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辯論 · 2023-02-28 · 屆國會 14
教育經費與職業發展支援
議員質詢教育預算及職業指導支援,強調疫情期間教育工作者的貢獻及未來技能培養的重要性。提出加強青年及在職人士的職業輔導,建議擴大SkillsFuture學分使用範圍以促進終身學習。政府回應未見,核心爭議在於如何更好支援青年職業發展及技能匹配。
關鍵要點
- • 加強青年職業指導
- • 提升繼續教育培訓
- • 擴大技能學分使用
支援擴大職業輔導及技能發展
推動終身學習與職業輔導
“We owe it to our youth,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given up much during the pandemic years, to help them get a strong footing on the career ladder.”
參與人員 (22)
- Jamus Jerome Lim
- Baey Yam Keng
- Carrie Tan
- Chua Kheng Wee Louis
- Darryl David
- Denise Phua Lay Peng
- Foo Mee Har
- Gerald Giam Yean Song
- Hazel Poa
- He Ting Ru
- Koh Lian Pin
- Leon Perera
- Lim Biow Chuan
- Mariam Jaafar
- Mark Chay
- Minister of State for Education
- Muhamad Faisal Bin Abdul Manap
- Patrick Tay Teck Guan
- Rahayu Mahzam
- Sharael Taha
- Shawn Huang Wei Zhong
- Wan Rizal
完整譯文(中文)
Hansard 原始記錄 · 2026-05-02
主席:教育部K項負責人,Patrick Tay先生。
下午5點30分
教育與未來方向
Patrick Tay Teck Guan先生(先鋒選區):主席先生,我請求動議,“將估算表中教育部K項的總撥款減少100元”。
過去幾年無疑是對意志的考驗。尤其是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和學校員工,他們不知疲倦地工作,確保學生安全,學校在疫情期間保持開放,同時平衡自身的需求和照顧責任。更不要忘記教育部總部的工作人員,他們在幕後辛勤協調和支援學校的應對工作。我向你們致敬,感謝你們在面對每一個挑戰時都能泰然自若,堅定不移地塑造我們國家的未來。
隨著商業和經濟的快速變動,識別未來所需技能並及時裝備學習者將是一項長期挑戰。新冠疫情讓我們看到工作模式如何迅速被顛覆,但也讓我們看到,只要反應迅速,即使在困難時期也能抓住機遇。
隨著教育體系的發展,我希望我們不僅做得更多,更要做得更好。我想強調三個必須做得更好的領域,我稱之為“三個更好”。
第一,為剛離校的青年和新入職場者提供更好的職業指導和職業輔導。第二,更好地獲得優質的繼續教育與培訓(CET)。第三,僱主對技能和能力的更好認可。
我們的主流學校學生在整個教育過程中,包括在高等學府(IHLs)期間,都能獲得教育和職業指導。然而,一旦他們離開高等學府,可能就無法再獲得補貼的專業職業教練服務,這令人遺憾。
教練幫助我們探索優勢和劣勢,建立信心,規劃職業道路。他們是我們職業生涯中寶貴的資源,職業生涯的起點也不例外。我們欠我們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在疫情期間付出很多的青年,幫助他們在職業階梯上站穩腳跟。
可以理解的是,我們的高等學府,或者正如部長所稱的持續學習機構(ICLs),可能希望將資源集中於在校學生。同樣,只有失業和被裁員者才能獲得人力部支援的就業能力和職業諮詢。我希望政府考慮允許青年及一般工人使用他們的SkillsFuture學分購買職業輔導服務,因為這符合鼓勵個人掌握技能發展和終身學習的目標。這也將緩解技能、工作和期望不匹配的問題,這是新加坡結構性失業的原因之一。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的下一個領域是獲得優質繼續教育與培訓(CET),並使CET成為生活方式。如果我們思考,CET很像鋼鐵俠的馬克戰衣。託尼·斯塔克本人是人類,雖然聰明且足智多謀,但當他穿上馬克戰衣時,他成為地球最佳守護者鋼鐵俠。同樣,當成人學習者參與CET時,我們提升和再培訓自己,使我們能夠不斷應對行業需求和挑戰的變化。
正如託尼·斯塔克升級他的馬克戰衣以應對未來更致命的攻擊,我們通過獲得每個CET資格提升技能和就業能力,提高自己抵禦意外挑戰的能力,並抓住未來經濟中的機會。因此,我敦促教育部投入更多最新資源,鼓勵和催化僱主支援和個人發起的培訓,使我們能夠應對任何風暴,迎接新挑戰。
正如託尼·斯塔克對戰衣的改裝非常挑剔,我們也必須確保提供的CET設計合理,吸引需要平衡工作和其他責任的成人學習者。CET必須符合行業需求,否則無法有效改善就業結果。CET提供者和行業必須緊密合作,以便我們的CET課程能根據經濟快速變化的需求進行調整。全國職工總會(NTUC)非常樂意通過我們的工會和公司培訓委員會網路支援這種合作。
但即使是最好的馬克戰衣,如果沒人願意穿,也毫無用處。我們必須幫助新加坡人認識並接受終身學習作為一個持續過程。通過學校,我們建立堅實基礎;通過工作,我們獲得實踐經驗;通過CET,我們保持最新並保持競爭力。
主流教育、CET提供者和行業必須合作開發課程和專案,裝備學習者所需的技能和知識,使他們現在和未來都能成功。這將幫助學習者認識持續個人和職業發展的價值,也讓行業獲得高技能和有能力的勞動力。
同樣,我進一步建議應要求僱主為員工提供培訓假期,以便他們進行培訓和技能提升。
最後,僱主對技能和能力的更好認可。新加坡的精英制度已被多次討論。雖然它鼓勵我們追求更好成果,但導致了無休止的文憑追逐,學位和文憑被用作個人技能的替代指標。但這些文憑只反映學習者生命週期中特定時間點的技能,並非全部。
僱主需要認識到,高績效個人的標誌在於其技能和能力。我們應獎勵通過CET專案和模組課程不斷自我發展的學習者,而不是過度強調學術資格。同樣,僱主也應利用培訓機會,如全國職工總會的培訓和安置生態系統,培訓和發展員工,從而加強自身的人才儲備。
觀念轉變需要時間,尤其是涉及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習慣時,沒有靈丹妙藥。然而,我樂觀地認為我們正朝著正確方向前進,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將實現這一目標。
總之,我認為我們在培養未來準備好的學習者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們需要更好的職業指導和輔導,更好地獲得優質CET,更好地獲得僱主對技能和能力的認可,以及提供培訓假期。所有這些將鼓勵終身學習,使學習者掌握自己的職業發展。最終,當我們的勞動力具備適應變化勞動力市場所需的技能時,學習者和社會都將受益。
(程式文本)提案提出。(程式文本)
教育的未來
Denise Phua Lay Peng女士(惹蘭勿剎選區):主席,教育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在本院發表過近30次關於教育的演講,包括未來學校、取消PSLE、貫通學校、補習、特殊教育和終身學習。今天我將簡要談談教育的未來。
主席先生,我對教育部長陳先生提出的五個未來教育所需的關鍵轉變感到興奮。陳部長一如既往地具有遠見。這五個關鍵戰略轉變包括將教育從最初的15年延伸到未來50年,利用全社會的力量推動教育及其他戰略舉措。但正如我們所知,每一個宏偉願景背後都需要成千上萬的艱苦步驟來實現。我們不僅要面對現有的結構、系統和流程,還要面對現有的思維模式。
陳部長提出的許多關鍵轉變聽起來就像是需要裝入新皮囊的新酒。我們都聽說過不能把新酒倒進舊皮囊,否則新酒會使舊皮囊破裂,酒和皮囊都會丟失。那麼,部長能否分享他對推動這些關鍵轉變(新酒)在教育中可能的推動力和阻力的分析,以及為確保新加坡教育體系美好未來需要做些什麼?
接下來,我今天想向教育部提出三點建議。
關於過度強調考試和學術。我敦促教育部研究並開發替代當前(a)學校錄取和(b)僱主招聘系統的方案,這些系統主要以考試成績和文憑作為能力的代理。只要大多數企業和學校沒有有效的替代能力評估系統,傳統考試和學術的關注就會持續。我們已經知道一些科技公司和創意產業優先考慮作品集、所需技能和經驗的證據,而非學校成績,用於招聘決策。
關於創新。我敦促教育部允許並支援替代教育學校模式的蓬勃發展。認真研究無PSLE貫通學校的潛力,微型學校——規模約100至300名學生,優質的家庭學校和終身學習學校,尤其是針對可能無法從主流SkillsFuture專案中受益的殘障學生。個別教育計劃、混合教學法、技術應用和全社會力量的利用同樣可以應用,且質量不必妥協。讓我們大膽嘗試,承擔一些經過計算的風險。
關於成人學習者。我敦促教育部深入研究一部分中年和中年新加坡人,開發提升處於風險中的群體的專案。我們聽說很多關於新加坡15歲學生在PISA(經合組織國際學生評估專案)中的成功,但對PIAAC(國際成人能力評估專案)或經合組織成人技能調查卻鮮有提及。2016年釋出的最後一份PIAAC報告顯示,16至34歲的新加坡成年人表現良好,但45至65歲的老年成年人在讀寫和算術能力上低於經合組織平均水平。隨著壽命和退休年齡的提高,需要採取更積極的措施提升這部分處於風險的新加坡人。
總之,主席先生,為了使我們的教育相關且面向未來,我們必須識別並著力於那些能顯著推動變革的關鍵因素。
主席:Phua女士,請總結髮言。
Denise Phua Lay Peng女士:如果有國家能做到,我相信新加坡可以。
轉型早期和小學教育
Carrie Tan女士(義順選區):主席先生,越來越多的私立幼兒園將自然和戶外學習納入兒童教育。除了促進身體發展外,還幫助兒童改善心理健康,發展更高的直覺智慧。這指的是整體思考、矛盾思維、傾聽並連線自我與他人,以及通過影響力而非權威領導的能力。
因此,自然的作用至關重要。自然提供了最佳的課堂,所有學校都應被賦能利用自然學習,讓所有兒童受益,而不僅僅是那些家長能負擔私立幼兒園的孩子。我敦促教育部將戶外和自然學習作為早期和小學教育的主要方式。
隨著世界因氣候新現實而演變,我們不能在為年輕人準備綠色經濟未來工作時落後。我們必須裝備年輕人成為“自然原住民”,而不僅僅是“數字原住民”。
除了偶爾參觀農場和社群花園外,幼兒園和學前班的孩子可以通過在自然中玩耍來接觸科學,並被引導觀察植物、動物及自然中其他元素如何相互共生。他們可以通過識別植物和生物學習拼寫,通過基於遊戲的課程和戶外有趣專案學習團隊合作。
小學低年級學生可以通過自然學習方法學習傳統科目,如科學、數學、商業和交流,例如照料食物花園,收穫農產品並在學校合作社或其他企業或社會專案中銷售。高年級學生可以通過領導這些專案學習組織技能、協作和領導力。從小進行基於現實應用的學習將幫助日益成熟且善於質疑的一代看到教育的相關性。更多的遊戲也能帶來快樂,激發他們在升入高等學府時更深入追求知識的願望。
我們可以先派感興趣的教育者接受自然教學法培訓,開創詳細的學前和小學課程。這可以銜接國際文憑(IB)、普通教育證書(GCE)或工藝教育學院(ITE)選項,具體取決於青年的興趣和能力。
為啟動這一轉型,計劃因需求低而關閉的學校可以重新設計為試點該模式。家長如果願意,可以自願報名,為孩子提供另一種教育方式。
結合對一組3歲至16歲兒童的縱向研究,觀察其福祉和學習的改善,教育部可以逐步擴大試點,為願意的家長提供更多名額,直到被大多數人接受。這將確保我們的教育體系轉型基於證據,並以與家長合作的適度節奏進行。
下午5點45分
學校多樣性與學生自主學習
Hazel Poa女士(非選區議員):主席先生,首先,我宣告我經營一家教育中心和一所私立學校。
請允許我引用Everychild.sg由新加坡家長制定的白皮書摘錄:“……許多新加坡家庭的文化規範是家長計劃在孩子參加PSLE的那年請假,而不是在孩子生命的頭1至2年請假……許多新加坡家長……優先在孩子11/12歲時給予全心關注,這對孩子來說似乎與表現期望相關,而非嬰幼兒時期更無條件和親密的愛。我們若天真地認為這不會對兒童心理健康、情感發展、自尊和未來關係產生負面影響,那就錯了。”
這是我第三次敦促教育部考慮試點貫通小學和中學的專案,繞過PSLE,我無意停止呼籲。教育中不應有禁區。學習者,尤其是兒童的福祉,應放在首位。
另一個需要破除的禁區是學校規模。學校規模政策沒有“一刀切”的解決方案。在國際學校領域,家庭可以選擇最適合孩子的各種學校。有的小學學生不足200人,也有幾千人的大校。對本地學生,我們只提供大規模學校。教育部因出生率下降和住宅區人口結構變化而合併學校。
我敦促教育部考慮多樣的學校規模,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學習人口。我們希望邁向包容性學習,讓神經典型和神經多樣性兒童能夠良好地一起玩耍和學習。小規模學校有助於師生建立更深的聯絡。僅僅能叫出每個人的名字,就能為感到被忽視、需求未被滿足的孩子營造穩定、安全的環境,尤其是在大空間和大班級中。我們能否翻新那些多年閒置的舊校舍,改建為幾個小規模學校,作為試點專案?
最後,我想談談學生自主學習(SIL)專案。去年十月,教育部回應我的提問時表示,SIL是“為學生預留時間追求自己的興趣並在課程外學習,鼓勵學生更具好奇心和自主學習能力”,且“初步反饋顯示學校和學生都重視SIL”。
我從基層收到的反饋是,SIL的接受度不均。例如,我聽說有學生不熱衷該計劃,選擇“學習”他們已知的內容。作為一項新舉措,且方法與傳統學校不同,出現初期問題是可以預期的。
我完全支援鼓勵學生更自主學習。但我覺得將該計劃設為強制,與學生自主學習的理念相矛盾。應讓學生有機會選擇退出該計劃,如果它不適合他們。不要讓他們覺得這只是上級強加的又一專案。將該計劃設為可選,也能讓我們更準確地瞭解接受程度。
當我們的教師和學生花時間適應學生自主學習的理念以及它如何使他們受益時,也許學校可以提供一些學生投票選出的結構化課程,作為中間措施?
另一個建議是允許學生使用醫療儲蓄賬戶(Medisave)參加SkillsFuture及相關線上課程的學習。讓我們幫助學生建立一個定製的、相關的技能基礎檔案。他們可以匹配來自世界任何課堂和供應商的學習興趣。
學校靈活貫通課程計劃
林佔壽副教授(盛港):雖然我個人不喜歡考試——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傾向於減少測驗和考試的使用——但我實際上考試成績還不錯。我的妻子,儘管天賦和創造力俱佳,且心地善良,考試成績卻不理想。然而,考試是本地及全球教育環境中的常見特徵,我們大多數人都經歷過考試,無論好壞。
考試的普遍存在以及同樣才華橫溢的個體表現差異,引發了關於高風險標準化考試價值的激烈討論。
這種表現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於任何經歷過考試時胃部翻騰感覺的人來說——是考試焦慮是真實存在的,會負面影響表現,且與實際能力無關。另一個原因是面對考試時個體動機不同,而這種動機與表現的關聯較弱。
基於可選考試成績的大學錄取研究顯示,申請數量和錄取率無明顯變化,但申請多樣性有所提升。事實上,COVID-19爆發時,許多大學選擇暫停考試作為入學要求,並在疫情後繼續保留此做法。包括阿默斯特學院、布朗大學、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威廉姆斯學院和耶魯大學等著名院校均在此列。
所有這些促使人們重新審視高風險考試的優劣。曾是考試倡導者並監督美國學校此類考試開發的教育政策分析師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現呼籲放棄標準化考試。
撇開證據不談,現實是許多重要場合對成績和考試結果的依賴正日益減弱。
我讀研究生時,普遍認為課程成績優異者不一定成為最佳研究人員。我們第一年成績最好的學生第二年輟學,轉行成為精算師,而非完成博士課程。相比之下,另一位同學第一年多次未通過綜合考試,最終畢業,現為中央銀行經濟學家,常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
學術界之外,越來越多公司摒棄傳統考試指標。谷歌著名地不以成績錄用員工,甚至不要求大學學歷,更傾向於根據實際工作成果評估申請者。
工人黨提議引入一項可選的10年貫通課程(10 YTS),從小學一年級至中學四年級,允許家長選擇讓孩子跳過小六會考(PSLE),使他們的第一次重大考試推遲至中四。
孩子發展速度不同,此選項允許某些孩子以更適合自己的節奏學習。重要的是,給予孩子更多空間在16歲前充分發展潛能,可能比讓他們跳過16歲時的一次重大考試更為重要。
部分學校已有10 YTS的變體。綜合課程(IP)允許中學生跳過‘O’水準,直接參加最終高中考試,如‘A’水準——天主教中學、華中、萊佛士學院(RI)、維多利亞、聖尼古拉斯等;國際文憑(IB)——英華中學(ACS)和聖約瑟書院(SJI);或高中畢業文憑,如國大高中。此提議僅建議將該計劃延伸至另一項高風險標準化考試。
重要的是,此選項將補充而非取代非10 YTS軌道。希望繼續參加PSLE的學生仍可參加。更關鍵的是,此提議不意味著應減少教師通過非高風險標準化考試形式的頻繁反饋。事實上,有確鑿證據表明,此類反饋以及增加教學時間和專業輔導等做法,是區分有效學校與效果較差學校的關鍵。關鍵不在於考試頻率,而在於將師生互動視為持續的雙向對話。
學科分層教學
達瑞爾·大衛先生(宏茂橋):主席,2020年全面推行的學科分層教學(SBB)是教育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2018年SBB的延伸,它允許學生根據PSLE中英語、數學、科學和母語科目的表現,在中一階段選擇更具挑戰性的水平學習。
2020年至2024年,全面SBB已推行,允許學生根據自身優勢、興趣和學習需求選擇適合的學科水平。我相信此舉也得到了學生、家長乃至教師的積極反饋,以及‘O’和‘N’水準考試的指標支援。
通過全面SBB,我認為快捷班和普通學術班的分流已結束。學生將進入混合班級,與興趣、能力和優勢各異的同學互動。這也為學生根據能力和興趣開闢多條發展路徑。
教育部能否提供SBB進展的最新情況?SBB面臨哪些挑戰?是否有計劃加強該專案,未來可能涵蓋其他科目?
