cannot be held to ransom to any ridiculous fee being asked for by rights holders. But as someone who has been on both sides of the fence – a rights holder and a buyer –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the 2020 Olympics should be seen with a special lens.
Firstly, the Tokyo Olympics will be telecast on prime time in Singapore. Secondly, we have the prospect of watching our Olympic gold medallist Joseph Schooling win more medals. Other athletes, such as Quah Zheng Wen, will also be in their prime. Thirdly, while Singaporeans were grateful for the last-minute deal to telecast the Rio Olympics two years ago, the hurried rescheduling of programming is not ideal. It must have been difficult for Mediacorp to garner sponsorship and advertising, given the last-minute deal. If the deal had been brokered earlier, it would have given them more time to approach global sponsors of the Games, who are, as I speak, already planning their media spend for the Tokyo Olympics.
Perhaps this could be the opportunity for Mediacorp to embark on a long-term partnership with pay platforms StarHub and Singtel to go after these rights together. In today’s world, content is platform-agnostic. Nobody cares where they watch content. If it is quality content,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watch it.
Sir, given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spent o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 (PSB) content every year, surely a small portion of that spent on Olympics rights is justified, as these could have a far more lasting and tangible public service effect than any PSB programme. In fact, the halo effect of Schooling’s win is still being felt two years after his feat. Some things, as they say, are priceless.
7.15 pm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 Programmes
Mr Vikram Nair : Chairman, let me pick up on PSB programming. The PSB contestable funds scheme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in developing quality local content across different languages – English, Malay, Tamil or Mandarin. Shows that may not have been otherwise economically viable have been developed in Singapore and much appreciated by our own audience.
Many of these PSB programmes have been part of our television and have developed a very strong audience. While television remains a dominant medium, changing media consumption patterns have many viewers going online. I must confess that I watch most of my own local programmes on Toggle. Besides free-to-air TV, what other platforms is the Government working with to extend the reach of PSB programmes to engage Singaporeans?
The Chairman : Mr Darryl David, you can take both your cuts together.
Media Industry Talent Development
Mr Darryl David (Ang Mo Kio) : Thank you, Mr Chairman. The ICM ITM is expected to achieve a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of around 6% for the industry and create more than 13,000 PMET jobs by 2020.
Media companies in Singapore include content creators in the film and/or television industries, 3D animation, cutting-edge video games,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and new media initiatives. Leading digital media companies, such as Lucasfilm, Tecmo-Koei, Double Negative, Electronic Arts and Ubisoft have also opened offices in Singapore.
But what part can smaller media companies play in Singapore’s quest to be a global media hub? If it is crucial to create a digitally-enabled media environment, what measures are there to help smaller media industry players take that digital journey of transformation?
Could the Government share how it is helping to build digital media capabilities needed for continued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Libraries and the Future Economy
Mr Chairman, we would all agree that the library is and should always remain an important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that it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our new evolving economy.
How can we ensure that libraries remain viable and relevant in this new economy? Can libraries better support the nationwide effort to promote and prepare all Singaporeans for the future economy so that jobseekers and entrepreneurs alike have access to ever-changing knowledge? Beyond the computerisation of serv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o support reading, what can libraries do to make reading, whether it is traditional or digital, delightful and engaging for its users in all languages?
Libraries and Reading
Dr Teo Ho Pin : Sir,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Arts Council in 2015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n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ge and the tendency to read. With a fast-ageing population, our libraries will face an uphill task to encourage reading among our seniors in the future. This challenge is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fast pace of life and high-tech society in Singapore.
Sir, Singaporeans spend many hours reading phone messages, using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or watching videos through various media. All these factors may have reduced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read in print, especially in the library. More 26 million people visit our 26 libraries yearly. I wish to commend the efforts of the libraries in adopting many initiatives, such as mobile apps, reading clubs and e-books, to encourage reading. Despite that, the number of adults who visit the library and borrow books for their own reading and learning has not been increasing.
We need to transform our 26 libraries into "active lifelong learning centres" to further encourage reading and learning among Singaporeans. We must redesign our libraries to create more conducive learning corners for children and provide a more comfortable reading environment for adults, especially seniors. We must also make our libraries friendlier for the elderly and organise more regular activities, such as talks, to support active ageing.
Sir, the libraries in Japan have introduced various innovative ideas to make their libraries more elderly-friendly. For example, Chiba Prefecture organises seminars on a regular basis for seniors on various topic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elderly. Hokkaido's libraries have partnered various senior welfare-related organisations, and provide many senior-friendly library services, such as book delivery services, "dementia café" and recitation services for those who are visually impaired.
Sir, I hope that the Minister can update the House on initiatives that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NLB) has undertaken to promote reading,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library and digital content services.
The Chairman : Ms Sun Xueling, you have half a minute.
Our National Archives
Ms Sun Xueling : Chairman, to tell the full story of a nation's history, it is not just the voices of important players which matter, but those of ordinary Singaporeans, too.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ry how the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tend to reach out to ordinary Singaporeans to include their oral histories and capture footage of daily living. This will help preserve our heritage and also enrich the quality of our collections. Further, how are we increasing access to archival resources in our libraries to encourage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Chairman : Minister Yaac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