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答覆 · 2025-11-04 · 屆國會 15
教師壓力與心理支援措施
議員質詢教師壓力高企及心理健康支援,關注年輕教師比例偏低及非教學工作負擔。教育部長回應強調教師職業的崇高與責任,承認教師工作量大,表示將審視並改進非教學任務分配,保障教師福祉。核心爭議在於如何有效減輕教師負擔及吸引年輕教師留任。
關鍵要點
- • 教師壓力高企
- • 年輕教師比例低
- • 減輕非教學負擔
重視教師福祉,最佳化工作分配
減負增援教師心理支援
“Teaching is, at its heart, a profoundly human endeavour.”
參與人員 (10)
完整譯文(中文)
Hansard 原始記錄 · 2026-05-02
2 萬瑞扎爾醫生問教育部長,針對最近經合組織2024年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ALIS)中教師報告的高壓力水平,特別是在支援教師心理健康和福祉方面,教育部正在考慮採取哪些額外措施。
3 羅尚先生問教育部長,鑑於經合組織2024年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發現只有12%的教師年齡在30歲以下,其中40%計劃在未來五年內離職,(a) 教育部是否將年輕教師比例偏低視為既定政策目標;(b) 新入職教師如何獲得支援以應對這一崇高職業日益增長的要求。
4 李慧玲女士問教育部長,(a) 教育部是否採取具體措施進一步減少教師的非教學職責,尤其是批改作業和行政工作;(b) 教育部是否考慮聘用全職員工協助教師處理溝通和活動管理等工作,以便教師專注於教學和輔導學生。
5 蘇涵怡女士問教育部長,鑑於經合組織2024年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ALIS)於2025年10月7日釋出的關於教學職業日益複雜的發現,教育部識別的新加坡教學職業中哪些具體方面具有立即改進的潛力,特別是在教師福利方面。
教育部長(李顯龍先生)答:議長先生,我的回答將涵蓋議員們提出的問題,幫助大家理解2024年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ALIS)的發現,以及目前為管理教師工作量和福祉所採取的支援系統和措施。請問議長先生是否允許我同時回答今天議程上的口頭問題第2至5號和書面問題第45至47號?
議長:請繼續。
李顯龍先生:謝謝,先生。我的回答還將涵蓋今天及後續會議安排的相關口頭和書面議會問題。
先生們女士們,讓我首先肯定我們的教師所堅信的——教學本質上是一項深具人文關懷的事業。教師肩負重任,既要培養學生,也要塑造他們的未來。我們的教師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展現出強烈的專業精神和奉獻精神。
我們的教育者常常超越正式職責,因為他們視學生的成長和福祉為己任。雖然我們讚賞並鼓勵他們的熱情,但我們也希望確保這種投入不會導致教師工作量不可持續。
議員們詢問了教師的角色以及教育部如何支援教師處理非教學工作量。議員們還詢問是否使用獨立或外部驗證的研究來核實教師工作時間報告,以及教育部是否定期檢查教師工作量。
我們認識到,教學職業和許多其他職業一樣,面臨自身的挑戰和壓力。2024年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ALIS)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獨立開展,發現新加坡教師每週工作時間較經合組織平均水平更長。這些較長的工作時間反映了新加坡教師與許多經合組織同行不同的時間分配方式。雖然課堂教學時間較短,但我們的教師花費大量時間在備課、課外活動(CCA)和專業發展等重要活動上。這些活動對他們提供全面教育的效果至關重要。
作為最大規模的國際教師調查,TALIS是一個有用的基準工具,但也存在侷限。該調查每六年進行一次,僅抽樣調查我們中學低年級的代表性教師群體。相比之下,教育部內部更頻繁地監測所有年級教師的工作量——包括小學、中學、初級學院和中央學院——通過調查、投票和各種員工參與形式。這使我們能夠密切跟蹤並全面瞭解教師工作量的趨勢和問題,從而根據需要調整政策和專案。正如我們今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交的書面議會問題答覆所述,我們的資料表明,多年來教師工作總時長保持穩定,平均約為53小時。然而,我們也認識到教師工作的複雜性近年來有所增加。
議員們詢問教育部如何應對教師較長的工作時間和壓力。教育部採取多項措施管理教師工作量並支援其福祉,我們會定期審視這些措施。首先,教育部的教師工作管理框架為學校領導提供了一套共同的原則和措施,指導公平分配工作量,考慮教師的能力和偏好。該框架強調透明度、信任和開放溝通,並根據新情況定期審查。