主席:馬業成先生,您可以合併您的兩次發言。
中學全面學科分層教學
馬業成先生(淡濱尼):先生,我讚賞教育部2014年引入的學科分層教學(SBB)。它認可每個人對不同學科可能有不同態度。該制度允許學生根據特定學科的學術能力,以適合的節奏和水平學習,而非整體學業表現。更重要的是,它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學習樂趣。
2020年,全面SBB在28所學校試點,2024年將在所有中學實施。教育部採取了謹慎穩妥的推廣策略。確實如此,因為我們必須確保任何政策變動的益處。
全面SBB的主要挑戰之一是資源供應,以滿足各層次的具體需求。不同層次可能需要不同的教學資源,如教材、實驗裝置和教師,這可能難以為每個層次的所有學生提供。
我希望教育部分享全面SBB的經驗,以及在推廣至所有中學時如何克服這些挑戰。
與過去學生在同一班級學習所有科目不同,全面SBB意味著學生不同科目可能有不同同學。雖然這讓學生有機會與不同同學學習,結交更多朋友,但可能影響班級凝聚力。畢業後,我們通常會有班級聚會,現在學生可能需要按學科分層班級聚會,甚至可能感覺與不同層次班級的同學不夠親近。
我認為班級歸屬感的削弱甚至喪失,是全面SBB的遺憾後果。因此,我想了解教育部對學生在全面SBB下的學校體驗有何觀察?
當學生習慣於不同科目在不同層次學習時,他們需要在學習靈活性和更多升學路徑及學習機會方面得到相應支援。
我知道‘A’水準科目有H1、H2甚至H3級別。那理工學院和工藝教育學院(ITE)的課程呢?希望教育部能分享相關計劃。
‘A’水準課程審查
隨著網際網路資訊的便捷獲取和人工智慧(如ChatGPT)的出現,教育必須超越知識獲取。我們必須學會尋找資訊、處理資訊、將資訊轉化為知識,並學會應用知識。
我們的學生需要廣泛的21世紀技能和能力,以在複雜快速變化的世界中茁壯成長。我很高興教育部在教育理念上不斷進步。最近的課程內容和評估需求審查導致2023年起取消所有小學和中學的年中考試。我相信學生對此非常歡迎,但家長可能反應不一。此時,我呼籲家長支援教育部,用更多補習和興趣班填補孩子們騰出的時間和空間。
我想問教育部,課程審查是否也會延伸至中學後階段?‘A’水準課程僅兩年,相較小學和中學更短。兩年內,學生需參加兩次年中考試、多次小測和一次預考,外加常規測驗。我們能否減輕部分考試準備和壓力?
GCE‘A’水準
達瑞爾·大衛先生:‘A’水準體系長期以來是大多數學生升讀大學的傳統學術途徑。然而,過去二十年出現了許多新選擇:特色學校、貫通綜合課程(IP)、國際文憑(IB)以及理工學院課程日益吸引且多樣化。
我相信‘A’水準自2007年課程修訂以來已有調整。學生可從三個級別選擇科目:高階1(H1)、高階2(H2)和高階3(H3)。科目分為知識技能類和內容類。知識技能類包括通用論文(GP)、知識與探究和專案工作;內容類分為語言、人文與藝術,以及數學與科學。
根據教育部規定,參加‘A’水準的初級學院(JC)學生須至少選修一門跨學科科目,並學習母語。
2022年,教育部宣佈今年起通過直接學校錄取(DSA)為成績之外的才藝學生提供更多初級學院名額。非貫通綜合課程學生的DSA名額從10%提升至20%,涵蓋政府及政府資助的初級學院,包括安德遜-實龍崗初級學院、優諾亞初級學院和維多利亞初級學院。這些舉措確實朝著正確方向邁進。
我的問題是:教育部能否分享‘A’水準在當今教育環境中的相關性,以及其與國際文憑(IB)甚至理工學院文憑在新加坡大學錄取中的比較?
教育機會的獲取
何亭如女士(盛港):先生,繼上週預算辯論中關於新加坡社會流動性的關切後,顯然我們需要保持甚至加倍努力,改善教育和機會的獲取。在此,我宣告本人在包括新加坡市場的教育領域有企業利益。
為了讓我們的學校和大學蓬勃發展,必須確保它們對來自各種背景的學生開放。頂尖大學,如常春藤盟校和牛劍大學,通常公開招生統計資料,並設定增加弱勢或低收入背景學生錄取的目標。這些大學的職業服務部門也常依賴校友為在校及畢業學生提供指導。
事實上,我曾在大學擔任學生導師,為有潛力的六年級學生(‘A’水準學生)提供指導,這些學生是家中首批上大學者。我也時常收到現有或近期大學生的郵件,尋求職業路徑和選擇方面的建議。
正因如此,我們兩年前成功啟動了盛港學生的導師計劃,許多參與者認為能與來自多元背景的導師討論教育和職業選擇非常有幫助。我很高興看到盛港以外的選區也開始推行導師計劃。
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開始每年公佈有關錄取來自更廣泛背景學生的進展詳細資訊,以便了解我們的努力是否奏效?這也便於新加坡同胞衡量並理解諸如將熱門學校遷出市中心等包容性舉措的成效。
我們還可以讓校友更積極參與,為當前或潛在學生提供建議,不是為了獲得利益,而是出於真誠分享人生經驗的願望。
談及興趣班,確實教育部、社會及家庭發展部(MSF)及其他機構正努力增加補習機會。雖然是良好開端,但這些專案通常側重學術課程,低收入家庭學生仍難以參加機器人或人工智慧課程、森林學校等假期營,這些對兒童全面發展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尤其在當今快速變化的環境中,考試通過能力只是衡量人生成功的一部分。
我們還需跳出傳統小規模輔導體系的框架,借鑑如韓國等補習盛行國家的經驗,其教育廣播系統為備考大學入學考試的高中生提供高度可及的講座。據估計,2011年該服務顯著減少了8160億韓元的私人補習支出。
小學入學
林標泉先生(滿巴登):先生,過去幾年,我接到家長反映,他們無法為孩子在附近小學獲得學位。相反,孩子被分配到距離家數公里遠的小學。
這給他們帶來極大不便,孩子不得不乘坐公共交通或早起乘校車前往分配的小學。有時學校沒有校車直達孩子家,因此家長請求讓孩子入讀離家更近的學校。
先生,我對這些情況深表同情。年幼孩子不應過早起床,且不應比必要更遠地上學。
我敦促教育部審視小學一年級入學方案。教育部可維持現有第一階段、第二階段、2A、2B和2C的優先方案,但通過上述任何優先方案入學的小學生,應限制在距離學校1至2公里範圍內。這樣,年幼學生能在家多休息,學校也減少安排校車的需求,降低校車運營商未達預期的風險,正如我們最近在聖斯蒂芬學校所見。
小學一年級註冊改革
蔡慶偉先生(盛港):副總理黃循財在預算演講中談及建設更公平包容社會。這必須從我們的孩子和小學開始,那裡社會融合可能有所下降。
我對教育部調整小學一年級註冊框架表示欣慰,自2022年起,將第二階段C中每所學校預留的學位翻倍。這讓更多無家庭關聯的孩子能入讀離家近的學校。
但我認為這些改變還不夠徹底。為什麼我們仍然固守這樣的思維模式:僅僅因為我的父親或母親曾就讀某所學校,我也曾就讀,因此我必須讓我的兒子或女兒也進入同一所學校。既然教育部(MOE)認可就讀附近學校符合每個孩子的教育利益,正如教育部在新聞稿中明確指出的那樣,那麼小學一年級(P1)註冊框架應重新設計,以確保我們兌現對每個進入小學一年級的新加坡孩子的承諾。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2021年建議教育部應考慮以公民身份和家庭與學校的距離作為小學一年級註冊三個階段分配名額的主要依據,同時保留現有第二階段A和第二階段B的抽籤優先條件。陳部長的回覆是,教育部需要避免給家長帶來干擾,並且要小心不要大幅影響當前框架下享有優先權的群體。但如果繼承的家長特權是以讓另一個孩子被拒絕進入距離家僅幾百米的學校為代價,我們還能說我們的制度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嗎?
過去,教育部受限於需要尊重許多學校作為社群倡議起步的歷史和傳統。但即將遷往中部(Tengah)的ACS(小學)以及家長和校友普遍積極的反應告訴我,態度正在轉變。新加坡新聞頻道(CNA)最近也播出了一段深思熟慮的觀點影片,質疑複雜且令人困惑的小學一年級註冊流程是否實際上加劇了教育不平等。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採取更大膽的措施簡化小學一年級註冊框架,使其真正對所有人開放。
主席:穆罕默德·費薩爾·阿卜杜勒·馬納普先生,請你發言兩次。
教育儲蓄獎
穆罕默德·費薩爾·賓·阿卜杜勒·馬納普先生(阿裕尼) :教育部的教育儲蓄獎是對展現良好品格、領導力、行為、學習態度和學業表現的新加坡學生的認可。然而,我注意到在全日制伊斯蘭學校(madrasahs)就讀的新加坡學生不符合教育儲蓄獎的資格。這是因為全日制伊斯蘭學校屬於私立教育機構,而非公立學校。這是我在2015年詢問時得到的答覆。在此,我想宣告我有一個孩子就讀全日制伊斯蘭學校。
先生,我知道新加坡伊斯蘭宗教理事會(MUIS)每年向各級表現最優異和進步最大的前5%伊斯蘭學校新加坡學生頒發伊斯蘭學校學生獎,涵蓋學術和宗教科目。我想建議的是,MUIS繼續頒發獎項,但僅限於宗教科目,因為它是監管新加坡伊斯蘭教育體系的法定機構。另一方面,在非宗教科目表現優異的全日制伊斯蘭學校學生應有資格獲得教育部的教育儲蓄獎,就像公立學校的新加坡學生一樣。
我的建議不僅是為了增加對伊斯蘭學校學生及其家庭的經濟支援,也旨在促進所有學生之間更強的團結感,無論他們是就讀伊斯蘭學校還是政府學校。這反過來將有助於我們現有維護新加坡宗教間和種族間和諧的努力。
經濟援助計劃
教育部的經濟援助計劃(FAS)旨在為來自低收入家庭、在公立學校或公立資助學校就讀的新加坡學生提供經濟支援。
先生,我認為經濟援助計劃也應向以下兩類較弱勢學生開放。首先,六所全日制伊斯蘭學校的學生。家長選擇讓孩子入讀全日制伊斯蘭學校,是希望孩子既具備學術知識,也具備宗教知識,而我們的公立學校不提供後者。
我注意到MUIS確實通過伊斯蘭學校進步基金計劃(PROMAS)提供經濟援助。然而,作為我們持續推動社會包容性的努力之一,我建議教育部將經濟援助計劃擴充套件至所有需要幫助的新加坡學生,無論他們就讀何種型別的學校。
其次,我建議經濟援助計劃也應向有需要的永久居民學生開放,前提是他們的父母或繼父母之一是新加坡公民。我遇到過一些低收入新加坡公民家長,他們的孩子或繼子女是永久居民,且在孩子的教育開支上掙扎。有些甚至出現了學費拖欠,儘管他們支付的是補貼學費。這些新加坡公民家長中有不少曾嘗試為孩子或繼子女申請新加坡公民身份,希望減輕經濟負擔,但許多未能成功。
我注意到2019年至2021年間,約30%至40%的新加坡公民婚姻是跨國婚姻。這些婚姻中有些確實導致孩子沒有新加坡公民身份。先生,我相信我提出將經濟援助計劃擴充套件至此類情況孩子的建議,符合我們加強社會契約的使命。
支援學生福祉
溫瑞扎爾博士(惹蘭勿剎) :主席,作為一名教育者,我親眼見證了學生的心理狀態如何影響他們的學習投入和發揮全部潛力的能力。如今的學生面臨著一系列獨特的挑戰,這些挑戰與幾年前的幾代人不同。快速的技術進步、經濟不確定性和動態的就業環境只是學生們今天必須應對的挑戰中的幾個例子。
學生們還面臨著日益複雜的社會和個人壓力,影響他們的福祉。例如,社交媒體從根本上改變了學生之間以及他們與周圍世界的互動方式。雖然社交媒體是溝通和自我表達的強大工具,但它也可能營造出持續比較和展示完美形象的壓力環境。這可能導致青少年焦慮、自尊心低落和抑鬱的情緒。
鑑於這些挑戰,我們需要努力識別改進領域,制定更相關、更有效的策略來支援學生的福祉。請問教育部能否更新其在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中促進和支援學生福祉的工作?
教育壓力
萊昂·佩雷拉先生(阿裕尼) :主席先生,最近的改革,如新的PSLE評分系統、引入部分基於能力的錄取以及取消年中考試,都是值得稱讚的舉措,旨在使教育更加公平、全面,減少考試壓力。然而,我們應當思考還能做些什麼來減少學校中不健康的競爭壓力。
下午6點15分
根據Rakuten Insight於2022年5月在新加坡進行的一項調查,63%的16至24歲人群在過去12個月中經歷了較高水平的壓力或焦慮,是所有年齡組中最高的。2017年經合組織(OECD)的一項研究發現,所有經合組織國家中有66%的學生表示擔心學校成績不佳,但在新加坡,擔憂的學生比例高達86%。
先生,我將提出一些建議,以更好地管理一些學生,尤其是學業能力較弱或經濟條件較差學生所經歷的不健康競爭壓力。
首先,為了進一步改善低收入兒童參與課外輔導專案的機會,我們可以利用技術擴大優質教育的覆蓋面。針對經濟條件較好的孩子能獲得更好私人輔導和課外班的事實,教育部應促進製作引人入勝且易於獲取的教育材料,如播客和講解影片,免費線上提供給學生。這些材料可以補充學生的校內教育。
例如,根據2014年香港大學出版的《為公益監管私人輔導》一書,韓國的教育廣播系統成立於1990年,提供高質量的廣播和電視節目,包括自2004年以來的標準化大學入學考試準備課程。2011年,有390萬人使用該系統,減少了約8.7億新加坡元的私人輔導支出。
其次,我們可以將實習設為後中學教育機構的必修課程,甚至考慮在中學階段推行。我聽說有些人認為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因父母的人脈關係更容易獲得實習機會。這正是教育部可以介入,改善企業尋找實習生與那些較不受歡迎的後中學和中學學校之間聯絡的地方。
作為實習生,體驗工作文化和規範,有助於分散部分過度關注學業的心理能量。
主席:莎拉·阿卜杜拉博士。不在場。瑪麗亞姆·賈法爾女士。
後中學升學路徑
瑪麗亞姆·賈法爾女士(森巴旺) :先生,自理工學院基礎課程(PFP)為表現優異的普通學術(Normal Academic)學生設立以來,該專案取得了成功,絕大多數學生順利升入文憑課程,並且更好地適應了理工學院不同的學習風格和紀律,這一點深受我的選民歡迎。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展示瞭如何為傳統上被視為落後於快捷班(Express)的普通學術學生提供良好開端。它減輕了壓力,打開了大門,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靈活選擇升學路徑。
鑑於該專案的成功,以及對工藝教育學院(ITE)與理工學院和大學畢業生就業結果差異的關注,部長能否考慮擴大PFP計劃,讓更多學生受益?
事實上,PFP所提供的靈活性理想情況下應成為未來全面科目分班(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體系中的一部分,而非特殊計劃。部長能否就隨著全面科目分班的推進,各類後中學教育機構的錄取路徑將如何更新,以便所有學生都能充分發揮潛力,提供最新情況?
靈活的後中學升學路徑
溫瑞扎爾博士 :主席,工作環境動態且快速變化,工作要求也隨之改變。考慮到疫情等外部限制,某些工作可能變得過時或完全轉型。
因此,我們需要靈活的課程,培養學生廣泛的技能,幫助他們在主修領域之外追求興趣。
我在最近的預算演講中提到,工作技能整合者計劃(Jobs-Skills Integrators scheme)是一個變革者,因為它將改變人們對技能培訓能否轉化為良好就業結果的看法。我希望能將其納入工藝教育學院和理工學院,讓學生在專業課程之外疊加技能模組。這可能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使他們在動態的就業環境中保持靈活。
我最大的期望是,這也能解決非畢業生與畢業生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問題。
我想問教育部是否考慮在課程時間內提供更多靈活性,允許學生選修模組,發展主修領域之外的興趣。
教育技術
達里爾·大衛先生 :主席,COVID-19是一次痛苦且充滿挑戰的經歷,但也帶來了機遇。
由於疫情,教育技術(EdTech)和相關技術的發展被加速。數字技術及其在增強和補充傳統學習中的應用變得更加普遍。
當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時,學生和教師不得不迅速轉向居家學習(HBL),數字學習平臺的使用確實得到了加強。
即使現在面對面授課繼續進行,教師們也轉向線上學習以補充面對面課程。使用Kahoot、Mentimeter和Slido等工具進行測驗和投票,以及Padlet等虛擬公告板,是教師和教育者利用技術實現互動和響應式學習的例子。
目前,教育部的教育技術計劃指導著教學環境中技術的豐富應用。該計劃採用響應式敏捷方法和結構,幫助教育部快速應對技術和環境變化,確保教育技術在優質教學中的有效使用。
在教育領域,AI Singapore旨在通過與各類課堂利益相關者和合作夥伴合作,提升國家人工智慧素養並發展教育技術。
除了用於增強和支援學習的技術外,像ChatGPT這樣的技術進步也將影響教學和學習。教育部長在最近的議會會議上談到了人工智慧和ChatGPT的問題,但我想請教育部更新一下從COVID-19疫情中學到的教育技術經驗,以及如何利用教育技術提升教學和學習過程。
此外,我們將如何對教育工作者進行技術再培訓和技能提升,併為學生和家長準備應對這些變化?
