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辯論 · 2023-02-28 · 屆國會 14
數字經濟與網路安全監管
議員質詢了新加坡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如何平衡資料利用與使用者保護,關注線上安全法案實施進展及元宇宙等新興領域的監管。強調法規需保護使用者同時避免抑制創新,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數字化發展。政府回應尚未詳述,核心爭議在於如何在促進數字經濟與保障網路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關鍵要點
- • 資料驅動創新與風險
- • 線上安全法案實施
- • 監管與創新平衡
強調保護使用者與支援中小企業數字化
加強網路安全與數字經濟協調發展
“We must protect our people online just as we do in the real world.”
參與人員 (15)
- Baey Yam Keng
- Christopher de Souza
- Eric Chua
- Gerald Giam Yean Song
- Hany Soh
- He Ting Ru
- Janet Ang
- Jessica Tan Soon Neo
- Leon Perera
- 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 Pritam Singh
- Rahayu Mahzam
-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 Sharael Taha
- Tin Pei Ling
完整譯文(中文)
Hansard 原始記錄 · 2026-05-02
主席:通訊及資訊部Q項。田佩玲女士。
建設與保護新加坡
田佩玲女士(麥波申選區):主席,我請求動議“將估算表中Q項的總撥款減少100元”。
新加坡有宏偉的目標,要實現繁榮的數字經濟和智慧國。在過去的議會辯論中,我曾主張,人才和資料是我認為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我們需要資料來創新,也需要人才來推動工作。這一點依然成立。
但隨著新能力的出現,也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例如,大量資料可用於訓練人工智慧(AI),以提高生產力和減少人為錯誤,但如果我們不注意所用資料的質量,可能會延續偏見。資訊在線上傳播的規模和速度有助於分享知識和傳授新技能,無論雙方身處何地、何時,甚至可能動員人們籌集資源幫助陌生人或處於危機中的外國。但如果被濫用,也可能傳播、擴充套件並放大對無辜者的傷害。
因此,立法成為保護弱勢群體免受網路傷害的有力工具。它可以明確什麼被視為有害,受害者有哪些救濟途徑,以及誰應對所需採取的行動負責。關於責任,越來越明顯的是,保護使用者不再僅是政府或個人的責任,平臺也隨著時間積累了專業知識和視角,加入了對抗網路傷害的行列。
基於此理解,網路安全法案去年在本院通過。請通訊及資訊部(MCI)提供迄今為止實施進展的最新情況?MCI在確保新加坡使用者安全方面,除了社交媒體服務外,下一步有哪些措施?例如,去年辯論時,我提出了對元宇宙中保護措施不足的擔憂,以及立法和保護機制需跟上技術發展的需求。
我們必須像保護現實世界中的人民一樣保護他們的網路安全。但在此過程中,我們也需謹慎調整,避免無意中扼殺創新或給有意發展壯大的企業帶來過重負擔。這也符合政府鼓勵企業在新加坡數字化的精神。因此,法規和合規必須明確目標,簡化流程和文書工作,確保所做的工作精準達成目標,不多做無謂之事。否則,我們可能阻礙小企業的數字化程序,進一步落後,因為大型企業通常資源更充足,能滿足這些要求。
例如,我們如何平衡資料保護與創新資料的使用?我將在另一項動議中詳細討論。鼓勵企業或個人通過財政激勵數字化和提升技能時,我們也需考慮申請或問責流程是否過於繁瑣,以致他們寧願停留在舒適區,滿足於“夠用”,而避免數字轉型?MCI能否分享更多消除障礙、鼓勵新加坡人和企業數字化的努力?
政府幹預也能塑造市場發展。科技通行證(Tech Pass)、科技技能加速器(TeSA)、專業轉換計劃(PCP)等計劃有助於提升科技人才供應。政府闡述對更多科技人才的需求並強調具體需求的崗位,有助於指導學生選擇主修或專攻方向。這種“干預”有助於連線產業與教育,協調供需。
先生,數字未來已來。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需要一個明智且有能力的政府,利用科技力量建設新加坡,同時設立護欄保護人民。那麼,政府將如何確保保護與促進之間的良好平衡?
(程式文本)提案已提出。(程式文本)
網路成癮
蘇翰宜女士(馬西嶺-裕廊西選區):2014年10月《海峽時報》一篇文章披露,一項涵蓋印度、新加坡、英國、美國、德國和法國等國共9,417名受訪者的網路調查顯示,新加坡人是全球第二大網路成癮者。此後,我認為網路成癮人數可能持續上升,因為新加坡人普遍螢幕使用時間更長,疫情期間居家令限制外出,加上通過筆記本和平板電腦進行的居家學習增多,且越來越多公司支援遠端辦公和靈活工作安排。
我想問,近期是否有研究證實網路成癮人數確實上升?我們是否瞭解哪些年齡群體更易網路成癮?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應對網路成癮,尤其是針對青少年和兒童?MCI如何協助學校、家長及社群提高對網路成癮風險的認識及預防方法?
長者數字化
嚴彥松先生(阿裕尼選區):主席,新加坡的數字化發展迅速,但這也讓許多年長和技術不熟練的公民被落下。數字原住民幾秒鐘能完成的事,對一些長者來說卻異常困難。許多人難以設定強密碼,輸入密碼也有困難。點選手機螢幕或雙擊滑鼠對他們來說是靈巧度的挑戰。
然而,解決方案不是永遠並行提供人工和數字服務。那樣會抵消數字化帶來的生產力提升。相反,企業和政府機構應為長者提供面對面協助,幫助他們使用數字服務。
下午2時45分
我知道已設立了ServiceSG中心協助長者使用政府數字服務,但目前只有六個中心,可能並非所有居民都能方便到達。能否在每個社群設立更多ServiceSG中心?更重要的是,政府如何提高居民對這些中心的認知?銀行等私營機構是否也應為其技術不熟練的客戶提供此類服務?
許多長者對使用技術已有戒心,詐騙威脅加劇了他們的恐懼。雖然長者不是詐騙的唯一受害者,但他們往往感到更脆弱。成年子女、政府廣告和媒體不斷提醒他們。這種資訊已深入人心,導致許多長者完全避免使用網際網路銀行等數字服務,擔心被騙。然而,沒有網際網路銀行賬戶,他們在日益無現金的社會中將面臨諸多障礙。
政府如何應對讓長者接受數字技術的挑戰,同時確保他們瞭解基本防範措施,避免成為詐騙受害者?
網路安全
馬文慶先生(淡濱尼選區):弱勢群體更易受到有害網路內容的影響,這些內容包括仇恨言論、網路欺凌、網路騷擾、虛假資訊、詐騙和欺詐以及掠奪性行為。
我們往往認為弱勢群體是數字恐龍般的長者。然而,根據新加坡警察部隊最近釋出的資料,2022年被騙金額達6.607億新元的所有詐騙受害者中,20至39歲的年輕成年人佔53.5%。
年輕人可能熟悉技術,每天使用,但可能缺乏成熟度、生活經驗和警覺性來保護自己。頻繁接觸也增加了惡意者的機會。
例如,兒童面臨接觸不當內容的風險,如暴力、色情和極端主義宣傳。我們剛得知一名15歲自我激進化的學生,計劃在新加坡實施持刀襲擊和斬首非穆斯林,併成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者。
女性也可能成為網路騷擾和虐待的目標,包括暴力威脅、性騷擾和報復性色情。
殘障人士可能遭受網路虐待和仇恨言論。他們也可能因網站設計和數字平臺無障礙性不足而難以訪問線上內容和服務。
LGBTQ+群體也面臨網路仇恨言論和歧視的風險。這可能導致孤立和痛苦感,並可能引發焦慮和抑鬱等心理健康問題。
2020年,我與一名19歲的居民Keegan進行了Instagram直播聊天,他正在接受激素替代療法。Keegan勇敢分享了他的性別轉變歷程及家庭支援。雖然有許多鼓勵的聲音,但我瞭解到Keegan也遭遇了網路仇恨言論和攻擊。
總體而言,有害網路內容對弱勢群體影響顯著。這些群體範圍廣泛,挑戰和需求各異。政府應提高公眾對此類問題的認識,並採取措施保護弱勢個體免受網路傷害。同時,與熟悉相關議題的社群和組織合作也很重要。請問部委在這方面的策略和計劃是什麼?
立法用途檔案
畢力挺先生(阿裕尼選區):謝謝主席。先生,去年下半年,我致函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申請兩份政府檔案,分別是吸引國際人才的挑戰和工作準證框架的演變。這兩份檔案被一位作者在其著作《人民行動黨歷史》的參考書目中引用,該書現已公開發售。國家檔案館表示他們沒有這些檔案,但檔案由人力部(MOM)掌握。
我寫信給人力部,但人力部回覆稱,作為一般政策,不向公眾開放未通過國家檔案館公開的政府檔案。它還表示,議員同樣無法訪問政府檔案,可通過議會質詢向政府尋求資訊。人力部還提到,對於該書,部委曾特別許可引用部分政府檔案中的相關資訊,附帶研究寫作的條件。
我覺得這種情況不協調:如此重要的國家政策資訊能提供給研究人員,卻不能提供給立法者,而政策背景對立法者至關重要。政府是否願意放寬對這類檔案的申請標準,這些檔案已被有條件公開供他人研究,是否可向所有現任議員開放?
主席:何亭如女士,請將您的兩項動議合併發言。
國家檔案解密
何亭如女士(盛港選區):謝謝主席。談到建設國家韌性,我們也應避免阻礙公眾審視和深入瞭解歷史的能力,以便我們和子孫後代能更準確理解歷史,從中汲取洞見,制定更優決策。
我想請部長更新,已有至少25年曆史且納入公開檔案的政府檔案數量及比例,這些檔案是否已納入可公開訪問的國家檔案網上平臺?
首先,如果解密進度仍然緩慢,政府是否正在使用或計劃使用新技術,如人工智慧,加快解密流程?其次,我瞭解到國家檔案網上的申請處理時間長達12周。既然這些檔案已解密,為什麼不自動公開?這將降低研究門檻,促進更廣泛的歷史研究生態。
反對黨領袖早前提到他在申請訪問某些政府檔案時遇到的困難,儘管這些檔案此前已向研究人員開放。我們是否可以完善申請流程,明確允許個人對拒絕申請提出申訴的機制,並設立獨立程式裁定申訴?該程式也可考慮解密相關的其他決策問題。
前阿裕尼集選區議員劉迺強先生2014年就此話題提出動議時指出,許多國家採用30年規則,包括英國和以色列。此後,英國已完成向20年規則的過渡,以色列則對大多數非安全相關的外交政策檔案實行15年解密制度,同時對當前安全形勢保持敏感。正如劉先生所言,我們的情況肯定優於以色列。
因此,我們再次呼籲,將此類檔案自記錄日起25年後解密,並免費向所有人開放。
政府廣告關鍵績效指標
主席,現今互聯互通的世界中,國家機構與其他面向公眾的實體和企業一樣,需要開展宣傳推廣,這是可以理解的。新加坡人需要並應獲得及時、準確、有用的公共服務資訊,以及瞭解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作。
但新加坡人較少了解的是,國家機構開展的公關、宣傳和廣告活動的效果。用公款開展的活動應對公眾負責,不僅僅是避免不當行為,還包括資金的使用方式及其效果。
回應去年提出的議會質詢,通訊及資訊部(MCI)估計,政府在2019財年廣告支出為1.5億至1.75億新元,2020和2021財年分別增長30%至50%。MCI當時估計2022財年上半年廣告支出為5,000萬至7,500萬新元。
近期,新加坡人也注意到國家發展部(MND)為保持公共住房可負擔性開展的顯著廣告活動。雖然公眾意識和教育工作必要,但這些仍是鉅額資金。此外,上述議會質詢回覆還指出,MCI不追蹤點選量和展示次數,因為各部委負責各自的廣告預算和效果。
這裡似乎錯失了機會。MCI應評估各部委不同活動和宣傳專案的效果,全面瞭解這些專案如何被評估,從而調整以提升效果,或在表現不佳時予以削減。追蹤這些活動效果或釋出關鍵績效指標報告存在哪些障礙?我們還能如何解決上述問題?畢竟,財政審慎也意味著在使用公共資金時要最大化效益。
主席:梁振英先生,請合併您的兩項動議。
政府廣告
梁振英先生(阿裕尼選區):主席,根據議會質詢回覆推算,政府2022年的廣告總支出可能超過1億新元。我有兩點意見。
首先,有關SGAG Instagram帖子僅標註“#sp”,未使用Instagram的“贊助”功能以顯示該帖子為廣告,這引發了關注。
為提高透明度,政府是否同意所有廣告都應明確標註負責機構?畢竟,政治廣告需由防止網路虛假資訊和操縱辦公室(POFMA)發出標籤。
其次,我同意政府廣告在引導公民採取有益行為(如養成健康習慣或申請有用計劃)方面具有正當公共利益。
但有些廣告似乎不具備引導意圖。有些廣告更像是營造對某機構的“良好感受”,甚至試圖說服公眾以積極眼光看待政府,而未明確體現最終引導積極行為的公共利益。
我只有時間舉一個例子。這是關於住房計劃的廣告。正如尊敬的梁文韜先生和包慧玲女士早前在本院提及,該廣告旨在說服公眾“我們致力於保持組屋的可負擔性和新加坡人的可及性”,並展示了有關組屋預購(BTO)推出和價格的各種資料。
但這有什麼公共利益?是為了提高申請BTO的意識?但這有必要嗎?BTO的申請率已經很高且持續上升。是否需要提高意識?那麼,這則廣告到底在引導什麼行為?
此外,這則廣告似乎更旨在說服公眾相信政府工作出色,保持住房的可負擔性和可及性,這屬於對公共政策的看法,也可以說是政治觀點。
如果回應是此類廣告能夠提升公眾對機構或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從而促進更多公眾參與各項計劃,那麼,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無疑是優質的服務交付,而這種信任絕不可能通過廣告買到。
因此,為了釋放更多預算收入,我建議廣告只應投放於能夠帶來可衡量行為轉變的領域,應施行投資回報率測試。預算不應花費在產生“感覺良好”氛圍或旨在說服公眾政府表現良好的廣告上。後者更類似於政治廣告,不應使用公共資金資助。
廣告標準
主席先生,廣告中作出虛假環保宣告的行為被稱為“綠色漂綠”。在新加坡,針對那些意圖欺騙消費者其產品“環保”、“碳中和”等可疑宣告的廣告商,似乎很少採取行動。
一些國家已就此立法。例如,法國《氣候法》禁止企業宣傳其產品為碳中和,除非能提供公開資訊予以支援。韓國政府正在簡化對作出虛假環境影響宣告企業的罰款程式。英國政府制定了《綠色宣告守則》並開展相關執法。
雖然什麼構成綠色漂綠並不總是明確,但我想在此提出一些解決方案。
首先,我們的新加坡廣告守則應明確涵蓋綠色漂綠,政府應制定立法,明確界定廣告中何為綠色漂綠。消費者協會(CASE)和行業機構可支援此舉,政府則扮演仲裁者角色,同時參考海外法律中的定義並結合本地實際進行調整。
準備就緒後,我們可以制定相關立法,可能包括要求企業在作出綠色宣告時必須提供支援檔案。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是應對綠色漂綠舉措的先行者,值得借鑑。2022年,MAS宣佈,標榜符合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標準並向新加坡零售投資者銷售的基金,必須依據新的披露和報告指引支援其宣告。
除依據《消費者保護(公平交易)法》和如《地產代理法》、《藥品法》等行業特定法律對虛假廣告進行立法和執法外,還需大力開展公眾參與,提醒公眾識別並舉報潛在違法行為是一種公共利益,有益於社會。
公眾參與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綠色漂綠的實際問題,即使我們最終目標是立法和執法。
可信內容
陳淑瑩女士(東海岸):主席先生,科技進步使人們既從主流媒體也從其他渠道線上獲取新聞。
下午3時
根據2022年1月底至2月在新加坡進行的一項調查,8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通過網路,包括社交媒體獲取新聞。
政府為本地媒體機構提供公共資金,助其更好地服務數字時代的受眾。網路上的眼球爭奪日益激烈。
我們的本地媒體機構如何吸引網路新聞讀者的注意力,以保持和擴大市場份額?
面對網路潛在的有害影響,本地媒體機構如何建設和強化能力,在線上與受眾互動,尤其是在年輕群體中維持信任?
數字包容的新加坡
陳佩玲女士:先生,數字未來已成定局。但我們不能無意中製造新的不平等或加劇現有差距,即那些能夠訪問和利用新數字技術的人與不能的人之間的差距。
我們今天的數字化努力是為了今天的青年和明天的長者。但我們仍有一代新加坡長者難以跟上數字化的步伐,儘管大家都盡力了。有些人害怕被完全排除或落後。
因此,在數字化過程中,我們必須繼續幫助更脆弱或較不優越的人群:一是保持線上/線下獲取關鍵服務和資訊的渠道;二是如願意數字化,則賦予他們資料連線和裝置;三是配備正確技能;四是建立數字世界的信心。
政府必須繼續提供支援和計劃,涵蓋這四個方面。因此,我想問:
政府在確保新加坡人能夠訪問並掌握數字化帶來的好處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
有哪些“成果”及改進機會?
因此,政府還應設計並推廣連線長者與更廣泛社群的解決方案,且設計應簡便易用,不令他們望而生畏。在麥波申選區,我們嘗試通過麥波申關懷應用實現這一點。雖然不易,但我們會繼續堅持。同時,也應鼓勵全國範圍內類似努力。
因此,我想問:政府將如何鼓勵類似的基層社群倡議,解決現實生活問題?
資訊素養
隨著我們繼續數字化程序,資訊素養日益重要。《防止網路虛假資訊和操縱法》(Pofma)賦予政府應對嚴重虛假資訊的能力,這些虛假資訊損害公共利益。然而,假新聞、惡意虛假資訊和詐騙仍層出不窮,就像打不死的蟑螂。
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打擊錯誤資訊。教育公眾辨別假新聞和虛假資訊,使之成為自然直覺,是抵禦虛假資訊毒害的最佳方法。
目前學校有課程提高對網路虛假資訊和詐騙的意識,但仍有空間深入,通過測驗和專案作業鼓勵更強的批判性思維,隨著學生成長和進步。話雖如此,成年人同樣脆弱——辨別資訊來源的可信度並不容易。政府有多個良好舉措,如“打擊假新聞”網站和四種語言的“來源、理解、研究和評估”(S.U.R.E)步驟。
政府還在做些什麼以提高資訊素養意識,教育公眾成為有鑑別力的讀者?
包容性數字化
裴楷榮先生:先生,我1995年開始工作時擁有第一部手機。那時,它技術上是行動式無線電話,用於打電話和發簡訊。如今,手機遠不止於此。事實上,我認為現在很少有人僅用手機打電話或發簡訊。我們用它檢視社交媒體、購物、轉賬、玩遊戲、拍照,現代生活多工處理。手持裝置連線我們進入數字世界。
通過數字手段可觸及的空間變大,我們幾乎所有交易、與全球任何人連線,都通過指尖上的小螢幕完成。
然而,新加坡有些人難以操作小螢幕。對他們來說,世界變小了。
我最近參加了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數字大使在淡濱尼梵中心舉辦的活動。為長者搭建了模擬雜貨店,教他們通過電子支付購物。大使們耐心細緻,一對一指導長者逐步操作。我知道我的居民覺得有用,但我希望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有信心使用電子支付。不過,我也注意到一些居民仍猶豫。
我記得多年前自動櫃員機(ATM)出現時,我也花了些時間信任機器會正確出鈔並更新賬戶。當時我還年輕。想象一下年長者面對數字世界的顧慮。
因此,我很欣慰張玉娟部長提出“數字優先,但非數字唯一”的做法,這是一種更溫和、更合適的立場。我完全贊同。雖然應儘可能利用數字世界,政府應以身作則,仍通過非數字方式提供基本服務。政府需分配人力資源,提供櫃檯服務、真人熱線、支票處理等。
我想請部長詳細說明我們如何以“數字優先,但非數字唯一”的方式準備新加坡人。
主席:亞歷克斯·嚴先生不在。許慧欣女士。
提升長者數字素養
許慧欣女士:主席,請用普通話。
(普通話):[請參閱方言發言。]數字服務在社會中日益普及,但許多長者仍對數字生活持猶豫態度。他們害怕誤觸按鈕落入網路詐騙陷阱。數字服務雖有風險,但也帶來諸多便利。
有了智慧手機,我們能瞭解世界動態,學習新知識,無需外出。
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有何計劃進一步提升長者的數字知識和技能?
在伍德格羅夫,我非常感謝SG數字社群中心的數字大使團隊。在福群社群俱樂部升級前,他們每天上午10點至下午6點為長者提供一對一指導,幫助他們邁向數字生活。社群俱樂部裝修期間,他們繼續與公民諮詢委員會緊密合作,走出戶外,在伍德格羅夫社群舉辦的一系列活動中設立數字協助攤位,鼓勵長者踏上數字旅程。例如,最近在888廣場與新加坡民防部隊(SCDF)聯合舉辦的社群緊急準備日,數字大使鼓勵居民下載SCDF的My Responder應用,提供如緊急心肺復甦時最近自動體外除顫器(AED)位置等多項便利。
主席: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請連提兩個問題。
協助長者數字化
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荷蘭-武吉知馬):先生,隨著我們努力為經濟未來做好準備,建設安全韌性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我們必須陪伴長者數字化程序,確保過程安全可靠。尤其面對假新聞和網路詐騙盛行,我們需保護最脆弱群體,避免他們盲目進入數字未知領域。
在幫助長者數字化過程中,請問SG數字辦公室和IMDA是否會繼續以人性化方式連線,緩解和順暢長者的數字轉型?
數字化援助需求
先生,隨著我們城市國家適應快速發展的數字空間,必須建設涵蓋社會各方面的強大數字基礎設施,確保無人被落下。SG數字辦公室推動小販數字化是重要舉措。
文化、社區及青年部(MCI)和IMDA是否考慮將此推廣至更多心臟地帶的商鋪和小企業?過程應循序漸進,讓中小企業瞭解轉型如何融入其業務。協助中小企業和心臟地帶經營者至關重要。
數字生活
陳淑瑩女士:主席,數字生活運動旨在促進數字包容,鼓勵並支援各行各業的新加坡人擁抱數字技術,參與數字世界,豐富生活。數字生活運動重要方面是推廣良好數字習慣,包括網路安全、媒體素養及如何管理風險和應對網路傷害。
我有幸與數字生活合作伙伴交流,欣慰看到數字生活擁有來自民眾、私營和公共部門的充滿活力且多元的合作伙伴生態系統。
但隨著數字化日益融入生活,政府如何加強與民眾、私營和公共部門的合作,推動數字生活運動,擴大數字包容,使數字能力較弱者能數字參與日常生活,抓住機遇?