第二,技術和人工智慧(AI)創新。教育部利用人工智慧幫助教師更高效、更有效地工作。例如,新加坡學生學習空間(SLS)中的AI及其他技術工具支援教師備課、批改作業、提供定製反饋和分析學生答題情況。數字平臺如家長通減少了收集同意書和病假條等行政任務的時間。雖然新加坡在經合組織教育系統中人工智慧的採用率居高不下,但我們認識到這並不意味著工作時間立即減少。教師需要時間接受培訓,熟悉並將這些工具充分整合到工作實踐中。
第三,加強人員支援。平均每所學校約有85名教師。此外,每所學校配備一支輔助教育團隊,負責輔導和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的工作。所有學校均設有專門的行政團隊,負責一般行政事務、採購、財務運營和後勤支援。我們一直在增加這類支援。過去十年中,輔助教育人員數量翻倍,從約800人增至1600人,行政人員也從當時的6人增至現在的約9人。此外,學校可靈活採購人力服務,如教練、課外活動管理員和學生福祉輔助人員,以及協助行政工作、活動管理和學生專案的供應商。我們將繼續審視學校所需的非教學人員數量,以有效支援教師和學生。
第四,系統層面的調整。引入新政策和舉措或政策變更時,會在一定時期內增加工作量,因為學校和教師需要接受簡報、培訓並適應。良好的變革管理至關重要。教育部已賦予學校更大靈活性,允許其調整新系統性舉措的實施節奏,包括必要時推遲實施,以管理員工工作量。因此,學校可自行決定何時實施重大變革,如全面學科分層(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和教育科技2030大師計劃(EdTech Masterplan 2030)。
第五,保障休假政策。所有學校在假期期間提供保障休假時間,確保教師能夠休息和恢復精力。在四個學假期間,教師可獲得約六至七週的保障休假時間,且若無校內工作,還可享受額外假期。教育部於2024年底更新了校家合作指南,避免非緊急情況下課後家校溝通,並明確規定教師無需向家長和學生提供個人手機號碼,以減少工作與私人時間的界限模糊。
第六,靈活工作安排(FWA)。自2022年以來,教育部為校本人員提供靈活工作安排指導,同時確保對學生的關懷責任。這包括允許教師在無課或無職責時晚報到或提前離校,以及在無課或無職責時居家辦公。無法承擔全職工作量的教師可申請兼職工作安排。
第七,福祉支援。所有學校設有員工福祉委員會,並配備員工福利基金。教師可獲得多種資源,如福祉工作坊、講座、網路研討會和線上自我關懷材料。如有福祉問題,鼓勵教師向主管、校領導或督學反映。他們還可獲得同伴支援,如學校的健康大使,以及通過教育部內部輔導員或全政府員工健康計劃獲得免費專業輔導。
議員們詢問減少工作量是否為重點優先事項,是否設有關鍵績效指標,以及福祉資料如何影響人員配置、績效評估和留任政策。教育部採取整體方法監測教師福祉,而非單一指標如工作時長。我們定期跟蹤包括工作滿意度、留任率和壓力水平在內的多項指標,並與教育部教師工會溝通,收集反饋和建議。這種方法確保及時干預,支援教師福祉。除廣泛措施支援教師職業外,針對學校具體反饋,我們也會實施有針對性的措施解決相關問題。
儘管教師職責日益複雜,我們對教師多年來展現的承諾感到鼓舞。過去幾十年,教師平均年度辭職率穩定在約2%至3%。2024年TALIS調查還發現,許多教師感受到社會的認可,並視教學為有吸引力的職業。根據教育部去年員工參與調查結果,教師對工作與生活平衡支援的感知與更廣泛公共服務部門相當。
感謝本院議員及公眾對教育者的關心。事實上,我們對教育者的個人和集體態度,將決定我們能否持續吸引和留住優秀教育者。
除了教育部和學校,家長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也在支援教師福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過與學校合作、尊重教育者並保持對教師職責的合理期望,家長能幫助營造環境,使教師專注於其最擅長的工作——教育和培養我們的孩子。
我鼓勵家長,實際上是我們所有人,認識並欣賞每天致力於培養年輕心靈的教育者。作為社會,讓我們每天珍惜教育者的貢獻。因為尊重教導我們孩子的人,就是鞏固我們國家進步基礎的體現。
最後,我想說:擁有高度專業且富有愛心的教育者,他們深切致力於塑造我們兒童和青少年的生活,是新加坡的一大力量源泉。感謝所有教師和輔助教育者所做的顯著貢獻——無論顯見與否。也感謝所有家長和公眾對學校和教師的支援。我們珍視教師,致力於與大家攜手培養和引導下一代。
議長:萬瑞扎爾醫生。
萬瑞扎爾醫生(惹蘭勿剎選區):議長先生,我想請求允許我提出超過兩個追加問題,因為我已經問了不少問題。
議長:可以,請講,但請簡短。
萬瑞扎爾醫生:謝謝您,先生。首先,我想感謝部長分享教育部為保護教師福祉所做的努力,以及教師在學校中一直以來的待遇。我收到了不少來自基層的反饋,包括通過我作為顧問的教師工會(STU)進行的對話,我們就如何改善教師福祉和進一步保護教師進行了良好交流。
雖然許多人支援並歡迎教育部的努力,但一個反覆出現的痛點是工作量。我們聽部長說我們持續監測,但他們逐漸反映,雖然情況有所變化,但總體相似,因為只是調整了工作內容,工作量依然很大。因此,我想進一步提問。
部長之前提到做過一些研究,我們知道經合組織的調查不是我們的,但我們持續做更多工作來檢查教師情況。教育部最近是否進行過工作量審計,以便準確定位工作壓力的來源?他們提到大部分壓力來自非教學部分,我們是否可以針對這部分進一步減輕負擔?