減少課程內容
林標泉先生 :先生,去年我談到了學校的考試壓力,並呼籲教育部減少學生的課程內容。今年我想重申這一呼籲。
隨著技術進步,利用網際網路進行研究變得更容易,幾乎所有問題的答案都能輕鬆獲得。學生不再需要掌握大量知識,因為大部分資訊都能在網上輕鬆獲取。學生需要學習的是如何有效利用網際網路,獲取可靠和準確的資訊。
ChatGPT的出現也將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就在上週《海峽時報》報道,谷歌表示他們最看重的員工素質之一是“成長型思維”。谷歌並未表示他們尋找的是成績優異或無所不知的人,而是尋找表現出好奇心、持續學習的人。該報道講述的不是一位學者,而是一位沒有學位的使用者體驗工程師。
先生,學生應在學校的成長階段有更多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
教育部應考慮減少學校課程,讓學生享受學習,獲取知識,而不是為了通過考試或取得好成績而學習。這樣可以減少專案、持續評估和考試帶來的壓力。
請問教育部是否考慮進一步減少學校課程,並允許學生更多地利用技術學習?減少課程和考試或評估將減輕當今學生的壓力。
主席:莎拉·阿卜杜拉博士。不在場。溫瑞扎爾博士。
教育中整合技術
溫瑞扎爾博士 :先生,疫情顯示了技術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學校轉向居家學習,凸顯了需要強大的技術基礎設施和內容準備的數字資源來支援教學。
隨著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其整合到教學實踐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幫助學生適應現代世界。
我最近在議會中詢問了部長關於使用ChatGPT等人工智慧工具的問題。起初我有些牴觸,但看到其能力後,我認為它能幫助學生。當然,它不會讓學生拿到A或B,但如果能幫助掙扎中的學生達到C或及格,促使他們開啟書本或筆記,核對人工智慧的答案是否準確,我認為這是值得的。教他們辨別、編輯,並將批判性思維融入人工智慧的原始答案。
因此,我想問部長,教育部採取了哪些措施支援將技術(包括人工智慧)整合到教學實踐中?
主席:黃偉中先生,請你兩次發言。
為複雜未來培養有韌性的學生
黃偉中先生(裕廊) :主席先生,我想宣告我是Tasek Jurong Limited的創始董事和董事會成員,該機構是一家為弱勢青年和新加坡人服務的慈善機構及公共慈善機構(IPC)。
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我們的學生將面臨幾年前甚至無法想象的挑戰和機遇。
技術創新的速度、自動化的興起、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全球經濟日益互聯互通,僅是學生步入成年後需要應對的複雜問題的幾個例子。
為了讓學生為這個複雜世界做好準備,我們需要專注於培養他們的韌性和適應能力,以及技能和知識。這不僅意味著提供堅實的學術基礎,還要培養他們的創造力、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還意味著裝備他們具備生活成功所必需的社會和情感技能。
這些技能包括自我意識、自我管理、社會意識、人際關係技巧和負責任的決策能力。這些技能將幫助我們的學生建立牢固且積極的人際關係,並應對未來複雜世界中的挑戰和機遇。
我們確信需要一個合作框架來補充學校系統。因此,我們如何與家長、產業界及更廣泛的社群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以培養能夠在複雜未來中茁壯成長的有韌性和全面發展的學生?
支援高需求學生
高需求學生,包括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需要更多支援,以確保他們擁有平等的成功機會。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
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更可能面臨學習障礙,如家庭環境困難、學習資源獲取不足以及營養不良等。這些障礙可能使他們更難參與學校活動併發揮潛力。
高需求學生可能需要額外支援來克服特定挑戰,如學習障礙或心理健康問題。沒有這些支援,他們可能難以跟上同齡人,甚至可能對學習過程失去興趣。他們只是需要更好的學習環境、更多機會和時間。
為高需求學生提供支援不僅是教育系統包容價值的體現,也是經濟上的必要。研究表明,獲得額外支援的學生更有可能完成學業,繼續深造或就業,併為社會做出積極貢獻。
我們必須為高需求學生,包括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援。這可能涉及額外資源,如資金、額外人員、裝置,以及針對個別學生需求量身定製的專項干預措施。
那麼,我們如何更好地支援高需求學生和來自弱勢環境的學生?
殘疾人士參與SkillsFuture課程的機會
嚴彥松議員(阿裕尼) :先生,我宣告我是提供SkillsFuture資助課程管理軟體的公司所有者及董事。
殘疾人士(PwDs)需要接受培訓和終身學習的機會,與健全人士同等重要。然而,他們有時會面臨參加課程的障礙。
據殘疾人協會稱,殘疾人士遇到過使用圖表和示意圖但無文字描述的SkillsFuture資助課程,這給視障人士帶來了困難。
無障礙應融入所有SkillsFuture資助課程中。應制定一套指導原則,確保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也可設立殘疾支援辦公室,為殘疾人士和培訓提供者提供支援,協助實施SkillsFuture課程的合理便利。
我讚賞SG Enable正在策劃適合殘疾群體的課程,Enabling Academy將協助建立無障礙課程。然而,為實現全面包容,殘疾人士需要能夠參與所有向公眾開放的課程,而不僅僅是精選子集。
下午6點30分
請問部長,目前有多少比例的SkillsFuture課程對殘疾人士可及?技能發展局如何確保大多數SkillsFuture課程具備無障礙性?是否會對所有SkillsFuture課程的無障礙性進行標準化?
加強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的支援
拉哈尤·馬哈贊議員(裕廊) :我曾多次在議會分享我與兒子艾登的經歷和成長曆程。我的家人和我非常感激生態系統中許多人的支援。我們也從先行者那裡學到了很多。他們多年來的經驗和反饋幫助提升了認識,塑造了我們現在為特殊需求兒童提供的支援結構。
特別是在學校環境中,識別需求、做出適當轉介以及為主流學校和特殊教育學校的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提供支援方面已有實質性進展。當然,這將始終是一個持續改進的過程。應不斷努力加強生態系統中的支援。
我今天藉此機會分享一些個人觀點以及與社群不同利益相關者互動中獲得的見解,希望我們能繼續打造更好的特殊教育需求(SEN)學生教育環境,實現更佳成果。我們的教育系統必須充分裝備所有兒童,包括SEN學生,賦予他們必要的生活技能,為未來挑戰做好準備。
首先,我認為我們應思考當前將SEN學生與其他兒童融合的努力。融合是重要元素,因為我們應教導孩子們學習並與不同能力的人互動。所有孩子都是獨特的,他們應在成長過程中欣賞並尊重彼此的優勢及其對社會的價值。
然而,在將SEN學生融入社群時,我們應進行一定的調整,因為在創造共同空間和學習機會的同時,也需充分關注為SEN學生提供額外支援和教學以培養其技能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雖然包容性願望強烈,但這可能使SEN學生進入一個未必賦能他們、未能提供所需技能或滿足其需求的環境。他們可能被安排在同一教室,並獲得一些額外支援以完成特定作業或活動。但課程是否足夠紮實,能培養他們獨立生活的技能?他們如何與其他學生互動?其他學生又如何與他們互動?我們如何評估他們隨後在更大社群中生活的能力?我們如何確保充分激發他們的潛力?這些是我希望教育部正在關注並能提供見解的考慮點。
其次,相關地,我想了解SEN學生的未來展望。對於更廣泛的社群,總有一個前瞻性議程,關注增長行業和經濟機會,並策劃現有教育或技能培養路徑,為未來做準備。我們的SEN學生也應有類似的規劃。我理解SEN學生需求多樣。基本層面,我們需確保他們具備必要技能,儘可能獨立生活並應對人生。這至關重要。
此外,我們是否有計劃確定未來SEN學生可能進入並表現出色的行業?我們是否關注不同SEN學生群體當前就業崗位及其職業發展?我希望通過這些見解,我們能更好地制定課程,確保SEN學生能被引導進入有意義的行業,在那裡成長並貢獻力量,如同其他人一樣。
最後,我想重申我之前在議會提出的一點。所有融合和技能建設努力的核心是特殊需求教育者。我們必須確保擁有專業、優秀且具備技能的特殊教育教師,以將願景轉化為現實。
我遇到許多特殊需求教育者,他們對工作充滿熱情,願意付出額外努力關心學生,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孩子們懷有一顆大愛之心。我藉此機會向所有特殊教育領域的教師和工作人員致敬並表示衷心感謝。
我希望教育部繼續通過發展職業晉升路徑和改善特殊需求教師薪酬來提升這一職業。這將鼓勵更多人加入特殊教育工作隊伍,並希望形成更大規模的能力教育者隊伍,關注更具體問題,增強對SEN學生的支援。
我提出的這些觀點並不新鮮。隨著認識的提升和更多人加入這一事業,我相信這是重新思考提升SEN兒童教育努力的良機,確保他們能夠融入更大社群。
在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中,黃淑儀女士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我稍作轉述,她說:“讓我們確保在制定為未來經濟和挑戰準備勞動力及人民的計劃時,考慮到特殊需求群體,他們不僅僅是腳註或事後考慮。”
我承認未來的工作不易,但它重要且必須完成。我對教育部及其他機構的努力感到鼓舞,希望我們能繼續秉持為所有兒童準備未來、塑造國家未來的願景。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黃淑儀議員 :先生,新加坡約80%的特殊教育需求(SEN)兒童就讀於主流學校,近年來校內支援有所增加。教育部值得讚揚。然而,主流學校中SEN學生在小學、中學及後中學階段的教育成果目前不一致。除了社會融合外,他們還需要額外的生活技能課程,如工作習慣培養、溝通和社交技能。其餘20%的SEN學生在約20所特殊教育(SPED)學校就讀。除非評估認為他們有能力獲得工作技能證書,否則多數學生在18歲時離校。
先生,我曾在議會分享我對未來特殊教育學校的看法。今天,我提出七項進一步建議。
針對主流學校的SEN學生,我敦促教育部:
一、撥出資源研究和分析主流學校中小學、中學及後中學階段SEN學生的教育成果。
二、制定評估框架,定期評估當前干預措施是否為每位SEN學生提供所需的全面教育。
三、採用全面的個別教育計劃,涵蓋每位主流學校SEN學生的學業及其他學生福祉指標。
四、利用特殊教育系統的專業知識,系統性彌補主流教育體系未覆蓋的不足。提供預算支援實現此目標。
為更好支援特殊教育學校的學生,我建議教育部:
一、將所有特殊教育學校的正式離校年齡從現行的18歲延長至21歲。目前能留至21歲的標準是基於是否能獲得工作技能證書,應予以修改。特殊教育學生需要更長的學習時間,以培養職業及其他生活技能,尤其在這個快速發展且高度互聯的世界中。
二、與一支具備創造世界獨特學校經驗的思想者與實踐者工作組共同制定並試點終身學習的特殊教育學校模式。
三、支援特殊教育學校在特定需求領域。審查薪酬以吸引和留住優秀員工。擴大潛在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允許教育部師範學院的候選人申請加入特殊教育學校。保持行政報告和會議的必要性和核心性,使教育者和校領導能專注於教學。
先生,過去十年,特殊教育兒童的教育取得了巨大進步,感謝教育部及合作伙伴。我敦促教育部繼續拓展視野,滿足這一特殊群體的終身學習需求,使他們茁壯成長,不被落下。
支援教師福祉
萬立扎爾博士 :先生,作為新加坡教師工會(STU)的顧問,我參與了工會與代表及教師的多次對話。我們聽取他們的反饋、期望和關切。教學雖具挑戰性且有成就感,但也需大量體力、情感和心理能量,有時可能導致壓力甚至倦怠。我們必須保護教師。
我與STU一起提出幾點建議。
首先,教育部能否制定更明確的工作時間指導方針和指定時間,為教師安排批改作業、備課及學生指導或輔導工作留出空白時間?
其次,教育部能否培養教師自主權,使教師能協商崗位安排,實現教師與學校的雙贏?教師自主權也可幫助教師規劃再就業年限,使其根據人生階段和優先事項做出有目的的決定。
第三,教育部能否制定零容忍政策,明確處理教師騷擾或虐待的程式?
儘管前述問題已提出,部長能否分享教育部支援教師成長與福祉的計劃?
面向未來經濟的教育
沙拉爾·塔哈議員(巴西立-榜鵝) :主席,產業現聚焦技能,重視實用技能勝過學歷。產業界看重在校獲得技能、畢業即能高效工作的學生。隨著技術快速發展,學校需與產業緊密聯絡,靈活調整課程,使學生畢業時具備產業所需的技能。
我欣慰看到越來越多學校舉辦職業日,邀請產業人士分享經驗及所需技能。個別理工學院也主動與產業夥伴接觸,如理工學院中部與航空業的合作。
除了個別學校努力,教育部如何更好促進學校與產業夥伴合作,幫助學生更深入瞭解未來職場所需技能和能力?
新加坡——教育樞紐
蔡明傑議員(提名議員) :主席,我是多傢俬立教育機構的董事和股東,能成為新加坡卓越教育體系的一員,我感到榮幸。
眾所周知,新加坡擁有世界頂尖大學。我們的公立學校系統位列世界前茅,學生在經合組織國家教育排名中持續名列前茅。我們的本地及國際學校提供多樣課程,旨在提供優質且全面的學習體驗,裝備學生未來職場所需技能。卓越的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設施使新加坡成為理想的高等教育和創新研究中心。
新加坡作為學術中心的全球聲譽不僅因學術卓越。還有至少三個原因促成新加坡成為學術樞紐。
第一,新加坡與多國交通便利,方便國際學生往返家鄉。第二,我們擁有高度發達且高效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系統,居民生活質量高。第三,英語作為主要語言推廣,使國際學生易於融入,無需學習新語言。
同樣,國際學生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他們為新加坡社會帶來多樣性和文化豐富性。隨著來自不同國家學生的湧入,這些教育機構提供了寶貴的跨文化交流與合作機會。此外,國際學生有助於擴大新加坡私立教育部門的全球影響力,提升其作為高質量教育領導者的國際知名度。
主席,私立教育機構(PEIs)在新加坡作為教育樞紐的成功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機構為新加坡學生提供在本地攻讀外國大學專業職業文憑或學位的機會,作為本地大學的替代選擇。PEIs還可提供針對學生特定需求量身定製的課程。
鑑於此,我想請教育部分享提升PEIs教育質量和信譽的計劃。此外,教育部如何計劃與其他政府機構如移民與關卡局(ICA)和人力部(MOM)合作,確保學生準證申請和培訓工作準證申請等必要審批流程順暢?
新加坡在東盟首都的國際學校
林佔傑副教授:我建議教育部考慮資助一個位於東盟所有主要區域首都的國際學校網路。這些學校將提供完整的新加坡課程,類似於任何本地教育部學校,從幼兒園到中學階段。
就讀這些學校的學生能夠相對無縫地從雅加達或曼谷的學校轉學回裕廊或榜鵝的學校。他們將支付與本地學校學生相當的補充費用,並在適當的時間和級別參加相同的統一考試——小六離校考試(PSLE)、普通水準(“O”水準)或基礎水準(“N”水準)。
下午6時45分
為什麼納稅人要補貼設在其他國家的學校?
首先,參加這些學校的學生很可能是新加坡公民。為他們提供補貼的新加坡教育是合理的,因為他們的同齡人也享有此待遇。此外,這些孩子通常只是隨父母被派駐海外,而非自己主動決定遷居。
此外,從家長的角度看,這種補貼還有額外好處。通過減少將家庭遷移到不同國家的摩擦,為本地專業人士提供積極激勵,促使他們接受區域派駐,從而提升他們對該地區的經驗和視野,這也是本地中層管理人員常被跳過晉升的原因之一。
在我去年晚些時候提交的一項國會質詢中,教育部國務部長顏曉芳解釋說,教育部已經為香港的一所國際學校提供資金和教學支援。
她表示,教育部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那裡有相當數量的新加坡兒童,這種援助有助於這些孩子重新融入我們本地的教育體系。因此,這一建議已有先例。
她還提到,其他地方缺乏對這種教育的需求,因此未在香港之外提供。對此,我只想補充兩點。
第一,我覺得奇怪的是,生活在香港這樣一個現代且先進的教育體系中的新加坡人,反而比在教育體系相對薄弱的其他東盟首都更需要新加坡式教育。
第二,這種需求本身實際上是內生的。如果有這樣的學校,更多本地人會考慮接受區域派駐,從而產生相應的需求。
通過新加坡企業發展局,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支援本地企業的區域化努力,也積極鼓勵本地專業人士考慮區域派駐。我今天提出的建議,只是降低本地人才國際化和競爭力門檻的又一步。
培養有韌性的成人學習者
瑪麗亞姆·賈法爾女士:主席,我宣告我是一個諮詢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兼合夥人,該公司從事技能發展領域的工作。
我在預算宣告辯論中提到,隨著經濟和就業市場變得更加不可預測,技能再培訓專案對建設勞動力和人民的韌性至關重要。
自從我們確立終身學習在新加坡的重要性以來,已經過去好幾年。多年來,政府不斷強化對SkillsFuture的支援,優先發展未來經濟所需的技能,比如一次性增加的SkillsFuture學分和為中年職業支援提供的額外SkillsFuture學分。
現在的支援更側重於幫助成人學習者獲得新工作,支援的課程範圍也有所調整。
確定提供課程的正確技能組合很重要,但影響成人學習者態度和堅持成功的因素很多——包括課程的範圍、可用性和授課方式(包括就業前後支援)等結構性因素,以及成長心態、家庭和經濟責任、時間限制等環境因素。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同。
部長能否分享政府目前如何衡量SkillsFuture專案的成功?有哪些指標?目前狀況如何?政府將如何繼續發展支援有韌性的成人學習者?
簡化SkillsFuture新加坡
許連彬教授(提名議員):主席,2022年《未來經濟技能需求報告》強調了提升員工技能以保持競爭力和抓住新機遇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機構、私立教育機構和其他培訓提供者在開發和策劃培訓課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為政府官員、行業領導者、從業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可持續發展技能方面。
隨著對SkillsFuture資助專案的需求持續增長,培訓提供者面臨的壓力也在增加。政府是否考慮簡化SkillsFuture新加坡的流程,以減輕培訓提供者的行政負擔?