數字賦能
拉哈尤·馬哈贊女士(裕廊):主席,我有幸過去與MCI和IMDA團隊合作,推動數字生活計劃,包括數字生活節。我見證了團隊的創造力和奉獻精神,打造多樣化學習和協作平臺,提升社群數字素養和能力。
數字生活努力的美妙之處在於匯聚了眾多合作伙伴支援數字賦能。我去年帶基層領袖參加在Bedok心跳中心舉辦的數字生活節,他們被豐富的社群專案啟發,與多位數字生活夥伴結識,回到武吉巴督東(BBE)帶回想法併合作。
我收到天宮和迦南納拉瑪佛寺慷慨捐贈的筆記型電腦,與數字生活夥伴Byte合作,在武吉巴督東舉辦Byte樓下科技實驗室(VDTL)兒童程式設計課程。基層領袖還組織包容性家庭嘉年華,邀請IMDA參與,幫助長者和特殊需求群體獲取“全民資料計劃”的行動數據套餐。我還要提及數字大使多次參與社群活動,提升意識並支援武吉巴督東居民的數字賦能。
觀察這些互動,我注意到不同人群需採用不同方式,賦能策略應分層,適應不同能力水平。還應考慮數字變革的良好設計,使過渡有意義且不令數字能力較弱者感到壓力。
前提名議員林順順教授去年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分享我們可從社群發展理事會(CDC)購物券設計中汲取的經驗。她提到擬物化原則,即數字介面中的功能或物件類似其實體對應物,使介面更熟悉且更直觀。她讚賞購物券面額設計及對數字能力較弱者的考慮,認為周到設計有助晚期採用者接受更先進的數字支付方式。
事實上,CDC購物券推廣是我與許多長者及心臟地帶商戶交流數字能力的機會。一些武吉巴督東長者會到社群俱樂部辦公室列印購物券,也有些人學習如何下載購物券並用手機支付。
我們將繼續在不同層面緩慢構建能力,確保無人被落下,人人能在數字化程序中成長。
這條路需繼續走下去,不僅是武吉巴督東,也是整個國家。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確保努力包容不同需求和能力。數字生活運動是極佳的平臺,能讓各年齡層和各行各業的新加坡人擁抱數字學習,作為終身追求。
下午3時15分
因此,我想問數字生活運動迄今進展如何?下一步是什麼?我們能期待哪些舉措,確保無人被落下?
主席:沙拉爾·塔哈先生,請三問連提。
彌合數字鴻溝
沙拉爾·塔哈先生(巴西立-榜鵝):謝謝主席。新的NEU PC Plus計劃和家庭上網計劃確保低收入家庭兒童不受劣勢,能獲得數字硬體和家庭寬頻。
隨著數字化加深和未來工作變化,我們的學童必須掌握數字能力,確保為未來職場做好準備。
我們如何確保正在上學的孩子不僅能夠接觸到硬體裝置,而且具備數字技能?特別是,我們如何彌合數字鴻溝,確保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處於不利地位,並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數字能力?
數字化——降低企業成本
通過資訊通訊部(MCI)推動資訊與通訊(I&C)行業發展和數字成熟度,許多企業已經採用了數字技術。MCI一直在發展數字生態系統,推進數字工具如PayNow和Singpass,併為廣泛的企業數字化提供支援。
不僅僅是採用數字技術,我們如何確保數字化使新加坡在企業面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仍保持全球競爭力?許多企業表示實施成本是採用數字技術的障礙。您如何協助企業從數字投資中實現成本節約?
對於已經擁抱數字化並希望進一步提升能力的企業,我們如何支援他們實現這一目標?
留住科技人才
今年一月,微軟全球裁員1萬人。谷歌母公司Alphabet裁員1.2萬人。亞馬遜裁員1.8萬人,Salesforce裁員10%。
據《海峽時報》報道,2022年7月至11月中旬,科技公司裁減了1270名新加坡本地員工。許多裁員是由於經濟不確定性和科技繁榮期的過度招聘。
鑑於科技公司調整運營導致勞動力市場波動,我們如何確保科技人才隊伍保持韌性,尤其是在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
連線公民與機遇
蔡艾立議員(丹戎巴葛):主席,我們生活在一個技術顛覆的時代。這些顛覆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和相互交流方式。
在職場上,人工智慧、機器人和機器學習技術的採用不幸地導致經濟某些領域出現結構性失業,因為那些存在了幾代人的工作崗位被歷史所取代。
零售和媒體等行業傳統的商業模式也被無情地顛覆。技術顛覆往往加劇數字鴻溝,進一步加深年輕人與年長者、富裕者與貧困者之間的裂痕。即使在非IT行業,僱主也越來越期望員工具備足夠的IT能力。
例如,組織期望員工在網路安全等領域具備基本掌握能力,這並不為過。
例如,一個組織的網路防禦強度取決於其最薄弱的環節。若員工因點選釣魚郵件而無意中將惡意軟體引入公司網路,從而為企業間諜或破壞活動開啟大門,該員工很可能不會受到上司的青睞。
越來越多地,良好的IT技能成為僱主關注的核心技能。
員工可能被期望利用技術增強團隊間的協作。僱主可能越來越期望員工熟練使用協作工具和平臺,與同事及業務夥伴緊密合作。僱主也可能期望員工利用技術創新業務流程、提升客戶服務體驗和整體生產力。
我們如何幫助新加坡人培養相關的數字能力,使他們能夠跟上並領先於不斷變化的技術顛覆?
我們如何讓“學習和適應不斷變化的技術”成為工作人口的生活方式?我們如何幫助更多年長員工應對適應新技術和工具的壓力?
畢竟,人們對未知感到焦慮和害怕犯錯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在醫療行業等工作環境中,技術使用的任何錯誤都可能導致嚴重後果。
主席:阿卜杜勒·薩馬德先生不在。簡妮特·昂女士。
數字經濟中的信任與人才
簡妮特·昂(提名議員):主席,數字轉型是新經濟中所有企業的戰略必然。
過去幾年,政府與業界合作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提供預先批准的解決方案、商業補助及諮詢支援。然而,在國家商業調查中,只有19%的公司將“數字轉型”列為五大優先事項之一。
我們的中小企業數字化採用情況如何?2023年,資訊通訊部(MCI)和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還將採取哪些措施進一步推動中小企業的數字轉型?
疫情期間,PayNow電子支付對企業來說是救命稻草。MCI能否更新我們關於電子支付採用進展,以及電子發票和電子簽名的情況?
在最近的新加坡工商聯合會(SBF)調查中,企業指出人才和專業知識缺乏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障礙。部長能否介紹CTO即服務(CTO-as-a-Service)實施如何支援中小企業的數字領導力和專業知識?
科技技能加速器(TeSA)和職業轉換計劃專注於培養和再培訓本地人才以滿足資訊與通訊技術(ICT)技能需求。我們在培養所需技能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
同時,我們通過ONE Pass計劃吸引戰略性全球科技人才的成效如何?
MCI是政府的通訊機構。我聽到關於2023年預算簡明易懂、便於普通新加坡人和企業理解的積極反饋。
話雖如此,有哪些措施確保政府機構不會在可能被視為政府自我宣傳或塑造正面形象的廣告上花費?MCI如何衡量其支出的效果?
與產業攜手共創未來
陳佩玲女士:先生,新加坡在技術基礎設施和採用方面位居前列。
我們擁有亞洲最高的平均網際網路連線速度,新加坡的4G訂閱數幾乎是人口的1.5倍。去年,高階國務部長賈尼爾在公共服務委員會(COS)報告中表示,我們有望在2025年前實現全國5G覆蓋。能否更新5G覆蓋的實施情況?是否可以加快進度,使新加坡更早捕捉5G帶來的價值?
隨著覆蓋範圍擴大,5G的穩定性如何?政府將如何幫助公民和企業利用並最大化5G帶來的好處?政府將如何與產業合作,創造更多應用場景,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
資料是創新的基礎。正如我上週在總理辦公室發言中所述,充分的資料保護絕對必要。但圍繞資料使用存在擔憂甚至困惑,企業也理所當然地因競爭擔憂而謹慎共享資料。
那麼,我們如何在保障資料隱私和安全的前提下,在安全環境中提供和共享資料,支援實驗和產品測試?政府能否在這方面與業界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鑑於區塊鏈和密碼學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是否有可能讓更多經過策劃的政府資料以安全、受控和匿名的方式被訪問?
當我們關注5G和Web 3.0時,也必須繼續展望6G、Web 4.0及更遠的未來。這需要產業參與,共同想象未來,規劃實現未來所需的基礎設施或構建模組。政府將如何與產業合作,共同構想未來,建設安全、多功能且綠色的數字基礎設施?
主席:簡潔地發言,簡妮莎·陳女士。
數字基礎設施與投資
簡妮莎·陳順娘女士:謝謝主席。先生,基於光纖的全國寬頻網路(NBN)為新加坡成為智慧和智慧國奠定了基礎。它實現了新加坡家庭和企業的高寬頻普及率,並支援服務的訪問。
疫情證明了投資寬頻基礎設施的價值,NBN為新加坡人居家工作、學習和訪問服務提供了關鍵連線。
隨著新加坡數字化加速和智慧國目標的推進,基礎設施的需求、容量和複雜性將呈指數增長。下一代NBN的下一步投資和規劃是什麼?如何建設容量和高速連線以滿足未來需求,實現潛在機遇並應對意外挑戰?
除了連線容量和速度,安全風險、隱私和環境可持續性也必須成為未來NBN規劃的關鍵考量。
企業數字化
主席,COVID-19疫情擾亂了許多企業,凸顯了數字技術對企業持續運營的重要性。
雖然企業理解轉型和數字化的重要性,但當前經濟狀況和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的成本上升帶來了挑戰。新加坡企業數字化進展如何,特別是中小企業?
有一系列支援企業數字化的舉措和計劃,例如CTO即服務、數字領導者計劃、行業數字計劃(IDP)和先進數字解決方案(ADS)。這些計劃如何幫助企業數字化、抓住機遇並提升競爭力?MCI如何支援企業數字化?
主席:秩序。我建議現在休息。
[(程式文本)於是議長離開委員會主席席,回到議會主席席。]
議長:秩序。我宣佈休會,下午3時50分恢復會議。
會議於下午3時26分休會,至下午3時50分恢復。
會議於下午3時50分恢復。
[副議長(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主持]
[(程式文本)撥款委員會辯論繼續。]
[副議長(克里斯托弗·德索薩先生)主持]
[(程式文本)Q項繼續。]
主席:通訊及資訊部長張玉娟女士。
下午3時51分
通訊及資訊部長(張玉娟女士):主席,早前辯論中,我闡述了我們智慧國曆程中的經驗教訓,強調加強數字社會契約的重要性。MCI在監督這一契約中發揮關鍵作用,確保其在技術顛覆中保持穩健,並惠及所有新加坡人。
今年撥款委員會的主題是“賦能新加坡人,在數字未來中茁壯成長”。為此,我們必須維持數字社會契約的兩個方面:理想與保障。
我們的理想是讓所有新加坡人抓住數字發展帶來的機遇。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建設支撐數字經濟和社會的基礎設施。
良好的基礎設施規劃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石。例如,城市未來50年的形態已在城市重建局(URA)的長期規劃中描繪。2040年陸路交通總體規劃勾勒了未來二十年的交通願景。很少有國家能如此長遠規劃,更少有國家能組織實施這些計劃。
要在數字未來取得成功,我們需要同樣深思熟慮和堅定的數字基礎設施策略。
為此,MCI將制定數字連線藍圖,這可能是全球首創,或至少是極少數之一。該藍圖將全面規劃我們的長期基礎設施願景,涵蓋寬頻、移動和Wi-Fi網路,以及海底光纜。它將為我們突破資源限制、為所有新加坡人創造經濟機會奠定基礎。
鑑於數字領域變化迅速,政府單獨完成此項工作並不明智。
因此,我已請高階國務部長賈尼爾·普圖切裡共同主持一個由企業和行業領袖組成的諮詢小組,早期吸納他們的意見,確保藍圖滿足他們的需求。我預計此階段工作將持續六至九個月。賈尼爾高階國務部長將詳細介紹我們的計劃。
當然,不僅基礎設施需要為未來做好準備,我們的人才和企業也必須準備好。
數字化的重要性已被企業認可。93%的新加坡企業已採用至少一項數字技術,整個經濟對科技人才的需求強勁。但隨著全球數字採用基線提升和競爭加劇,企業仍面臨一些障礙。
為加強對企業的支援,我們將制定數字企業藍圖,全面規劃如何在國家、行業和企業層面推動和加速數字轉型。高階國務部長陳杰輝將分享更多計劃細節。
在追求數字理想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數字社會契約中同樣重要的保障維度:信任與安全。沒有這些,數字信心將受損。存在三大關注點。
第一是包容性。數字發展道路必須足夠寬廣,容納儘可能多的人。那些被甩在後面的人將難以支援和參與數字發展,更難享受其益處。
第二是保障數字技術對新加坡人的安全。數字領域為惡意行為者提供了操縱、欺騙和脅迫的機會。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的受損可能嚴重擾亂經濟和生活,導致危險感和不信任感。
第三是如何保持社會團結和韌性。我們認識到數字技術可能被利用來破壞社會凝聚力,通過錯誤資訊加劇社會裂痕、極化社會、助長不容忍和仇恨。
今天,我將說明MCI如何應對這些問題。
首先是包容性,陳佩玲女士和沙瑞爾·塔哈先生提及的內容。就連線而言,92%的家庭擁有電腦,98%擁有寬頻。這遠超許多國家。但MCI認為,我們在接入和包容性方面仍可更進一步。
我們仍關注的一個群體是低收入家庭。對大多數家庭而言,數字連線已成為與水電同等重要的必需品。但對部分家庭來說,連線仍感覺昂貴。
自2020年以來,我們通過NEU PC Plus和家庭接入計劃幫助了超過46,000戶家庭保持連線。我們將整合這些計劃為一,簡化申請流程,為最需要的人提供更實惠的數字接入。
為此,我們將於今年4月推出新的DigitalAccess@Home計劃,為符合條件的低收入新加坡家庭提供補貼寬頻和數字裝置。政府已預留約8000萬新元,未來四年支援該計劃,預計可惠及6萬戶家庭。
根據該計劃,居住在公共租賃組屋的符合條件家庭,寬頻費用最低可降至每月5新元。居住在1至3房組屋的家庭每月支付10新元,4房及以上組屋每月支付15新元。額外支付每月5新元,可將頻寬從500 Mbps提升至1 Gbps。
此外,包含社會援助(ComCare)受助者的家庭將自動獲得最高補貼,支付最低費用。擁有教育部(MOE)經濟援助計劃學生的家庭,也可根據收入享受最高補貼。我們將與相關機構合作,實現自動資格認定。
實現數字包容,寬頻接入必須配合裝置接入。裝置成本通常更高,且難以分攤,是更大障礙。
在DigitalAccess@Home計劃下,受益者可享受25%至75%的補貼,降低裝置自付費用。根據補貼水平,受益者購買平板電腦需支付75至250新元,筆記型電腦需支付220至710新元。
對於有上學兒童的大家庭,我們正與公益組織如Engineering Good和SGBono合作,每年提供多達1000臺翻新筆記型電腦支援他們。根據現有專案的需求,這一數量應足以滿足當前需求。
主席,請允許我用普通話簡要說明我們更新政策的要點,以及我們應如何看待數字未來中的長者。我還將闡述“數字優先,但非數字唯一”的含義,回應裴楠慶先生和簡妮特·昂女士的提問。
(以普通話發言):【請參閱方言發言。】新加坡在家庭數字接入方面已達到非常高的水平,令許多國家羨慕。
然而,政府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因此,我們將在未來四年內撥款約8000萬新元,推出新的“數字接入@家”計劃,更好地支援低收入家庭獲得寬頻和數字裝置。話雖如此,數字接入本身並不等同於數字包容。例如,我們周圍有許多長者擁有最新款手機,但卻不會使用許多功能。
因此,政府目前倡導“數字優先”,而非“僅數字”方式。這意味著我們將繼續為基本服務提供非數字選項。許多人告訴我,這一資訊讓他們感到非常安心,緩解了他們的焦慮。然而,也有人問我,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的長者不再需要學習數字技能。
事實上,最新調查顯示,過去兩年長者的數字技能有所提升。60多歲長者具備基本或更高數字能力的比例從28%上升到44%,增長了16%。70歲及以上長者的數字能力也在提升,比例從7%升至29%,增長了22%。資料表明,我們的長者明白數字未來正在成形,他們應該——而且能夠——適應,就像他們過去成功適應新加坡現代化的許多方面一樣。
這些數字以及各種ForwardSG公民諮詢也顯示,我們不應急於推進這一過程。在向長者傳授數字技能時,學習過程應考慮他們的資訊吸收能力,並善用同伴支援學習。內容應符合長者的實際需求,例如教授電子支付。數字技術的設計應納入他們的視角,且便於使用。
換言之,我們不應低估長者的學習精神或能力。他們需要的是時間、機會、鼓勵和同理心。
因此,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社群團體,讓我們幫助長者掌握數字技能,陪伴他們走好每一步。
下午4時
(以英語發言)主席先生,請允許我強調這一點。雖然部分長者需要數字技能方面的幫助,但我們不應否定他們參與數字未來的能力。他們需要的是時間、機會和同理心。
以72歲的三孩祖父理查德·葉先生為例,他通過國家圖書館局(NLB)的應用程式發現了MakeIT計劃。各位議員可能記得,MakeIT計劃允許居民在新加坡各圖書館嘗試製造技術。葉先生對裕廊區域圖書館提供的3D列印技術產生了興趣。他開始用它列印小型實體物件,如昆蟲和恐龍,深受孫輩喜愛,也使他在孫輩中非常受歡迎。隨著時間推移,葉先生進階使用編碼和機器人微控制器為孫輩製作可動玩具,受歡迎程度更高。他現在是3D列印的倡導者,稱其為像他這樣的長者的“夢想成真”。
針對許淑慧女士、蘇志豪先生、謝健鵬先生和葉漢榮先生的提問,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的新加坡數字辦公室(SDO)於疫情初期成立,向長者提供數字服務、電子支付和網路安全等領域的數字培訓。大部分培訓採用一對一輔導或小組學習,地點為長者感到舒適的社群空間。
迄今為止,SDO的數字大使已培訓超過21萬名長者使用智慧手機完成基本任務和日常需求。如今,許多基層長者已將數字大使視為“穿紫色襯衫的友好人士”。
自今年1月起,SDO還與人民協會(PA)的積極老齡化理事會合作,建立促進長者同伴學習的數字支援小組。
針對嚴傑烈先生的問題,政府將根據需求規劃更多ServiceSG服務點。與此同時,SDO、社群中心(CC)及圖書館均提供基本支援。
葉先生的例子也展示了圖書館如何裝備新加坡人掌握數字技能。根據國家圖書館局《圖書館與檔案藍圖2025》(LAB25),圖書館將與領先科技公司更緊密合作。
今年晚些時候,伴隨榜鵝區域圖書館全面開放的首屆ExperienceIT展覽,亞馬遜網路服務(AWS)將協助打造體驗展,向訪客介紹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這種合作方式是我們提升數字技能努力中的一條主線。
例如,自2020年以來,教育部(MOE)和IMDA已將“Code For Fun”計算思維拓展課程推廣至所有小學高年級學生。這是重要的社會平衡器,2022年覆蓋了5萬名學生。
陳潔儀女士和拉哈尤·馬哈贊女士詢問我們如何加強“數字生活”運動(DfL)。
自2021年啟動該運動以動員基層力量以來,已有130多個合作伙伴承諾支援並啟動約140項計劃,超過27萬人從中受益。
DfL合作伙伴中正形成引入新專案的勢頭。例如,微軟將開設課程,讓低收入家庭兒童接觸物聯網(IoT)和混合現實等主題。
隨著DfL運動加速,信息通信媒體發展部(MCI)正與民間、私營及公共(3P)部門合作開展一系列Forward SG參與活動,針對特定需求領域。下一階段將聚焦數字時代的育兒及提升數字政府服務使用者體驗等議題。
主席先生,接下來我將談談安全與保障。
根據微軟2023年全球網路安全調查,77%的新加坡人在過去一年經歷過至少一次網路風險。
在內政部(MHA)供應委員會辯論中,我分享了引入《網路犯罪危害法》的計劃。該法案建立在去年11月通過並近期生效的《網路安全(雜項修訂)法案》基礎上。
去年辯論時,我解釋了法律變更旨在引入社交媒體服務行為準則。IMDA一直與業界合作伙伴溝通,預計該準則將在今年下半年實施。
在法案辯論中,我也表示將關注除社交媒體外的其他廣泛使用的線上通訊服務。
針對陳佩玲女士和楊燕玲女士的問題,我們將通過新的應用商店行為準則進一步加強網路安全。應用商店可能包含對兒童有害的內容,如描繪露骨性行為或煽動暴力。與社交媒體服務類似,應用商店應具備處理有害內容的系統和流程。新準則的制定需時且涉及業界參與,我們將制定細節並適時向議員通報。
在法案辯論中,議員們也強烈關注MCI對網路遊戲的監管。
新應用商店行為準則實施後,通過這些商店下載的遊戲中接觸有害內容的風險將受限。含有嚴重不當內容的應用可能無法下載。但遊戲也可能通過其他平臺訪問,我們需研究應對措施。
可能的措施是引入網路遊戲分級制度,類似現有的影片遊戲分級。這將明確遊戲的適齡性,幫助家長更好監督子女的網路遊戲行為。我們將在未來12至18個月內推進相關工作。
我們還啟動了針對網路遊戲的詳細調研,以評估是否能採取更多措施,例如減少網路成癮風險,正如許淑慧女士所關切。
此調研必要,因為國際上尚無對問題性質或措施有效性的共識。新加坡的相關擔憂也未被充分理解。
涵蓋家長和兒童的調查將幫助我們更好理解問題並制定應對方案,可能包括與民間部門合作支援貝炎慶先生指出的弱勢群體。調查將考察兒童在遊戲平臺上遭遇不良互動和不當內容的情況,也將評估遊戲的社會和心理影響,超越內容問題。這項工作龐大,我們將盡力及時完成。