部長還提到人工智慧的使用,我相信這對教師幫助很大,但也增加了操作的複雜性。我想知道這是否也應納入我們減輕工作量的考慮。
未來,我們是否可以探索一個統一的指導原則,在不同學校間設定固定標準,保護核心教學時間?部長之前提到教師的課堂教學時間有限,但之後的工作量很大,這部分確實需要保護。我希望部長能找到相應的模式幫助教師。
我認為教師工會也有相關考慮,如果我們能在這方面進一步合作,那將非常好。
部長之前提到我們已實現去中心化,不同學校採取不同方法。我認為這很必要,考慮到各校的不同人口結構。但您是否會考慮針對某些有特殊需求的學校,比如需要更多輔導和輔助教育人員的學校,給予更多支援?
再次感謝部長分享保護教師福祉的努力,我也想感謝教師們。年末將至,我想感謝他們全年所做的出色工作。
李顯龍先生:感謝議員提出一系列問題,體現了他與工會、教育者及公眾對新加坡教學狀況的深度關注。正如我所說,我們不僅依賴經合組織的TALIS調查,還定期進行內部審查,涵蓋包括教師工作量在內的多方面問題。之前提到的各項措施,實際上是針對我們識別出的可調節工作量領域的回應。
部分措施包括增加招聘。今年7月我們宣佈將加大教師招聘力度。多年來,我們已將部分職責從教師轉移給輔助教育人員,如輔導員、特殊教育需求(SEN)人員、行政人員和供應商等。我們也為學校提供資源,必要時可引入更多供應商協助組織活動。
這些措施均基於對教師面臨問題的深入理解。我們承諾繼續推進此項工作,實施新措施,為教師騰出更多教學空間。
我想說,如今的教學,如果問任何教師,都會發現教學更加全面。教學不僅僅是課堂內教授核心或硬性學科。即使是硬性學科教學,議員也會注意到我們通過實地考察、研究等方式融入了21世紀能力培養,在適當學科中還融合了價值觀教育和品格與公民教育(CCE)。
因此,教學的全面性不僅體現在課堂,還體現在課外活動(CCA)、品格與公民教育以及一系列其他活動中,使教師能夠全面塑造和培養學生,不僅是認知方面,還包括情感福祉、技能、執行功能以及幫助他們應對社會和未來不確定性的核心價值觀。
那是第一點。當然,通過為我們的教師提供準備教學材料的工具——在SLS中提供標準化材料——這樣他們不必總是自己準備材料,可以使用部分材料並進行調整。我們還提供人工智慧工具,不僅在行政上幫助他們減輕行政工作負擔,還幫助他們增強教學能力、批改能力以及向學生提供反饋的能力。
我想再次提醒議員注意我之前闡述的各種措施。議員問我們是否根據需求為學校提供更多資源。我認為,絕對是的。之前有一次國會質詢,議員們問學校是否可以根據學生的情況獲得更多的輔助教育人員。例如,如果他們需要更多的特殊教育需要(SEN)官員或更多的輔導員,我們能夠重新調配現有的人力資源,並引導他們到可能需求更大的學校,無論是世俗學校還是季節性學校。
議長:我看到很多舉手。我只會叫那些已經提交相關問題的議員發言。所以,沒有提交問題的議員不必舉手。羅尚先生。
羅尚先生(惹蘭勿剎選區):謝謝您,議長。我的追加問題會比溫瑞扎爾博士的簡短。
議長:我很感激。溫博士的追加問題相當長。
羅尚先生:謝謝。我感謝教育部長的回應,同時我也想宣告,我是STU(教師工會)以及教育服務工會的新顧問。
許多教師常說,課堂上一小時比辦公室裡一小時更累。我甚至敢說,課堂上一小時比國會里一小時更累。這很重要。因為令人擔憂的是,TALIS不僅指出教師平均每週工作47小時,而且在過去十年中最近兩季調查中,這一數字並未下降。相比之下,新加坡全職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時間從約47小時降至約44小時。因此,我們都理應對教師的狀況感到關切。
為此,我有兩個追加問題。第一個關於新入職教師。調查指出,新入職教師比例較低,且許多人有意離開。我的問題是,部長,這一低比例是否是教育部招聘政策的特徵?是因為招聘量低還是流失率高?如果是後者,教育部對此有何應對措施?
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問題,關於非教學工作量。我完全同意部長的觀點,非教學工作量中那些能帶來教育成果的工作是重要的。我們的教師應該承擔這些工作,比如課外活動(CCA)。因為教師不僅是教書,更是育人。但也存在一些非教學工作量並不直接帶來教育成果——比如採購和其他行政工作。儘管部長保證每所學校的資源投入增加,但這似乎仍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我想問部長,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工作量增長超過了學校獲得的資源嗎?