技能框架
謝馬克先生:主席,我是多傢俬立教育機構的董事和股東,對技能框架有一定了解。該框架旨在提供行業、職業路徑、職位或工作角色以及所需現有和新興技能的關鍵資訊,同時提供技能提升和掌握的培訓專案。
目前共有34個行業設有明確的技能框架。它幫助提供一般職業路徑、行業內角色及滿足這些角色所需技能的關鍵資訊。這些框架自2016年起逐步推出。
技能框架是相關利益方如僱主、政府機構、行業協會等共同努力的傑作。因此,確保框架定期審查和更新,以跟上適用和新興趨勢發展非常重要。
基於上述,我想問教育部是否有關於僱主在招聘時實際採用技能框架的統計資料?是否有統計顯示新加坡人在接受相關培訓後,如何通過技能框架獲得就業或在現有崗位上晉升?
繼續教育成功的關鍵之一是課程的可獲得性,即通過批准培訓機構(ATO)和私立教育機構(PEI)提供。
目前,新加坡私立培訓機構受兩套不同制度管理——ATO框架和PEI的增強註冊框架(ERF)。符合高質量保障標準的PEI還可獲得“EduTrust”認證。
隨著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需要提升培訓容量以培養新加坡人,SkillsFuture新加坡是否考慮簡化流程,使培訓機構無需申請多個認證即可提供SSG/WSQ課程?
例如,是否可以簡化流程,使擁有EduTrust認證的PEI自動符合ATO資格?我瞭解到,目前所有高等教育機構均免於此類檢查,可直接提供SSG/WSQ課程,無需單獨符合ATO框架。
促進終身學習
傅美霞女士(西海岸選區):主席,我宣告我是財富管理學院的執行長,該學院為金融行業提供培訓。
外界對SkillsFuture在支援員工提升技能、建立深厚能力以及轉型新職業或不同行業方面的成效有諸多關注。
目前,SkillsFuture新加坡網站上列有超過27,000門課程,由超過790家培訓機構提供,涵蓋從大型自治大學如國大到各種規模和專長的私立培訓機構。
鑑於培訓專案和參與者眾多,很難評估SkillsFuture旗下所有專案的培訓效果。
為了讓培訓真正發揮作用,一個重要步驟是完善SkillsFuture框架,明確區分培訓專案和培訓機構的質量標準、關鍵績效指標(KPI)和資金支援。
例如,政府可考慮將培訓專案分為三大類,以便更好地定位和設計資助模式。
A類:支援求職者技能再培訓,匹配行業人才需求。這類專案通常密集且需有針對性設計以確保效果。
B類:提升在職專業人士和技工的技能和精通度,是成人繼續教育和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
C類:支援技能探索,包括學習新愛好和興趣,許多可通過人民協會社群平臺支援。
通過分層管理SkillsFuture,政府可更有針對性地分配資金,優先資源以實現最大影響。專案的嚴格程度也應根據學習目標有所不同。
例如,A類專案應為完整認證課程,頒發行業認可的可驗證證書。
這些專案應圍繞行業轉型地圖組織,並由相關行業小組和協會進行嚴格質量保證,確保相關性。
師資應主要來自行業,傳授高度實踐性的技能,採用工作相關的模擬、實踐和實習作為培訓核心。就業安置應為關鍵績效指標。
最重要的是,成功完成A類專案的學員應被未來僱主青睞,因其具備新崗位所需的技能和能力。
SkillsFuture培訓提供者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資金模式。目前基於對學員的培訓補貼,激勵培訓機構追求學員數量而非培訓質量。
此外,培訓補貼可能隨時調整,影響需求,有時通知時間短,培訓機構難以投資課程,因未來收入不確定。
政府應審視SkillsFuture培訓機構的資金模式,促進能力建設、質量標準和有效學習成果。
為聚焦培訓工作,政府應考慮設立行業組的主導培訓機構(LTP)。
避免眾多小型機構,主導培訓機構應基於其建設規模和能力的承諾選出,提供針對行業的全套培訓專案。LTP應由行業選定,作為行業培訓和教育的卓越中心,動態滿足各行業的人力需求。
這些LTP應獲得更多資金支援,用於基礎設施和行業相關專案開發,同時接受SkillsFuture新加坡嚴格的治理和審查。
SkillsFuture下一階段應系統培養一批具備強大能力和規模的頂尖主導培訓機構,長期服務其行業。
匹配求職者技能與職位空缺
沙拉爾·塔哈先生:主席,目前求職者技能與勞動力市場空缺存在不匹配,尤其是增長行業的新崗位。
行業轉型地圖提供了行業所需技能的高層次概覽,但在實際應用中,求職者感到困惑,不知該選哪些課程以獲得更好工作或提升工作能力。
我們一致認為提升技能和再培訓對未來成功至關重要,挑戰在於求職者如何提升技能,以及如何將其新技能與職位空缺匹配。
教育部如何加強培訓和安置計劃,特別是在分散的行業中,更好地匹配求職者技能與職位空缺?
晚上7時
就業技能整合者
達里爾·大衛先生:主席,SkillsFuture是新加坡的國家倡議,旨在通過包括SkillsFuture學分、工作學習計劃和SkillsFuture系列課程等綜合方案,裝備新加坡人應對快速變化的經濟。
雖然已有進展,如SkillsFuture新加坡任命成人學習學院(IAL)領導國家創新學習2.0計劃,參與者也需謹慎選擇高質量課程,使學習更有意義。我相信2022年7月,五所理工學院與全國職工總會簽署諒解備忘錄,提升培訓質量,更好支援成人學習者適應經濟變化。
SkillsFuture系列課程價格合理,提供快速獲取新技能和知識的機會。但課程費用只是培訓成人學習者成功的一個因素。
教育部能否更新支援繼續教育的舉措?此外,我們如何持續培養和支援具備韌性的成人學習者,使其在不可預測的經濟和就業環境中保持靈活?
在裝備他們技能的同時,政府能否做更多,確保他們能將新培訓和技能轉化為實際工作?
最近,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在預算演講中提到就業技能整合者。我瞭解到這些整合者是確保培訓提升就業和收入前景的機構,通過與行業、培訓和就業安置夥伴合作實現。
我想問行業協會、商會、工會和培訓提供者如何參與此舉措。某些工人群體在提升技能時可能面臨特殊挑戰,某些行業可能需要特別關注。政府如何幫助年長工人在繼續工作的同時提升技能?
主席:教育部國務部長顏曉芳。
教育部國務部長顏曉芳女士:主席,新加坡人需要更強的學習靈活性和韌性,以應對行業快速轉型和技能需求更動態的環境。
包括達里爾·大衛先生和瑪麗亞姆·賈法爾女士在內的多位議員詢問如何幫助工人快速適應變化的就業環境。SkillsFuture運動是我們建設終身學習文化、裝備新加坡人適應並茁壯成長的國家努力。它需要僱主、個人學習者和培訓提供者的共同承擔,以及三方夥伴的緊密合作。
我將在發言中概述我們如何支援企業、個人和培訓提供者,共同參與這一集體運動,保障我們的未來。
首先是企業。近年來,越來越多企業主動培訓和發展勞動力,增強了SkillsFuture運動的力量。
去年,約有20,000家公司參與並受益於SkillsFuture新加坡支援的專案,其中96%為中小企業。
2022財年,SkillsFuture新加坡估計約三分之一的培訓支援支出用於僱主贊助的培訓。
自2020年以來,約16,000家公司利用SkillsFuture企業信用,每家公司一次性獲得10,000新元學分,用於員工參加SkillsFuture新加坡支援的培訓專案。
為確保提升技能的相關性和響應性,我們將繼續與企業緊密合作,作為勞動力發展的關鍵夥伴。
職場學習尤其是我們推行的關鍵策略,它允許員工在工作現場和崗位上提升技能,最大限度減少對企業和員工的運營幹擾。
自2018年以來,職場學習卓越中心(NACE)幫助企業系統性建設職場學習能力。2022年,NACE支援近500家公司,其中80%為中小企業。今年,NACE將與全國職工總會合作試點職場技能認可(WPSR)計劃。
首先,國家卓越職場學習中心(NACE)將推出新的職場學習認證等級——職場學習:準備就緒(WPL:READY)標誌,以認可具備基本職場學習能力的企業。NACE、全國職工總會(NTUC)和技能未來新加坡(SSG)將主動聯絡中小企業,幫助它們具備分析培訓需求、制定支援職場學習的計劃和流程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培訓並認可員工在特定技能上的能力。
其次,對於已獲得WPL:READY標誌的中小企業,NACE和NTUC將與其合作,加快對員工在職場獲得技能的評估和認可。這些中小企業的員工一旦被評估具備必要的崗位技能,即可獲得技能未來資格證書(WSQ),無需參加外部WSQ課程。
漸進式工資模型(PWM)行業的員工和僱主將從此舉措中顯著受益。SSG和NTUC將從零售和餐飲服務兩個PWM行業的中小企業開始試點。
讓我舉例說明該試點如何惠及零售行業的員工和僱主。
根據PWM,零售助理需要掌握七項技能,才能晉升為高階零售助理。目前,這些技能可通過WSQ培訓專案獲得。
通過職場技能認可,在獲得WPL:READY標誌的企業工作的零售助理,可以在工作中接受這些技能的培訓和評估。
他們還可以獲得相應的WSQ認證,證明其在工作場所展示的技能。
這些認證將使零售助理符合PWM框架下未來晉升為高階零售助理的資格。通過此試點,我們希望企業能夠持續提升更多員工的技能。
議員Patrick Tay建議僱主為員工提供培訓假期以參加技能培訓。我們將與三方夥伴協商,進一步研究培訓假期的建議,同時考慮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影響。
除了支援個別企業提升員工技能外,我們還希望幫助企業瞭解行業層面的更廣泛變化及其影響。
行業轉型藍圖(ITMs)為23個行業制定了路線圖,整合政府與各行業利益相關者的重組努力。所有23個ITM均已更新,包含針對後疫情時代的崗位和技能策略。
除了ITM,企業還可參考SSG於去年11月釋出的《未來經濟技能需求報告》。
該報告利用大數據,更新了綠色經濟、數字經濟和關懷經濟的關鍵發展和趨勢,以及各行業所需技能的變化。我強烈建議僱主在考慮員工可能需要的新技能時,查閱該報告。
正如副總理黃循財在預算演講中提到的,我們需要在行業層面做更多協調,尤其是在監管較少且中小企業較多的行業中,協調培訓和就業工作。
SSG將與新加坡人力資源公司(Workforce Singapore)、新加坡企業發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和經濟發展局(EDB)合作,在精密工程、批發貿易和零售三個行業試點崗位-技能整合者(JSIT)計劃。我們將任命行業協會、就業機構和高等學府(IHLs)等合適中介機構擔任JSIT。
議員Darryl David、Sharael Taha及其他多位議員詢問了JSIT試點的細節。我們將從精密工程(PE)行業開始試點,由南洋理工學院(NYP)工程學院牽頭。NYP設有數字與精密工程中心,長期在精密工程領域培訓學生和成人學習者,並與多家培訓機構及行業利益相關者建立了穩固合作關係。
精密工程行業中小企業眾多,且有較多成熟員工。該行業的職位和空缺較難填補。同時,行業轉型要求部分員工未來轉崗。
作為精密工程行業的JSIT,NYP將與企業溝通,瞭解其人力和技能需求,審視現有培訓專案以滿足行業需求。
NYP將與新加坡精密工程與技術協會(SPETA)合作,聯絡協會網路內的企業。
NYP還將與就業機構及其他培訓提供者合作,提升該行業企業的就業支援和培訓服務。
對於精密工程行業中難以跟蹤行業發展、難以向培訓機構明確技能需求及難以找到合適技能員工的中小企業,NYP可作為首選諮詢點,提供新興技能需求及行業相關培訓專案的建議。企業可藉此獲得新的人才輸送渠道,擁有經過培訓且具備滿足難招崗位或新設崗位需求的技能員工。
對於精密工程行業的員工,NYP將與合作伙伴提供職業和技能諮詢服務及行業相關培訓專案,支援員工職業發展。
對於求職者,NYP可連線就業機構和潛在僱主,提供精密工程行業的更多資訊。
您還可以獲得由NYP策劃的行業相關培訓專案和就業促進服務,支援您的職業發展。
通過此試點,我們希望更好滿足行業對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時鼓勵更多員工提升技能,實現職業理想並保持就業能力。
接下來談談我們如何支援個人的技能提升之路。去年,約有56萬人參與了SSG支援的專案,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
議員Patrick Tay建議允許個人使用技能未來積分支付職業輔導服務費用。我們將研究此建議。
議員Darryl David詢問如何確保接受再培訓和技能提升的個人能夠找到工作。疫情期間,SSG加強了“培訓加就業”專案,將技能培訓與就業促進結合,幫助個人轉入新行業或相關崗位。
這些專案的成效令人鼓舞。在近2萬名完成“新加坡團結技能計劃”和“新加坡團結中年職業路徑——企業培訓”專案的學員中,超過60%在課程結束六個月內成功就業。
自去年起,技能未來職業轉型計劃(SCTP)啟動,幫助中年員工培訓並安置到新崗位。該計劃除提供培訓外,還提供職業諮詢和就業協助,支援中年員工求職。SSG為課程費用提供最高70%的基礎補貼,40歲及以上新加坡公民可獲最高90%的增強補貼。這為成熟員工提供了顯著支援,正如議員Denise Phua所述。
前金融顧問Ong Choon Mei女士成功轉行至人力資源領域,是SCTP受益者。去年她休假探索新機會,報名參加由新加坡理工學院開設的應用人力資源與業務數字化四個月課程。SSG的課程費補貼將全額5000多新元的課程費降至約600新元,Choon Mei女士利用技能未來積分支付,無需自掏腰包。
截至2022年12月,我們已成功推出82門SCTP課程,涵蓋資訊通訊技術、專業服務和醫療保健等10個就業機會良好的行業。2022年4月至12月,報名人數超過1000人。
晚上7點15分
充滿活力、高質量且市場響應迅速的培訓與成人教育(TAE)行業,是技能未來運動和新加坡終身學習成功的關鍵。
我們資助的專案型別及與資助掛鉤的成果,是實現目標的重要槓桿。議員Foo Mee Har建議引入質量框架,要求我們精簡課程並將其分為三大類,分別設定不同目標、資助分配和關鍵績效指標(KPI)。她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現行計劃,SSG已開始向成果導向資助轉型。
讓我說明一下。到2024年底轉型完成時,SSG將對提供強勁人力資源成果(如就業和職業發展)的專案,提供最高70%的課程費補貼。這些課程包括行業認可的完整資格課程和可疊加模組。
對於設計為即時、小規模技能補充的獨立課程,SSG將繼續提供最高50%的課程費補貼。這包括旨在發展新興技能的技能未來系列課程。
SSG將停止對非認證課程(包括自我提升課程)提供課程費補貼。為促進終身學習文化,個人仍可使用技能未來積分支付此類課程費用。
在這三類課程中,SSG將通過審計及收集學員和僱主反饋,跟蹤質量和成果。SSG將加強反饋質量並與個人分享,幫助他們做出明智選擇。但我們也需要學員和企業參與,閉合反饋環節,改進系統。
除資助框架外,SSG還致力於培訓與成人教育(TAE)行業能力建設。2018年,SSG在行業和培訓機構協商下制定了TAE行業轉型藍圖(TAE ITM),推動創新和提升生產力。
更新後的ITM優先事項之一是提升培訓的行業相關性和市場響應性。議員Mark Chay詢問的技能框架,通過提供行業轉型關鍵資訊和統一技能語言,促進了這一點。此前對約1900家企業的調查顯示,44%已採用技能框架。技能框架在漸進式工資模型(PWM)工作中尤為有用。
SSG還推動TAE行業的創新和數字化。議員Koh Lian Pin詢問是否能減輕培訓機構的行政負擔。作為TAE ITM的一部分,SSG將繼續推動流程數字化。例如,SSG正用Singpass電子簽到替代手工簽到。
議員Gerald Giam詢問SSG如何確保資助課程對殘障人士(PwDs)可及。培訓機構將在可行範圍內通過必要調整,接納殘障學員參加現有課程。SSG正與社會及家庭發展部(MSF)下屬的SG Enable及社會服務機構(SSA)等利益相關者合作,擴大殘障人士的繼續教育與培訓(CET)機會,包括為培訓機構提供定製課程的資助。我們理解殘障人士學習需求多樣,培訓機構將逐案評估,提供定製支援。
自技能未來運動啟動以來,政府在繼續教育與培訓(CET)上的支出幾乎翻倍,從2016財年的約5億新元增至2022財年的9億新元。作為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我們的支出與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相當,且持續增加投資。
多位議員詢問技能未來運動取得的成果。我們投入大量資源,成效如何?工資和就業成果是技能培訓最直觀、具體的可衡量成果。我們通過專案專項調查和研究監測這些成果。
例如,我們每年對技能未來工學結合專案的調查顯示,超過90%的學員在完成專案六個月內就業,且中位薪資高於入學時。2019年,貿易與工業部(MTI)釋出研究,顯示新加坡技能資格(WSQ)培訓對勞動力參與率和工資有積極影響。
然而,工資和就業成果並不總能全面反映情況。再培訓可能幫助面臨失業風險的員工保住工作或轉崗,這些積極成果若僅看工資和就業資料可能未顯現。因此,我們應更廣泛地看待技能未來運動的影響,並隨時間標示進展。
一個維度是培訓是否幫助員工更有效工作。在SSG支援課程的培訓質量與成果測量(TRAQOM)調查中,超過九成學員表示培訓提升了工作表現。我們將繼續協助企業培養員工,支援個人技能提升。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持續積極地與不同利益相關者對話,討論所需技能、有效培訓型別及存在的差距。強化技能未來運動的影響是集體努力,必須攜手合作才能成功。
主席先生,請允許我用中文說幾句話。
(中文):[請參閱方言發言。]職場學習是支援企業的關鍵領域。
國家卓越職場學習中心(NACE)將與全國職工總會(NTUC)合作,幫助中小企業加強職場學習能力並認證員工技能。員工無需參加指定課程即可獲得認證。該計劃將首先在零售和餐飲服務行業的中小企業推出。
我們還必須加強員工培訓和就業的協調。在某些行業,我們將指定特定機構為崗位-技能整合者(JSIT)。我們將首先任命南洋理工學院為精密工程行業的JSIT。南洋理工學院將與企業溝通,瞭解其人力和技能需求,並與培訓機構合作,確保學員具備行業所需技能。JSIT還將與就業機構合作,加強對求職者的就業支援。
(英文):現在讓我回應議員們關於其他議題的發言,並更新教育部的綠色計劃。
副教授Jamus Lim建議資助和補貼東盟主要首都的國際學校。我們已在香港設立新加坡國際學校,是否在其他城市設立,取決於該地區是否有足夠數量的適齡新加坡籍兒童,以及家長是否希望他們接受新加坡課程或選擇其他方案。
議員Mark Chay詢問教育部提升私立教育機構(PEIs)質量和信譽的計劃,以及學生準證和其他審批是否能更便捷。教育部和SSG定期審查政府對PEIs在強制性增強註冊框架(ERF)和EduTrust計劃下的標準。但PEIs有責任定期審查其課程和專案,確保畢業生得到良好準備。
目前,被EduTrust認證機構錄取來新加坡全日制學習的外國學生,可通過移民與關卡局(ICA)電子服務申請學生準證。這是一站式流程,大多數申請者在一個月內獲知結果。
議員Mark Chay還詢問是否能簡化不同註冊流程。我想澄清,ERF和SSG培訓提供者註冊目的不同。PEIs是提供文憑和學位等課程的教育機構,學生可能投入大量時間和資金。
ERF確保PEIs在企業和學術治理等方面具備基本標準,重點是消費者保護;EduTrust計劃則進一步區分治理水平持續高標準的PEIs。培訓提供者註冊則確保其有適當的業績和流程開展培訓,培訓師具備成人教學培訓,課程內容涵蓋技能框架下的技能和能力。
最後,關於新加坡綠色計劃,教育部於2021年啟動生態管理計劃(ESP),加強學校環境教育。生態管理計劃包括課程、文化、社群和校園四大支柱。
2023年,我們的重點將放在食品可持續性上。教育部將支援學校在多個方面工作,例如在課程中強調食品生產的可持續性,並建立設施讓學生能夠應用他們所學的食品生產和食品廢棄物管理知識。高等教育機構也將繼續加強可持續性相關領域的技能培訓和研究。
主席先生,教育部致力於建立終身學習的文化,併為新加坡人提供他們在學校和工作中茁壯成長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為此,我們將加強與產業界、工會、培訓提供者、行業機構和社群的合作伙伴關係。我們將共同開創我們的集體未來。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 Fetched: 2026-05-02
The Chairman : Head K, Ministry of Education. Mr Patrick Tay.