接下來,我簡要談談網路安全。
網路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對數字連線緊密的新加坡而言。
去年辯論時,我宣佈新加坡網路安全域性(CSA)正在審查2018年生效的《網路安全法》。CSA已與利益相關者,包括關鍵資訊基礎設施(CII)所有者,進行討論,也與行業協會和主要業界參與者接觸。進展良好,計劃下月啟動正式行業諮詢。
審查重點之一是如何調整監管框架,允許在CII之外安全使用虛擬化系統。CSA已確定雲服務和資料中心為需加強保護的基礎數字基礎設施。鑑於此為新領域,與業界的討論對確保監管有效性至關重要。
隨著行業數字化加速,國內外對網路安全服務的需求增長。CSA正研究如何發展整個網路安全生態系統,包括人才培養、創新促進和能力建設。
我們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公佈網路安全法審查及相關進展。
我簡要談談新興技術的應對策略,回應陳佩玲女士的提問。
各位議員已熟悉人工智慧(AI)的重大進展,包括ChatGPT等工具。AI帶來諸多益處,但也存在必須減輕的風險,因其日益普及。
各位議員或記得,新加坡於2019年推出了《人工智慧治理模型框架》。去年,我們還推出了全球首個AI治理測試框架和工具包“AI Verify”。我們將基於這些舉措,強化確保負責任AI開發和部署的防護措施。
我提及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DPC)今年晚些時候將釋出的兩份指導原則。
第一份涉及AI系統中個人資料的使用。
該指導原則鼓勵AI使用者遵守透明度和可解釋性標準,使客戶知曉何時及如何使用AI處理其個人資料。還將包含行業在訓練、測試和監控AI系統時使用個人資料的最佳實踐。
第二份涉及兒童個人資料。
該指導原則將為社交媒體服務及面向兒童的產品公司設定明確可行的標準。例如,收集13歲以下兒童資料前必須獲得家長同意,並實施保護性預設設定,如確保兒童資料不公開。
關於AI的更多問題值得關注。
各位議員或知,開放政府產品(OGP)已將ChatGPT整合至微軟Word,並計劃在部分公務員中試用。隨著更多應用案例開發,我們將監控發展,支援AI創新同時保護民眾。
沉浸式、去中心化和匿名的新興技術,包括元宇宙和Web 3.0,也可能帶來新型網路風險。我們將持續審視措施,緊跟技術趨勢。
我將轉向演講的第三個主題——促進信任以構建社會韌性。
為抵禦網路虛假資訊,新加坡人必須擁有可信且易獲取的資訊來源。缺乏這些,我們無法假設社會能穩固團結。知情且具資訊素養的公民有助增強社會韌性。這是支援公共服務媒體的重要原因。
針對陳潔儀女士的問題,本地媒體的數字能力近年來顯著增強。為擴大線上影響力,尤其是年輕群體,媒體利用數字技術以創新方式講述故事。
例如,媒體Corp在報道俄烏戰爭時使用了增強現實技術。《海峽時報》利用互動圖形報道組屋幾十年來的變化及海平面上升對海岸線的影響。這些努力獲得國際認可。
下午4時15分
我們的方言媒體也努力走進觀眾所在。例如,媒體Corp推出了以數字優先的中文辯論節目《前線開講》,主要面向年輕線上觀眾。《Berita Harian》製作了討論社會及地緣政治議題的播客,Tamil Murasu計劃今年推出手機應用。
這些努力在年輕觀眾中成效顯著。信息通信媒體發展部調查顯示,2021年有82%的15至24歲年輕人通過線上平臺定期消費本地主流新聞,自2018年以來增長約30個百分點。
儘管如此,我們的媒體仍有許多工作要做。隨著新加坡人新聞消費習慣持續演變,報業控股媒體信託(SMT)和媒體Corp必須持續展現進步。真正的轉型不僅靠新技術,更需思維轉變。記者需發展新技能,管理層也需支援此過程。前路漫長且艱難,我們不應低估所需努力。
在促進資訊素養方面,國家圖書館局(NLB)也扮演關鍵角色。針對陳佩玲女士的問題,自2013年以來,NLB的旗艦資訊素養專案SURE幫助公民駕馭資訊密集的環境。
配合這些努力,NLB於2021年11月啟動“讀書以求確實”(Read to be SURE)活動,進一步推廣批判性思維。該活動幫助新加坡人聆聽不同聲音,探討加密貨幣、性別平等等熱點議題。自啟動以來,已獲得超過22萬次參與。
主席先生,最後讓我談談我們在數字領域努力的國際意義。如今,新加坡被視為數字發展領先國家,處於數字基礎設施和監管的前沿。這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回報。
此外,通過定位為思想領袖,我們更能與志同道合國家合作,塑造數字領域的新國際規範。值得期待的發展包括我們擔任聯合國資訊通訊技術安全開放式工作組主席,與澳大利亞、英國和韓國簽署數字經濟協議,美新增長與創新夥伴關係,與深圳的智慧城市倡議,我們發起的東盟資料管理框架,以及我們倡導的小國數字論壇(Digital FOSS)。
這些舉措為我們發聲和拓展經濟空間提供機會。雖無保證每個專案都成功,全球發展也未必總是有利,但我們的基礎堅實,投資必將見效。與國內外夥伴攜手,我有信心賦能新加坡人在數字未來中茁壯成長。
主席:通訊及資訊資政賈尼爾·普圖切裡博士。
通訊及資訊資政賈尼爾·普圖切裡博士:主席先生,信息通信媒體發展部(MCI)希望賦能每位新加坡人在數字未來中茁壯成長。我的發言將說明我們奠定基礎的兩種方式。
第一,投資基礎數字基礎設施,連線我們所有人,支援我們使用的數字服務和產品;第二,建設強大的研究和創新能力,從新興技術中創造新價值。這些是MCI長期以來的重點。
基礎設施和創新構成我們持續獲得優質數字服務和內容的基礎。對企業而言,這些使其能連線更多客戶,提高生產力,創造新商業價值。因此,我們在這些領域的工作永無止境。隨著技術、環境及民眾需求變化,我們需在已有基礎上持續進步、適應並投資未來。
基於此,我們持續提升新加坡數字基礎設施,不僅滿足當前對速度、容量和可靠性的需求,還要應對預期需求,隨著技術和應用場景演進,收穫未來利益。
瞭解未來需求將幫助我們在投資新加坡數字基礎設施時做出有計算的賭注。隨著技術以顛覆性和非線性方式發展,這並非總是直截了當的。我們必須仔細評估技術發展,積極諮詢業界,並大膽設想消費者和行業將參與並希望在這裡體驗的用例。
我們全國光纖寬頻網路(NBN)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有計算的、面向未來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賭注的好例子。早在2000年代中期我們決定發展NBN時,大多數人對我們基於銅線的基礎設施已提供的30兆位元每秒速度感到滿意。這對於瀏覽網頁、檢視電子郵件來說綽綽有餘。像Zoom這樣的平臺上舉行虛擬會議和課程,或通過Netflix等服務流媒體內容,在我們開始NBN之旅近20年後的今天才變得普遍。
但在不知道未來20年具體會發生什麼的情況下,我們預見到線上協作、電子學習和高畫質娛樂等服務將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和娛樂方式。因此,政府投資建設NBN,提供支援這些服務所需的高速連線,以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
我們於2008年開始推出NBN,並於2013年實現全國範圍內的光纖覆蓋到家庭。如今,1吉位元每秒的計劃已成為家庭的標準,98%的家庭接入寬頻。NBN的價值在COVID-19期間尤為明顯。其緩衝容量使我們能夠應對數字互動激增帶來的網路流量增加,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某個階段都在家中遠端工作或學習。這使我們能夠保持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某種連續性。
我們花了近20年時間才充分發揮NBN的潛力。我們為NBN採取的同樣前瞻性視角也支撐了我們最近建設5G獨立行動網路的決定。相比4G,5G因速度更快、延遲更低、裝置連線密度更高,我們預見5G將為企業、員工和消費者帶來許多可能性。我們通過分配頻譜給電信運營商建設5G獨立網路,同時設定明確的效能、覆蓋、安全和韌性要求,促進了5G獨立網路的早期部署。
針對田佩玲女士關於5G部署進展和用例開發的問題,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最近測量確認,我們已實現新加坡首兩張5G獨立網路95%的全國戶外覆蓋率。
隨著部署進展遠超預期,我們目前的重點是支援業界利用5G能力提升運營和服務。例如,IMDA已在其5G創新計劃下授予新的創新專案。
其中一個專案是現代汽車集團在新加坡的創新中心。與傳統制造業的固定生產線不同,現代汽車集團即將建成的工廠將在廠區部署100多臺移動機器人,同時運輸製造車輛所需的材料。5G使後端自動控制系統與機器人之間實現無縫即時資料傳輸成為可能。
5G使新的製造流程成為可能,既提升生產力,也加強質量控制。對工人而言,它減少了勞動強度大的活動,降低了手動運輸重物時的安全風險,也為他們提供了承擔更高價值角色的機會。現代汽車集團計劃為這座“智慧”製造工廠招聘機器人工程師、資料分析師和流程工程師。
對消費者來說,更靈活的製造流程允許“按訂單定製”車輛的高度個性化,以滿足不同需求和偏好。這是現代汽車集團在全球的首個此類工廠。他們向我們表示,除了新加坡作為製造和物流樞紐的地位外,政府對創新和尖端數字基礎設施的支援使我們成為有吸引力的投資地點。我期待該工廠的啟動及其為新加坡人帶來的益處。
另一個新獲批專案是Weston Robot的電動無人水面船,用於自主河流清潔。5G支援影片分析和高資料吞吐量,使該船能夠檢測並清理預設路徑外的垃圾,並應對緊急情況,如迎面而來的船隻。與車輛製造示例類似,該專案將通過使操作員能從指揮中心操控多艘船隻,減少人工勞動,也幫助清潔服務公司應對行業人力限制。
這些用例代表了我們早期5G投資的初步成果。正如我們對NBN投資的全部價值是隨著時間實現的,隨著5G部署完成、生態系統成熟和需求變化,未來幾年我們可以期待更多5G應用。
今天,我們必須考慮與NBN和5G類似的賭注,確保我們的數字基礎設施堆疊準備好推動新加坡下一階段增長。該基礎設施堆疊包括有線和無線網路,共同提供新加坡內部連線,連線我們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海底電纜,儲存和計算資料以支援數字服務的資料中心,基礎數字服務如數字身份、電子支付和電子發票、檔案認證和資料交換的數字公用事業,這些都使公民和企業能夠在數字經濟中無縫且安全地交易,以及物理-數字基礎設施如物聯網(IoT)裝置,實現物理物件與數字網路間的資料交換。
我們必須以整體方式繼續規劃所有這些組成部分。例如,要推動物聯網部署增長,必須確保寬頻和行動網路的安全性和容量充足。使用者在家中或移動中體驗無縫連線,Wi-Fi和移動速度必須相當。數字基礎設施的整體價值大於各部分之和,前提是我們規劃得當、協調得力。我們需要讓基礎設施堆疊的不同層和不同元件協同工作,合奏出最大化各元件投資價值的合唱。
數字連線藍圖,正如張玉娟部長簡要提及的,也是在考慮這一理念及未來需求的基礎上制定的。該藍圖將概述新加坡連線基礎設施的下一步,包括支援國內連線的寬頻、移動和Wi-Fi網路,以及提供國際連線的海底電纜。
藍圖還將識別與其他數字基礎設施元件的互聯,如資料中心和數字公用事業,這些互聯對最大化基礎設施堆疊的價值至關重要。
正如田佩玲女士指出的,與業界合作共同規劃這條路徑非常重要。與政府共同塑造數字連線藍圖的是新成立的數字基礎設施諮詢小組,我與擁有豐富科技行業經驗的陳偉霆先生共同擔任聯合主席。
該小組匯聚了業界和商業領袖,幫助我們理解並考慮數字領域不斷演變的廣泛觀點。成員們帶來了關於技術和商業可行性、國際競爭力以及潛在商業和消費者需求的見解。
Jessica Tan女士和田佩玲女士都談到了在規劃未來數字基礎設施時考慮安全和環境可持續性的重要性。這與政府將採取和已採取的做法一致。小組的審議不僅將以經濟需求為指導,還將考慮安全、韌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我們與業界的合作不僅限於小組。數字連線藍圖的制定還參考了信息通信媒體發展部(MCI)與更廣泛業界的交流,包括關於NBN的討論。Jessica Tan女士詢問我們提升NBN的下一步措施。正如去年宣佈的,我們將進行全面升級,提供最高達10吉位元每秒的速度,是當前速度的10倍。
升級NBN的決定是由終端使用者內容生成增多和數字空間中使用者沉浸式互動趨勢推動的。這些趨勢有潛力改變教育和娛樂等行業。我們希望確保基礎設施能夠支援這些頻寬密集型活動。
下午4點30分
這是一次全國範圍內的重要工程。我們必須高效推進,並與業界密切合作。業界普遍認可這些趨勢、頻寬需求及提前規劃NBN基礎設施的重要性。MCI和諮詢小組將繼續與更廣泛的業界交流升級方案,並在制定前進路線時考慮他們的反饋。
先生,秉持前瞻性方法,政府一直在投資建設充滿活力的研究和創新生態系統,探索新興技術如何使我們的人民、企業和國家為未來做好準備。
在推出5G網路的同時,我們已開始研究下一代通訊技術如6G。我們希望瞭解它們如何提升新加坡的數字連線,併為我們未來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正如5G今天開始做到的那樣。這些上游投資包括未來通訊連線實驗室,這是IMDA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UTD)去年在新加坡合作推出的測試平臺。
許多人更熟悉的技術領域是人工智慧(AI),尤其是AI驅動的聊天機器人ChatGPT因其能夠生成從法律論文到程式碼的內容而受到關注。有效應用時,AI為企業和個人帶來諸多好處,如通過自動化任務提高效率,通過提供資料驅動的洞察和預測改善決策。
政府一直穩步投資AI研究和創新,新加坡在AI會議發表的論文數量排名全球前十,我們的研究人員享有國際認可。這些研究能力已產生有用應用。例如,AI Singapore的語音實驗室研究人員顯著提高了轉錄新加坡口語為英文文本的準確率,考慮了我們獨特的口音、術語和語言混用。該解決方案已被社會及家庭發展部(MSF)和新加坡民防部隊(SCDF)用於熱線服務,改善後臺案件管理。
根據政府的研究、創新與企業(RIE)2025計劃,我們將在三個方面加強研究和創新生態系統:第一,擴大研究人才基礎。我們將繼續支援公共研究機構吸引和培養人才,推動價值鏈各環節的創新。例如,智慧國與數字政府辦公室正與國家研究基金會合作,在未來幾個月啟動AI研究員計劃。該計劃針對頂尖AI研究人員,他們在研究過程中還能指導和培養其他有潛力的人才。
第二,加強研究機構與企業的聯絡,以便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優勢。我們未來通訊研發計劃下的資助專案支援轉化研究,目標是這些需求驅動的專案為行業產生產品。最後,我們加強與國際合作夥伴的合作,提升我們的研究和創新能力。去年12月,新加坡與韓國簽署了人工智慧諒解備忘錄(MOU),促進雙邊AI研究和資訊交流。
正如張玉娟部長強調的,數字空間必須安全可信,企業和民眾才能放心採用新技術。因此,我們也支援業界開展網路安全領域的研究和創新。新加坡網路安全域性通過網路安全產業創新徵集(CyberCall)推動此類工作。受益於CyberCall的公司之一是MicroSec,他們找到了一種保護低功耗物聯網裝置的新方法。該方案已部署於1.6萬個家庭裝置,如組屋北岸榜鵝專案中的智慧插座,提高了網路安全。
構建創新所需的信任和安全不僅限於網路安全。使用者必須確信企業負責任地使用技術,如AI。部長在演講中已闡述MCI如何支援企業向客戶提供此類保證。
除了新興技術研究,還有助於瞭解和欣賞我們的歷史遺產的研究,以幫助我們認識作為一個國家和社會的身份。政府檔案是此類研究的重要部分。Pritam Singh先生詢問政府是否準備向所有現任議員公開已為研究目的延長保密期限的機密資訊,指的是他向某機構提出的請求,該資訊尚未移交新加坡國家檔案館(NAS)儲存。
明確一點,相關檔案尚未公開,仍屬機密。這與已移交NAS、可供任何人根據《國家圖書館局法》第18(2)條規定為參考或研究查閱的公共檔案不同。
對於仍屬機密且非公共檔案的記錄,機構可基於特定目的(如撰寫書籍)並附條件(如遵守《官方機密法》、提交引用資訊供審查)授予特定資訊訪問權。
在此案例中,機構允許研究人員訪問相關資訊,前提是研究人員僅在獲得機構許可後釋出和引用特定資訊。作為政策,政府確實為合法研究目的向研究人員提供資訊訪問。
但這並不意味著整個檔案已解密,也不意味著公眾普遍可訪問。如有人有特定理由訪問封閉檔案,可提出申請,政府將根據具體情況評估。Singh先生若想了解政府政策的背景、思路或理由,可通過多種途徑獲取。一種方式是聯絡相關部委,獲取更多細節和澄清。
此外,Singh先生及本議院議員也可提交議會質詢,獲得政府正式答覆。另有一套程式,部委和機構將機密檔案移交NAS長期儲存,並在符合公共利益時解密。
這與何亭如女士關於提升檔案材料可訪問性的問題相關。NAS一直與政府機構合作,解密並公開更多政府檔案。約78萬條檔案後設資料可在“檔案線上”公開訪問,且數量逐年增加。
此外,自2016年以來,政府機構已審查7000多份尚未解密的政府檔案,回應公眾2130次請求。其中83%的檔案獲准訪問。總計約6.8萬份檔案已解密並向公眾開放。
例如,政府同意解密併發布吳慶瑞博士著名的“信天翁檔案”檔案。這是吳慶瑞博士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分離前夕儲存的檔案。
解密過程已開始一段時間,因材料複雜而耗時較長。部分材料曾用於公開展覽,更大規模的解密“信天翁”檔案將收錄於今年晚些時候出版的《分離》一書中,包含內閣檔案和吳博士與馬來西亞領導人會談的筆記。我們致力於確保公眾更廣泛地訪問政府檔案,使其成為公眾研究和獲取新加坡資訊的參考。
先生,請允許我總結一下。建設我們的數字基礎設施以及研發和創新能力,是新加坡充滿活力的數字未來的基礎。有了這些堅實的基礎,我們的企業和人民就具備了創造新機遇和提升競爭力的要素,資深國務部長陳杰豪將對此作進一步闡述。我想最後重申,我們努力塑造光明數字未來的出發點是非常人性化的目標——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
展望未來,在我們所有人的密切合作下,我堅信我們能夠並且一定會為未來幾代新加坡人創造一個光明的數字未來。
副主席先生:資深國務部長陳杰豪先生。
通訊及資訊資深國務部長(陳杰豪先生):主席先生,數字經濟為新加坡帶來了強勁增長,尤其是資訊與通訊(I&C)行業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別增長了13.4%和8.6%。數字化已不再是企業和勞動力的“可有可無”。為了保持競爭優勢並滿足客戶需求,我們的企業必須數字化,否則將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但我們是從強勢地位出發的。93%的企業已採用至少一種數字解決方案。多年來,企業的整體數字成熟度有所提升。然而,鑑於經濟前景不確定和短期成本壓力,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可能會傾向於按下數字化計劃的“暫停鍵”。我敦促這些企業重新考慮。
企業以後可能難以趕上進度。事實上,我鼓勵企業按下“快進鍵”,在此期間深化數字能力,提升競爭力。政府將在可能的範圍內支援你們。
Jessica Tan女士、Janet Ang女士和Sharael Taha先生詢問我們如何幫助企業。我們將通過兩種方式實現:第一,建立支援性的數字生態系統;第二,協助企業在更密集使用數字解決方案的同時保持網路安全。讓我詳細說明第一方面。我們正在國家、行業和企業層面建立支援措施。
在國家層面,我們正在推廣數字工具的採用,如PayNow和InvoiceNow,這些是支援企業核心業務功能的基礎服務。自2019年推出以來,已有55,000家企業採用InvoiceNow,每替代一張易出錯且耗時的發票,平均節省8新元。去年11月,我們推出了InvoiceNow交易獎金。使用InvoiceNow傳送10張或以上電子發票的企業,將獲得200新元現金補助。我鼓勵更多企業充分利用此獎金。
在行業層面,自2017年以來,我們推出了20個行業數字計劃(IDPs)。85%的中小企業表示節省了時間,75%減少了對人工的依賴。我們正在更新這些行業數字計劃。去年11月,我啟動了更新後的餐飲服務行業數字計劃。今年,我們將更新零售、安全行業數字計劃,並推出法律行業數字計劃。
Eric Chua先生和Abdul Samad先生詢問如何幫助更廣泛的勞動力跟上技術變革。我很高興分享,更新後的行業數字計劃包含了更新的數字培訓路線圖,指導中小企業提升員工技能,使他們能夠充分利用所採用的數字解決方案。
在企業層面,正如Christopher de Souza先生所指出的,我們正在幫助不同數字成熟度的中小企業。自2017年以來,資訊通訊媒體發展局(IMDA)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計劃已支援超過88,000家中小企業。
自去年推出技術長即服務(CTO-as-a-Service)平臺以來,我們穩步擴大該平臺,作為數字化的單一接觸點。如今,CTO-as-a-Service為中小企業提供廣泛的預先批准數字解決方案,配合IMDA的數字顧問及合作伙伴如SGTech的額外支援,正如早前勞燕玲國務部長提及的。
總計已有超過21,000名使用者通過CTO-as-a-Service尋找合適資源滿足需求。超過900家企業邁出下一步,聘請顧問制定數字化路線圖。超過九成使用者對服務表示滿意。
讓我談談第二方面:保障企業安全。網路威脅日益增加,可能在幾秒鐘內抹去多年的辛勤成果。
我很高興宣佈,我們將幫助中小企業制定網路安全健康計劃,以防範數字風險。這相當於網路安全領域的健康管理。預防勝於治療。採取主動措施保持“健康”,如設計方案以降低網路威脅風險,確保定期檢查或監控企業數字系統,以便及早採取行動。