李顯龍先生:感謝議員的提問和對教師的關心。我在演講中提到,TALIS和我們的調查都顯示,教師的工作量確實很大,工作時間很長,但這些年來總體保持穩定。我們正努力讓教師將寶貴時間更多地用於全面教學。我們儘可能幫助他們提高效率,減輕一些行政任務和議員所說的非核心教學職能,交由輔助教育人員等承擔。這項工作仍在繼續。
那麼,為什麼工作時間保持在這個水平並且多年來穩定?議員們也需要看背景。過去幾年,我們做了許多政策調整。正如我今天所說,教學變得更加全面。課堂之外有很多教學內容,比如課外活動(CCA),通過它我們教授領導力、體育精神、同理心等21世紀能力。簡言之,近年來我們採取了許多教育相關舉措,以加強教育體系。
例如,全面學科分層(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最近才開始實施,為了讓中學學生能夠按自己的節奏學習,需要做很多工作。確實,這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但教師們認可這對學生有益。
我們實施了2030年教育科技(EdTech)總體規劃,支援教師和學生利用技術學習。不僅是用技術學習,更是與技術共同學習。我們也在談論教育中的人工智慧,這當然會帶來額外的工作量,包括培訓、理解、除錯、學習、研討、練習、掌握,然後才能開始收穫成果。
我們對小學離校考試(PSLE)制度進行了調整,這當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目的是支援教育體系。
我們更新了21世紀能力的內容及其如何融入課程計劃、課程和全面教育。這也要求所有學校、教師和部門,尤其是學校層面做出改變。
我可以繼續列舉過去幾年所做的這些工作,它們在某個階段或長期內都會增加工作量。這是因為教育更加全面,教師還要應對家長群體的變化和學生不同的期望。
綜上所述,儘管做了這些重要工作,工作量仍能保持在這個水平,反映了這些措施的成效。但我們還需做更多工作,進一步改善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
關於新入職教師,議員提到TALIS報告中新教師比例下降的問題。2018年至2024年,隨著學生人數減少和教師隊伍趨於成熟,我們每年招聘教師減少到約650至700人,主要是填補某些學科空缺和替換退休教師。但今年7月,我們宣佈將增加教師招聘,未來每年招聘約1000名或更多教師。
議長:李慧玲女士。
李慧玲女士(巴西立-樟宜選區):感謝部長。我有兩個追加問題。第一,教育部是否積極研究其他國家如何管理教師時間管理問題?如果有,是哪些國家?新加坡是否借鑑了其中的做法?第二,針對減少教師流失率,特別是年輕教師因工作量和壓力感到不堪重負,教育部有哪些針對性舉措?
李顯龍先生:通過TALIS,我們獲得了涵蓋眾多經合組織國家的全面教師調查研究,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基準工具。它不僅有調查結果,還深入瞭解各轄區的定性情況。這當然補充了我們對其他轄區的比較研究,幫助我們持續改進。這是對她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新教師流失,我們通過入職培訓、前幾年導師輔導、營造更支援的學校文化環境、注重專業發展,幫助新教師應對教學中不可避免的陡峭學習曲線,實際上這適用於所有職業。
我們還需要適應和回應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及其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期望。因此,我們提供更靈活的工作安排,包括兼職教學,允許教師根據自身職責和學校環境調整工作時間。我之前提到過多種措施,比如如果早上沒有重要工作,可以晚些到校,完成教學和其他職責後即可離開。我們將繼續尋找方法,確保服務制度適應變化的人口結構。
議長:蘇涵妮女士。
蘇涵妮女士(馬西嶺-裕廊西選區):謝謝議長。TALIS調查結果強調了新加坡教師職業的創新性和受尊重程度,但也顯示教師,尤其是早期職業教師,面臨的工作壓力可能影響長期可持續性。在這方面,我有三個追加問題。
第一,教師考核和晉升是否考慮非教學職責,如專案和課外活動?第二,教育部是否徵求教師對學生家長提出的要求的反饋?引入家長通(Parents Gateway)溝通平臺後,情況是否有所改善?第三,我不確定是否聽清楚,部長之前提到的支援年輕教師的措施中,是否考慮設立資深教師與年輕教師之間的導師制,作為夥伴系統,鼓勵並提供必要的支援和指導?
李顯龍先生:我先回答第三個問題。我之前提到,除了入職培訓和其他專業發展專案外,確實為新教師(即她所說的新手教師)設立了導師制度。
關於第一個問題,教師考核確實考慮教師的整體工作表現,包括教學、課外活動、專案等。
至於是否通過調查或與教師溝通了解教師與家長的關係,答案是肯定的。我們通過對話、STU及其他教師工會的反饋、以及教師福祉調查,更好地理解當今家長群體的變化及其對孩子和教師的期望。
因此,我們實施了家長通平臺、學校-家庭夥伴關係以及教育部的參與憲章(Engagement Charter),明確界定教師與家長之間的邊界和期望,促進雙方建立良好、富有成效的合作關係,造福孩子。
議長:張國賢先生,我知道您明天也提交了相關質詢。
張國賢先生(亞歷山大選區):謝謝議長。我有兩個追加問題。第一,教育部對人工智慧應用的目標運營成果是什麼?教育部肯定有方向或目標,比如減少工作時間、將時間從行政工作轉向教學等。沒有目標,如何衡量人工智慧應用是否達成預期效果?