5.30 pm
Education and the Way Forward
Mr Patrick Tay Teck Guan (Pioneer) : Sir, I beg to move, "That the total sum to be allocated for Head K of the Estimates be reduced by $100".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undoubtedly been a test of mettle. Especially so for our educators and school staff who have worked tirelessly to ensure our students are safe and schools remained open during the pandemic, all while balancing their own demands and caregiving needs. Not to forget the staff in MOE headquarters who have toiled in the background, coordinating and supporting our schools' responses. I tip my hat to all of you for taking every challenge in your stride as you continued steadfastly to mould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With business and economic disruptions occurring at a more rapid pace, identifying the skills demanded in the future and equipping our learners with these in a timely manner will be a perennial challenge. COVID-19 showed us how quickly our modes of working can be upheaved but it also showed us that if we can react rapidly, we can seize opportunities even in challenging times.
As our education system evolves, I hope that we do not just do more, but do better.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ree areas that we must do better in, in what I shall call the "three betters".
First, better career guidance for youth who have just left school and new entrants into the workforce through career coaching. Second, better access to qual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lso known as CET. Third, better recognition of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by employers.
Our mainstream school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career guidance throughout their education journey, all the way up to their time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HLs). However, once they leave the IHLs, they may no longer have access to subsidised professional career coaches, which is unfortunate.
Coaches work with us to explore 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uild confidence and chart our career paths. They are invaluable resources throughout our careers and the start of our career journey should be no exception. We owe it to our youth,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given up much during the pandemic years, to help them get a strong footing on the career ladder.
Understandably, our IHLs, or what Minister endearly calls Institutions of Continuous Learning (ICLs) may want to concentrate their resources on current students. By the same token, only the unemployed and retrenched have access to employability and career advisory as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Manpower.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sider allowing youths as well as workers in general to make use of their SkillsFuture credit for career coaching services, since this aligns with its aim which is to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ir skills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is will also mitigate against skills, jobs and expectations mismatch which is a cause of 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problem here in Singapore.
The next area we can do better in is access to quality CET and to make CET a way of life. If we think about it, CET is very similar to Iron Man's Mark suits. On his own, Tony Stark is human, though a brilliant and resourceful one. But when he puts on his Mark suits, he becomes Iron Man, Earth's Best Defender. Similarly, when adult learners participate in CETs, we upskill and reskill ourselves, allowing us to respond constantly to evolving industry needs and challenges.
Just as Tony Stark upgrades his Mark suits to prepare for future and more lethal attacks, we upgrade our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with each CET qualification obtained, improving our chances to bullet-proof ourselves against curve ball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economy. Thus, I urge MOE to dedicate more and latest resources into encouraging and catalysing both employer-supported and individual-initiated training so that we can weather any storm and fight new challenges.
And just as Tony Stark is selective about the modifications that he makes to his suits, we must also ensure that the CET offered are well-designed to attract adult learners who have to balance work and other commitments. CETs must be relevant to the demands of industries or they will not be effective at improving employment outcomes. CET providers and industry must collaborate closely so that our CET offerings can be adjusted in response to rapidly changing needs of our economy. NTUC is more than happy to support this collaboration via our network of unions and company training committees.
But even the best Mark suits are of no use if no one wants to put them on. We must help Singaporeans recognise and embrace lifelong learning as a continuous process. Through school, we build strong foundations; through work, we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rough CET, we stay up-to-date and remain competitive.
Mainstream education, CET providers and industries must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curricula and programmes that would equip learners with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y need to succeed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is will help our learners realise the value of ongoing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es to have access to a highly skilled and capable workforce.
In the same vein, I further submit that we should require employers to provide training leave for workers to undergo training and skills upgrading.
Finally, better recognition of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by employers. Singapore's system of meritocracy has been debated many times. While it encourages us to strive for better outcomes, it has led to an endless paper chase as degrees and diplomas are used as proxies for individuals' skills. But these papers only reflect skills at a particular point in the learner's life cycle and are not the be-all and end-all.
Employers need to recognise that the mark of a high-performing individual is in his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Instead of an unhealthy overemphasis o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we should reward learners who continuously develop themselves via CET programmes and modular courses. Employers, likewise, should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leverag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such as those offered by our NTUC's Training and Placement ecosystem, to train and develop workers thus strengthening their own talent pipeline.
Mindset shifts will take tim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deeply ingrained beliefs and habits. There are no silver bullets. However,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ar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we can achieve this with concerted effort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onclusion, it is therefore submitted that we can do better in our quest to develop future-ready learners. We need to have better career guidance and coaching, better access to quality CET and better recognition of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by employers and training leave to do all these. Together, these will encourage lifelong learning and enable learners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ir own career development. Ultimately, both the learners and society will benefit when our workforce is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needed for a changing labour market.
[(proc text) Question proposed. (proc text)]
Future of Education
Ms Denise Phua Lay Peng (Jalan Besar) : Chairman, education is very close to my heart. I made almost 30 speeches in this House on education, including on schools for the future, removing the PSLE, through-train schools, tuition, special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I will touch briefly on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today.
Sir, I am excited by the five required key shifts articulated by Education Minister Chan, shifts for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s always, a visionary. These five key strategic shifts include moving education from the first 15 to the next 50 years, harnessing strengths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in education and other strategic moves. But as we know, behind every big vision are thousands of plodding steps needed to make the vision a reality. There are not only current structures, systems and processes but also current mindsets to reckon with.
Many of the required key shifts articulated by Minister Chan sound like the proverbial new wine that needs to be stored into wineskins. We have heard of how one does not pour new wine into old wineskins, lest the new wine will burst the old wineskins and both wine and skins are destroyed, lost. So, would the Minister please share his analysis of what might be the driving and restraining forces of making these key shifts, the new wine, in education and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secure a good future for Singapore's education system?
Next, I wish to offer three suggestions today for MOE's consideration.
On over-emphasis of exams and academics. I urge the Ministry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an alternate system to the current (a) school admission and (b) staff recruitment system by employers for example, which predominantly uses exam grades and paper qualifications as the proxy for competencies. As long as most businesses and schools do not have an effective alternate system of assessing competencies and proficiencies, the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exams and academics will continue. We already know of tech companie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hich prioritise portfolios, evidence of desired skills and experience over school results and use these for hiring decisions.
Next, on innovation. I urge the Ministry to allow for and support the blooming of alternate education school models. Seriously study the potential of through-train schools without the PSLE, micro schools – with school sizes of say 100 to 300 students, quality home schools and lifelong learning schools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ho are unlikely to be well-served by the mainstream SkillsFuture offerings. The use of approaches such as the individualised education plans, blended pedagogy, technology and harnessing the whole of society can similarly be applied and quality need not be compromised. So, let us be bold and take some calculated risks.
Next, on adult learners. I urge the Ministry to conduct a deep study of a specific segment of mid-career and middle-aged Singaporeans and develop programmes to uplift those at risk. Now, much has been spoken of the success of Singapore's 15-year-olds in PISA, the OECD’s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However, not much is said of the 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for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 or the OECD Survey of Adult Skills. The last PIAAC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2016. It shows that while Singapore adults aged 16 to 34 fare well, our older adults aged 45 to 65 performed lower than the OECD average in literacy and numeracy. So, as lifespan and retirement age rises, more aggressive steps are needed to uplift this segment of at-risk Singaporeans.
So, in conclusion, Sir, for our education to be relevant and ready for the future, we must identify and work on the game changers to significantly move the needle.
The Chairman : Ms Phua, please wrap up.
Ms Denise Phua Lay Peng : If any country can do it, I believe Singapore can.
Transforming Early and Primary Education
Ms Carrie Tan (Nee Soon) : Mr Chairman, more private preschools are increasingly incorporating nature and outdoor-based learning for children. Besides better physical development, it also helps children improve mental well-being and develop higher intuitive intelligence. This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think holistically, to think paradoxically, to listen and connect to oneself and others and the ability to lead by influence rather than design.
The role of nature is thus essential. Nature provides the best classroom for such learning and all schools should be enabled to harness nature-based learning so that all children can benefit and not just those whose parents can afford private preschools. I urge MOE to make outdoor and nature-based learning the main approach in early and primary education.
As the world evolves with new climate realities, we cannot be playing catch-up in preparing our young for future jobs in the Green Economy.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equip our young to be "nature natives" and not just "digital natives".
Beyond occasional visits to farms and community gardens, children in preschool and kindergartens can be introduced to the sciences by playing in nature and be guided to observe how plants, animals and other elements in nature interact in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They can learn spelling by identifying plants and creatures, be taught teamwork collaboration through play-based lessons and fun projects in the outdoors.
In lower primary, students can learn conventional subjects like science, mathematics, commerce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nature-based approaches such as tending to food gardens and harvesting produce to be sold in a school cooperatives or other enterprise or social projects. Upper primary students can be facilitated to learn organising skills, collaboration and leadership by leading these projects. Real world application-based learning from a young age will help an increasingly evolved and questioning generation to see relevance in their education. Incorporating more play also imbues joy and helps foster stronger desire to deepen their pursuit of knowledge as they mature into tertiary years.
We can begin by sending interested educators to receive training in naturalistic pedagogy and pioneer a detailed curriculum for pre- and primary school. This can segu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GCE) or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TE) options depending on the inclinations and aptitude of the youth.
To begin this transition, schools planned to be closed due to low demand can be re-designed to pilot this model. Parents can voluntarily sign up if they are keen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ducation.
Coupled with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 cohort of children from age three to 16, the improvements to well-being and learning are observed along the way, MOE can scale the pilot to offer more spaces to willing parents progressively until it is accepted by most. This will ensur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education system is evidence-based and at a measured pace in partnership with parents.
5.45 pm
Diversity in Schools and Student-initiated Learning
Ms Hazel Poa (Non-Constituency Member) : Mr Chairman, first of all, I declare that I run a company operating education centres and a private school.
Allow me to quote extracts from Everychild.sg's White Paper developed by Singaporean parents: "…the cultural norm among many Singaporean families is for a parent … to plan to take time off during the child's PSLE year, rather than during the first 1 – 2 years of the child's life… many Singaporean parents … prioritising giving their child undivided attention at the age of 11/12, which appears to the child to be tied to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rather than the more unconditional and intimate love of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 We would be naive to think this does not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motional development, self-esteem and future relationship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I am urging MOE to consider piloting a through-train programm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ypassing the PSLE and I have no intention of stopping. There should be no sacred cows in education. The learner, especially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ld, comes first.
Another sacred cow to slay is the size of our schools. There is no "one-size-fits-all" solution in school size policies. In our international school scene, families may choose from a variety of schools that best fit their children's profiles. There are primary schools that take in less than 200 students to big schools with a few thousand strong student population. For local students, we only offer big schools. MOE merges schools because of falling birth rates and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housing estates.
I urge MOE to consider a range of school sizes for the sake of our changing learning demographics too. We want to move towards inclusive learning where neurotypical and neurodivergent children play and study well together. Small schools have the advantage of developing deeper connections between staff and students. Just being able to know everyone by name can build a stable, safe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who feel left out and whose needs go unaddressed in big spaces and also, big class sizes. Can we not refurbish old school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left abandoned for years, to a couple of small schools for a pilot programme?
Lastly, I want to bring up the Student Initiated Learning (SIL) programme. Last year in October, MOE in response to my question, replied that SIL is "time is set aside for students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learn outside the curriculum. This i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more curious and self-directed in their learning" and that "Preliminary feedback indicate that SIL is valued by schools and students".
The feedback that I have received on the ground is that the reception to SIL is uneven. For example, I do hear of instances where students who are not keen on the scheme choose to "learn" things that they already know. As this is a new initiative with an approach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s traditional in our schools, teething problems are of course to be expected.
I am fully supportive of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be more self-directed in their learning. However, I do feel that making this scheme compulsory is a contradiction to the whole idea of student-initiated learning. Let students have a chance to opt out of the programme if it does not work for them. Do not let them feel this is just another programme imposed on them from above. Making this programme optional will also allow us to get a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level of acceptance.
And whilst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ake time to get used to the idea of student-initiated learning and how it can benefit them, perhaps schools can offer some structured programmes that students have voted for as mid-way measures?
Another suggestion is to allow students to use Medisave to learn from classes at SkillsFuture and related online courses. Let us help students build a customised, relevant skills-based portfolio. They can match their learning interests from any class and vendor around the world.
Flexible Through-train Programme for Schools
Assoc Prof Jamus Jerome Lim (Sengkang) : Although I personally dislike taking tests – and as an educator, I lean toward minimizing the use of quizzes and exams – I am actually pretty decent at them. My wife, for all her innate talent and creativity, and bless her heart, turns out to be pretty bad at them. Yet tests are a common feature in the education landscape, both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most of us endure them, for good or ill.
The ubiquity of tests and the varied performance of otherwise, like comparably-talented individuals, has resulted in an active debate about the value of high-stakes, standardised tests.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such variability – and for anyone who has experienced that stomach-churning sensation come testing time – is that test anxiety is real, can negatively affect performance and is unrelated to actual ability. Another is that individual motivation differs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prospect of a test and this motivation is only weakly associated with performance.
Studie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based on making test results optional reveal no evidence of changes in application volume or yield rate, but conversely, improvements in the diversity of applications. Indeed, when COVID-19 struck, a host of universities chose to suspend testing as a requirement for entry and have chosen to retain this practice even after the pandemic. This list includes august institutions, such as Amherst, Brown, Corne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vard, Stanford, WashU in St Louis, Williams and Yale.
All this has led to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erits of high-stakes tests. Diane Ravitch, an education policy analyst that once was an advocate of testing and who oversaw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tests in US schools, now call for an abandonment of standardised testing.
The evidence aside, the reality is that a reliance on grades and test results are becoming less and less critical in many important settings.
When I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t wa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ose who excelled in the coursework component of the programme would not necessarily go on to become the best researchers. The top student in our first year dropped out in our second, to become an actuary, rather than see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PhD programme. In contrast, one of our other mates, who had failed several of our first-year comprehensive exams, eventually went on to graduate, is now a practicing economist at a central bank and routinely publishes papers in academic journals.
Beyond academia,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eschewing formal traditional test-based metrics. Google famously does not hire on the basis of grades and no longer even requires a college degree, preferring to evaluate applicants on the basis of actual work produced.
The Workers' Party proposal is to introduce an optional 10-year through-train programme (10 YTS) from primary 1 through secondary 4 allows parents who wish to allow their children to bypass the PSLE to do so. Thus, their first major examination will be at secondary 4.
Children develop at different rates and this option allows certain kids to learn at a pace that is more suited for them. Importantly, offering the extra room for children to blossom and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before they turn 16 could actually be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allowing them to skip a major test at the age of 16.
Certain schools already have a variation of 10 YTS. The Integrated Programme (IP) already allows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to skip the "O" Levels and proceed directly to their ultimate high-school exam, such as the "A" Levels – Catholic High, Hwa Chong, Raffles Institution (RI), Victoria, St Nicholas, among others; the IB – Anglo-Chinese School (ACS) and St Joseph Institution (SJI); or the high-school diploma, which is the case for NUS High. This proposal merely suggests an extension of the programme to a different high-stakes standardised test.
Importantly, this option will complement, but not replace, non-10 YTS tracks. Students who wish to continue taking the PSLE may still do so. Perhaps more critically, this proposal does not mean that frequent teacher feedback, in the form of other feedback via other than high-stakes standardised testing should be de-emphasized. In fact, there is solid evidence that such feedback, along with other practices such as increased instructional time and specialized tutoring, is what distinguishes effective schools from those that are less effective. The key is not the frequency by which tests are administered, but rather to tre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as an interactive, ongoing dialogue.
Subject-based Banding
Mr Darryl David (Ang Mo Kio) : Chairman,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SBB) introduced in 2020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goal of MOE to instill in students a love of learning. An extension of MOE's 2018's SBB, it allows students to take the English Language,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at a more demanding level at secondary 1,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se subjects at the PSLE.
From 2020 to 2024, the full SBB has been introduced to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each subject at a level suited to their strengths, interests and learning needs. This move is also the result of positiv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and parents, I believe, and teachers as well, and also indicators from the O and N-Level examinations.