通過CTO-as-a-Service平臺,中小企業現在可以聘請網路安全顧問擔任“首席資訊安全官”(CISO)。這些CISO將根據企業的風險狀況和風險承受能力,協助制定量身定製的網路安全健康計劃。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將獲得最高70%的資金支援。
基於此基礎,通訊及資訊部(MCI)將制定數字企業藍圖,將這些努力整合成全面的路線圖,規劃數字經濟的下一步發展。我們將諮詢行業領袖、協會、企業、工會及各行業其他利益相關者。他們的持續支援與合作至關重要。
主席先生,請允許我用中文發言。
(中文):[請參閱方言發言。] 在新冠疫情期間,許多中小企業老闆體驗到了數字化的好處。
政府將繼續與中小企業攜手推進數字化,特別是通過“中小企業數字化”和“攤販數字化”等計劃。
然而,我聽說由於經濟前景不確定和成本上升,一些老闆考慮放緩數字化轉型步伐。雖然我理解他們的顧慮,但我敦促他們三思。因為數字化就像逆流而上,如果不前進,就會被落下。全球企業都在快速數字化,如果我們停下來,風險是被競爭對手超越甚至取代。
政府將通過更新後的行業數字計劃和數字企業藍圖,繼續引導和支援中小企業下一階段的數字化旅程,同時通過即將推出的網路安全健康計劃,幫助保護企業免受數字風險。
(英文):我們致力於幫助新加坡人把握數字經濟中的激動人心的機會。在詳細介紹我們的計劃之前,我先回應Sharael Taha先生關於近期科技行業裁員的提問。
作為重要的科技樞紐,新加坡也受到影響,但表現優於許多地區。東南亞仍是科技公司的重要市場,這些公司有長期計劃擴大在此的業務。新加坡成功吸引這些公司及其高價值的技術開發和企業職能落戶於此。這些崗位通常被視為公司核心業務,更能抵禦大規模裁員。
例如,資訊與通訊行業被裁員居民的再就業率高於整體經濟水平。該行業中70%的被裁本地員工能在六個月內找到新工作。事實上,資訊與通訊行業是我們經濟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該行業勞動力從2017年的13萬人增長至2022年的約17.7萬人,增長36%。本地勞動力尤其在過去五年增長了42%。
2022年前三季度,該行業總就業人數增加了13,700個崗位,仍有數千個職位空缺。經濟數字化程度的提升也推動了對技術人才的健康需求。
本地人在新加坡技術崗位中佔比超過70%,涵蓋技術及非技術行業。如今,技術崗位本地員工的收入比全國中位數高出65%,且薪資增長良好。教育部(MOE)最近的調查顯示,資訊通訊技術(ICT)課程的高等院校畢業生起薪中位數高於同齡人。我們相信技術勞動力的長期前景依然強勁,將繼續支援新加坡人把握這些機會。
但科技領域變化迅速,競爭激烈。我們需要幫助技術勞動力保持競爭力和適應未來需求。
我想談兩個方面。首先,我們與行業夥伴緊密合作,識別可能被顛覆的崗位和新興技術職位。其次,我們推動行業內的思維轉變,強調基於技能的招聘和發展,而非過分關注學歷。
關於第一方面,去年推出的資訊與通訊崗位轉型圖譜(I&C Jobs Transformation Map)識別了新興技術趨勢對資訊與通訊勞動力的影響。指導僱主重新設計崗位,提升或再培訓技術勞動力,以適應新興崗位。
我們方面,IMDA將委任培訓夥伴開發相關再培訓專案。例如5G移動技術,IMDA委託新加坡國立大學(NUS)和新加坡理工學院(SP)與電信公司及其他企業共同設立5G學院。自2020年以來,5G學院已培訓約10,000名專業人士,超過最初5,000人的目標。
Mohamed Najib先生是一個典型例子。他是2015年加入新電信(Singtel)的產品主管。通過5G學院,他獲得了相關的5G和網路安全技能,為職業發展提供保障。他現在利用這些技能提升新電信產品的安全性和效能。
我們都需要轉變思維,支援像Najib先生這樣的新加坡人充分發揮潛力。但科技僱主仍偏好大學畢業生。一項研究發現,38%的招聘者期望申請者具備學士學位才能應聘入門級崗位。企業在全球人才短缺時錯失了大量有能力的技術人才。此外,成功不僅僅依賴學歷,還包括硬技能和軟技能,如技術能力、工作態度和團隊協作能力。這也符合我們加強社會契約的努力。我們希望給予每位新加坡人成功的最佳機會。
技術技能加速器(TechSkills Accelerator)針對工藝教育學院(ITE)和理工學院,簡稱TIP聯盟,匯聚高等院校和行業夥伴,超越學歷,聚焦基於技能的招聘。短短六個月內,領先僱主已承諾為ITE和理工學院畢業生提供500個優質崗位。
Ihsan Nursaqif先生是受益者之一。他最初在ITE學習資訊科技,後來在淡馬錫理工學院學習網路與數字安全。現正於新加坡科技學院攻讀應用計算工作學習學位。每一步,他都得到僱主NCS的支援,作為其融合計劃的一部分。TIP聯盟將繼續通過實習、學徒制及其他專案,為像Ihsan先生這樣的年輕人創造更多路徑。
接下來,我回應Leon Perera先生關於“綠色洗牌”(greenwashing)的提問。綠色洗牌形式多樣,但最常見的是企業對產品環保效能作出誤導性宣告。這本質上是企業對產品效果或安全性的虛假或誤導性宣傳。政府對此高度關注。
這些問題屬於《消費者保護(公平交易)法案》(CPFTA)管轄範圍。相關部門和部委將進行研究。讓我從通訊及資訊部(MCI)的角度談談,因為Perera先生向MCI提交了質詢。
從MCI角度看,我們與新加坡廣告標準局(ASAS)緊密合作,後者是行業機構,通過《新加坡廣告行為準則》(SCAP)指導產品廣告。例如,針對兒童的食品飲料廣告準則指導廣告商避免推廣不健康消費習慣或不負責任地施壓兒童購買。準則規定廣告應如何進行,但產品的虛假或誤導性宣告將依據《消費者保護(公平交易)法案》處理。
接下來,我回應Janet Ang女士、Leon Perera先生和He Ting Ru女士關於政府廣告的提問。
政府在廣告宣傳方面的支出並不特殊,許多公司也通過廣告確保品牌觸及目標受眾。但與私營企業可選擇目標市場不同,政府必須確保資訊覆蓋所有新加坡人。新加坡公眾也期望政府通過他們熟悉的渠道和語言(包括方言)盡力傳達資訊。許多新加坡人,如我們的父輩和祖輩,不講英語,但他們同樣是新加坡人。我們希望確保他們充分受益於政府推出的各項計劃和舉措。
但政府在此方面非常謹慎。我們採用業界既定指標,包括數字媒體廣告的曝光量、點選率、每次點選成本和觀看次數。對於印刷、廣播和免費電視廣告,則通過調查測量資訊回憶率等指標。
去年,政府在廣告上的支出介於1.75億至2億新元之間,約佔政府總支出的0.2%。疫情期間,政府廣告支出增加,這是必要的,以便在疫情發展及政府應對措施期間保持公眾知情。議員們可能還記得新冠疫苗接種宣傳活動,如“打針穩穩的”由花枝剛主演,以及由歌臺明星參與的“Pak Jiam Buay”。我們預計疫情後政府廣告支出將下降。
各部委更適合根據其目標評估廣告策略。部委必須嚴格評估廣告預算,並對其專案負責。
回應He Ting Ru女士的觀點,廣告通常是部委更廣泛專案和努力的一部分,其效果應結合專案和舉措是否達到預期目標來評估。這才是評估廣告活動效果的正確方式,而非僅看具體廣告專案。
2018年10月,MCI推出了全政府統一的媒體採購合同,提升政府整體的價效比。歸根結底,政府的廣告支出是為了確保所有新加坡人能夠充分利用政府的眾多計劃和專案。
Perera先生提到國土發展部(MND)關於無障礙且負擔得起的組屋(BTO)的印刷廣告。He Ting Ru女士也詢問此類廣告是否必要及其效果評估。
首先,我理解疫情後新加坡人對組屋供應和負擔能力的焦慮,我對此深表同情。MND主動釋出事實和資料,包括組屋推出情況、組屋中位價,目的是讓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輕人,瞭解未來組屋供應情況,基於可得資訊做出最佳決策。
這些廣告客觀展示資訊,例如非成熟地區四房組屋的中位價約為347,000新元(補貼前)。這些資訊幫助新加坡人做出最佳決策,並讓他們放心公共住房是可獲得且負擔得起的。這符合公共利益。
MND資訊圖表中並無意讓新加坡人對政府產生好感。但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有人看了我們的MND資訊圖表後感到好,我感謝Perera先生的肯定。我相信MND和建屋發展局(HDB)的同事們也會感激,他們正努力建造組屋,清理積壓。謝謝你們的認可。
Perera先生提到SGAG。SGAG廣告已標明付費合作,這一點已在執行。
各部委目前追蹤行業績效指標以評估其活動。此外,MCI也要求部委評估廣告活動效果。MCI對MCI主導的廣告進行評估,但尚無集中追蹤系統,正在探索最佳方案。
下午5時
主席先生,請問我能否多佔用幾分鐘時間?
主席:如果您能簡短些,請,因為接下來還有澄清環節。大約五分鐘以內。
陳杰豪先生:我會的。謝謝主席先生的寬容。新冠疫情教會我們,公共溝通對於維持公眾對政府的高度信任至關重要。這些都對新加坡人產生了影響,我們非常重視這種公眾信任。
我想強調的是,政府部委的開支或廣告是以公正為指導原則。政府機構的宣傳活動旨在告知或教育公眾,政府部委注意其廣告不得帶有政治目的,我們對此非常重視。
讓我總結一下。主席先生,為新加坡創造一個光明的數字未來是信息通信媒體部工作的核心。張玉娟部長談到了為所有人建設一個更具包容性和更安全的數字空間。資深國務部長詹尼爾·普圖查裡介紹了我們數字基礎設施、研究與創新的下一步發展。我則談到了賦能我們的企業和勞動力,抓住不斷增長的數字經濟中的機遇。
這些努力幫助我們建設一個數字新加坡,在這裡機會向所有人開放;每個人都能獲得基本需求,過上充實且有尊嚴的生活——這是我們和我們的後代都能引以為傲的家園。我相信,通過共同努力,我們能夠讓新加坡人在數字未來中茁壯成長,推動新加坡前進。
主席:陳佩玲女士。
陳佩玲女士:感謝部長和兩位資深國務部長的答覆。我有兩個追加問題。
第一個問題與人力資本發展有關。諸如“數字家庭接入”計劃,以及諸如數字未來領袖(DFL)等三方合作活動,將大大提高公眾意識,幫助推動人口更好地迎接數字未來。
但我想問:有哪些更積極主動的措施或專案可以幫助在校兒童提升技能,使他們能夠跟上快速的技術進步,併為我們所說的數字未來做好準備?
第二個問題,既然我們談論的是方言,請允許我用普通話發言。
(普通話):[請參見方言發言。]我想問部長一個問題:政府如何確保在廣告和聘請網紅上的開支是有意義的,能夠惠及公眾,而不是為了自我表揚?是否有關鍵績效指標(KPI)來確保資金達到了預期目的?
陳杰豪先生:讓我回答陳女士的第二個問題。我將用普通話回答,因為她用普通話發言。
(普通話):[請參見方言發言。]政府通過各種線上和線下渠道向不同受眾傳播資訊,約一半的廣告預算用於數字平臺,如Mothership、SGAG及其他小型社交媒體平臺。
許多政府機構也會聘請關鍵意見領袖(KOL)或網紅進行宣傳。以Michelle Chong為例,她的網路形象“阿蓮”在年輕人中非常受歡迎。阿蓮的親切形象幫助許多政府機構接觸到難以觸及的人群,提醒他們警惕網路詐騙。
本地網民非常敏銳,如果他們覺得網紅純粹是在為政府宣傳,他們就不會感興趣。
主席:張玉娟部長。
張玉娟女士:謝謝主席。我想簡要回應陳女士關於我們如何幫助在校兒童掌握數字技能的問題。
首先,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切題的問題,因為我們多次強調,數字接入是一方面。如果人們無法獲得技能以最大化數字參與的益處,那仍然不夠。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談論老年人。對於在校兒童,有兩條並行的努力軌跡。一方面是與教育部合作,通過學校系統。我在之前的發言中提到,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充實計劃已經實施多年。我們不斷審視其內容如何更新、更相關,並擴大覆蓋範圍。
另一條努力軌跡是為來自弱勢背景的兒童提供額外支援。為此,我們非常幸運得到合作伙伴的支援——通過數字未來領袖運動。這些公司不僅匯聚了對技術如何改變生活的知識和理解,通常還能動員志願者,這些志願者往往來自其員工隊伍。
這兩條努力軌跡正在進行中,我們肯定會繼續尋找加強它們的方法。
主席:李安先生。
李安先生:謝謝主席,也感謝資深國務部長陳杰豪的答覆。我有幾個澄清問題。在此之前,我也想澄清,我並沒有覺得——
主席:抱歉,李先生,我聽不清您說話。
李安先生:我想澄清的是,這則廣告並沒有讓我感覺良好。事實上,正如我在發言中所述,我感到有些擔憂。
但我的澄清是回到廣告是驅動公民行為,還是驅動信念或信心。如果看我之前展示的廣告,主要目的是讓人們相信政府正在讓住房變得負擔得起和可獲得。
我的問題是:這則廣告回應的是什麼問題?是申請組屋(BTO)的人不夠多嗎?這不可能,對吧?BTO申請倍數一直在上升,非常高。似乎更像是為了改變人們對政府的看法。那麼,是否應該在推動改變公眾對政府看法的廣告與推動消費者行為改變的廣告之間設立界限?例如,如果你有廣告說,“嘿,你知道嗎”——
主席:李先生,請您簡明扼要地提出澄清問題好嗎?
李安先生:我就說到這裡。
主席:謝謝。
李安先生:謝謝主席。
陳杰豪先生:主席先生,讓我看看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做的一些廣告和宣傳活動——鼓勵老年人接種疫苗,告知公眾安全管理措施等等。即使是一些新加坡人可能覺得有點俗氣的活動,比如互相友善,防止登革熱通過防止家中積水。
這些都是為了確保新加坡人瞭解事實,鼓勵良好行為,造福社群。我不明白李先生為何認為讓更多人更友善、更有禮貌、關注家中清潔衛生以造福鄰居不是好主意。
至於國土部的廣告,是向新加坡人告知即將推出的BTO組屋資訊,並提供如何申請公積金補貼、如何利用鄰近父母的親近補貼等示例,幫助他們做出最佳決策。
我真的不太理解李先生的立場。這些只是幫助新加坡人做出最佳選擇的事實。我相信新加坡人能夠做到。
主席:陳淑瑩女士。
陳淑瑩女士:感謝資深國務部長分享網路安全健康計劃。這將有助於鼓勵中小企業瞭解其網路安全風險,因為會有健康計劃為中小企業制定。
但就像所有健康計劃一樣,真正的益處在於你在獲得健康計劃後採取行動。
所以,我想問資深國務部長,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來轉變中小企業的思維模式,讓他們在關注業務挑戰的同時,也給予網路安全應有的重視,確保公司安全,從而保持競爭力?
[議長主持]
陳杰豪先生:主席先生,感謝議員提出非常切題的問題。即使我們支援中小企業數字化努力,讓他們保持網路安全也是重要的考慮和優先事項。網路安全不僅關乎個別企業。你可能不是攻擊目標,但可能是攻擊的連帶受害者。一個企業的漏洞可能影響供應鏈中的許多企業及其客戶群。
網路安全健康計劃將大大鼓勵中小企業加強網路安全防護。
除了我剛才演講中提到的網路安全健康計劃,網路安全域性(CSA)還與行業協會和企業合作,開展多項工作。例如,去年推出了“網路基本”和“網路信任”標誌,表彰採取符合風險狀況的良好網路安全措施的企業。
這些是企業向供應商和客戶展示其具備一定網路安全措施的可見標誌,從而增強業務夥伴和客戶的信心與信任。這使企業能夠更好地與競爭對手區分開來,獲得競爭優勢。
這是一個重要點,我希望中小企業和企業能夠考慮。這也是向業務夥伴和客戶傳遞你與眾不同的訊號。
主席:畢達南先生。
畢達南先生:謝謝主席。三個簡短澄清:一個給張玉娟部長,兩個給資深國務部長詹尼爾·普圖查裡。
給張部長,我注意到她提到升級後的“數字家庭接入”計劃,我認為自動資格認定非常好。我可能錯過了部長關於資格標準的說明。請問資格標準是否仍與之前版本相同,即家庭總毛收入1900新元及人均收入650新元?還是有所變動?這是我給部長的澄清問題。
給資深國務部長詹尼爾,我有兩個澄清。
首先,感謝您回應我的質詢。我理解您說的兩份檔案不在國家檔案館(NAS)手中,但在相關部委。
我的第一個澄清是,當公眾甚至現任議員提出檔案請求時,NAS是否必須先徵得原始部委許可,還是隻要理由正當,NAS可以自行釋出?
第二個澄清其實是對資深國務部長關於“信天翁檔案”發言的評論。我認為應給予應有的肯定。釋出這些歷史遺留檔案對國家建設過程非常重要。特別是“信天翁檔案”,據我瞭解,它顯示分離談判持續數月,並非新加坡被驅逐。至少這是去年國慶日《今日報》一位評論員的觀點。
我認為關鍵是,國家檔案館釋出此類資訊應得到認可。
下午5點15分
詹尼爾·普圖查裡博士:先生,當提出解密請求時,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會與相關部委和機構官員合作審查,考慮國家安全、國防、個人隱私、商業資訊及保護資訊來源過程的敏感性。
畢先生會理解,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公開發布,不僅與檔案內容有關,還涉及撰寫、管理該檔案的人員,檔案與檔案館或其他檔案儲存部分的關聯,以及處理過程。
因此有多方面考量,沒有統一模板或演算法,且與部委和機構協同完成。
張玉娟女士:主席先生,感謝畢達南先生,也感謝他對該計劃的肯定。
適用的收入標準不完全可比,因為這是兩個計劃的合併。無論如何,資格標準是家庭總毛收入每月不超過1900新元。但如果家庭有在校兒童或殘疾人士,標準會提高到3400新元,以體現這些家庭的更大需求。
蘇翰儀女士:我要感謝部長和兩位資深國務部長,也藉此機會感謝整個信息通信媒體部團隊。
我希望你們不會被剛才某些議員在財政預算辯論中的評論影響。別忘了,在新冠疫情期間,信息通信媒體部團隊晝夜努力,確保正確且最準確的資訊傳遍全新加坡,團結所有新加坡人。
我有兩個後續問題。關於詐騙話題,雖然在內政部財政預算辯論中已廣泛討論,但我也想知道信息通信媒體部如何保障我們的通訊渠道,保護市民免受詐騙?
第二個問題是,鑑於技術發展,包括網路平臺興起,已全球範圍內衝擊媒體產業,信息通信媒體部如何幫助本土電影和媒體公司轉型並抓住更多新機遇?
張玉娟女士:主席先生,首先感謝蘇女士對我同事在疫情期間努力的認可。我相信他們不僅感到欣慰,更重要的是,他們為能幫助新加坡度過艱難時期而感到自豪。
關於詐騙,您說得對。國務部長孫雪玲昨天在內政部財政預算辯論中詳細介紹了我們打擊詐騙的多層次方法。包括針對個人的干預,金融服務層面(主要是銀行)的干預,以及您提到的電信基礎設施層面的干預。
我們採取的措施包括阻斷詐騙電話和簡訊。自去年7月起,已逐步實施預設阻斷偽裝本地號碼的海外電話;自去年10月起,實施網路內掃描簡訊內容,阻斷含惡意連結的簡訊。
舉例說明這些措施的影響規模:僅我發表財政預算辯論演講的28分鐘內,就阻斷了約4萬個惡意電話。每月減少5700萬個偽裝電話。
今年1月起,我們強制實施簡訊發件人身份註冊,針對使用字母數字標頭的簡訊。
正如今日媒體報道,我們正在研究是否為使用者提供選項,完全拒收海外電話,因為絕大多數詐騙電話來自海外。
有些人明知自己沒有海外網路,無需接聽海外電話,為防被騙,寧願不接聽。我們正與電信公司研究此選項,望儘快向大家彙報。
主席:何庭如女士。
何庭如女士:謝謝您,先生。請允許我向資深國務部長陳杰豪澄清一事。
您之前提到政府廣告計劃必須面向所有人。我覺得這有點錯失了更有針對性和更高效使用廣告經費的機會。
我相信沒人反對,例如新冠疫情期間,我們必須面向全國,不僅是新加坡公民,還有居住在社群的非公民。我的觀點是,我們是否能用廣告經費取得更好效果?
那麼,例如,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MCI)是否會考慮進行更有針對性的廣告——或者說,不僅僅是MCI,而是所有部委——是否會考慮開展更有針對性的廣告宣傳活動,而不是採取非常寬泛的方式,以確保我們能夠更明智地花費?
陳杰豪先生:主席先生,感謝何女士的提問和建議。實際上,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對我們來說,我們確實希望在市場營銷和廣告支出上獲得最大的投資回報率(ROI)——不僅僅是廣告和市場營銷,而是所有政府開支的整體回報。
也許允許我就幾個可能對何女士有用的點做一些闡述。首先,我提到政府在廣告和市場營銷上的支出約佔我們總支出的0.2%。這可能遠低於許多私營部門公司。大型公司這方面的支出可能佔其總銷售額的5%以上。
這只是一個基準。我們並不打算像大型跨國公司或私營部門公司那樣,但這是我們用來確認自己沒有過度支出的理智檢查。
其次,我之前提到,每個部委作為其專案預算的一部分——例如“更健康的新加坡”(Healthier SG),鼓勵人們註冊並預先登記找全科醫生(GP),或者鼓勵人們進行滅蚊行動以保護社群免受登革熱威脅——每個部委都有自己希望通過專案實現的一系列成果。
廣告是整體預算的一部分。他們必須嚴格論證,評估各種選項,並在內部為這些預算辯護。他們使用多種衡量指標。我剛才提到了一些數字媒體領域的指標,包括曝光量、點選率、每次點選成本、觀看次數等,用以衡量這些活動的效果。
所以,首先,我們在這點上意見一致。這是我們將繼續做的事情,我感謝何女士的建議。至於是否應由MCI集中和全面地審視此事,我在之前的答覆中提到,我們確實正在探索相關方法,並將考慮如何有效實施。
第二點是關於更有針對性的廣告。這也是我們努力做到的,針對性地開展活動,使資訊能夠傳達給目標受眾。這不僅是為了更有效地使用廣告資金,更重要的是觸及新加坡社會的特定群體,告知他們該專案所需考慮的具體事項。
例如,我回到新冠疫苗接種。我們如何針對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可能不講英語,甚至不講普通話或本地語言,而講方言的人群?我們如何接觸他們?以一種能夠引起他們共鳴的方式進行有針對性的廣告——這是我們正在研究的方向。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在高度個性化和針對性與個人隱私之間取得平衡。我相信何女士和她的同事們也非常重視個人隱私和資料保護。
我們努力做到有針對性和個性化,同時保護個人隱私。這是一個平衡點,但我同意何女士的看法,這確實是我們正在關注的領域。
主席:陳佩玲女士,您是否願意撤回修正案?部長,請。
張玉娟女士:還有一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嗎?