第二,部長提到工作時間穩定在每週53小時。教育部認為這長期可持續嗎?如果不可持續,目標工作時間是多少?
李顯龍先生:感謝議員關於人工智慧的提問。我之前提到,引入人工智慧工具時,會產生額外工作。實際上,任何生產力工具的引入都會帶來工作量增加。在NIE70週年會議上,來自海外的人工智慧專家也提醒,引入人工智慧工具會產生隱藏的工作量,有些是階段性的,有些可能是長期的。但如果這些工具能提高生產力,節省教師在某些事務上的時間,使教師能投入更多時間做更高價值的工作,前提是教師需要熟悉、理解、掌握這些工具,才能開始收穫效益。
因此,存在學習曲線、實施曲線和運營曲線,我們仍處於早期階段。我們將人工智慧融入教學,不僅作為生產力工具,更是為了讓教育服務能夠教孩子什麼是人工智慧,如何使用人工智慧,如何與人工智慧共同學習,以及如何超越人工智慧。這一切都需要變革管理,基於學校駕駛艙和一系列技術工具,幫助教師在有限時間內做更多事情。
關於工作量,我之前回應另一位議員時提到,工作時間的穩定並非我們自豪的理由;這些時間確實很長,我們需要繼續共同努力。我相信本院兩邊議員都認可並感激教師為孩子全面教育所付出的努力。多年來一系列教育改革和變化,以及我之前提到的多項措施,幫助抑制了工作時間的增長。但我們會繼續努力,持續推出審查和調整,幫助教師改善整體工作時間和工作生活平衡。
議長:朱佩玲博士,我知道您明天也有問題。
朱佩玲博士(蔡厝港選區):我有三個追加問題。第一,鑑於學校規模和情況不同,教育部如何確保對額外支援人員(如行政助理或輔導員)的需求得到公平優先考慮,並匹配各校獨特需求?第二,是否有成功減輕教師工作量的學校經驗被分享,以便其他學校學習和採納?第三,定期工作量審查的見解如何轉化為學校層面的實際調整,使教師能直接感受到日常工作的改善?
李顯龍先生:感謝議員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之前已答覆過。根據每所學校的具體需求和情況,如果有額外資源需求,學校可以向其主管、區域主管和總部提出,我們會考慮如何提供支援。
第二,關於最佳實踐。通過學校部門,我們的校長、學校領導和主管會分享最佳實踐,不僅限於減輕工作量的措施,也包括教學法和教學方法。我們有不同領域的教育者和行政人員組成的實踐社群網路,促進彼此分享想法和最佳實踐,整體提升系統水平。
最後,議員問如何確保這些措施得到有效實施。我們有一系列監督措施,但最終賦予學校領導自主權和裁量權,根據學校實際情況應用這些措施。
議長:林傑克森先生,您之前舉手了嗎?沒有。好的,哈米德·拉扎克博士。
哈米德·拉扎克博士(西海岸-裕廊西選區):謝謝議長。我非常讚賞部長為家長與教師溝通設定的界限。然而,界限只能起到有限的行為改變作用。我想知道教育部是否考慮建立框架,邀請家長參與,制定更明確的溝通指南,以及建立共享溝通平臺,供家長在對孩子有疑慮時使用?因為教師之間的做法可能不同,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同儕影響,尤其是教師使用個人手機與家長溝通時。家長對孩子的關注也可能因家長群體不同而異。因此,我的問題是,除了設定界限外,教育部是否有進一步措施或框架,能有效促進家長與教師的溝通?
李顯龍先生:感謝議員對家長焦慮和教師壓力的關心。確實,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教師也努力與家長緊密合作,確保孩子得到全面教育。
我之前提到,我們有教育部參與憲章和學校-家庭夥伴關係框架。這不僅是內部檔案,也特別與家長和公眾共享,幫助大家理解如何處理這種關係。我們都關心孩子,但也需要讓教師能夠專注完成教學任務,支援課堂上的孩子。
因此,除了這兩項指導方針和框架之外,我們還有家長支援小組。我們保持定期溝通,這種溝通可能因學校而異,也可能因學校領導、年級組長與家長之間的不同而異,形式可以是集體面對面、一對一、群體交流,或者是線上交流。這些都是促進學校與家長之間持續關係和持續溝通的方式。
議長:陳艾麗莎女士,我知道,像哈米德·拉扎克博士一樣,您也為週四的會議提交了議會質詢。請繼續。
陳艾麗莎女士(碧山-大巴窯選區):是的,謝謝議長。我也感謝部長承認教師工作日益複雜。接下來,我想請問部長,有哪些保障措施確保內部工作量調查能夠全面涵蓋非教學職責,包括活動策劃、會議和行政工作?