With the full SBB, I believe that the Express and Normal Academic streaming has been ended. Instead, students will be in mixed form classes, allowing them to engage with peers with various interests, aptitude and strengths. This will also open multiple pathways for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aptitudes and interests.
Can MOE provide updates on the progress of SBB? What ar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SBB? Is there a plan to enhance the programme and perhaps offer other subjects in the future?
The Chairman : Mr Baey Yam Keng, you can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Mr Baey Yam Keng (Tampines) : Sir, I commend MOE's introduction of Subject-based Banding (SBB) in 2014. It recognises that each of us could have a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different subjects. These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at a pace and level according to their academic abilities in specific subjects rather than their overall academic performance. More importantly, it will help our students nurture the joy of learning.
In 2020, full SBB was piloted in 28 schools and will be implemented in all secondary schools from 2024. MOE has taken a careful and measured approach in rolling out this programme. Indeed, it should be so, as we must be sure of the benefits of any change in policy.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of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is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to cater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each band. Different bands may require different teaching resources such as textbooks, laboratory equipment and teaching staff, which may be difficult to provide for all students in each band.
I would like to ask MO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of full SBB and how the challenges would be overcome when it is rolled out to all secondary schools.
Compared to the past when students stay within their own class for all subjects, full SBB means that students could have different classmates for different subjects. While these will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with different schoolmates and make more friends, it could have an impact on the forging of a form class spirit. After we graduate, we tend to have class gatherings, now students might need to have gatherings by subject band classes, or would they not even feel close enough with their classmates in different band classes.
I feel that a dilution or even loss of affinity towards a class would be a sad consequence of full SBB. Therefore, may I know what MOE has observed about our students' school experience under full SBB?
When students are used to be able to study different subjects at different bands, they will need to follow through in terms of similar flexibility in learning and accessibility to more pathways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th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 know that for A-Level subjects that we have offered at H1, H2 or even H3 levels. How about Polytechnic and ITE curriculum? I would appreciate if the Ministry could share any plan in this area.
Review of A-level Curriculum
With easy access to the wealth of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avail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like ChatGPT, education has to go beyond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find information, process information, turn the information into knowledge and learn how to apply the knowledge.
Our students need a wide range of 21st century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to thrive in a complex and fast-changing world of today. I am glad that MOE has been progressive in its education philosophies. The recent reviews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assessment demand has led to the removal of mid-year examinations for all primary and secondary levels from 2023. I believe this has been very much welcomed by students but perhaps only by some parents. This is when I urge parents to support MOE in this and fill up the freed up time and space that the kids have with more tuition and enrichment.
I would like to ask MOE whether the curriculum review will also be extended to post-secondary levels, the A Levels is already a much shorter course of two years compared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thin two years, students have to take two mid-year examinations, more promo and one prelims exam, on top of their common tests. Will we be able to relieve some of the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and stresses?
GCE "A" Levels
Mr Darryl David : The "A" Level system has been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pathway post-secondary school for majority of students who are aiming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many options that have emerged: speciality schools, Integrated Programme (IP) through train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and the polytechnic courses have also become more attractive and diverse.
I believe that tweaks have been made to the "A" Levels over the years in 2007 under the revised curriculum. Students were allowed to select subjects from three levels, Higher 1 (H1), Higher 2 (H2) and Higher 3 (H3). Subjects are divided into knowledge skills and content-based subjects. Knowledge skills subjects include General Paper (GP), Knowledge and Inquiry and Project Work and content-based subjects divided into languages,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and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Under MOE's regulations, students sitting for the "A" Levels in a junior college (JC) are required to take at least one subject that is from a contrasting discipline. Students also take a Mother Tongue Language.
In 2022, MOE announced that more places in junior colleges (JC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students entering with talents apart from their grades through the direct school admission (DSA) exercise from this year. The number of DSA places for non-Integrated Programme students have also gone up from 10% to 20% of the yearly cohorts at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aided JCs, including Anderson Serangoon JC, Eunoia JC and Victoria JC. These are indeed mov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My question is: can MOE share if the "A" Levels are still relevant in today's education landscape and how it would compare to other post-secondary qualifications, such as the IB and even polytechnic diploma in terms of admissions to our Singapore universities?
Access to Education
Ms He Ting Ru (Sengkang) : Sir, following the concerns raised during the Budget debates last week about social mobility in Singapore, it is clear that we need to maintain and even redouble efforts to improve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ies. At this point,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my interest in an enterprise in the education space in markets including Singapore.
In order for our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o thrive, they must be mindful to make themselves accessible to student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backgrounds. Top universities, like the Ivy League and Oxbridge universities often make their admissions statistics widely available and publish targets on increasing access to admit more students from vulnerable or lower-income backgrounds. The careers services of such universities also often heavily emphasise and rely on alumni to maintain guidance for students and former students who have since graduated.
Indeed, I was myself involved in being a student mentor at my university, providing mentorship for promising sixth formers, or "A" Levels students, who would be the first in their family to attend university. I also continue to occasionally receive emails from current or recent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seeking careers advice on topics relating to different career pathways and options.
It is with this in mind that we managed to successfully launch a mentorship programme for students in Sengkang two years ago and many of our participants found it helpful to be able to discuss their educational and career options with mentor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backgrounds. I am happy to see more constituencies outside Sengkang starting to roll out mentorship programmes.
Could we therefore start to publish detailed information annually on the progress made towards admitting students from a more diverse background, so that we know if our efforts are paying off? This would also make it easier for our fellow Singaporeans to measure the success of and thus understand moves, such as relocating popular schools out of central Singapore, in an effort to be more inclusive.
We could also move to have our alumni more heavily involved in advising current or even prospective students into our popular schools and IHLs, not because there is a benefit to be gained, but because they wish to genuinely share the benefit of their life experience with younger fellow Singaporeans.
Moving on to enrichment programmes, it is true that MOE,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 and other agencies are working towards increasing access to tuition. While a good start, these programmes typically focus on more academic programmes, and leave students from lower-income families still unable to attend robotics or AI classes, forest school, for example, and other types of holiday camps which have proven to be equally if not more beneficial for children's holistic development. This would be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oday's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where the ability to pass examinations is only part of a measure of life success.
We also need t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and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maller scale tutoring system. We should also take a leaf out of the book of heavily-tutored countries like South Korea, whose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holds highly accessible lecture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eparing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s examinations.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is service significantly reduced spending on private tutoring by 816 billion won back in 2011.
Admission to Primary School
Mr Lim Biow Chuan (Mountbatten) : Sir,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been approached by parents who complain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secure a place in a primary school in a nearby school for their children. Instead, their child was posted to a primary school that is several kilometres away from their home.
This has caused them great inconvenience as the child would have to take public transport or wake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take the school bus to the primary school which the child was posted to. Sometimes, the school may not have a school bus connection to the child's home. Hence, these parents appealed for their child to be admitted to a school that is nearer to their home.
Sir, I am sympathetic to these cases. Young children should not have to wake up too early and travel a longer distance than necessary to their school.
I urge MOE to review the Primary 1 admission scheme. MOE can maintain the priority scheme under the current Phase 1, 2, 2A, 2B and 2C. But pupils admitted to the primary school under any of the above priority schemes, should be subject to a 1- or 2-kilometre distance limit to the school. The younger students will then get more rest at home and this will reduce the need for the school to arrange for school transport for the pupils and reduce worries that a bus operator may not perform the expectation as we saw recently in St Stephen's School.
Primary 1 Registration Reform
Mr Chua Kheng Wee Louis (Sengkang) : In his Budget speech,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spoke about building a fairer and more inclusive society. This has to start with our children and with our primary schools where social mixing has arguably been on the decline.
I was heartened by MOE's to tweak the Primary 1 (P1) registration framework by doubling the number of places reserved in each school under Phase 2C 2022 onwards. This allows more children who have no family connections to the school to get admitted into a school near their home.
But I believe the changes do not go far enough. Why are we still entrenching the mindset that just because my father or mother went to a certain school and so did I; hence, I must get my son or my daughter into the same school as well. Since MOE recognises that going to a school nearby is in the educational interest of each child, as the Ministry has really made clear in its news release, then the P1 registration framework should be redesigned to make sure that we honour this commitment to every Singaporean child entering Primary 1.
This was why I suggested in 2021 that MOE should consider using citizenship and home-school distance as a primary means of allocating vacancies for all three phases of the P1 registration, while retaining the existing Phase 2A and 2B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balloting priority. Minister Chan's reply was that MOE needs to avoid causing disruptions to parents and take care not to drastically affect the groups given priority under the current framework. But if inherited parental privilege is protected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child being turned away from a school that is only a few hundred metres away from their home, can we truly say that our system is fair for all?
In the past, MOE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a need to respect the history and legacy of many schools which started off as community initiatives. But the impending move of ACS (Primary) to Tengah and the largely positive response is drawn from parents and alumni tells me that attitudes are shifting. CNA also recently broadcast a very thought-through talking point video which questioned If a complex and confusing P1 registration process actually perpetuates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We can and we must take bolder steps to simplify the P1 registration framework and make it truly accessible for all.
The Chairman : Mr Muhamad Faisal Abdul Manap, you can take your two cuts, please.
Edusave Award
Mr Muhamad Faisal Bin Abdul Manap (Aljunied) : MOE's Edusave Award is a recognition to Singaporean students who have demonstrated good character, leadership, conduct, learning disposi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However, I note that Singaporean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in the full-time madrasahs are not eligible for the Edusave Award. This is because of the full-time madrasahs' status as a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 and not a public school. This was the reply given when I asked in 2015. At this point,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that I have a child who attends full-time madrasah.
Sir, I am aware that the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 of Singapore (MUIS) presents the Madrasahs Student Awards yearly to the top 5% of the best performing and top 5% of most improved madrasah Singaporean students from each level in academic and religious subjects. What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is for MUIS is to continue giving awards, but only for religious subject as they are a statutory board which regulates Islamic education system in Singapore. Separately, full-time madrasah students excelling in non-religious subject should be eligible for MOE's Edusave Award like Singaporean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My suggestion is meant not just to boost financial support for our madrasah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y. It is also meant to foster a greater sense of solidarity amongst all our studen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attending madrasah or Government school. This will, in turn, add to our existing efforts to maintain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racial harmony in Singapore.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MOE's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AS) aims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o Singapore students, from the low-income households studying in the public schools or public-funded schools.
Sir, I am of the view the FAS also be accessible to the following two groups of less privileged students. First, students of the six full-time madrasahs. Were parents choose to enrol their child in a full-time madrasah, it is to aspire the child to be equipped with both academic and religious knowledge. Our public schools do not provide the latter.
I note that MUIS does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the form of Progress Fund Madrasah Scheme (PROMAS). Nonetheless, as part of our ongoing efforts in making our society more inclusive,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at MOE extends the FAS to all Singaporeans students who need it,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institution they are attending.
Secondly, I propose that FAS should also be made available to needy students who are Permanent Residents provided one of their parents or stepparents is a Singaporean. I have come across cases of low-income Singaporeans parents who has a child or stepchild who is a Permanent Resident and are struggling in their child's education expenses. Some even ended up with school fees arrears, even though they are paying subsidised fees. A good number of these Singaporean parents had attempted to acquire Singapore citizenship for their child or stepchild, hoping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cost. However, many have been unsuccessful.
I note that between 2019 to 2021, around 30% to 40% of all marriages involving Singaporean citizens were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Some of these marriages do lead to children who may not have Singapore citizenship. Sir, I believe my proposal of extending the FAS to cover children in such circumstances is in line with our mission of strengthening our social compact.
Support for Students' Well-being
Dr Wan Rizal (Jalan Besar) : Chairman, as an educator, I have seen first-hand how students' mental states can impact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bility to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Students today face a unique set of challenges unlike those faced by few years generations.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a dynamic job landscape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the challenges our students must navigate today.
Students also deal with increasingly complex, social and personal pressures that impact their well-being. For example, social media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how student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world around them. While social media can be a powerful t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self-expression, it can also create an environment of constant comparison and pressure to present a perfect image of oneself. This can lead to feelings of anxiety, low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among youths.
In light of these challenges, we need to work towards identifying areas for improvement and develop more relevant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support our students' well-being. Could the Ministry please update on its efforts in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the wellbeing for our students in schools and IHLs?
Stress in Education
Mr Leon Perera (Aljunied) : Mr Chairman, recent reforms such as the new PSLE scoring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aptitude-based admissions and the removal of mid-year examinations are commendable steps to make education more equitable, holistic and less exam-focused. However, we should ask what more we can do to reduce unhealthy competitive stress in schools.
6.15 pm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Rakuten Insight in Singapore in May 2022, 63% of those aged 16 to 24 had a higher level of stress or anxiety for the past 12 months, the highest of any age group. A 2017 OECD study found that 66% of students across all OECD countries said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poor grades at school but in Singapore, among Singaporean students, it was far higher at 86%.
Sir, I will make a few suggestions to better manage the unhealthy competitive stress that some students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less academically able or financially better-off ones.
Firstly, to further improve access to enrichment programmes for lower-income children, we could leverage technology to scale up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 fact that better-off children can access better private tuition and enrichment classes, MOE should facilitate the production of engaging and easily accessible educational materials that are freely available online to students such as podcasts and explainer videos. These could complement students' in-school education.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2014 publication, 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for Public Goo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uth Korea's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1990, with high-quality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including, since 2004, lessons to prepare for standardise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In 2011, 3.9 million Koreans used the system, reducing private tutoring spending by about S$870 million.
Secondly, we can make internships compulsory for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and consider this even for secondary schools. I have come across the perception in some quarters that students from better-off families have better access to internships due to their parents' networks. This is where MOE can come in to better improve the link between companies looking for internships and those less popular post-second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o can offer interns.
Spending time as an intern, imbibing work cultures and norms, helps divert some mental energy away from the excessive focus on academics.
The Chairman : Dr Shahira Abdullah. Not here. Ms Mariam Jaafar.
Post-secondary Pathways
Ms Mariam Jaafar (Sembawang) : Sir,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Polytechnic Foundation Programme (PFP) for Normal (Academic) students who have done well has been a success,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ents progressing to their diploma course, for which they are also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 and discipline that helps them to succeed in polytechnic. It i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ppreciated by my residents.
It is a great example of how we can give a headstart for Normal (Academic) students who are traditionally seem as being behind the Express cohorts. It has taken away stress and opened doors, giving them flexibility to choose a pathway that is based on their aptitudes and interests.
Given this success and in light of concerns over the diverging employment outcomes of ITE versus polytechnic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could the Minister consider expanding the PFP scheme to allow more students to benefit?
Indeed, the flexibility provided by the PFP would ideally be in a future of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pervasive in the system rather than a special scheme. Can the Minister provide and update on how admission pathways to various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ll be updated in line with the shift to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to make it easy for all students to develop to the best of their potential?
Flexible Post-secondary Pathways
Dr Wan Rizal : Chairman, the job landscape is dynamic and evolves rapidly and job requirements are changing along with it. When you consider external constraints like the pandemic, jobs can become redundant or evolve altogether.
Thus, there is a need for us to have a flexible curriculum that develops our students with a wide range of skills and helps them pursue their passion outside their main areas of study.
In my Budget speech recently, I mentioned that Jobs-Skills Integrators scheme is a gamechanger because they will change the mindset that skills training can translate into good employment outcomes. I hope we can embed it in our ITEs and polytechnics, where students can stack skill modules on top of their specialised course. It may increase thei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allow them to remain agile in a dynamic job space.
My greatest hope is that it will also address the issue of increasing income wage gap between the non-graduates and the graduates.
I would like to ask if MOE would consider more flexibility within curriculum hours to allow students to take up elective modules to develop their interests outside their area of specialisation.
Education Technology
Mr Darryl David : Chairman, COVID-19 was a painful and challenging experience, but it did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education and corresponding education technology (EdTech) had to be accelerated due to the pandemic.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use of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and supplement conventional learning became much more prevalent.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d to quickly pivot to home-based learning (HBL)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struck in 2020 and the switch to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s has indeed gained strength.
Even as face-to-face lessons have continued now, teachers have pivoted to online learning to supplement face-to-face lessons. The use of tools like Kahoot, Mentimeter and Slido for quizzes and polls and virtual bulletin boards such as Padlet are some examples of how teachers and educators are harnessing technology for interactive and responsive learning.
Currently, MOE's EdTech Plan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a technology-enriched school environmen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adopts a responsive agile approach and structure to help MOE respond rapidly to technological and contextual change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use of EdTech for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 the education front, AI Singapore aims to build national literacy in AI and develop EdTech through working with various classroom stakeholders and partners.
Besides tech to enhance and support learning, tech advancements like ChatGPT will also impac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o. The Minster for Education addressed the issue of AI and ChatGPT at a recent Parliamentary Sitting, but I would like to ask if MOE could give an update as to what it learn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erms of EdTech and how EdTech can be harnessed and used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ey.
Also, how will we be retraining and upskilling our educators in tech and preparing students and parents for these changes as well.
Reducing Curriculum Content
Mr Lim Biow Chuan : Sir, last year, I spoke about exam stress in schools and called on MOE to reduce the content curriculum of the students. I wish to repeat the call to MOE this year.
With mor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t is easier to do research over the Internet and secure the answers to most queries. The need to acquire so much knowledge is really no longer necessary because most information is easi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What a student needs to learn is how to navigate the Internet so that he is able to obtain reliable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The advent of ChatGPT will also change the way students learn. In a Straits Times article just last week, Google was reported to say that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qualities that they look for in an employee is a "growth mindset". Google did not say they were looking for people with great academic grades or people who know everything. Google said they were looking for people who express curiosity – for people who continue to learn. The Straits Times article was not about a high flying employee who was a scholar but about a user experience engineer without a degree.
Sir, students ought to be given more time to develop their own interests during their formative years in school.
MOE should consider reducing school curriculum so that students will enjoy learning in order to acquire knowledge rather than learning to pass exams or to gain good grades. This will then cut down the stress from projects, continual assessments and exams.
May I ask whether MOE will consider reducing the school curriculum further and to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using more technology. A reduction in school curriculum and exams or assessments would reduce the stress on today's students.