蘇涵妮女士:是的,還有一個問題沒有回答。是關於支援本地公司的問題。我可以重複一下問題。
陳杰豪先生:您介意重複一遍嗎?抱歉。
蘇涵妮女士:鑑於技術的發展,包括線上平臺的興起,已經在全球範圍內顛覆了媒體行業,MCI如何幫助我們本土的電影和媒體公司轉型並抓住更多新機遇?
陳杰豪先生:首先,抱歉遺漏了這個問題。針對議員的問題,確實,我們支援本土媒體公司的全球抱負,特別是本土媒體工作室,通過加強它們與行業內大型企業如跨國公司的緊密合作,並鼓勵它們採用最新技術來提升能力。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2018年啟動的能力夥伴計劃(Capability Partnership Programme,CPP),旨在促進本地公司與知名國際媒體公司的合作,將“新加坡製造”的內容推向世界。我認為我們對許多“新加坡製造”的內容非常自豪,例如最近的電影《阿朱媽》(Ajoomma)。
CPP迄今已惠及約120家本地媒體公司和超過830名媒體人才。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加強本地媒體公司與全球媒體工作室之間的合作。
我們還支援媒體公司採用技術提升製作能力。去年我宣佈了500萬新元的虛擬製作創新基金,鼓勵創新和採用。我們將支援虛擬製作的短影片內容。作為徵集提案的一部分,我們最近收到了40多個創意,正在評估中,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將很快公佈結果。
我們還將啟動虛擬製作挑戰賽,與Epic Games合作。入圍者將接受Epic Games的培訓,資金將支援使用其即時3D內容工具引擎Unreal Engine製作敘事類內容。
我們與媒體行業緊密合作,打造本地智慧財產權(IP)——“新加坡製造”的內容,走向世界,幫助本地公司利用技術更高效地製作內容,滿足全球消費者日益複雜的需求。
主席:陳女士,您是否願意撤回修正案?
陳佩玲女士:我要感謝部長和兩位高階國務部長對我們所有問題的詳盡答覆,當然也非常感謝整個MCI團隊。
我認為,儘管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我尊重你們所有人,感謝你們深入基層,直面挑戰,使包容性的數字未來成為現實。基於此,我願意撤回我的修正案。
[(程式文本) 修正案,經許可,撤回。 (程式文本)]
[(程式文本) 頭Q項下的18億4417萬5000元被批准列入主要預算。 (程式文本)]
[(程式文本) 頭Q項下的4462萬8100元被批准列入發展預算。 (程式文本)]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 Fetched: 2026-05-02
The Chairman : Head Q,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s Tin Pei Ling.
Building and Protecting Singapore
Ms Tin Pei Ling (MacPherson) : Chairman, I beg leave to move "that the total sum to be allocated for Head Q of the Estimates be reduced by $100".
Singapore has great ambitions to achieve a thriving digital economy and smart nation. In past Parliamentary debates, I argued that talent and data are, in my opinion, the most basic yet most important success factors. We need data to innovate and we need people to get things done. This remains true.
But along with new capabilities com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example, vast amounts of data could be used to tr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reduce human errors but it could perpetuate biases if we are not careful with the quality of data used. Scale and speed of how information can get transmitted online help to share knowledge and impart new skills regardless of where the parties are and when, and perhaps even rally people to raise resources to help strangers or foreign countries in crisis. But if misused, it can also propagate, extend and magnify harm to the innocent.
Therefore, legislation becomes a powerful tool to protect the vulnerable from harm online. It can provide clarity to what is considered harmful, what recourse does a victim have and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actions needed. And on responsibility,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protecting users is no longer jus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individuals, but platforms too have gained the expertise and perspective over time to join the fight against online harms.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e Online Safety Bill was passed in this House last year. Could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 MCI)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thus far? What are MCI's next steps in ensuring the safety of Singapore users beyond social media service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debate last year, I raised my concerns about having adequate protection in the Metaverse and the need for legislation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s to catch up wit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e must protect our people online just as we do in the real world. But in doing so, we also need to calibrate carefully so that we do not inadvertently suffocate innovation or over-burden well-meaning businesses wanting to scale and thrive. This is also aligned to the spirit of Government's efforts in encouraging businesses to go digital in Singapore. Hence, it is important for regulations and compliance to be clear in its objectives, streamline processes and paperwork so that whatever is needed to be done addresses the objectives on point, not more than what is needed. Otherwise, we risk hampering smaller enterprises' digitalisation journey and lose out further, because large enterprises are typically better resourced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how do we balance data protection and data for innovation? I will talk more about this in my other cut. And in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s to digitalise and upskill through monetary incentives, we need to ask might the application or accountability process be so tedious such that they end up remaining in their comfort zones and stick to just being "good enough" and avoi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together? Could the MCI share more about its efforts in removing barriers and encouraging Singaporeans and enterprises to go digit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can also shape market development. Schemes such as Tech Pass, TechSkills Accelerator (TeSA), Professional Conversion Programme (PCP) help to boost tech talent supply. Government expounding on the need for more tech talents and highlighting the specific profiles in demand serve to inform and influence students' decisions in what to major or specialise in. Such "intervention" is useful as it helps to connect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align the demand and supply.
Sir, the digital future is upon u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will require a wise and competent Government that can harness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o build Singapore while putting in place guardrails to protect our people. How then will the Government ensure a good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on and facilitation?
[(proc text) Question proposed. (proc text)]
Cyber Addiction
Ms Hany Soh (Marsiling-Yew Tee) : In a Straits Times article published in October 2014, it was revealed that an online survey conducted across 9,417 respondents in countries like India, Singapore, UK, USA, Germany and France found Singaporeans to be the second-most Internet addicted people in the world. Since then, I reckon the numbers of cyber addictions are likely on the rise, as Singaporeans in general have experienced longer screen time, having been cooped up at home during the circuit breaker, coupled with more home-based learning through laptops and tablets which are being introduced to our children and with more companies now being more supportive of telecommuting and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for its employees.
I wish to ask, have any recent studies been done if the numbers are indeed on the rise and do we know which age groups are more prone to cyber addictions? What are the measures taken by our Government in countering cyber addictions, especially for youths and young children? How can MCI play a part in equipping schools,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in raising awareness on the risks of cyber addictions and the methods of prevention?
Digitalisation for Seniors
Mr Gerald Giam Yean Song (Aljunied) : Sir, digitalisation has taken off in a big way in Singapore. Unfortunately, this has also left many elderly and less tech-savvy citizens behind. What takes digital natives a few seconds to complete can be painfully difficult for some seniors. Many struggle to come up with strong passwords and have difficulty typing them. Tapping a phone screen or double clicking a mouse poses dexterity challenges.
The solution, however, is not to run manual and digital services in parallel forever. That would negate the productivity benefit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isation. Instead, firm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provide in-person assistance to seniors to navigate their digital services.
2.45 pm
I am aware that ServiceSG centres have been set up to assist seniors with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s. However, there are only six such centres, which may not be within easy reach of all residents. Can more ServiceSG centres be set up in every neighbourhood? More importantly, how is the Government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residents of their availability? Are private sector organisations like banks expected to provide such services for their less digitally savvy customers?
Many seniors are already wary of using technology. The threat of scams amplifies their fears. While seniors are not the only victims of scams, they tend to feel much more vulnerable. Their adult children, Government advertisements and the media are constantly sounding warnings to them. That message has sunk i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many of them avoid using digital services like Internet banking altogether, for fear of being scammed. However, without Internet banking accounts, they will encounter many roadblocks in an increasingly cashless society.
How is the Government tackling the challenge of getting seniors to embrace digital technology while also ensuring they are informed about basic precautions to avoid falling victim to scams?
Online Safety
Mr Baey Yam Keng (Tampines) : Vulnerable group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harmful online content which can include hate speech, cyberbullying, online harassment, disinformation, scams and fraud, and predatory behaviour.
We tend to assume that the vulnerable are the elderly who are digital dinosaurs. However, according to recent data released by the Singapore Police Force, young adults aged 20 to 39 made up 53.5% of all scam victims who were cheated of $660.7 million in 2022.
Young people may be familiar with technology, using it every day but they may lack the maturity, life experiences and alertness to protect themselves. The frequent exposure will also increase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with malicious intent.
For example, children are at risk of being exposed to inappropriate content, such as violence, pornography, and extremist propaganda. We just learnt of the 15-year-old self-radicalised student who wanted to carry out knife attacks and behead non-Muslims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becoming a suicide bomber.
Women can also be targeted with online harassment and abuse, including threats of violen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revenge por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may be targeted with online abuse and hate speech. They may also face barriers in accessing online content and services due to inaccessible web design and digital platforms.
LGBTQ+ individuals are also at risk of being targeted with hate speech and discrimination online. This can lead to feelings of isolation and distress and can contribute to mental health issue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2020, I did an IG live chat with Keegan, a 19-year-old resident of mine who was undergoing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Keegan was brave enough to want to share his journey in gender transition and how his family had supported him. While there were many voices of encouragement for him, I understand that unfortunately, Keegan also experienced online hate speech and attacks.
Overall, harmful online content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vulnerable groups. The groups span a wide spectrum and their challenges and needs could be very specific. The Government should raise general awareness of these issues and take steps to protect vulnerable individuals from online harm.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work with the respective communities and organisations which are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May I ask the Ministry for its strategies and plans in this area?
Archives for Legislative Use
Mr Pritam Singh (Aljunied) : Thank you, Chairman. Sir, in the second half of last year, I wrote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Singapore to request two Government files, the challenge of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k pass framework. Both these documents were referred to by a writer in the bibliography of his book,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which is now on public sale. The National Archives said that they did not have the documents but that they were in the hands of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MOM).
I wrote to MOM. However, MOM replied to say that it does not, as a general policy, grant public access to Government files that have not been made public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It also said that Members of Parliament similarly do not have access to Government files and can seek inform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rough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It also shared that for the book in question, the Ministry granted special permission to cit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some Government files, subject to conditions to do research in the writing of the book.
I find it incongruent that such information on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ies can be extended to a researcher but not to legislators for whom the background to policy can be critical. Would the Government be prepared to loosen its criteria for request to such file,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made conditionally public to others for research purposes to all sitting Members of Parliament?
The Chairman : Ms He Ting Ru,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please.
Declassifying National Archives
Ms He Ting Ru (Sengkang) : Thank you, Sir. When we talk about building resilience as a nation, we should also avoid hindering the public's ability to scrutinise and deeply learn about our history so that we and our children may develop a more precise understanding and draw insights from it to formulate better decisions for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for an update on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that are at least 25 years old and are part of the public archives contained in a publicly accessible National Archives online.
First, if declassification continues to be slow, is the Government using or working on one day using new tech, like, AI,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Secondly, I understand that request on National Archives online take up to 12 weeks. Why are these documents not automatically visible since they are already declassified? This lowers the barriers for research and will foster a broader ecosystem on the study of our history.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earlier spoke what the difficulties he faced when making requests to access certain Government files, despite the documents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researchers previously. Could we thus refine the request process to make clearer the mechanisms available to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appeal against rejections of their requests, by allowing an independent process by which the appeal is adjudicated? This process can also take into account concerns about other decisions surrounding declassification issues.
When former Member for Aljunied GRC, Mr Low Thia Khiang, filed a cut on this topic in 2014, he noted that the 30-year rule was adopted by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srael. Since then, the UK has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to a 20-year rule and Israel has moved to a 15-year declassification regime for most of its non-security-related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while remaining sensitive to its current security situation. As Mr Low mentioned, we surely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han Israel.
Thus, it is that we repeat our call for such documents to be declassified, 25 years from the date of record and to make them freely accessible to all.
Government Advertising KPIs
Mr Chairman, in today's interconnected world, state agencies, like other public facing entities and corporations need to conduct outreach. This is understandable. Singaporeans need and deserve timely accurate and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 services, and also about the work that our Public Service does.
What Singaporeans are less informed about is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relations, outreach and advertising campaigns, run by state agencies. Campaigns and actions run on public money should be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not just in terms of whether there is wrongdoing. There is little indication that this is the case, but it is also about how the money is spent and how effective that expenditure is.
Responding to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posed last year,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 estimated that Government spend $150 million to $175 million in advertising in FY2019, with increases of between 30% and 50% in FY2020 and FY 2021. MCI estimated then, for the first half of FY 2022, were between $50 million and $75 million.
Recently, Singaporeans have also noticed prominent advertising campaigns relating to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ND)'s efforts to keep public housing affordable. While public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efforts are necessary, these are still large sums of money. Additionally, the reply to the same Parliamentary Question above also notes that MCI does not track clicks and impressions as each Ministry is responsible for its own advertising budget and effectiveness.
It appears to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here. MCI should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arious different campaigns and outreach programmes across Ministries into which Singapore puts our funds. This will give a better holistic view on how these programmes and campaigns are evaluated and thus adjusted to improve effects or, if necessary, cut for under performance. What are the obstacles in either trac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campaigns or publishing reports of KPIs? How else could we address the concerns above? After all, fiscal prudence also means that we need to be able to maximise the bang for our buck, when it comes to spending public funds.
The Chairman : Mr Leon Perera, both cuts, please.
Government Advertising
Mr Leon Perera (Aljunied) : Mr Chairman, extrapolating from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reply, the Government's total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in 2022 may have been well over $100 million. I will make two points.
Firstly, there has been concern expressed about an SGAG Instagram post that was only labelled "#sp". The Instagram function to show that an IG post is sponsored was not used in that particular instance.
For transparency, would the Government agree to have clear labels on all advertisements indicating the responsible agency? After all, political ads are required to have labels issued by the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POFMA) Office.
Secondly, I agree that there is a legitimate public interest served in Government advertising that serves to nudge citizens to do beneficial things, like take up healthy habits or apply for a useful scheme, for example.
But some advertising seems to not embody a nudging intent. Some ads seem to be aimed more at fostering "feel good" vibes towards an agency, and some even seem aimed at persuading the public to see the Government in a good light, with no clear public interest served in terms of ultimately nudging positive behaviours.
I only have time for one example. This is an advertisement on the housing programme. This ad, referred to by the hon members Mr Leong Mun Wai and Ms Hazel Poa earlier in this House, is aimed at persuading the public that, "We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HDB flats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for Singaporeans" and presents various factoids about Build-To-Order (BTO) launches and prices.
But what is the public interest served here? To raise awareness so people apply for BTOs? But is this necessary? The application rates for BTOs are already very high and rising. Is there a need to raise awareness? So, what behaviour exactly are we nudging with this ad?
Moreover, the ad seems more aimed at persuading peopl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a good job, keeping housing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which is an opinion about public policy and one might say, politics.
If the reply is that such advertising raises public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agency or Government and hence, conduces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hemes, surely, the best way to establish trust is good service delivery and surely that trust cannot be bought with advertising.
So, as to free up more revenue for the Budget, I would suggest that ads be run only where there is a measurable behavioural trade-off. A return on investment test should be applied. Revenue should not be spent on ads that generate "feel good" vibes or which aim to persuade peopl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a good job. The latter is more akin to political advertising and should not be funded with public money.
Advertising Standards
Mr Chairman, the practice of making fals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claims in advertising is dubbed greenwashing. In Singapore, it would seem that action is very rarely taken against advertisers who make dubious claims with the intent to deceive consumers that their products ar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carbon neutral" and so on.
Some countries have legislated on this issue. For example, France's Climate Law prohibits companies from advertising that their products are carbon neutral, unless they can provide public information to back that up. South Korea's government is simplifying its process to fine companies that make false claims about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 UK government has created a Green Claims Code and done some enforcement around that.
While what counts as greenwashing is not always clear,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some solutions here.
First, our Singapore Cod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 should explicitly cover greenwashing, with the Government developing legislation to bring clarity on what constitutes greenwashing in advertising.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CASE) and industry bodies can support this, with the Government playing an arbiter role and also taking reference from definitions found in laws overseas while adapting them locally.
When ready, we can develop relevant legislation, which could include the mandatory provision of supporting documents for companies that choose to make green claims.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 is an early adopter of initiatives to tackle greenwashing, which could provide lessons. In 2022, MAS announced that funds that are sold to retail investors in Singapore under the label of meet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SG) standards will now have to back up their claims with new disclosure and reporting guidelines.
Aside from legislating and enforcing against false advertising under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Trading) Act and sector-specific laws like the Estate Agents Act and the Medicines Act, much more also needs to be done on engaging the public to remind them that spotting and reporting potential offences is a public good and will benefit society.
Engagement will also better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the key on-the-ground issues with greenwashing are, even as we eventually aim to legislate and enforce against greenwashing.
Trusted Content
Ms Jessica Tan Soon Neo (East Coast) : Mr Chairman, the advancement in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people accessing news online both from mainstream media as well as other sources.
3.00 pm
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in Singapore from the end of January to February in 2022, 83% of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they get their news online, including through social media.
Public funding is being provided to our local media organisations to enable them to better service audiences in a digital age. There is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or eyeballs online.
What are our local media organsations doing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news readers online to retain and grow share?
With the potential of harmful influences online, how are our local media organisations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capabilities to engage audiences online and to maintain trust, especially amongst younger demographics?
Digitally-inclusive Singapore
Ms Tin Pei Ling : Sir, the digital future is certain. But we must not inadvertently create a new inequality or widen the existing gap, between those who can access and exploit the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ose who cannot.
Our digitalisation efforts today are for the youths today and seniors tomorrow. But we still have a generation of senior Singaporeans who struggle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digitalisation, despite everyone's best efforts. Some are fearful of being left out or left behind totally.
Hence, as we digitalise, we must continue to help the more vulnerable or less privileged amongst us to: one, maintain access to critical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online/offliine; two be empowered with data connection and devices if they wished to go digital; three, be equipped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four, build up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world.
The Government must continue to make available support and schemes that address these four area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ask:
How has the Government progressed in ensuring Singaporeans have access and have the know-how to harness the benefits of going digital?
What are the "wi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design and proliferate solutions that connect seniors to the wider community, and design it in a way that is easy for them to use and not daunting. In the MacPherson constituency, we tried doing this with the MacPherson Care app. It has not easy,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persevere. But we should also encourage such efforts across the nation too.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ask: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 similar ground-up community initiatives to solve real life problems?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we continue on our journey towards digitalisa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Legislation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Pofma) has accorded the Government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egregious falsehoods that are against the public interest. However, fake news, malicious falsehoods and scams continue to sprout, 就好像打不死的蟑螂.
A whole-of-society effort is needed to combat misinformation. Educating the public on how to discern fake news and falsehoods such that it becomes a natural intuition is the best way to inoculate our population against the poison of falsehoods.
Currently, there are lessons in school to raise awareness on online falsehoods and scams, but there is room to dive deeper and encourage greater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quizzes and project work as students mature and advance. That being said, adults are just as vulnerable – it is not easy to discern which information source is credible. The Government has several good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Fight Fake News" website and the Source, Understand, Research and Evaluate (S.U.R.E) steps in four languages.
What else is the Government doing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educating the public to be discerning readers?
Inclusive Digitalisation
Mr Baey Yam Keng : Sir, I had my first mobile phone in 1995 when I started working. At that time, it was technically a portable wireless telephone that people used for making calls and sending short messages (SMSes). Today, the mobile phone is a lot more than that. In fact, I do not think many people use their mobile phones just to make a call or send an SMS today. We use it to check our social media, do our shopping, make our bank transfers, play games, take photos, among the many things that we multitask in modern day life. The handheld device connects us to a whole digital world.
The spaces we can reach through digital means have become larger, as we perform almost all transactions, connect with anyone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rough a small screen at a fingertip.
However, there are individuals in Singapore who find difficulty navigating a small screen. To them, their world has become smaller.
Recently, I attended a session conducted by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gency's (IMDA) digital ambassadors at Brahm Centre in Tampines. A mock-up grocery store was set up for senior residents to make purchases via e-payment. The ambassadors were very patient and provided one-on-one service to show the seniors step by step. I know my residents found it useful. But I just hope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confidence to do e-payments in real life. However, I also noticed that some residents were still hesitant.
I remember years ago, when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s (ATMs) became available, it also took me a while to trust that the machine would dispense the right amount of money and update my bank account accordingly. And I was a young man then. Imagine the apprehension of a much older person facing the digital world today.
Hence, I was heartened that Minister Josephine Teo spoke about the "Digital first, but not Digital-only" approach as a kinder and more appropriate position to take. I fully applaud that. While we should go as far as what the digital world could take us,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ad by example to still make essential services available through non-digital means.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allocate some manpower resources to offer counter services, a hotline manned by a real person, process cheque payment and so on.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to elaborate how we are preparing Singaporeans in a "Digital first, but not Digital-only" approach.
The Chairman : Mr Alex Yam. Not here. Ms Hany Soh.
Enhance Seniors' Digital Literacy
Ms Hany Soh : Chairman, in Mandarin, please.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Digital servic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mon in our society. However, many seniors are still reluctant towards digital living. They are afraid of falling into online scam traps from inadvertently pressing a wrong button. While digital services carry certain risks, they also bring many conveniences.
With a smartphone, we are able to know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and learn new knowledge without going out.
What plans does the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 hav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igital know-how and skills of the seniors?
In Woodgrove,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 team of digital ambassadors at the SG Digital Community Hub. Prior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Fuchun Community Club, they worked from 10 am to 6 pm daily to help our seniors, guiding seniors on a one-to-one basis to help them move towards digital living.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when our Community Club is under renovation, they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o go outdoors and set up digital assistance booths at a series of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Woodgrove community, to encourage senior citizens to embark on a digital Journey. Take for example the recent Communi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 Day held at 888 Plaza jointly organised with the 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 (SCDF). The digital ambassadors present on that day encouraged our residents to download the SCDF's My Responder app which offers many benefits such as the location of the closest AED when someone needs CPR urgently.
The Chairman :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Assisting Seniors with Digitalisation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Holland-Bukit Timah) : Sir, as we seek to future-proof our economy and buil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be the bedrock of a secure and resilient digital economy, we must journey alongside seniors in the digitalisation process to ensure that the process is safe and secure for each individual especially with the advent of fake news and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scams we need to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 against a blind venture into the digital unknown.
In the process of allowing seniors to go digital, may I ask if the SG Digital Office and IMDA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at a human level to ease and smoothe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our seniors.
Assistance Needed for Digitalisation
Sir, as our city state transitions to adapt to the fast-evolving digital space, we must build a robus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at incorporates every facet of society and ensure that no one gets left behind. The initiative by the SG Digital Office to allow hawkers to go digital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Would MCI and IMDA consider how this can apply to a larger number of shops and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heartlands? The process must be paced to allow SMEs to understand how the transition will operat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ir business. Assisting SMEs and heartland operators in this regard is key.
Digital for Life
Ms Jessica Tan Soon Neo : Mr Chairman,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was set up to promote digital inclusion, encourage and support Singapore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embrac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gital world and enrich their lives. An important aspect that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is to promote good digital habits which includes cyber safety, media literacy and how to manage risks and handle online harms.