第二個問題:教育部是否能澄清,教學軌道上的教師是否可以僅憑課堂教學卓越、教學創新和學生輔導而晉升至普通教育官5A級及以上職位,而無需擔任委員會主席或領導全校活動及全國性專案?
最後一個問題:在晉升為學校的高階教師或首席教師的教師中,有多少比例在任職前擔任非教學行政職務,如委員會主席、非學科部門主管職位或年級組長,而非僅擔任專業發展相關職務?
李顯龍先生:議員提出了三個問題。關於第二和第三個問題,它們涉及人力資源和統計資料。我建議議員提交書面議會質詢,我們會提供相關資料。
議員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保障措施,確保教育部的調查能收集準確資料。我們擁有龐大的教師隊伍——包括小學、中學、初級學院和中央學院——調查的響應率非常高,超過90%的教師參與,因為他們知道提供準確的資訊能幫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推出支援措施。
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的調查中有明確的指導方針和說明,教導教師如何細分不同型別的工作量,包括課堂內外的教學和行政工作。我們還提供了示範案例,幫助教師,尤其是首次參與調查的教師,更好地理解我們想要收集的資訊。當然,和許多調查一樣,我們也設有“其他”選項,方便教師補充任何可能遺漏的內容。綜合來看,這些資料非常完整,能有效支援政策制定。
議長:我們繼續。我們已經花了一個小時,但才進行到第5個問題。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 Fetched: 2026-05-02
2 Dr Wan Rizal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what additional measures are being considered to address the high stress levels reported by teachers in the recent OECD TALIS 2024 study, particularly regarding support for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3 Mr Shawn Loh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given the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2024 finding that only 12% of teachers are aged under 30, with 40% of this group intending to leave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a) whether the low proportion of younger teachers is an intended policy outcome; and (b) how are beginning teachers supported to manage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f this noble profession.
4 Ms Valerie Lee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 whether the Ministry is taking any specific steps to further reduce non-instructional duties for teachers, especially marking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b) whether the Ministry will consider employing full-time employees to assist teachers in communications and event management, amongst other duties, in order to allow teachers to focus on teaching and coaching our children.
5 Ms Hany Soh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in light of the findings by the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2024 dated 7 October 2025 about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what are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Singapore identified by the Ministry with potential for immediate improvement, especially for teachers' welfare.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Mr Desmond Lee) : Mr Speaker, my response will address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Members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2024 findings and the current support systems and measures in place to manage teacher workload and well-being. May I have Mr Speaker's permission to answer oral Question Nos 2 to 5 and written Questions Nos 45 to 47 on today's Order Paper?
Mr Speaker : Please proceed.
Mr Desmond Lee : Thank you, Sir. My response will also cover related oral and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set down for today and subsequent Sittings.
Sir, let me begin by affirming what our teachers believe in – that teaching is, at its heart, a profoundly human endeavour. A teacher's responsibility is significant, as it involves nurturing students and shaping their futures. Our teachers take great pride in their work and demonstrate a strong sense of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Our educators often go far beyond their formal duties because they see their students' growth and well-being as their responsibility. While we appreciate and applaud their passion, we also want to ensure that such commitment does not result in unsustainable workload for our teachers.
Members asked about the teachers' role and how the Ministry intends to support teachers with their non-teaching workload. Members also asked about the use of independent or externally verified studies to validate reported teacher workload hours and if the Ministry conducts regular checks of teacher workload.
We recognise that teaching, like many professions, comes with its own set of challenges and stressors. The 2024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which is a study run independently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found that Singapore teachers reported longer working hours per week compared to the OECD average. These longer hours are reported because Singapore teachers spend their time differently from many of their OECD peers. While classroom teaching hours are shorter, our teachers spend time on other important activities such as lesson preparation,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CCA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se activities are critical to their effectiveness in providing holistic education for our students.
TALIS, being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teacher survey, is a useful benchmarking tool, but it has its limitations. It is conducted once every six years and surveys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only our lower-secondary teachers. In contras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internally monitors the workload of our teachers more regularly – across all grade levels: primary, secondary, junior college and centralised institute – through surveys, polls and various forms of staff engagement. This allows us to track closely and develop a more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 workload trends and issues, so that we can adjust ou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as necessary. As we had said in a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 reply to this House on 14 October this year, our data shows that, over the years, teacher workload has remained stable in terms of total hours, at an average of 53 hours. However, we recognise that the complexity of a teacher's work has increased over the years.
Members asked how MOE aims to address the longer working hours and stresses faced by our teachers. MOE adopts a range of measures to manage teachers' workload and to support their well-being, which we review regularly. First, MOE's Teacher Work Management Framework provides our school leaders with a common set of principles and measures to guide equitable workload allocation, considering teachers' competencies and preferences. It emphasises transparency, trust and open communication in workload deployment. This is reviewed regularly in response to new developments.