The Chairman : Dr Shahira Abdullah. Not here. Dr Wan Rizal.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Dr Wan Rizal : Sir, the pandemic has shown the important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chools shifted to home-based learning,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a robust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content-ready digital resources to sup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advance rapidly,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integrate it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to prepare stud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In the Parliament recently, I asked the Minister about the use of AI tools like ChatGPT. I started out having some resistance of my own, but having seen the capability, I am encouraged that it can help students. Sure, you will not get an A or B grade, but if it can give a student who is struggling, to give them that nudge to a C or a pass, to get them to open a book or their notes and cross-check the AI solution for content accuracy, then I say, let us do it. Teach them the skills to discern, to edit, to incorporate critical thinking to the original AI solution.
Thus,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at efforts the Ministry made to support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cluding AI,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The Chairman : Shawn Huang, both cuts, please.
Resilient Students for Complex Future
Mr Shawn Huang Wei Zhong (Jurong) : Mr Chairman,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that I am the founding director and board member of Tasek Jurong Limited, a charity and Institution of Public Character (IPC) for disadvantaged youths and Singaporeans.
The world is chang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and our students will be fac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not even imagined a few years ago.
The pa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rise of automatio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creasing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the complex issues that our students will need to navigate as they move into adulthood.
To prepare our students for this complex world, we need to focus on building their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as well as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This means not only providing a strong academic foundation but also fostering their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It also means equipping them with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success in life.
These include self-awareness, self-management, social awareness, relationship skills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These skills will help our students to develop strong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nd to naviga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complex world that lies ahead.
We are certain that we will require a partnership framework to augment the school system. As such, how can we build partnerships with parents, the industry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to nurture resilient and holistic students who can thrive in a complex future?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including those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require more support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succeed.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why this is the case.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are more likely to face barriers to learning such as challenging family circumstances, access to learning resources as well as proper nutrition. These barriers can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engage in school and achieve their potential.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may require additional support to overcome specific challenges such as learning disabilities or mental health issues. Without this support, they may struggle to keep up with their peers and may become disengaged from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simply need a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more opportunities and time.
Providing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inclusive value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an economic imperativ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tudents who receive additional support are more likely to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to go on to further studies or employment and to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including those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This may involve addi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funding, extra staff, equipment as well as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hat are specifically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As such, how are we better support our students with higher needs and those from disadvantaged circumstance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ccess to SkillsFuture Programmes
Mr Gerald Giam Yean Song (Aljunied) : Sir, I declare that I am an owner and director of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softwar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killsFuture-funded course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wDs) need access to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just as much as their able-bodied counterparts. However, they sometimes face access barriers to attending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Disabled People's Association, PwDs have encountered SkillsFuture-funded courses that use charts and diagrams with no text descriptions, creating difficulties for visually-impaired persons.
Accessibility should be embedded in all SkillsFuture-funded courses. There should be a set of guidelines to ensure that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are provided. MOE could also establish a disability support office to provide support to PwD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to implement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for SkillsFuture courses.
I appreciate that SG Enable is curating courses suitable for the disability community and the Enabling Academy will assist in creating accessible courses. However, to be fully inclusive, PwDs need access to all courses which are open to the general public, not just a curated subset.
6.30 pm
Can I ask the Minister what proportion of SkillsFuture courses are currently accessible to PwDs? How is SSG ensuring that most SkillsFuture courses are accessible and will there be a standardisation of accessibility in all SkillsFuture courses?
Enhancing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Ms Rahayu Mahzam (Jurong) : I have shared my experiences and journey with my son, Ayden, several times in Parliament. My family and I have been truly blessed with the support of many people in the ecosystem. We have also learnt a lot from the people who have walked the journey before us. Their experiences and feedback over the years have helped create awareness and shape the support structure that we now have for ou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particular, within the school setting, there have been meaningful developments in identifying needs, making the appropriate referrals and providing support to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within the mainstream schools and the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This will of course always have to be a work-in-progress. There should be continuous efforts to enhance the support in the ecosystem.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day to share some of my own personal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insights I have gleaned from my interactions with man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hop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better education landscape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 and achieve better outcom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our education system adequately equips all our children, including those with SEN, with the necessary life skills and prepare them for future challenges.
Firstly, I feel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efforts to integrate students with SEN with other children.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as we should teach our children to learn and interact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All our children are unique and they should grow up appreciating and respect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value they bring to society.
However, in integrating students with SEN with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we should do some calibration as there may be a tension between creating the common spaces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aying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additional support and teaching that needs to happen to build the skills of those with SEN. There may be a great desire to be inclusive but this may bring SEN students into a setting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empower them or equip them with the skills or address their needs. They may be put in the same classroom and there may be some additional support to help them with that particular assignment or activity. But is the curriculum for them robust enough to build their own skills to be independent? How are they interacting with other students and how are other students interacting with them? How are we assessing their abilities to subsequently navigate living in the larger community? How do we ensure that we are adequately stretching them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These are some considerations that I hope that the Ministry is looking into and could give some insights on.
Secondly, on a related point,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the horizons for students with SEN. For the larger community, there is always a forward-looking agenda, one that looks at growth sector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a curation of existing educational or skill-building pathways that prepares us for the future. There should be a similar approach for our students with SEN. I appreciate that there are diverse needs among students with SEN. At the basic level, we need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equipped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be able to live as independently as possible and navigate through life. This is crucial.
Additionally, do we also have a plan as to which sectors in the future students with SEN could possibly enter and excel in? Are we looking at the current jobs that the different groups of SEN students are landing and their career progression? I am hoping with these insights, we could then better develop our curriculum to ensure our SEN students can be channeled into meaningful sectors where they can grow and contribute like everyone else.
Lastly, I would like to revisit a point I made in Parliament previously. An integral part of all the efforts in integration, in building appropriate skills is the special needs educators. We need to ensure we have professional, good and skilled teachers in schools specialising in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o that we can translate the vision into reality.
I have met many special needs educators who are deeply committed to their work, go the extra mile to lookout for the students under their car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y have a very big heart for the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tribute and say a big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and staff in the special education sector.
I hope the Ministry continues to help enhance this profession by developing progression pathways and improving remuneration of the teachers in the special needs sector. This will encourage more individuals to come forward to be part of the workforce and hopefully, create a larger pool of capable educators who can look into more specific issues and enhance the support for ou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The points I have raised above are not new. With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and more people coming forward to be part of this cause, I believe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rethink our efforts in enhancing the education for our children with SEN and ensure they are able to integrate with the larger community.
During one of a meeting I attended, Ms Denise Phua said something that stuck with me. I am paraphrasing a little but she said, “let us ensure that as we are developing our plans in preparing our workforce and our people for the future economy and future challenges, we think about those with special needs and they are not just a footnote or an after thought”.
I acknowledge that work ahead is not easy but it is important and needs to be done. I have been encouraged by the efforts of the Ministry and other agencies and I hope that we can continue on the vision of preparing all our children for what is to come and moulding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Ms Denise Phua Lay Peng : Sir, about 80%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 attend mainstream schools in Singapore, with more in-school support in recent years. Kudos to MOE. The educational outcomes for students with SEN in mainstream schools however, primary, secondary and post-secondary settings are currently inconsistent. Beyond social integration, many of them also need a diet of additional lessons in life skills such as work habit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skills. The rest, 20% of students with SEN, are educated in some 20 Special Education (SPED) Schools. Many exit at the age of 18 unless they are assessed to be capable of getting a work skills certificate.
Sir, I shared in this House my view of what a SPED school of the future can look like. Today, I offer seven further suggestions.
For students with SEN in mainstream schools, I urge the MOE to:
One, put aside resources to study and analyse the educational outcomes of SEN students in mainstream school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post-secondary school settings.
Two, develop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to regularly evaluate if the current intervention approach is providing each SEN student the holistic education that they need.
Three, adopt a holistic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for each mainstream student with SEN, covering not just their academics but also other indicators of student well-being.
Four, tap on expertise in the SPED system 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 the gaps not covered in the mainstream set up. Provide a budget to make that happen.
To better support students in SPED schools, I urge MOE to:
One, extend the formal SPED school exit age to age 21 for all SPED schools, beyond the current age 18. The current criteria for staying till age 21 is based on whether one can stay on to get a work skills certification. That ought to be changed. SPED students need longer learning runways to build vocational and other life skills for survival especially in this rapidly fast-paced and wired world.
Two, jointly work out and pilot a lifelong learning SPED school model with a taskforce of thinkers cum doers with a track record to create a school like no other in the world.
And three, support SPED schools in specific areas of need. Review salaries to attract and retain good staff. Expand the pool of potential SPED educators by allowing MOE NIE candidates to apply to join SPED schools. Keep to very essential and core admin reports and meetings so that educators and school leaders can focus on educating their students.
Sir,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SEN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in the last decade, thanks to MOE and partners. I urge MOE to continue to expand its vision to meet the lifelong learning needs of this special community so they will thrive and not be left behind.
Support for Teachers' Well-being
Dr Wan Rizal : Sir, as an adviser for Singapore Teachers' Union (STU), I have joined the STU in several dialogues with delegates and teachers. We hear their feedback, aspirations and concerns. Teaching can be challenging yet rewarding but also requires much physical, emotional and mental energy. Sometimes it may lead to stress and even burnout. We must protect our teachers.
Together with STU, I have a few suggestions.
First, could MOE establish clearer guidelines on work hours and designated times for teachers? One way is the introduction of a whitespace for marking, lesson planning and student guidance or counselling work.
Second, could the Ministry cultivate teacher agency so teachers can negotiate deployment to achieve win-win outcomes for the teacher and the school? The teacher agency could also help teachers plan for their re-employment years so that they make purposeful decisions in keeping with their life stage and priorities.
Third, could MOE establish a zero-tolerance policy with clear protocols for handling harassment or abuse of teachers?
Notwithstanding the questions posed earlier, could the Minister share MOE’s plan to support the growth and well-being of teachers?
Education for Future Economy
Mr Sharael Taha (Pasir Ris-Punggol) : Chairman, industries are now skills-focused and appreciate usable skills over paper qualifications. Industries value students who acquire the skills in school and are ready to be productive when they join the workforce.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there is a need for schools to be well connected to the industry and nimble enough to make frequent tweaks to the syllabus such that students leave school with the right skillset required for the industry at that point of time.
I am heartened to see more schools having career days, where they invite people from the industry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skill sets that are required in the industry. Individual ITEs have also reached out to industry partners to try to understand industry better such as ITE College Central's engagement with the aerospace industry, just to name one.
Beyond individual school effort, how can MOE better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industry partners to help students in our schools gain an even deeper appreciation of the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needed in the future workplace?
Singapore – An Education Hub
Mr Mark Chay (Nominated Member) : Mr Chairman, I am a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of various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I consider myself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the stellar education system that Singapore boasts.
As we all know, Singapore is home to som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Our public school system is among the world’s best and our students consistently scoring near the top in education rankings in OECD countries. But our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offer a wide range of curricula which provide quality and holistic learning experiences aimed at equipping students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for the future workforce, and our excellent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make Singapore an ideal place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innovative research initiatives.
Our global reputation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is not the only reason why Singapore is one of the top destin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ooking to pursu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other reasons why Singapore has grown to be the academic hub that it is.
First, Singapore has excellent transport links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which makes it eas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ravel to and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Second, we have a highly developed and efficient system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which make for a high quality of life for its residents. And third, the promotion of English as the primary language spoken in Singapore means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easily integrate into the country without having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In the same vein,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not be understated. They bring diversity and cultural richness to Singapore's society. Additionally, with the influx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rovide 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Further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help expand the global reach of Singapore's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incr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s a leader in high quality education.
Mr Chairman,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EIs) have a vital role to play in Singapore's success as an education hub. These institutions offer Singaporean students the chance to pursue specialised vocational diplomas or degrees from foreign universities whilst in Singapore as an alternative to attending our local universities. PEIs can also provide tailored curriculums adapted to a student's specific needs.
Given this, I would like to ask MOE to share its pl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education concerning PEIs. In addition, could MOE share how it plans to work with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ICA and MOM to ensure necessary approvals such as student pass applications and training work pass applications are processed seamlessly?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ASEAN Capital Cities
Assoc Prof Jamus Jerome Lim : I wish to suggest that the Ministry consider funding a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 located in all major regional capitals within ASEAN. These schools will offer the full Singapore curriculum similar to that of any local MOE school, from the kindergarten through to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Students that attend such schools would be able to transfer relatively seamlessly from a school back in, say, Jakarta or Bangkok, back to one in Jurong or Buangkok. They would pay comparable supplemental fees just as any student enrolled in a local school would. And they would take the same common exams – PSLE, “O” or “N” Levels –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nd level.
6.45 pm
Why would the taxpayer wish to subsidise schools located in other countries?
For starters, students attending these schools would be Singaporeans more likely than not. It makes sense that they be provided with a subsidised Singaporean education as others in their cohort are. Moreover, these children are often simply following their parents overseas as they are being posted rather than making any conscious decision of their own to relocate.
Furthermore, the subsidy has an additional benef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ents. By reducing the frictions associated with moving their families to a different country, it offers positive incentives for our local professionals to relocate and thereby upgrade their experience and exposure to the region, which is often cited as a reason for local middle managers being skipped over for promotion.
In a response to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I filed late last year, Minister of State Gan explained that MOE already provides funding and teaching support to one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Hong Kong.
She said that MOE did so because there were a sizable number of Singaporean children there and that this assistance helped with the reintegration of these kids back to our educational system here. So, there is already a precedent to this suggestion.
She also mentioned, however,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demand for such education elsewhere, which was why it was not offered beyond Hong Kong. To this, I will only add two thoughts.
First, it strikes me as unusual that Singaporeans living in Hong Kong, an otherwise modern and sophisticated educational system, would demand more Singapore-style education there rather than in other ASEAN capitals with comparatively weaker educational systems.
Second, such demand itself is, in fact, endogenous. If such schools existed, it would encourage more locals to consider taking on regional postings, which in turn would generate the requisite demand.
Through Enterprise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is expending much treasure to support our firms in their regionalisation efforts. It has also worked hard to encourage our professionals to consider regional postings. What I am suggesting here today is simply another step towards lowering the barriers to making our local talent ever more international and ever more competitive.
Developing Resilient Adult Learners
Ms Mariam Jaafar : Sir, declare that I am a managing director and partner in a consulting firm that does work in the skills development space.
I spoke during the debate on the Budget Statement of how reskilling programmes are critical to building resiliency in our workforce and our people as the economy and job market become more unpredictable.
It has been several years now since we laid down the importanc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Singapore. Over the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sharpened its support of SkillsFuture to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skills needed to be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economy, as seen in the one-time top-up SkillsFuture credit and additional SkillsFuture credit for Mid-Career Support.
Support is now more geared towards getting adult learners into new jobs and the range of courses supported has also been refined.
Identifying the right set of skills to offer courses for is important, bu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ttitudes of and persistence to succeed for adult learners – from structural factors like range, availability and delivery methods of the courses, including pre- and post-employment support,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a growth mindset, family 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ime constraints. Each individual context is different.
Can the Minister share how the Government now measures the success of the SkillsFuture programme? What are the metrics and where do we stand?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continue to evolve its support to develop resilient adult learners?
Streamlining SkillsFuture Singapore
Prof Koh Lian Pin (Nominated Member) : Chairman, the Skills Demand for the Future Economy (SDFE) Report 2022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upskilling workers to stay relevant and take on new opportunities. IHLs,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other training provide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developing and curating training courses to respond to this nee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ustainability skill sets for Government officers, industry leaders,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s demand for subsidised for SkillsFuture-funded programmes continues to grow, it can put increasing strains on training providers. Is the Government considering streamlining SkillsFuture Singapore processes to ease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training providers?
Skills Framework
Mr Mark Chay : Mr Chairman, I am a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of various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I have had some experience with the Skills Framework, which is designed to provide key information on sectors, career pathways, occupations or job roles, and existing and emerging skills required for the occupations or job roles. It also provides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skills upgrading and mastery.
There are currently 34 industries with a defined skills framework. It helps provide critical information on the general career pathway, the roles within these sectors and the skills required to meet those roles. These frameworks were progressively launched from 2016.
The Skills Framework is a masterpiece that took great effort by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employers, Government agencies, trade associations and so on to assemble. It is therefore pertinent to ensure that the framework is reviewed and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to ensure that this remains in step with applicable and emerging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Given the above, I would like to ask MOE if there are any statistics on the actual adoption by the employers of the Skills Framework in hiring employees within the stated sector? Also, are there any statistics on how the Skills Framework has allowed Singaporeans to either gain employment or progress in their existing roles after undergoing training in these areas?
A critical piece for the succes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access to courses, namely, through Approved Training Organisations (ATOs) and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EIs).
Currently, two different regimes govern private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 – the ATO framework and the Enhanced Registration Framework (ERF) for PEIs. Under the ERF, certain PEIs who meet high-quality assurance standards would also be granted the "EduTrust" mark.
As Singapore's economy develops rapidly and there is a need to ramp up capacity to allow Singaporeans to be trained, would SSG consider streamlining the processes that would enable a training institution to offer SSG/WSQ courses without having to apply for separate certifications?
For instance, can the process be streamlined so PEIs with EduTrust qualifications qualify to become an ATO? I understand that currently, all IHLs are exempted from such checks and can offer SSG/WSQ courses without having to qualify under the ATO framework separately.
Enabling Lifelong Learning
Ms Foo Mee Har (West Coast) : Chairman,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my interest as the CEO of the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 a training provider serving the finance sector.
There has been much scrutin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killsFuture in achieving its mission of supporting workers to upskill, build deep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ransition to new careers or different industries.
Sir, there are currently over 27,000 courses funded by SkillsFuture Singapore listed on its site. These courses are delivered by a large number of over 790 training providers ranging from large autonomous universities such as NUS to private training organisations of varying size and focus.
Given the sheer volume of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players involved, it is hard to ascertain the training impact of all the programmes under the SkillsFuture umbrella.
As we gear up to make training truly count, an important step is to evolve the SkillsFuture framework to clearly differentiate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in terms of quality standard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and funding.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differentiating training programmes along three broad categories for better targeting and funding model.
Category A: for programmes that would be designed to support jobseekers' reskilling needs, matched to industry talent demands. Therefore, these programmes are likely to be intensive and need to be purposefully designed to be effective.
Category B programmes would be about upskilling and building mastery amongst practicing professionals and craftsmen,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working adults.