I have been fortunate to engage with the Digital for Life partners and I am heartened to see the Digital for Life's vibrant and diverse ecosystem of partners from the people, and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But as digitalis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our lives, how is the Government enhancing partnerships with the people, and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to enhance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to scale digital inclusion to enable the less digitally-savvy to participate digitally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to allow them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Digital Empowerment
Ms Rahayu Mahzam (Jurong) : Mr Chairman, I have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working with the teams at MCI and IMDA in the past as they developed the Digital for Life efforts, including the DfL Festival. I can attest to the creativity and dedication of the teams in creating various meaningful platforms an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on, as we work to enhance digital literacy and capabilities within the community.
One of the beautiful things about the DfL effort is the community of partners that have been rallied to support digital empowerment. I brought my grassroots leaders to the DfL Festival at Heartbeat@Bedok last year and they were inspired by the array of programmes available for the community. They made friends with a few DfL partners and have since brought back ideas to Bukit Batok East (BBE) and worked with some partners.
I had received a kind donation of laptops from Tian Kong and Kancanarama Buddhist Temple and we worked with Byte, a DfL partner, to organise a Byte Void-Deck Technology Lab (VDTL) Coding Programme for young children at Bukit Batok East (BBE). My grassroot leaders also organised an Inclusive Family Carnival and brought in IMDA so that seniors and those in the special needs community could get access to mobile data plans as part of the Data for All initiative. I must also mention that the digital ambassadors had joined us for many community programmes, creating awareness and providing support in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my residents at Bukit Batok East (BBE).
In observing the engagements, I note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use different modalities for different demographics and to tier the empowerment strategies to fit the various levels of capabilities. There is also value in thinking about good and thoughtful design of digital changes that allows for meaningful transition in a way that does not overwhelm those who are not digitally savvy.
Former 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 Prof Lim Sun Sun, shared her views in an article in The Straits Times last year about the lessons we could take from the design of the CDC vouchers. She mentioned the principle of skeuomorphism, where functions or objects in digital interfaces resemble their physical counterparts. This makes the digital interfaces more familiar to users, and to some extent more intuitive. She lauded the design of the denominations of the vouchers and 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digitally less adept. In fact, she said the thoughtful design may also help ease later adopters into accepting more advanced modes of digital payment.
Indeed, the roll-out of the CDC vouchers wa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engage many of the elderly residents as well as the heartland shop owners on digital capability. Some of my elderly Bukit Batok East (BBE) residents would come to my community club office to get the print-out of the CDC voucher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who sought to learn how to download the vouchers and use their phones to pay for their purchases
We will continue to slowly build capability at different levels so that people do not feel left out and can also grow in this digitalisation process.
This journey needs to continue, not just for Bukit Batok East (BBE) but also the whole nation. There is a lot more that we can do to ensure efforts are inclusive to address different needs and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is a great effort and platform that can bring Singaporeans from all ages and all walks of life to embrace digital learning as a lifelong pursuit.
3.15 pm
I would therefore like to ask about the progress of the DfL movement so far. What is next and what can we look forward to in doing more so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The Chairman : Mr Sharael Taha, your three cuts, please.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Mr Sharael Taha (Pasir Ris-Punggol) : Thank you, Chairman. The new NEU PC Plus Programme and Home Access programme ensure that children from lower-income families are not disadvantaged and have access to digital hardware and home broadband.
With increased digital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changing, our school-going children must acquire digital competencies that will ensure that they are ready for the future workplace.
How do we ensure that our school-going children not only have access to hardware but are also digitally proficient? In particular, how do we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ensure that children from lower-income families are not disadvantaged a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digital proficiency?
Digitalisation – Reducing Business Cost
Through the efforts of MCI to grow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C) sector and drive digital maturity, many firms have adopted digital technology. MCI has been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cosystem and advancing digital utilities such as PayNow and Singpass and also providing support for broad-based enterprise digitalisation.
Beyond just adopting digital technology, how can we ensure that digitalisation enables Singapore to remain globally competitive even as businesses face rising costs. Many businesses cite costs of implementation as a barrier to adopt digital technology. How do you assist companies to bring about cost savings from their digital investments?
For companies that have embraced digitalisation and want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capabilities, how are we supporting them to do so?
Retaining Tech Talent
In January, globally, Microsoft cut 10,000 jobs. Google parent, Alphabet, removed 12,000 of its employees. Amazon shed 18,000 jobs and Salesforce axed 10% of its workforce.
According to a Straits Times news report, technology firms laid off 1,270 resident Singaporean workers between July and mid-November 2022. Many of the layoffs were due to economical uncertainty and aggressive overhiring during the tech boom years.
Given the volatility of the labour market as tech companies rationalise their operations, how are we ensuring that our tech workforce stays resilient, 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Connecting Citizens to Opportunities
Mr Eric Chua (Tanjong Pagar) : Chairman, we live in an era of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s. These disruption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live, work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t the workplace, the ado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will unfortunately translate into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for segments of our economy as jobs that have been around for generations get relegated to the history books.
The way business has been conventionally conducted in industries such as retail and media are also being ruthlessly upended.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s often exacerbate the digital divide, thereby further deepening the rifts between the young versus the old, the haves versus the have nots. Even in non-IT sectors, employers increasingly expect employees to possess adequate IT competencies.
For instance, it is not a stretch for organisations to expect employees to exhibit basic mastery in areas such as cybersecurity.
For example, an organisation's cyber defence is only as strong as its weakest link. An employee that succumbs to phishing emails, unintentionally introduces malware into a company's network, thereby opening the doors for corporate espionage or sabotage activities, would likely not be viewed upon favourably by his or her supervisors.
Increasingly, a good command of IT skills is fast becoming a core skill employers look out for.
Employees may be expected to leverage technology in enhancing collaboration across teams at the workplace. Employers may increasingly expect employees to be proficient in using collaboration tools and platforms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ir colleag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Employers may also expect employees to harness technology to innovate business processes, improv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and enhance overall productivity.
How can we help Singaporeans grow relevant digital competencies such that they can keep up and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in a world of continuing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s?
How do we make "learning and adapting to ever-changing technologies" a way of life amongst our working population? How do we help more senior members of our workforce manage the stresses of adapting to new technologies and tools?
After all, it is only human for one to be anxious about the unknown and to fear making mistakes.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in work environments such as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where any mistakes in the use of technology can result in grave consequences.
The Chairman : Mr Abdul Samad. Not here. Ms Janet Ang.
Trust and Talent in Digital Economy
Ms Janet Ang (Nominated Member) : Mr Chairm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strategic imperative for all businesses in the new economy.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partnered industry to drive "SMEs Go Digital" with pre-approved solutions, business grants as well as consultancy support. Yet, only 19% of our companies in the National Business Survey have lis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one of their top five priorities.
How well have our SMEs adopted digitalisation and what else is MCI and IMDA doing in 2023 to further dr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pecially amongst our SMEs?
E-payment with PayNow was a lifesaver for businesses during the pandemic. Can MCI update us on the progress of e-payment adoption as well as e-invoicing and e-signature?
In the most recent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SBF) survey, businesses have called out that the lack of talent and know-how are barriers for SMEs to digitalise and transform. Can the Minister update us on how the implementation of CTO-as-a-Service has supported the SMEs with regards to digital leadership and know-how?
TechSkills Accelerator (TeSA) and Career Conversion Programmes have focused on developing and reskilling local talent to meet the demands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skills. How successful have we been developing the required skills to meet our needs?
At the same time, how successful have we been in attracting strategic global tech talent with the ONE Pass programme?
MCI is the Government's communications agency. I have heard positive feedback on the efforts made to make Budget 2023 simple to understand for the ordinary Singaporean and businesses.
That said, what measure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not spend on advertising on what can be perceived as self-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or to show it in a positive light? How does MCI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spending?
Partnering Industries for the Future
Ms Tin Pei Ling : Sir, Singapore ranks among the top countries for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adoption.
We have the highest average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in Asia and the number of 4G subscriptions in Singapore is almost one and a half times that of our population. Last yea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reported at the COS that we are on track for nationwide 5G coverage in Singapore by 2025. Could we get an updat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5G coverage and if it could be expedited so that Singapore can capture the value created with 5G sooner?
As coverage expands, how stable has 5G been and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help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to utilise and maximise the benefits that 5G can offer?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partner the industries to create more use cases that will further propel our economy forward?
Data is fundamental to innovations. As articulated in my cut to PMO last week, adequate data protection is most certainly necessary. But there is apprehension and perhaps confusion around the use of data and companies would understandably also be wary of sharing data stemming from competition concerns.
Thus, how can we avail and share data in a secure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experiments and product testing without compromising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Could the Government play a greater role in working with industry players to facilitate this?
Given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such as blockchain and cryptography, might there be scope for more curated Government data to be accessed in a safe, controlled and anonymous manner?
As we look at 5G and the likes of Web 3.0 now, we must continue to look ahead and think of 6G, Web 4.0 and beyond. These require industry engagements, jointly imagining the future and charting out what infrastructure or building blocks are needed to enable that future.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partner the industries to co-imagine the future and build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eeded that is secure, versatile and green?
The Chairman : Ms Jessica Tan, both cuts, pleas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Ms Jessica Tan Soon Neo : Thank you, Mr Chairman. Sir, the fibre-based Nationwide Broadband Network (NBN) ha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Singapore to become an intelligent and Smart Nation. It has made possible the high broadband penetration to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in Singapore and enables access to services.
The pandemic has demonstrated the value of investing in the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as the NBN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providing the connectivity for Singaporeans to work, learn and access services from their homes.
With the acceleration and speed of digitalisation in Singapore and our Smart Nation ambition, the demand, volume and complexity of our infrastructure will grow exponentially. What are our next steps and investment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NBN to build capacity and high-speed connectivity for future needs, to realis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and to be prepared for unexpected challenges?
Beyond capacity and speed of connectivity, security risks, privac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will also have to be key considerations as we plan for our future NBN.
Digitalisation of Businesses
Mr Chairman, the COVID-19 pandemic disrupted many businesses and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able businesses to continue to operate.
While businesses d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isation of their business,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ising business costs faced by businesses, especially SMEs, do pose challenges. What is the progress of the digitalisation of businesses in Singapore, especially amongst SMEs?
There are a slew of initiatives and programmes to support businesses to digitalise, just to name a few – CTO-as-a-Service, Digital Leaders' Programme, Industry Digital Plans (IDP) and Advanced Digital Solutions (ADS). How have these programmes enabled businesses to digitalise,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to raise their competitiveness? How is MCI supporting businesses to digitalise?
The Chairman : Order. I propose to take the break now.
[(proc text) Thereupon Mr Speaker left the Chair of the Committee and took the Chair of the House. (proc text)]
Mr Speaker : Order. I suspend the Sitting and will take the Chair at 3.50 pm.
Sitting accordingly suspended
at 3.26 pm until 3.50 pm.
Sitting resumed at 3.50 pm.
[Deputy Speaker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in the Chair]
[(proc text) Debate in the Committee of Supply resumed. (proc text)]
[Deputy Speaker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in the Chair]
[(proc text) Head Q (cont) – (proc text)]
The Chairman : Minister Josephine Teo.
3.51 pm
The 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rs Josephine Teo) : Mr Chairman, earlier in the debate, I outlined the lessons learnt from our Smart Nation journey as we strengthen our digital social compact. MCI plays a key role in overseeing this compact, ensuring that it remains robust amid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 and that it benefits all Singaporeans.
Our theme for Committee of Supply this year is therefore "Empowering Singaporeans to thrive in our digital future". To do so, we must sustain the two aspects of our digital social compact: the aspirational and the protective.
Our aspiration is for all Singaporean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created through digital developments. To achieve this, we must build the foundational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our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Sound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has been a cornerstone of Singapore's success. For example, the shape of our city for the next 50 years has been mapped in URA's Long Term Plan. The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40 outlines our transport ambitions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Few countries think this far ahead, much less organise themselves to realise such plans.
To succeed in our digital future, we need an equally thoughtful and committed approach to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this end, MCI will develop a Digital Connectivity Blueprint, which may be a world first, if not one of very few. This blueprint will lay out the full scope of our long-term infrastructural ambitions, cutting across broadband, mobile and Wi-Fi networks, as well as our undersea cables. It will lay the groundwork for us to transcend our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creat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all Singaporeans.
Given the fast-changing nature of digital, it would be unwise for Government to attempt this exercise on our own.
I have therefore asked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to co-chair an advisory panel comprising business and industry leaders, to bring them on board early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blueprint incorporates their needs. I expect this phase of our work to take six to nine months.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will outline the specifics of our plan.
Of course, it is not just infrastructure that must be primed for the future. Our people and businesses must be ready too.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isation is not lost on our businesses. Ninety-three percent Singapore firms have adopted at least on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demand for tech talent across the economy is strong. But there are still areas where businesses face hurdles, especially as the global baseline of digital adoption rises and competition heats up.
To strengthen support for businesses, we will develop a Digital Enterprise Blueprint. This will comprehensively lay out how we are promoting and supercharg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national, sectoral and firm levels.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an Kiat How will share more about our plans.
In pursuing our digital ambitions, we must not neglect the equally important protective dimension of our digital social compact: the dimension of trust and safety. Without this, confidence in digital will erode. There are three issues of concern.
The first has to do with inclusion. The path of digital development must be wide enough to accommodate as many as possible. Those who fall off this path will find it hard to support and participate in digital developments, much less embrace its benefits.
The second is about keep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safe for Singaporeans. The digital realm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malicious actors to manipulate, deceive and coerce. Compromise of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could severely disrupt our economy and our lives. Such occurrences breed a sense of danger and distrust.
The third concerns how we keep our society united and resilient. We recognise the risk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being exploited to undermine social cohesion through this misinformation. Left unaddressed, this can deepen fault lines, polarise societies and fuel intolerance as well as hatred.
Today, I will explain what MCI is doing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First, on inclusion, which Ms Tin Pei Ling and Mr Sharael Taha have asked about. In terms of connectivity, 92% of our households have access to a computer and 98% have broadband. This is far more than many countries can say. However, MCI believes we can reach a higher bar in terms of access as well as inclusion.
One group we remain concerned about are lower-income households. For most households, digital connectivity has become as essential 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But for some, connectivity can still feel costly.
Since 2020, we have helped over 46,000 households stay connected through the NEU PC Plus and Home Access schemes. We will streamline these schemes into one, eas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provide more affordable digital access for those who need it most.
To that end,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DigitalAccess@Home scheme from April this year. It will provide subsidised broadband and digital devices to eligible low-income Singaporean households. The Government has set aside about $80 million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to fund this scheme, which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60,000 households.
Under this scheme, the cost of broadband will be reduced to as low as $5 per month for eligible households living in HDB rental flats under the Public Rental scheme. Those living in 1- to 3-room flats will pay $10, while those in 4-room or larger flats will pay $15 monthly. For another $5 monthly, they can double their bandwidth from 500 Mbps to 1 Gbps.
In addition, households which include ComCare Assistance beneficiaries will automatically qualify for the highest level of subsidy and pay the least. Households with students on MOE's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s may also enjoy the highest level of subsidy depending on income. We will work with these agencies to auto-qualify these schemes' beneficiaries.
To achieve digital inclusion, broadband acces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device access. This is often a bigger barrier as the costs are higher and harder to spread out.
Under the DigitalAccess@Home scheme, beneficiaries can enjoy subsidies of between 25% and 75%. This will reduce out-of-pocket costs for device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support, beneficiaries will pay between $75 and $250 for a tablet, and between $220 and $710 for a laptop.
For larger households with school-going children, we are partnering the people sector, through organisations like Engineering Good and SGBono, to provide up to 1,000 refurbished laptops per year to support them. From the demand seen in existing programmes, this number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meet current needs.
Mr Chairman, allow me to describe the gist of our updated policy in Mandarin and how we should think about our seniors in our digital future. I will also outline what it means to be "digital first, but not digital only", which Mr Baey Yam Keng and Ms Janet Ang have asked about.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Singapore has achieved very high levels of digital access amongst our households, to the envy of many natio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we can do more. Therefore, we will allocate about $80 million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to introduce the new Digital Access@Home programme to better support low-income households with access to broadband and digital devices. That said, digital access alone does not equate to digital inclusion. 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seniors around us who own the latest handphone model but do not know how to use many of its functions.
Hence, the Government is advocating for a "Digital First" and not "Digital Only" approach for now. This mean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non-digital options for essential services. Many people have told me that this message was very reassuring, helping to ease their anxieties. However, some have also asked me if it means that our seniors no longer need to learn digital skill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latest survey shows that the digital skills of seniors have improve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percentage of seniors in their sixties who have basic or higher digital proficiencies has risen from 28% to 44% – an increase of 16%. More seniors in their seventies or older are developing their digital proficiency, with the percentage rising from 7% to 29% -- an increase of 22%. The data shows that our seniors understand that the digital future is materialising, and they should – and they can – adapt, just as they have successfully adapted to many aspects of Singapore’s modernisation in the past.
These figures, and the various ForwardSG citizen consultations, also show that we should not rush that process. In imparting digital skills to our seniors, the learning process should consider their ability to absorb information and make good use of peers to support their learning. The content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seniors, such as teaching them e-payment. The desig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hould incorporate their perspectives and be intuitive for their use.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 learning spirit or ability of our seniors. What they need is time, opportunity, encouragement, and empathy.
Therefore, be it the Government, businesses, or community groups, let us help our seniors to pick up digital skills and be with them on this journey every step of the way.
4.00 pm
( In English ) Mr Chairman, let me emphasise this. While some seniors need help with digital skills, we should not dismiss their ability to be part of our digital future. What they need are time, opportunity and empathy.
Take Mr Richard Yip, a 72-year-old grandfather of three who discovered NLB's MakeIT programme through NLB's app. Members may recall that the MakeIT programme allows residents to experiment with fabrication technologies at libraries around Singapore. Mr Yip was intrigued by th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on offer at Jurong Regional Library. He started using it to print small solid pieces such as insects and dinosaurs, which his grandchildren loved and which made him incredibly popular with them. Over time, Mr Yip progressed to using coding and robotic microcontrollers to create moveable toys for his grandchildren, making him even more popular. He is now an advocate for 3D printing, describing it as a "dream come true" for seniors like him.
To questions by Ms Hany Soh,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Mr Seah Kian Peng and Mr Yip Hon Weng, IMDA's SG Digital Office (SDO) was established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to provide digital training to seniors in areas like digital services, e-payment and cybersecurity. Much of this involves one-on-one coaching or small group learning in community spaces where seniors are comfortable.
To date, SDO's Digital Ambassadors have trained more than 210,000 seniors to use smartphones for basic tasks and daily needs. By now, many seniors in the heartlands recognise our Digital Ambassadors as "the friendly people in purple shirts".
Since this January, SDO has also worked with the PA's Active Ageing Council to create digital support groups promoting peer learning among our seniors.
To Mr Gerald Giam's ques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be planning for more ServiceSG touchpoints in tandem with demand. In the meantime, the SDOs, our community centres (CCs) as well as libraries do provide basic support.
Mr Yip's example also shows how our libraries are equipping Singaporeans with digital skills. Under NLB'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Blueprint 2025 (LAB25), libraries will work more closely with leading tech companies to do so.
At the inaugural ExperienceIT showcase at the full opening of the Punggol Regional Library later this year, Amazon Web Services will help put together an experiential exhibit introducing visitors to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collaborative approach is a consistent thread in our efforts to uplift digital skills.
For example, since 2020, MOE and IMDA have made Code For Fun, an enrichment programme o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vailable to all upper primary students. This is an important social leveller that reached 50,000 students in 2022.
Ms Jessica Tan and Ms Rahayu Mahzam have asked how we are enhancing the Digital for Life movement (DfL).
Since the movement was launched in 2021 to mobilise ground-up efforts, more than 130 partners have pledged support and kickstarted around 140 initiatives. More than 270,000 have benefited from these initiatives.
There is now growing momentum among DfL partners to introduce new programmes. For example, Microsoft will offer classes to expose children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to topics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nd Mixed Reality.
As the DfL movement gathers pace, MCI is conducting a series of Forward SG engagements with people, private and public (3P) sector partners to target specific areas of need. In the next phase of engagements, we will focus on topics such as parenting in a digital age and enhancing user experience in digital Government services.
Mr Chairman, let me now turn to safety and security.
According to Microsoft's 2023 Global Online Safety Survey, 77% of Singaporeans have experienced at least one online risk in the past year.
At the Committee of Supply (COS) debate for the Ministry for Home Affairs (MHA), I shared plans to introduce an Online Criminal Harms Act. This builds on the Online Safety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which was passed in Parliament last November and came into force recently.
At last year's debate, I explained that the change in law was to enable the introduction of a code of practice for social media services. IMDA has been engaging industry partners to finalise this code and expects it to be implemented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n debating the Bill, I also indicated that we would look beyond social media services to other widely used onlin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To Ms Tin Pei Ling's and Ms Janet Ang's questions, we will take another step to strengthen online safety through a new Code of Practice for App Stores. App stores may carry apps with harmful content,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This could include content depicting explicit sexual activities or inciting violence. As with social media services, app stores should be expected to have systems and processes in place to deal with harmful content. The new code will take time to be developed and involve industry engagement. We will work out the details and update Members in due course.
In the debate on the Bill, there was also strong interest from members for MCI to look into online games.
When the new Code for App Stores is introduced, the risks of exposure to harmful content through games on these stores will be curtailed. Apps with egregious content may also become unavailable for download. But games may also be accessed through platforms other than app stores. We will have to study how to deal with this.
A possible measure is to introduce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online games, much as we already do for video games. This will clarify the age-appropriateness of games and help parents exercise better supervision over their children's online gaming. We will work towards these moves over the next 12 to 18 months.
We have also started a detailed landscape survey on online gaming to assess if more can be done, for example, to reduce the risk of cyber addiction, which Ms Hany Soh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survey is necessary because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or the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s. The concerns in Singapore are also not fully understood.
A survey covering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will allow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ssues and shape our response. This may include working with the people sector to support the vulnerable groups which Mr Baey Yam Keng had identified. The survey will examine exposure of children to unwanted interactions and inappropriate content on gaming platforms. It will also examine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gaming, extending beyond problematic content. This requires extensive work and we will do our best to be timely.
Next, I will briefly discuss cybersecurity.
Cybersecurity has become a crucial aspect of national security, especially for a country as digitally connected as Singapore.
During last year's debate, I announced that the Cyber Security Agency of Singapore (CSA) was reviewing the Cybersecurity Act, which only came into effect in 2018. Since then, CSA has held discussions with its stakeholders, including owners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II). We have also engaged trade associations and key industry players. We have made good progress and will start formal industry consultations next month.