Second,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innovation. MOE is tapping on AI to help teachers work more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New AI and other tech tools in the Singapore Student Learning Space (SLS) for example, support teachers to plan lessons, as well as to mark, provide customised feedback and analyse students' responses. Digital platforms, like Parents Gateway, have reduced time spent on administrative tasks, such as collecting consent forms and medical certificates. And while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highest adoption rates among OECD education systems for using AI, we recognise that it does not immediately translate to reduced work hours. Teachers need time to be trained to use these tools, be comfortable using them and to fully integrate these tools into their work practices.
Third, enhanced staffing support. On average, each school has about 85 teachers. In addition, each school is resourced with a team of allied educators performing functions, such as counselling and working with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ll schools have a dedicated administrative team overseeing general administrative matters, procurement, financial operations and logistics support. We have been increasing such support. Over the last 10 years, we have doubled the number of allied educators across all schools, from about 800 to 1,600, and also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staff in each school, from six then, to around nine today. Furthermore, schools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procure manpower services such as coaches, CCA administrators and allied support for student well-being; as well as vendors to assist with administrative work, events management and student programmes.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the number of non-teaching staff needed in schools to effectively support our teachers and our students.
Fourth, system-level adjustments. When we introduce new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or make policy changes, it increases workload for a season, as schools and teachers need to be briefed, trained and need time to adjust. Good change management is therefore key. MOE has given schools greater flexibility to pa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system-wide initiatives, including deferring them if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nage staff workload. Hence, schools could decide when they would implement major changes, such as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as well as the EdTech Masterplan 2030.
Fifth, protected time policies. All schools provide protected vacation time during school holidays to ensure that our teachers can rest and recharge. Across the four blocks of school holidays, teachers can get around six to seven weeks of protected time and can take their vacation leave beyond the protected time, if they do not have any work in school. MOE also refreshed the School-Home Partnership guidelines at the end of 2024 to avoid parent-staff communication after school hours, except for critical emergencies. It also states clearly that teachers do not need to give their personal mobile phone numbers to parents and students. This is to minimise the blurring of lines between work and personal time.
Sixth,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FWAs). Since 2022, MOE has also provided guidelines on FWA for School-based Officers, while maintaining the duty of care towards our students. These include allowing teachers to report later at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day or leaving earli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school day if they have no lessons or duties. Teachers are also allowed to work from home on a day where they have no classes or duties requiring their presence in school. Teachers who are unable to take on the full workload can apply for part-time working arrangements.
Seventh, well-being support. All schools have Staff Well-being Committees that are resourced with Staff Welfare Funds. Teachers have access to a range of resources such as well-being workshops, talks, webinars and online self-care materials. If they have well-being concerns, they are encouraged to raise them with their supervisors, school leaders or superintendents. They also have access to peer support, such as their school's wellness ambassadors and to free professional counselling through MOE's in-house counsellors or the whole-of-Government Employee Wellness Programme.
Members asked if the reduction of workload will be a key priority with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et, and how well-being data informs staff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retention policies. MOE take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monitoring teacher well-being rather than using singular metrics like work hours. We regularly track a range of indicators including job satisfaction, retention rates and stress levels and also, engage with MOE teachers' unions to get feedback and suggestions. This approach allows us to ensure timely interventions to support teacher well-being. Apart from broad-based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profession, when we receive school-specific feedback, we will also implement targeted measur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n those schools.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 commitment shown by our teachers over the years, in spite of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 role. The mean annual resignation rates of teachers have remained stable at around 2% to 3%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ALIS 2024 also found that many of our teachers felt valued by society and see teaching as an attractive career choice. Based on the results from MOE's staff engagement survey last year,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work-life balance support were comparable to those across the wider Public Service.
I thank Members of this House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public, for their concern for our educators. Indeed, ou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ttitude towards educators will determine wh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attract and retain good educators.
Beyond MOE and our schools, par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our teachers' well-being. By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schools, respecting educators and maintaining realistic expectations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eachers, parents can also help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our teachers can focus on what they do best – educating and nurturing our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parents and in fact, all of us to recognise and appreciate our educators who dedicate themselves daily to nurture young minds. As a society, let us cherish our educators' contributions each and every day. For when we honour those who teach our children, we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our nation's progress rests.
Let me close by saying this: having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caring educators, who are deeply committed to shaping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and youths, is one of Singapore's reservoirs of strength. I thank all our teachers and allied educators for the good work you have done – seen and unseen. And I thank all parent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for your support for our schools and our teachers. We appreciate our teacher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you to nurture and guide our next generation.
Mr Speaker : Dr Wan Rizal.
Dr Wan Rizal (Jalan Besar) : Mr Speaker, I would like to get your permission to ask beyond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because I have asked quite a number of questions.
Mr Speaker : Yes. Go ahead, but keep it short.
Dr Wan Rizal : Thank you, Sir. So, I want to first appreciate the Minister for sharing the efforts taken by the Ministry to protect our teachers, for their well-being, and of course, how they have been treated in schools all this while. I have gotten a number of on-the-ground feedback, including those with dialogues through the Singapore Teachers' Union (STU), where I am an advisor for, and we have had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about how we want to improve teachers' well-being and how we can protect them further.