Category C programmes support skills discovery, including the learning of new hobbies and interests, many of which can be supported through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community platform.
Sir, by having a tiered approach to SkillsFuture, the Government can then be more targeted in its funding and prioritise resources for maximum impact. The requirements on the rigour of the programmes should also vary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the programmes.
For example, for category A programmes, courses would have to be full-fledged certified programmes that lead to verifiable credentials recognised by the industry.
These programmes should be organised alo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s and be subjected to a rigorous assurance process by relevant industry panels and associations to ensure relevance.
The teaching faculty should come primarily from the industry to impart highly practice-based skills, using work-related simulation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internships as core component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me. Job placement should be a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Most importantly, trainees who gain admission to these category A programmes and successfully graduate should be sought after by future employers as they are deemed to possess the necessary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required of the new role,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training.
Sir, one of key struggles of SkillsFuture training providers is the funding model. It is currently based on training subsidies provided to trainees. This system incentivises the training providers to maximise student numbers and not the quality of the training.
Furthermore, as training subsidies can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impacting demand, sometimes, in short notice, training providers find it challenging to invest in their programmes as they are unsure of their future income stream.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view the funding model for training providers under SkillsFuture to foster capability development, quality standards and impactful learning outcomes.
Sir, to focus training effor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a category of training providers. Let us call them lead training providers (LTPs) for each of the industry groups.
Rather than having a plethora of small players, LTPs should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commitment to build scale and capabilities to deliver a full suite of training programmes tailored to the industry. LTPs should be chosen by the industry and serve as the respective industrie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o that scalable training may be delivered to meet the manpower needs of the respective sectors dynamically.
These LTPs should be eligible for substantially more funding support for developing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y relevant programm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be subjected to a vigorous governance and review process by SkillsFuture Singapore.
Sir, the next phase of SkillsFuture must be to systematically nurture a core of top quality lead training providers with strong capabilities and scale to serve its sector over the long term.
Matching Jobseekers' Skills to Vacancies
Mr Sharael Taha : Sir,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jobseekers with the vacancies available in the labour market today, especially with new roles in the growth industry.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 provides a high level overview of what are the skills that are required in industries.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applying in on the ground, potential jobseekers are overwhelmed. They are overwhelmed by what courses to take to find better jobs or be better at their jobs.
While we unanimously agree that upskilling and retraining will be critical to our future success, the challenge is how do our jobseekers upskill and how do we then match jobseekers with their newly acquired skill set to vacancies?
How can MOE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placement programme, particularly in the fragmented sectors, to better match jobseekers' skills to vacancies?
7.00 pm
Jobs-Skills Integrators
Mr Darryl David : Mr Chairman, SkillsFuture is a national initiative in Singapore that aims to equip Singaporeans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succeed in a fast-changing economy as it prepares Singaporeans through a comprehension scheme involving elements such as the SkillsFuture Credit, the SkillsFuture Work-Study Programmes, SkillsFuture Series courses.
While there have been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appoint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Adult Learning (IAL) appointed by SkillsFuture Singapore, to lead the national Innovative Learning 2.0 initiative, there must also be careful selection of high-quality courses by participants so that learning becomes meaningful. I believe in July 2022, the five polytechnic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NTUC through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and better support adult learners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economy.
The SkillsFuture series courses are available at an affordable cost and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acquire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quickly. However, course fees are only one determiner of the success of these courses in training adult learners.
Can MOE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initiatives to support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additionally, how can we continue to build, develop, and support resilient adult learners who can be agile amidst the unpredictable economic and job environment?
While we equip them with skills, can the Government also do more to help ensure that they are able to translate this new training and skills into actual jobs?
Recently,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Financ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mentioned Jobs-Skills Integrators in his Budget speech. I understand that these Jobs-Skills Integrators are institutions which ensure training will improve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prospects by working with industry, training and job placement partners.
I would like to ask how trade associations and chambers, union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can be involved in this initiative. Also, specific groups of workers may also face peculiar challenges when upgrading. There could be sectors that require particular attention. How can older workers be helped to upskill while continuing to work?
The Chairman : Minister of State Gan Siow Huang.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Education (Ms Gan Siow Huang) : Mr Chairman, Singaporeans will need greater agility and resilience in learning, amidst the rapid pace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more dynamic demand for skills
Several Members including Mr Darryl David and Ms Mariam Jaafar asked how we will enable workers to adapt quickly to the changing job environment.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is our national effort to build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quip Singaporeans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adapt and thrive. It requires ownership by employers, individual learner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as well as close partnership of the tripartite partners.
In my speech, I will outline how we are supporting companies, individual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to be a part of this collective movement to secure our future.
First, on companies. Over the years, more companies are stepping forward to train and develop our workforce, lending strength to our SkillsFuture movement.
Last year, about 20,000 companies participated in and benefitted from SSG-supported programmes; 96% of these were SMEs.
For FY2022, SSG estimated that about one-third of its total expenditure on training support would go towards employer-sponsored training.
Since 2020, about 16,000 companies have tapped on SkillsFuture Entreprise Credit, a one-off $10,000 credit per firm, to send their employees for SSG-supported training programmes.
To ensure relevance and responsiveness of upskilling,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companies as a key partner in workforce development.
Workplace Learning, in particular, is a key strategy that we are pursuing as it allows workers to upskill in-situ and on the job, minimising operational disruption to companies and workers.
Since 2018, the 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Workplace Learning (NACE) has been helping companies to systematically build workplace learning capabilities. In 2022, NACE supported close to 500 companies, of which 80% were SMEs. This year, NACE will partner NTUC to pilot the Workplace Skills Recognition (WPSR) Programme.
First, NACE will introduce a new tier of workplace learning certification, the Workplace Learning: READY (WPL:READY) mark, to recognise companies with basic capabilities in workplace learning. NACE, NTUC and SSG will reach out to SMEs to equip them with capabilities to analyse their training needs, develop plans and processes to support workplace learn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train and recognise the competencies of their workers in specific skills.
Second, for SMEs that have attained the WPL:READY mark, NACE and NTUC will work with them to fast track the assessment and recognition of skills that the workers have acquired at the workplace. Workers in these SMEs can attain WSQ certification without having to attend external WSQ courses, once they are assessed to have acquired the necessary skills on the job.
Workers and employers in the Progressive Wage Model (PWM) sectors can benefit significantly from such an initiative. SSG and NTUC will start this pilot with SMEs in two PWM sectors – retail and food services.
Let me illustrate how this pilot will benefit workers and employers in the retail sector.
Under the PWM, a Retail Assistant needs seven skills in order to take on the role of a Senior Retail Assistant. Today, these skills can be acquired through WSQ training programmes.
With Workplace Skills Recognition, the Retail Assistant who is working in a WPL:Ready mark company could be trained and assessed in these skills on the job.
They can also be given the appropriate WSQ certifications for the skills that they have demonstrated at their workplace.
The certifications will enable the Retail Assistant to qualify for future promotion to the Senior Retail Assistant role under the PWM framework. Through this pilot, we hope that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sustain upskilling of more workers.
Mr Patrick Tay suggested that employers provide training leave for their workers to undergo skills training. We will consult our tripartite partners and study the idea of training leave further, taking into account and consideration the impact on businesses, especially SMEs.
Besides supporting individual companies in upskilling their workers, we also want to help companies appreciate the broader shifts at the industry level and the impact on them.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s (ITMs) set out roadmaps for 23 industries, integrating restructuring effor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various industry stakeholders. All 23 ITMs have been refreshed, with updated jobs and skills strategies, to respond to a post-COVID-19 world.
In addition to the ITMs, companies can also reference SSG's Skills Demand for the Future Economy Report published in November last year.
Using big data, the report provides an update on key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the Green Economy,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are Economy,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skills that are needed across industries. I strongly encourage employers to take a look at the report if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the new skills that their workers might need.
We will need to do more at the industry-level to coordinate training and placement efforts in sectors that are less regulated and have more SMEs, as mention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in the Budget speech.
SSG, together with Workforce Singapore, Enterprise Singapo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will pilot Jobs-Skills Integrator (JSIT) in three sectors – precision engineering, wholesale trade and retail. We will appoint suitable intermediaries such as industry associations,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HLs) as JSITs.
Mr Darryl David and Mr Sharael Taha, as well as many others, asked for details of the JSIT pilot. We will start the pilot in the precision engineering (PE) sector, with Nanyang Polytechnic's (NYP) School of Engineering leading the effort. NYP has a Centre for Digital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 which has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training students and adult learners, for the PE sector. Over the years, it has established 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training providers, as well as industry stakeholders.
The PE sector has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SMEs as well as mature workers. The sector is also known to have jobs and vacancies that are quite hard to fill. At the same tim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in this sector requires some employees to move into new roles in the future.
As the JSIT for the PE sector, NYP will engage companies to understand their manpower and skills needs and review existing training programm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NYP will partner the Singapore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SPETA) to engage companies in the association's network.
NYP will also work with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other training providers to enhance placement support and training for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For SMEs in the PE sector that find it challenging to track industry developments, articulate your skills needs to training providers and find workers with the right skills, NYP can serve as your first port of call for advice on emerging skills needs and industry-relevant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your workers. You can benefit from new manpower pipelines, with trained and skilled workers who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hard-to-fill or newly created jobs.
For workers in the PE sector, NYP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to offer careers and skills advisory services and industry-relevant training programmes to support you in your career development.
For jobseekers, NYP can connect you with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potential employers who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 sector.
You can access industry-relevant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employment facilitation services that are curated by NYP to support you in your journey.
Through this pilot, we hope to better meet the industry's need for skilled workforce, while enabling more workers to take up upskilling to meet their career aspirations and to stay employable.
Let me now turn to how we are supporting individuals in their upskilling journey. Last year, about 560,000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SSG-supported programmes. This is a higher number than the pre-COVID-19-pandemic level.
Mr Patrick Tay suggested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use their SkillsFuture Credit for career coaching services. We will study this suggestion.
Mr Darryl David asked how we ensure individuals who undergo reskilling and upgrading will be able to find jobs. During the pandemic, SSG ramped up train-and-place programmes, which combine skills training with employment facilitation to help individuals move into new industries or job role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ir training.
The outcomes for these programmes have been encouraging. Among the close to 20,000 individuals who completed the SGUnited Skills and the SGUnited Mid-Career Pathways – Company Training programmes, more than 60% were successfully placed in jobs within six months of course completion.
Since last year, the SkillsFuture Career Transition Programme (SCTP) was introduced to help train and place mid-career workers into new job roles. Apart from facilitated training, the programme provides career advisory and employment assistance to support mid-career workers in their job search. SSG provides baseline subsidy of up to 70% of the course fees, and enhanced subsidy of up to 90% of course fees for Singaporeans aged 40 and above. This will provide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mature workers which Ms Denise Phua spoke about.
Ms Ong Choon Mei, a former financial advisor, who successfully switched to the HR sector, is an SCTP beneficiary. Taking a career break to explore other opportunities last year, she enrolled in the SCTP in Applied HR and Business Digitalisation, a four-month course conducted by Singapore Polytechnic. SSG's course fee subsidy reduced the full course fee from more than $5,000 to about $600, and Choon Mei did not have to pay any money out of her pocket as she could use her SkillsFuture Credit to pay for the course fee.
As at December 2022, we have successfully launched 82 SCTP courses, in 10 sectors with goo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infocomm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healthcare. From April to December 2022, there have been over 1,000 enrolments.
7.15 pm
A vibrant, high quality and market-responsive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TAE) sector is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Singapore.
The types of programmes we fund and the outcomes we tie our funding to, are important levers for us to achieve this. Ms Foo Mee Har suggested introducing a quality framework that would require us streamlining courses and grouping them into three broad categories with distinct objectives, including funding allocation and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Her suggestion reflects our current plan to a very large extent, as SSG has started its transition towards outcomes-based funding.
Let me explain. By end-2024 when the transition is completed, SSG will provide the highest tier of subsidies at 70% of course fees for programmes that deliver strong manpower outcomes, in terms of securing employment and career progression. These courses include full qualification programmes and stackable modules that are recognised by the industry.
SSG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subsidies at up to 50% of the course fees for standalone courses that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just-in-time, bite-sized skills top-up. These includes the SkillsFuture Series courses that are aim at developing emerging skills.
SSG will cease to provide course fee subsidies to non-certifiable courses, including self-improvement courses. To foster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dividuals can continue to use their SkillsFuture Credit for these courses.
Across all three categories, SSG will track the quality and outcomes through audits, and by seeking learner and employer feedback. SSG will do mor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feedback and to share this with individuals, so that they can make informed choices. But we will also need the involvement of learners and companies to close the feedback loop with us and improve the system for all.
Beyond its funding framework, SSG also looks at developing capabilities in the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TAE) sector. In 2018, SSG developed the TA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 (TAE ITM), in consultation with industry and training providers,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enhance productivity in the sector.
One of the priorities under the refreshed ITM is to raise the industry relevance and market responsiveness of training. The Skills Frameworks, which Mr Mark Chay asked about, facilitate this by providing critical information on sector transformation and a common skills language for workers, employers and the training providers. A previous survey conducted on around 1,900 companies found that 44% had adopted the skills frameworks. The skills frameworks have been especially useful in our Progressive Wage Model (PWM) efforts.
SSG is also driving innovation and digitalisation of the TAE sector. Prof Koh Lian Pin asked whether we could reduce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training providers. Indeed, as part of TAE ITM, SSG will continue to do so by promoting process digitalisation. For example, SSG is now replacing manual attendance-taking processes with e-attendance taking via Singpass.
Mr Gerald Giam asked about how SSG ensures that SSG-funded courses are accessibl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wDs). As far as is practicable, training providers will admit PwD learners into existing courses by making necessary adjustments. SSG is working with SG Enable under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 and other stakeholders, such as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SSA) to further expand CET opportunities for PwDs. This includes providing grants for training providers to customise courses for them. We appreciate that PwDs have very varied learning needs and training providers assess them, on a case-by-case basis, to provide customised training support.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ET has nearly doubled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from around $0.5 billion in FY2016, to $0.9 billion in FY2022. As a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ur spending is comparable to the other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ountries and we continue to grow our investment in this area.
Several Members asked about the outcomes that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has achieved. Having invested significantly in this, what have our efforts led to? Wage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are the most tangible and concrete measurable outcomes arising from skills training. We monitor these outcomes through programme-specific surveys and studies.
For example, our annual survey on SkillsFuture Work-Study Programmes consistently showed that more than 90% of the trainees were employed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completing the programme. Their median salaries were also higher than what they received at the start of the programme. In 2019, the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MTI) published a study showing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Singapore Work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 (WSQ) training on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wages in Singapore.
However, wage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do not always tell us the full picture. Reskilling may have helped workers, who were otherwise at risk of displacement, to keep their jobs or to move to new roles. These positive outcomes might not show up if we only looked at wages and job placements. This is why we should take a broader 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and signpost progress over time.
One dimension is whether the training helps workers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the Training Quality and Outcome Measurement, or TRAQOM, survey that SSG conducts on the courses it supports, more than nine in 10 trainees said that the training enabled them to perform better at work. We will continue to assist companies in developing workers and support individuals in their upskilling journey. Importantly, we must have a continuing, active conversation across different stakeholders on the skills that are needed, which types of training are helpful and impactful, and where the gaps might be. Strengthening the impact of the SkillsFuture movement is a collective effort, and we must join hands on it to succeed.
Mr Chairman, allow me to say a few words in Mandarin.
( In Mandarin ) : [ Please refer to Vernacular Speech .] Workplace learning is a key area of support for businesses.
The 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Workplace Learning (NACE) will work with NTUC to help SMEs strengthen their workplace learning capabilities and certify their employees' skills. Employees can obtain accreditation without enrolling in designated courses. The programme will first be launched for SMEs in the Retail and Food Services sectors.
We must also enhance coordination in employee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In some industries, we will designate certain organisations as Jobs-Skills Integrators (JSIT). We will first appoint Nanyang Polytechnic as JSIT for the Precis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Nanyang Polytechnic will engage businesses to understand their manpower and skills needs, and work with training providers to ensure that trainees are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needed by the industry. The JSIT will also work with employment agencies to strengthen employment assistance for job seekers.
(In English): Let me now respond to cuts filed by Members on other topics and give an update on MOE's Green Plan.
Assoc Prof Jamus Lim suggested funding and subsidising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major ASEAN capital cities. We have set up a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Hong Kong, whether we will do so in other cities, depends on whether there is a critical mass of schooling age Singaporean children who are concentrated in an area and whether their parents want to put them through the Singapore curriculum or prefer other options.
Mr Mark Chay asked about MOE's pl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EIs), and whether applications for student passes and other approvals can be more seamless. MOE and SSG regularly review the Government's standards required of PEIs under the mandatory Enhanced Registration Framework (ERF) and EduTrust schemes. The onus, though, is on PEIs to regularly review their curricula and course offerings to ensure that they prepare their graduates well.
Today, foreign students who are accepted by an EduTrust-certified institution to pursue full-time courses in Singapore can apply for a Student's Pass through ICA's eService. This is a one-stop process and most applicants are notified of the outcome within one month.
Mr Mark Chay also asked whether different registration processes can be streamlined. I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at ERF and registration to be a SSG training provider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PEIs ar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offer programmes, such as diplomas and degrees which students may invest substantial time and money in.
The ERF ensures that PEIs have baseline standards in areas, such as corporate and academic governance, with a focus on consumer protection, while the EduTrust scheme further distinguishes PEIs with a consistently high standard of governance. The registration of training providers for their causes to be funded by SSG, on the other hand, ensures that train providers have appropriate track record and processes to conduct training, that the trainers have requisite adult pedagogical training, and course contents fully cover the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under the skills framework.
Finally, on the topic of Singapore Green Plan, MOE launched the Eco Stewardship Programme (ESP) in 2021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our schools. There are four pillars in the Eco Stewardship Programme, namely Curriculum, Culture, Community and Campus.
In 2023, our focus will be on food sustainability. MOE will support schools in areas, such as emphasising sustainability in food production in our curriculum, and setting up of facilities for students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t on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waste management. The IHLs will also continue to enhance skills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sustainability related areas.
Mr Chairman, MOE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quipping Singaporean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thrive in school and at work. To this end, we will build on partnerships with the industry, unions, training providers, sector agencies and the community. Together, we will forge our collectiv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