One area under review is how we will adapt our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allow the safe and secure use of virtualised systems beyond CII. Specifically, CSA has identified cloud services and data centres as foundation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e need to better protect. As this is a new area, our discussions with the industry will be important in ensuring that our regulations remain effective.
With increasing industry digitalisation, demand for cybersecurity services has been growing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CSA is hence examining how we can develop our entire cybersecurity ecosystem, ranging from nurturing talent to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apability development.
We will provide updates on this as well as the Cybersecurity Act review later this year.
Let me briefly discuss our approach to emerging technologies, which Ms Tin had asked about.
By now, Members are all aware of seminal developments in AI, including tools like ChatGPT. While AI brings many benefits, it also brings risks we must mitigate.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AI is increasingly commonplace.
Members will recall that in 2019, Singapore launched a 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Last year, we also launched AI Verify, the world's first AI Governance Testing Framework and Toolkit. We will build on these initiatives to strengthen the guardrails that ensure responsible AI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Let me mention two Advisory Guidelines that will be published by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 later this year.
The first is on the use of personal data in AI systems.
This will encourage AI users to abide by standards of transparency and explainability so that customers will know when and how AI is being used to process their personal data. It will also contain best practices on how industry can use personal data to train, test and monitor AI systems.
The second is on children's personal data.
This will set out clear actionable standards for social media services and companies whose products interface with children. For instance, they must obtain parental consent before collecting data from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3 and implement protective defaults such as making sure that children's profiles are not made public.
There are many more questions about AI that deserve our attention.
Members will recall that Open Government Products (OGP) has integrated ChatGPT into Microsoft Word and plans to trial its use among some civil servants. As more use cases are developed, we will monitor developments to support AI innovation whilst protecting our people.
Emergent technologies that are immersive, decentralised and anonymous, including the metaverse and Web 3.0, could also introduce new types of online risks.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our measures to keep in step with technological trends.
I will now turn to the third theme of my speech – promoting trust to build social resilience.
To withstand online misinformation, Singaporeans must have trusted and easily accessi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 their absence, we cannot assume that our society will hold together. A citizenry that is informed and information-literate helps to strengthen social resilience. This is a key reason for supporting our Public Service media.
To Ms Jessica Tan's question, our local media's digital capabilities have strengthened considerab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To grow online outreach, especially to the young, they have used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tell stories in innovative ways.
For example, Mediacorp has used augmented reality in its coverage of the Russian-Ukraine war. The Straits Times has used interactive graphics to report on how our HDB flats have changed over the decades and the impact of rising sea levels on our shoreline. Some of these efforts have won international acclaim.
4.15 pm
Our vernacular media are also making efforts to go where audiences are. For example, Mediacorp has launched a digital-first Chinese-language debate programme, “Frontline Connects” or《前线开讲》 that caters primarily to younger audiences online. Berita Harian has produced podcasts discussing social and geopolitical issues, and Tamil Murasu is on track to launch its mobile app this year.
These efforts have paid off especially with younger viewers. An MCI survey showed that 82% of 15- to 24-year-olds regularly consumed local mainstream news via online platforms in 2021, a jump of around 30-percentage points since 2018.
That said, our media has lots more to do. As Singaporeans’ news consumption habits continue to evolve, both SPH Media Trust (SMT) and Mediacorp will have to continue demonstrating progress. True transformation will not come just through new technologies but from mindset changes. Journalists will need to develop new skills and have the support of manage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road ahead is long and difficult, and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 effort required.
When it comes to promo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NLB) also plays a critical role. To questions by Ms Tin Pei Ling, since 2013, NLB’s flagship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me, SURE, has been helping citizens navigate our dense information landscape.
Complementing these efforts, NLB launched the “Read to be SURE” campaign in November 2021 to further promote critical thinking. The campaign helps Singaporeans hear from different voices on topical issues such as cryptocurrency or gender equality. Since inception, it has garnered over 220,000 engagements.
Mr Chairman, let me conclude by touch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of our efforts in digital. Today, Singapor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digital developments, at the frontier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This has brought real economic pay-offs.
In addition, by positioning ourselves as a thought leader, we are better able to partner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shape new international norms in digital. Promising developments include our chairman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n ICT Security, th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s with Australia, the UK and South Korea, or the US-Singapore Partnership for Growth and Innovation, the Smart City Initiative with Shenzhen, the ASEAN Data Management Framework which we initiated and the Digital Forum of Small States (Digital FOSS) which we championed.
These initiatives are opportunities for our voice to be heard and our economic space to expand.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that we will succeed in every project, nor can we be sure that global developments will always be favourable. But our foundations are strong, and our investments will bear fruit. Working with our partners at home and abroad, I am confident we can empower Singaporeans to thrive in our digital future.
The Chairman :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Dr Janil Puthucheary.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Dr Janil Puthucheary) : Chairman, MCI wants to empower every Singaporean to thrive in our digital future. In my speech, I will explain two ways in which we are laying the foundations to do so.
One, by investing in the underly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connect all of us and power the digital services and products we use; and two, by building up stro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o create new value from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se are long-standing priorities for MCI.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form the basis for our continued access to quality digital services and content. For businesses, these allow them to connect to more customers, raise productivity and generate new business value. Our work in these areas is therefore never quite done. We need to build on our progress, adapt and invest in the future a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our people’s needs change.
With this in mind, we continue to enhance Singapor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not only meet current demands for speed, capacity and reliability, but to cater for anticipated needs and reap future benefits as technology and the use cases evolve.
Understanding future demand will help us make calculated bets as we invest in Singapor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t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 as technology advances in disruptive and non-linear ways. We have had to carefully asses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ctively consult the industry and boldly imagine the use cases that consumers and industry would participate in and want to experience her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wide fibre broadband network (NBN) is a good example of such a calculated, future-oriented bet to buil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en we made the decision to develop the NBN back in the mid-2000s, most people were comfortable with the 30 megabits per second speed that our copper-based infrastructure already provided. It was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browsing the web, checking your emails. Holding virtual conferences and lessons over platforms like Zoom or streaming media content over services like Netflix were not common as they are today, almost 20 years since we began our NBN journey.
But without knowing the specific details of what would happen over the next 20 years, we envisaged that services like online collaboration, e-learning and high-definition entertainment would transform the way we live, work and play.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invested in the NBN to provide the high-speed connectivity required to support these services for the betterment of Singaporeans’ lives.
We began rolling out the NBN in 2008 and provided nationwide fibre coverage to homes by 2013. Today, one gigabit per second plans are the standard among households and 98% are on broadband. The NBN’s value was all the more apparent during COVID-19. Its buffer capacity enabled us to cater for increased network traffic from the surge in digit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working or learning virtually from home at one point or another. This allowed us to maintain some continuity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y.
It took nearly 20 years for us to realise the full potential of NBN. That same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we adopted for the NBN underscored our more recent decision to build 5G standalone mobile networks. We foresee many possibilities in 5G for businesses, workers and consumers as a result of faster speed, lower latency and higher device connection density compared to 4G. We facilitated the early roll-out of 5G standalone networks by allocating spectrum for our telcos to build them while setting clear performance, coverag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requirements.
To Ms Tin Pei Ling’s question on the progress of the 5G roll-out and development of use cases, the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 had recently measured to confirm that we have reached 95% nationwide outdoor coverage on Singapore’s first two 5G standalone networks.
With the roll-out progressing well ahead of schedule, our focus is currently on supporting the industry to tap on 5G’s capabilities to enhance their operations and service offerings. For example, IMDA has awarded new and innovative projects under its 5G Innovation Programme.
One such project is the Hyundai Motor Group Innovation Centre in Singapore. Unlike the fixed production lines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Hyundai Motor Group’s upcoming facility will have over 100 mobile robots deployed across the factory floor to simultaneously transport material required for vehicle manufacturing. 5G is what enables seamless real-time data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back-end automated control system and the robots.
5G makes possible new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at will both enhance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control. For workers, it reduces labour-intensive activity and minimises the safety risks they bear in manually transporting heavy material. It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take on higher value roles. Hyundai Motor Group intends to hire robotics engineers, data analysts and process engineers for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acility.
For consumers, the more agil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llows for hyper-customisation of ‘built-to-order’ vehicles to cater to different needs and preferences. This is Hyundai Motor Group’s first such facility in the world. They have shared with us that beyond Singapore’s position as a manufacturing and logistics hub,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innovation and cutting-edg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make us an attractive investment location. I look forward to the facility’s launch and the benefits that it will bring to Singaporeans.
Another newly-awarded project is Weston Robot’s electric Unmanned Surface Vessel for autonomous river cleaning. 5G enables the video analytics and high data throughput necessary for the vessel to detect and clean rubbish outside of its pre-programmed path, and to respond to emergency situations such as oncoming boats. Much like the vehicle manufacturing example, this project will help to reduce manual labour by enabling operators to pilot multiple vessels from a command centre and thereby also allowing cleaning services companies to manage manpower constraints in the sector.
These use cases represent the initial fruits of our early investments in 5G. Just as the full value of our investments in the NBN was realised over time, we can expect more applications of 5G in the coming years as the rollout is completed, the ecosystem matures and demand shifts.
Today, we find ourselves having to consider similar bets to those we made for NBN and 5G, to ensure that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ack is poised to power Singapore’s next bound of growth. This infrastructure stack includes wired and wireless networks which together provide connectivity within Singapore, subsea cables that connect u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data centres that store and compute data which enable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utilities which are foundational digital services such as digital identity, e-payment and e-invoicing, document attestation and data exchanges, all of which enable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to transact seamlessly and secure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hysical-digital" infrastructure such as Internet-of-Things (IoT) devices that enable the exchange of data between physical objects and digital network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planning for all these components in a holistic way. For example, for IoT deployment to grow, there must be security and sufficient capacity in our broadband and mobile networks. For users to experience seamless connectivity at home or on-the-go, the Wi-Fi and mobile speeds must be comparable. When it comes to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whole can be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provided we plan well and coordinate properly. We need to make the different layers and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infrastructure stack work well together to sing together as a chorus to maximise our investments in each component.
The Digital Connectivity Blueprint that Minister Josephine Teo briefly mentioned is being developed with this idea as well as future needs in mind. The blueprint will outline what is next for Singapore’s connectivity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broadband, mobile and Wi-Fi networks that power our domestic connectivity and subsea cables that provide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The blueprint will also identify interconnections with othe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mponents that complement this connectivity layer such as data centres and digital utilities. These interconnections are vital to maximising the value of the infrastructure stack.
As Ms Tin Pei Ling noted,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partner with industry to chart this path. Shaping the Digital Connectivity Blueprint alongside the Government is a newly set up Advisory Panel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at I co-chair with Mr Irving Tan who has rich experience in the tech sector.
The panel brings together industry and business leaders who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and account for the wide range of perspectives in the evolving digital arena. Collectively, the members bring to the table insights on technical and business viabilit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as potential business and consumer demand.
Both Ms Jessica Tan and Ms Tin Pei Ling spok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s we plan for our fu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approach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and has been taking. The panel’s deliberations will be guided not just by economic imperatives but security, resilience, inclusion and sustainability too.
Our partnership with industry goes beyond the panel. Also informing the blueprint are MCI’s engagements with the wider industry, including on the NBN. Ms Jessica Tan asked about our next steps to enhance the NBN. As announced last year, we will be embarking on a full-scale upgrade to deliver speeds of up to 10 gigabits per second, which is 10 times faster than today.
The decision to upgrade the NBN was prompted by trends toward more content generation by end-users and immers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users in the digital space. These have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sectors such as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We want to ensure that our infrastructure can support such bandwidth-intensive activities.
4.30 pm
This is a significant endeavour on a nationwide scal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undertake it efficiently and in close partnership with the industry. Industry players generally recognise these trends, the bandwidth requirements they br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planning ahead for our NBN infrastructure. MCI and the advisory panel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the wider industry on the upgrade approach and consider their feedback as we chart our way forward.
Sir, in keeping with our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making investments to build up a vibran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explore how emerging technologies can position our people, businesses and nation well for the future.
While we roll out our 5G networks, we are already embarking on research in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like 6G. W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enhance Singapore's 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generat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for us in the future, just as 5G is beginning to do so today. Such upstream investments include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s Connectivity Lab, a testbed which IMDA partnered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SUTD) to launch in Singapore last year.
A more familiar tech area to many would b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AI, especially with the AI-driven chatbot, ChatGPT, gaining attention for its ability to generate content from law essays to code. When employed effectively, AI brings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such as increased efficiency through the automation of tasks and better decision-making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data-driven insights and predic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steadily investing in AI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nd Singapore today is ranked among the top 10 countries based on publications at AI conferences and our researchers ar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These research capabilities have yielded useful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ers at AI Singapore's Speech Lab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ccuracy of transcribing our Singaporean colloquial speech to English text, taking into account our unique accents, terms and mix of languages used. The solution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 and the 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 (SCDF) for their hotline services, improving back-end case management.
Under the Government's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RIE) 2025 plans, we will strengthen ou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ree areas: first, by expanding our base of research talent.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attracting and nurturing talent to drive innovation across the value chain. For example, the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is partnering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to launch a call for AI Investigatorships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se Investigatorships are targeted at top-tier AI researchers who, in the course of their research, can also mentor and groom other promising talent.
Two, enhancing the links between ou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es, so that we can translate the fruits of our research into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businesses. Our grant calls under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s R&D Programme support translational research. The aim is for these demand-led projects to generate products for the industry. And lastly, we are boost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help sharpen ou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fforts. In December last year,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AI, facilitating bilateral AI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s Minister Josephine Teo has emphasised, there must be safety and trust in the digital space for our businesses and people to feel confident tapping on new technologies. We are, therefore, also supporting the industry to pursu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cybersecurity. An avenue through which the Cybersecurity Agency of Singapore does this is the Cybersecurity Industry Call for Innovation, or CyberCall. One company that benefitted from CyberCall is MicroSec, which found a new way to secure low-powered IoT devices. Their solution has been deployed to improve the cybersecurity of 16,000 home devices, such as smart sockets in the HDB Punggol Northshore Project.
Building the trust and safety necessary for innovation to thrive goes beyond cybersecurity. Users must be assured that businesses are employ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responsibly. The Minister has outlined in her speech how MCI is supporting businesses in providing such an assurance to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into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re is research that contributes to knowledge and appreciation of our history and heritage, to inform who we are as a nation and a society. Government records are a key part of such research. Mr Pritam Singh asked if th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lease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hat has already been extended for research purposes, to all sitting Members of Parliament. This is with reference to his request to an agency where the information sought had yet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AS) for preservation.
To be clear, the file in question is not available for public access and remains classified. This is distinct from public archives that are public records, that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NAS and can be requested for inspection by any person, for the purpose of reference or research as set out in section 18(2)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Act.
For records that remain classified and are not part of the public archives, agencies may grant access to specific information for specific purposes, such as to write a book, and subject to conditions, such as complying with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and submitting the information to be quoted for vetting prior to release.
In this particular instance, the agency had allowed the researcher access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record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researcher would only publish and cite specific information with the agency's permission. As a matter of policy, the Government does provide researchers access to information for legitimate research purposes.
But doing so, does not mean that the entire record has been declassified, nor that it is generally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f someone has a specific reason to access closed records, a request can be made, and the request will be assessed by the Government on its merits. If Mr Singh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background, thinking or the rationale behind a Government policy, there are several routes he can take. One way is to approach the relevant Ministry to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and a clarification.
In addition, Mr Singh and Members of this House also have the option to file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and receive a formal reply from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a separate process where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transfer their classified records to the NAS for long-term preservation and declassification when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do so.
This is pertinent to the question Ms He Ting Ru asked about making archival material more accessible. The NAS has been working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to declassify and make available more Government records. The metadata of around 780,000 records are publicly accessible on Archives Online; and this has been increasing over the years.
In addition, since 2016, Government agencies have reviewed more than 7,000 Government records that were not yet declassified. This was in response to 2,130 requests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Eighty-three percent of these records have been approved for access. In total, some 68,000 file records have been declassified and mad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In one example, the Government had agreed to declassify and release documents in Dr Goh Keng Swee's famous "Albatross File". This is a file that Dr Goh Keng Swee kept in the run-up to Singapore's separation from Malaysia.
The process of declassification began some time ago, and took some time,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terial. A subset of the material was part of a public exhibition, and a larger set of declassified "Albatross" documents will be released in a book on Separation, to be published later this year. They will include cabinet papers and Dr Goh's notes of his conversations with Malaysian leaders. We are committed to ensuring greater access to Government records, so that they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public to research and obtain information on Singapore.
Sir, let me sum up. Building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re foundational to a vibrant digital future for Singapore. With these strong foundations, our businesses and people have the ingredients to generate new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edge, which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an Kiat How will speak more about. I want to end by reiterating that our efforts to shape a bright digital future are premised on a very human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Singaporeans.
And with an eye to the future and close collaboration among all of us,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we can and will create a bright digital future for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s to come.
Mr Deputy Chairman :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r Tan Kiat How.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r Tan Kiat How) : Mr Chairman,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generated strong growth for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or I&C, sector has grown by 13.4% and 8.6% in 2021 and 2022 respectively. Going digital is no longer a "good to have" for our firms and workforce. To stay ahead of competition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ir customers, our firms must go digital or risk being left behind.
But we are doing so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Ninety-three percent of our firms have adopted at least one digital solution. Firms have improved their overall digital maturity over the years. However, given the uncertain economic outlook and near-term cost pressures, firms – especially our SMEs – may be tempted to press the "pause button" on their digitalisation plans. I urge these firms to reconsider.
Firms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catch up later. In fact, I encourage firms to press "fast forward", to deepen digital capabilities and sharpen their competitivenes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you wherever possible.
Ms Jessica Tan, Ms Janet Ang and Mr Sharael Taha asked how we are helping our businesses. We will do so in two ways. First, putting in place an enabling digital ecosystem. Second, assisting our firms in staying cybersafe, even as they use digital solutions more intensively. Let me elaborate on the first prong. We are putting in place enablers at the national, sectoral and firm levels.
At the national level, we are scaling up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utilities, like PayNow and InvoiceNow, which are foundational services that support core business functions of our firms. Since its launch in 2019, 55,000 businesses have adopted InvoiceNow, which saves an average of $8 for each error-prone and time-consuming invoice replaced. We launched the InvoiceNow Transaction Bonus last November. Firms which have sent 10 or more e-invoices using InvoiceNow, will receive a cash grant of $200. I encourage more firms to make full use of this bonus.
At the sectoral level, we launched 20 Industry Digital Plans, or IDPs, since 2017. Eighty-five percent of SMEs told us that they registered time savings and 75% of them reduced their dependence on manual labour. We are refreshing the IDPs. I launched the refreshed Food Services IDP in November last year. This year, we will refresh the Retail IDP, the Security IDP and launch the Legal sector IDP.
Mr Eric Chua and Mr Abdul Samad asked about helping the broader workforce keep up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s. I am glad to share that the refreshed IDPs contain an updated Digital Training Roadmap that will guide our SMEs to upskill their workers, to allow them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digital solutions that they adopt.
At the firm level, we are helping SM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digital maturity, as noted by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Since 2017,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s SMEs Go Digital programme has supported more than 88,000 SMEs.
Since 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as-a-Service, or CTO-as-a-Service, platform was launched last year, we have steadily expanded the platform as a single touch-point for digitalisation. Today, CTO-as-a-Service provides SMEs with access to a wide range of pre-approved digital solutions, alongside IMDA's digital consultants and additional support by partners, such as SGTech, which was mentioned by Minister of State Low Yen Ling earlier.
In total, more than 21,000 users have accessed CTO-as-a-Service to find appropriate resources to meet their needs. More than 900 firms have taken the next step to engage consultants to develop their digital roadmap. More than nine in 10 expressed satisfaction with the service.
Let me speak on the second prong: to keep our firms safe. Cyber threats have increased and risk wiping out years of hard work in second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will help our SMEs to develop their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s to safeguard against digital risks. This is the cybersecurity equivalent of staying healthy.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Taking proactive steps to be "healthy", such as designing solutions to minimise the risks of cyber threats. Ensuring regular check-ups or monitoring across a firm’s digital systems so that early actions can be taken.
4.45 pm
Through the CTO-as-a-Service platform, SMEs can now engage cybersecurity consultants as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s" (CISOs). These CISOs will work with the SMEs to develop tailored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s based on the firm's risk profile and risk appetite. Eligible SMEs will receive up to 70% funding support.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MCI will develop the Digital Enterprise Blueprint to bring these efforts together in a comprehensive roadmap which will chart the next bound effort for our Digital Economy. We will be consulting industry leaders, associations, companies, union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Their continued support and partnership will be crucial.
Mr Chairman, let me speak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During COVID-19, many bosses of SMEs have experienced the benefits of digitalisation.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SMEs in their digitalisation journey, especially through schemes such as the SME Go Digital and Hawkers Go Digital.
However, I have heard that due to uncertain economic outlook and rising costs, some bosses are thinking of slowing down the pace of digitalisation transformation. While I understand their concerns, I urge them to think twice. This is because digitalisation is like going against the flow. If you do not move forward, you will be left behind. As businesses all around the world are digitalised rapidly, if we stop for a while, we risk being overtaken by our competitors and even replace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guide and support SMEs in the next bound of the journey through the refreshed IDPs and the Digital Enterprise Blueprint, while helping safeguard your businesses against digital risks with the upcoming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s.
( In English ):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Singaporeans access excit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Before I elaborate on our plans, let me address the points raised by Mr Sharael Taha on the recent tech lay-offs.
As a major tech hub, Singapore has been impacted too. But we have fared better tha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Southeast Asia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tech companies. These firms have long-term plans to scale up their presence here. Singapore has done well to capture this growth, anchoring these companies and their higher value tech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functions here in Singapore. These roles are often considered core to the companies' business and are more resilient to broad-based headcount rationalisation.
For example, the average rate of re-entry into employment of retrenched residents for the I&C sector was higher than the overall economy. Seven in 10 of retrenched locals in the I&C sector were able to find another job within six months. Indeed, the I&C sector is one of our fastest growing sectors in our economy. The sector's workforce has grown 36%, from 130,000 professionals in 2017, to around 177,000 in 2022. Our local workforce, in particular, has increased by 42% within these past five years.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22,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sector grew by 13,700, with thousands of vacancies still available. The increasing digitalisation across the economy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healthy demand for tech manpower.
Locals account for more than 70% of overall tech jobs in Singapore, both the tech sectors as well as non-tech sectors.Today, locals in tech jobs earn 65% above the national median wage with good wage grow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s recent survey showed that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HLs) graduates from ICT courses have higher starting median pay compared to their peers. We believe the long-term prospects for our tech workforce remains strong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Singaporeans in accessing these opportunities.
But the tech space is a fast moving one and there are many competitors to Singapore's tech hub status. We need to help our tech workforce stay competitive and relevant for the needs of tomorrow.
I would like to speak on two aspects. First, how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industry partners to identify jobs that may be disrupted or emerging new tech roles. Secondly, we are pushing for a mindset shift within the industry towards skills-based hiring and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being overly focused o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n the first aspect, the I&C Jobs Transformation Map launched last year identifies the impact of emerging technological trends on the I&C workforce. Employers are guided to redesign jobs, and upskill or reskill their tech workforce, to access these emerging job roles.
On our part, IMDA will appoint training partners to develop reskilling programmes for these areas. One example is 5G mobile technology. IMDA appointe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and Singapore Polytechnic (SP) to set up the 5G Academy together with telcos and other companies. Since 2020, the 5G Academy has trained around 10,000 professionals, exceeding the initial target of 5,000.
Mr Mohamed Najib is a good example. He is a product executive who joined Singtel in 2015. Through the 5G Academy, he was able to gain relevant 5G and cyber security skills to future proof his career. He now leverages his skills to enhance the security and performance of Singtel's products.
We all need to shift our mindset to support Singaporeans like Mr Najib to fully realise the potential. But tech employers still prefer university graduates. One study found that 38% of hirers expected applicants to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for an entry-level position. Firms are missing out a good pool of capable tech talent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a global shortage. Furthermore, success involves more than just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but it is the hard and soft skills, like technical skills, attitude at the workplace and the ability to work in teams. This is also aligned with our effort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mpact. We want to give every Singaporean the best chance to succeed.
The TechSkills Accelerator for ITE and Polytechnics, or TIP Alliance, in short, brings together IHLs and industry partners to look beyond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focus on skills-based hiring. In just six months, leading employers have committed 500 good opportunities for our ITE and polytechnic graduates.
Mr Ihsan Nursaqif is one such beneficiary. He initially stud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t ITE and then, later on cyber and digital security at Temasek Polytechnic. He is now doing a work-study degree in Applied Computing at 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 every step, he is supported by his employer, NCS, as part of its Fusion programme. The TIP Alliance will continue to create more pathways for others like Mr Ihsan, through internships, apprenticeships and other programmes.
Let me now turn to questions by Mr Leon Perera who asked about greenwashing. It can take many forms, but most commonly refers to the act of making misleading claims that products are more environmentally sound than they are. This is fundamentally an issue of false and misleading claim by a firm on its product, for example, how effective the product or how safe the product is. This is an area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s well.
These issues are taken under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Trading) Act or CPFTA in shor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Ministries will study these. But let me speak from MCI's perspective since Mr Perera filed the cut with MCI.
From MCI's perspective, we work very closely with the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SAS) which is an industry body that guides how advertising of products should be conducted through the Singapore Cod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 (SCAP). For example, the Children's Code for Advertising F&B products guides advertisers to avoid promoting unhealthy consumption habits or irresponsibly pressuring children to buy. So, the Code sets out how the advertising should be conducted but false claims or misleading claims of the product will be dealt with under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Trading) Act
Next, let me turn to the questions by Ms Janet Ang, Mr Leon Perera and Ms He Ting Ru who asked about Government advertising.
The Government is not unique in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to promote awareness to the public. Many companies advertise to ensure that their brands reach their intended audiences. However, unlike private companies which can choose their target segments for marketing, the Government has to ensure that our messages reach out to all Singaporeans. The Singapore public also expects the Government to do its utmost to reach them via the channels and languages which they are comfortable with, such as vernacular languages, including dialects. Many Singaporeans, like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generation, do not speak English but they are just as Singaporeans as all of us.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fully benefit from all the Government programmes and initiatives that we roll out.
But the Government does this prudently. We use established industry metrics, including impressions, click-through rate, cost-per-click, and number of views for digital media advertising. For print, radio and Free-to-Air television advertising, surveys are conducted to measure metrics like message recall.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spent between $175 million and $200 million or around 0.2% of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advertising. Government's advertising spend increased during COVID-19. This was necessary to keep the public informed on the pandemic crisis as it unfolded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s. Members may recall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campaigns, like "Get your shot, Steady Pom Pi Pi" featuring Phua Chu Kang and "Pak Jiam Buay" by our getai celebrities. We expect Government's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to come down after COVID-19.
Respective Ministries are better placed to assess their advertising approach based on the outcomes that they seek to achieve. Ministries have to rigorously evaluate their advertising budgets and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programmes.
In response to Ms He Ting Ru's point, advertising is typically part of a broader programme and effort by the Ministry and its outcomes should also be evaluated against whether those programmes and initiatives have met the needs or desired outcomes. That is how we should se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vertising campaigns, not just looking at the specific advertising programmes.
In October 2018, MCI introduced a whole-of-Government demand aggregation contract for media buying for advertisement. This enhances value-for-money for the Government as a whole. At the end of the day, Government's advertising spend is to ensure that all Singaporeans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Government's many schemes and programmes.
Mr Perera referred to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ND)'s print advertisement on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BTOs. Ms He Ting Ru also asked whether such ads are necessary and are they evaluated for effectiveness.
First, let me say that we appreciat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coming out of COVID-19, that Singaporeans are feeling anxious about the availa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BTOs. I fully empathise with these Singaporeans. There is a reason why MND proactively puts out facts and figures, including BTO launches, the median prices of BTO flats, so that all Singaporeans, especially young Singaporeans, know about the pipeline of BTO flats coming up and make the best decision that they can, based on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se ads show factually, for example, the median price of a 4-room BTO flat in a non-mature estate is about $347,000 before grants. This information helps our Singaporeans make the best decision that they can and will reassure them that public housing is available and affordable. This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re is no point made in the MND infographic to get Singaporeans to feel good about the Government. But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am being told that you feel good after looking at our MND infographic and I thank Mr Perera for feeling that way. I am sure my MND colleagues and HDB colleagues who are working very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build BTO flats, clear the backlog, I think they appreciate i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feeling good about it.
Mr Perera referred to SGAG. SGAG ads show paid partnership. This is already being done.
Ministries currently track the industry performance metrics to evaluate their campaigns. Additionally, MCI also requires Ministri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campaigns. MCI does this for MCI-led advertisements, but MCI does not yet have a system to enable centralised tracking and we are exploring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it.
5.00 pm
Mr Chairman, could I seek your indulgence for a few more minutes, please?
The Chairman : If you can keep it short, please, because there will be clarifications. Perhaps under five minutes.
Mr Tan Kiat How : I will. Thank you, Mr Chairman, for your indulgence. COVID-19 has taught us that public communication is crucial to maintaining high public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These made a difference to Singaporeans and we take this public trust seriously.
I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that Government Ministries' spending or advertising is guided by impartiality. Campaign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for the purpose of informing, or educating the public, Government Ministries are mindful that their advertising must not be towards a political end in Singapore and we take this seriously.
Let me conclude. Mr Chairman, creating a bright digital future for Singapore is at the heart of MCI's work. Minister Josephine Teo spoke about building a more inclusive and safer digital space for all.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covered the next bound of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 touched on empowering our businesses and workforce to seize opportunities in the growing Digital Economy.
These efforts help us build a digital Singapore, where opportunities are open to all; where everyone can access basic needs and lead fulfilling and dignified lives – a home that we and our future generations can be proud of. Together, I am confident that our efforts will enable Singaporeans to thrive in a digital future and take Singapore forward.
The Chairman : Ms Tin Pei Ling.
Ms Tin Pei Ling : I thank the Minister and the two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the replies. I have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related to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The scheme, such as Digital Home Access at Home, as well as the Three P events such as the DFL will go a long way in raising awareness and helping to propel population bet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
But I would like to ask: what are some of the more proactive measures or programmes that may be put in place to help upskill our school-going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 keep up with the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be ready for that digital future that we speak of?
The second question, since we are talking about vernaculars, so allow me to speak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this question: How does the Government ensure that spending on advertising and engaging influencers is meaningful, which will benefit the public, and is not for the purpose of self-commendation? Are there any KPIs to ensure that the fund has achieved their intended purpose?
Mr Tan Kiat How : Let me address the second question by Ms Tin. I will speak in Mandarin since she spoke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The Government uses various online and offline channels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to different groups of audience, and about half of the advertising budget is used on digital platforms such as Mothership, SGAG, and other small-scal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will also engage KOLs, or influencers to advertise. Take Michelle Chong for example. Her online persona Ah Lian is very popular among the young. Ah Lian’s friendly image has helped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to reach out to people who were hard to reach, reminding them to be vigilant against online scams.
Local netizens are very sharp. If they feel that the influencers are purely advocating for the Government, they would not be interested.
The Chairman : Minister Josephine Teo.
Mrs Josephine Teo : Thank you, Mr Chairman. I thought that I will respond briefly to Ms Tin's question of what we are doing to help school-going children to acquire the digital skills.
Firstly, I think it is a very pertinent question because we have said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at digital access is one thing. If people are not able to acquire the skills that allow them to maximise the benefits of digital engagement, then it still does not go far enough.
We have spent quite a lot of time talking about seniors. With school-going children, there are two separate tracks of efforts that are proceeding in parallel. One group is in collaboration, of course,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school system. I mentioned earlier in my speech that there is a very specific enrichment programme tha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some years now. We a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how its contents can be refreshed and made even more relevant, as well as broadening its coverage.
The other track of effort has to do with providing additional support for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For this purpose, we a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the support of our partners – through the DfL movement. Not only do these companies bring together thei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how technology is changing our lives, they are usually also able to mobilise volunteers. Quite frequently, these volunteers are drawn from within their staff strength.
So, these are two broad strands of efforts that are ongoing, and we will certainly continue to look at ways to strengthen them further.
The Chairman : Mr Leon Perera.
Mr Leon Perera : Thank you, Mr Chairman, and I than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an Kiat How for his reply. I have a few clarifications. Before that I also want to clarify that I did not feel good about —
The Chairman : I am sorry, Mr Perera, I cannot hear you.
Mr Leon Perera : I wanted to clarify that the ad did not necessarily make me feel good. In fact, I felt a little bit concerned for the reasons I shared in my speech.
But my clarification is really going back to advertising that is driving behaviours amongst citizens versus advertising that is driving a belief or conviction. If you look at the ad that I showed earlier, the main aim seems to be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housing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My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problem statement that the ad is responding to? Is it that not enough people are applying for Build-To-Order (BTO) HDB flats? That cannot be, right? The BTO-flat application multiple has been rising, and it is very, very high. It seems to be more aimed at driving people to change their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So, should there not be guardrails between advertising that drives towards changing people's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versus changing certain behaviours on the part of consumers?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dvertising to say, "Hey, you know" —
The Chairman : Mr Perera, if I could ask you to ask your clarification question concisely, please?
Mr Leon Perera : I think I will leave it at that.
The Chairman : Thank you.
Mr Leon Perera : Thank you, Mr Chairman.
Mr Tan Kiat How : Mr Chairman, let me just look at some of the ads and campaigns we have don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getting our seniors to go for their vaccination, telling people about the safe management protocols and so on. Even some of our campaigns which some Singaporeans may think are a little bit cheesy, for example, being kind to one another, making sure that you prevent dengue by preventing mosquito breeding in our homes.
These are for making sure that Singaporeans understand the facts and make sure that we encourage good behaviour among Singaporeans. So, it benefits our community. I am not sure how Mr Perera thinks that it is not a good idea in getting more people to be kinder to another, to be more courteous to one another, to take care about the cleanliness and hygiene in our homes, to benefit our neighbours.
On the MND's ads, it is about telling facts to Singaporeans about the BTO flats launches that are coming up, and some have worked examples of how they can apply the CPF grant; how they can use proximity grants when living near the parents – giving them information to make the best decision that they can.
I really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where Mr Perera is coming from. These are just facts to help Singaporeans make the best decision for themselves. And I am sure Singaporeans can do so.
The Chairman : Ms Jessica Tan.
Ms Jessica Tan Soon Neo : I than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haring about the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 It will go some ways to encouraging SMEs to understand their cybersecurity risks because it will develop. There will be a health plan for the SMEs.
But just like all health plans, the real benefit is when you do something about it after you get your health plan.
So, can I ask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what more can we do to shift the mindset of SMEs who need to focus on some of the business challenges to also give that right emphasis to be looking at cybersecurity and making their companies safe so that they can be competitive?
[Mr Speaker in the Chair]
Mr Tan Kiat How : Mr Chairman, I thank the Member for asking a very pertinent question. Even as we support the digitalisation efforts of our SMEs, getting them to stay safe online is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and priority. Cybersecurity is not just about individual firms. You may not be the target. You might be a consequence of an attack. Vulnerabilities exploited in one firm could affect many in the supply chain and many of their customer segments.
The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 will go a long way in encouraging SMEs to strengthen the cybersecurity posture.
In addition to the cybersecurity health plan which I spoke about just now in my speech, the CSA has been working with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companies, on various efforts. For example, it launched the Cyber Essentials and the Cyber Trust marks last year to recognise enterprises which have adopted good cybersecurity measures that correspond to their risk profiles.
These are visible indicators for enterprises to demonstrate to their suppliers, to their customers, that they have a certain level of cybersecurity measures in place, which in turn gives their business partners and customers the confidence and trust to transact with them. This enables enterprises to better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other firms, their competitors and offering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head of their peers.
This is an important point that I hope SMEs and firms can also consider. It is also how you signal to your business partners and your customers that you ar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st.
The Chairman : Mr Pritam Singh.
Mr Pritam Singh : Thank you, Chairman. Just three quick clarifications: one for Minister Josephine Teo and two fo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For Minister Teo, I note the upgraded Digital Access at Home scheme that she spoke of, and I think the auto-qualifying aspect of it is certainly excellent. I may have missed what the Minister said about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Can I just confirm that the criteria is still the same as the previous rendition of this scheme, which was, I believe, total gross household income of $1,900 and per capita income of $650? Does that remain, or has that also changed? That is my clarification question for the Minister.
I have two clarification questions fo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First,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to my cut. I understand what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two files not being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NAS, but they ar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inistry.
My first clarification pertains to a file which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NAS when a member of the public, even a sitting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example, puts in a request for that file. Would the NAS have to then seek permission from the originating Ministry, or is it at liberty to release that file provided the reasons are legitimate? That is my first clarification.
The second clarification question is more of a comment actually in response to what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Janil Puthucheary said about the Albatross Files. I think I have to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he release of these documents, legacy historical documents, are important for the nation as part of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Particularly in the case of the Albatross Files, I think they will show, as I understand, that separation was negotiated ove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it was not a case of Singapore being kicked out. At least, that is what one commentator shared on National Day last year in an article in TODAY newspaper.
I think the fundamental point is I think more of the release of such information is something that the good people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for.
5.15 pm
Dr Janil Puthucheary : Sir, when a request is made for the declassificat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works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Ministry and agency officers to examine the matter and takes into account issues to do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ce, but also concerns to do with personal privacy,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nd sensitivities around protecting the process of how that material was derived.
Mr Pritam Singh will appreciate that whether something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general release, does not only relate to the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It can also relates to the personnel that were involved in writing that document,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how that document relates to other material that is in the Archives or in other parts of the document store,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that happening.
So,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siderations. There is not a single template or algorithm to decide for all documents and it is don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Mrs Josephine Teo : Mr Chairman, I thank Mr Pritam Singh and also appreciate his comments that the scheme is to be welcomed.
The income criteria that is applicable, I think it is not directly comparable because it is a merger of two schemes. In any case,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is gross household income of less than or equal $1,900 per month. But if a household has school-going children or a person with disability, we actually bump it up to $3,400. This is to recognise the greater needs of such families.
Ms Hany Soh : I want to thank the Minister and our two Senior Ministers of State. I also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whole of MCI team.
I hope that you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comments made by certain Members, just now, at the COS. Let us not forget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COVID-19 period, the MCI team worked very hard around the clock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rrect and most accurate information is spread across the entire Singapore, uniting all Singaporeans to be together.
Following up with two questions to MCI. I understand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topic of scams, this was largely discussed during the MHA COS, but I also want to know how is MCI securing our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to shield citizens from scams?
The next question is given how technologies, which include the rise of online platforms, have disrupted the media industry worldwide, how is MCI helping our homegrown film and media companies to transform as well as to seize more new opportunities?
Mrs Josephine Teo : Mr Chairman,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s Hany Soh for her acknowledgement of my colleagues' effor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 think not only are they gratified, more importantly, the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help Singapore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period.
To your question on scams, you are right. Minister of State Sun Xueling had covered it in fairly great detail during the COS debate for MHA yesterda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he described was the multilayered approach that we take in fighting scams. There are interventions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There are also interventions at the level of financial services – the banks, primarily. Another very important layer that you described is intervention within the telco infrastructu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done include blocking scam calls as well as SMSes. We have progressively implemented default blocking of overseas calls that are spoofing local numbers – this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last July – as well as the in-network scanning of SMS content for malicious URLs – links that could be carried within these SMS messages. This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last October.
Just to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scale of the impact of these measures, just during the time that I took to deliver my COS speech – I believe it was something like 28 minutes – during that time, we would have blocked about 40,000 malicious calls. Just in that time, 40,000.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each month, we are getting 57 million fewer spoof calls. They have been blocked.
Since this January, we have, of course, mandated the SMS Sender ID Registry for those that use alphanumeric headers for their SMSes.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worked on.
As was also mentioned in the media today, we are looking at whether an option can be made available to subscribers to decide that they do not want to be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overseas calls at all because the vast majority of scam calls originated from abroad.
In some instances, people know very well that they do not have an overseas network. They have no reason to be receiving an overseas call.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selves from falling victim, they would rather not receive these calls. That is an option that we are studying together with the telcos. We hope to be able to update you soon.
The Chairman : Ms He Ting Ru.
Ms He Ting Ru : Thank you, Sir. Just one clarification fo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an.
I think he mentioned earlier that Government advertising schemes have to target everyone.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is is a bit of a missed opportunity to be a bit more targeted and efficient in the spending that we do on our advertising.
I think nobody here disagrees that for COVID-19, for example, we have to target the whole of nation and not just Singaporeans, but also people who live in our communities regardless of their citizenship status. The point that I was making is whether we can get better outcomes with the money that we spend.
So, would MCI, for example, consider having more targeted advertisement – or rather not just MCI but all the Ministries in general – would they consider having more targeted advertising campaigns rather than take a very broad-stroke approach to ensure that we are just spending more wisely?
Mr Tan Kiat How : Mr Chairman, I thank Ms He for her question and her suggestion. Actually,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on this. For us, we do want to get the maximum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on the marketing spend and the advertising spend – not just o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but in general, from al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Maybe just allow me to just elaborate on a couple of points that may be useful for Ms He. First, I spoke about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bout 0.2% of our total expenditure o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This is probably much lower than many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It would probably be above 5% of their total sales, for big companies.
This is just a benchmark. We are not trying to be like the big MNCs or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but it is a sanity check for us to say that we are not overspending.
Secondly,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every Ministry, as part of its programme budget – for example, Healthier SG, getting people to sign up and pre-enrol to have a general practitioner (GP) or in terms of encouraging people to have Mozzie Wipeouts to safeguard the neighbourhoods from dengue – every Ministry has its own set of outcomes they want to achieve for the programmes.
Advertising is part of that overall budget. They will have to justify rigorously, evaluate the various options and justify those budgets internally. And they use a number of measures. I mentioned some just now for the digital media space, including impressions, clickthrough rates, cost per click, number of views and so on to measure how well those campaigns are doing.
So, first and foremost,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on this. That is something we will continue doing and I thank Ms He for her suggestion. On whether MCI ought to look at this centrally and holistically, I mentioned in my earlier reply that we are indeed exploring ways to do so and we will consider how to do so effectively.
The second is about more targeted advertising.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also try to do, targeting our campaign so that the messages reach the intended audience. It is not just about a more efficient use of the advertising money, but also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reach out to segments of Singaporeans to inform them of specific set of considerations that they need to have or need to think about for that specific programme.
For example, I go back to COVID-19 vaccination. How do we target to reach seniors, especially those who may not speak English, may not even speak Mandarin or the vernacular languages but in dialects? How do you reach out to them? Targeted advertising in a way that resonates with them – this is something we were looking at.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have to balance between being very personal and targeted, with personal privacy. I am sure Ms He and her colleagues have also due considera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We try to be targeted and personalised but at same time protecting the privacy of the person. So, it is a balance but I agree with Ms He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are looking at.
The Chairman : Ms Tin Pei Ling, would you like to withdraw the amendment. Yes, Minister?
Mrs Josephine Teo : Was there one more question that was not answered?
Ms Hany Soh : Yes, there was one question that was not answered.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support for local companies. I can repeat the question.
Mr Tan Kiat How : Do you mind repeating? I am sorry.
Ms Hany Soh : Given how technology, which includes the rise of online platforms, has disrupted the media industry worldwide, how is MCI helping our homegrown film and media companies transform and seize more new opportunities?
Mr Tan Kiat How : Firstly, I apologise for missing that question. 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by the Member, indeed, we are supporting the global ambitions of our homegrown media companies, especially our homegrown media studios, by strengthen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close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m and the larger players in the industry like the MNCs and by encouraging them to adopt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One good example is the Capability Partnership Programme (CPP), which was launched in 2018 to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ur local companies and reputable international media companies to bring "Made with Singapore" content to the world. I think we are very proud of many of our "Made with Singapore" content, for example, the recent "Ajoomma".
The CPP has since benefited around 120 local media firms and over 830 media talents. As a next step,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is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media firms with global media studios.
We also supporting our media firms in adopting technologies to raise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I announced the $5 million Virtual Production Innovation Fund last year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adoption. We will support virtual production produced short-form content. As part of the call for proposals, we received over 40 ideas in the recent call for proposal (CFP). We are evaluating them and IMDA will announce the results soon.
We will also be launching a virtual production challenge, partnering with Epic Games. Shortlisted participants will undergo Epic Games training with funds supporting production of narrative-based content using their real-time 3D content tool engine, the Unreal Engine.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media industry to create lo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 "Made with Singapore" content that can trave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lping our firms to use technology to produce content more efficiently and meet the more sophisticated needs of consum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Chairman : Ms Tin, if you can withdraw your amendment?
Ms Tin Pei Ling :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inister and the two Senior Ministers of State for the very comprehensive replies to all our questions and of course, a big thank you to the entire MCI team as well.
I think, despite all the questions that have been asked, respect goes to all of you for being on the ground, in the trenches, facing off the challenges that you have to face and making that inclusive digital future a reality.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withdraw my amendment.
[(proc text) Amendment, by leave, withdrawn. (proc text)]
[(proc text) The sum of $1,844,175,000 for Head Q ordered to stand part of the Main Estimates. (proc text)]
[(proc text) The sum of $44,628,100 for Head Q ordered to stand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Estimates. (proc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