And while many support and welcome the efforts done by the Ministry, one pain point that keeps cropping up is the workload. And we have heard from Minister on how we have continued to monitor. But they have shared progressively that, although things have changed, it is similar still, because you move the pieces around, but the plate is still as much. So, there are some concerns,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further.
The Minister talked earlier about how he has done some research and we know OECD's survey is not ours, but we have continually done more, to check on our teachers. Has the Ministry conducted any recent workload audits, so that we can pinpoint exactly where this pressure of workload really comes from? They have mentioned that the bulk is the non-teaching part, so can we work on something to maybe reduce that further?
The Minister also mentioned the use of AI, which I believe has helped teachers a lot, but it has also added a layer of complexity to how they do things. And I wonder whether this c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us trying to reduce the workload.
Going forward, can we explore a white space, where we put a fixed guideline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schools to protect core teaching time. The Minister mentioned earlier, they teach a certain amount of hours, but it is the bulk of whatever happens after that, that is the one that really needs some protection. And I hope that the Minister could find some model to help them in that regard.
I think the STU has certain considerations too, so I think it is wonderful if we can work further on this.
And the Minister mentioned earlier how we have decentralised, such that different schools will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I think that is necessary, given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different schools. But would you consider in this regard certain schools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needs? For example, they have a higher number of need for counselling, they need more para educators to be on board. Would the Ministry consider giving some schools a lot more support in this regard?
So, I thank the Minister again, for sharing the efforts in protecting teachers' well-being and I want to appreciate the teachers too. We are coming toward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 want to appreciate the good work they have done over the whole year.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series of questions, which reflects his deep engagement with the union, with educators and with members of the public on the state of teaching in Singapore. Indeed, as I said, we do not just rely on TALIS , which is an OECD study. We have our own internal reviews on a regular basis on a whole variety of issues, including teacher workload, and the various measures that were outlined earlier – and I would not repeat all of them – are in reality, a response to the identified areas of workload which we can moderate or adjust.
So, some of it involves hiring more and we have announced in July this year that we are going to ramp up the recruitment of teachers. I mentioned that over the years we have moved some responsibilities away from teachers towards allied educators, like counsellors,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 officers, administrators, vendors and others. We have given schools resources to be able to bring in more vendors, if necessary, to help them to organise the activities.
So, those are the measures that are in respons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that the teachers face.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e this work and continue to implement new measures to help to allow our teachers that space to teach.
I would say that teaching today, if you ask any teacher, is a lot more holistic. It is not just about in-classroom teaching of a core subject or a hard subject. Even in the teaching of a hard subject, I think the Member will recognise that we are infusing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through the way that the teaching is carried out – through field trips, through studies, in subjects where appropriate, we infuse even values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 into some of these subjects.
And so, teaching being more holistic, is no longer just found in the classroom, but also in CCA and CCE, and in a whole range of other activities that enable our teachers to mould and nurture our students holistically – not just cognitively, but affectively, in terms of their emotional well-being, in terms of their skillsets, in terms of their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 terms of their core values that help them to navigate society and the uncertain future world.
That is one. And of course, by helping our teachers with tools to prepare their material – standardised material in SLS – so they do not always have to prepare their own material, they can use some of that and adjust. We also provide AI tools, not just administratively to help them with administrative workload, but also to help them augment their teaching, augment their marking, augment their ability to give feedback to their students.
I just want to refer the Member back again to the various measures I articulated earlier. The Member asked whether we give our schools more resources based on needs. I think, absolutely. There was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sometime back where Members asked if schools can get more allied educators based on the profile of their students. For example, if they need more SEN officers or more counsellors, we are able to redeploy the existing pool and steer them towards schools that may have a greater need, whether secular or for a season.
Mr Speaker : I see many hands. I am only going to call Members who have filed questions on this. So, for those who did not, you do not need to raise your hands. Mr Shawn Loh.
Mr Shawn Loh (Jalan Besar) : Thank you, Mr Speaker. My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will be shorter than Dr Wan Rizal's.
Mr Speaker : I would appreciate that. Dr Wan's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were pretty long.
Mr Shawn Loh : Thank you. I thank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for his response, and I also want to declare that I am the new advisor to the STU,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 Services Union.
It is a common refrain from many teachers that one hour in the classroom is more tiring than one hour in the office. I would venture to extend that to say that one hour in the classroom is much more tiring than one hour in Parliament.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very concerning when TALIS, not just notes that teachers on average work 47 hours a week, but that the number has not gone down over the last two seasons of the survey over the last decade. Whereas across Singapore, for full-time workers, the average hours worked went down from about 47 hours to about 44 hours. So, we should all be rightfully concerned about our teachers.
To that end, I have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for beginning teachers. For beginning teachers, the survey no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eachers was low and that many were intending to leave. So, my question to the Minister is whether the low proportion is a feature of MOE's hiring policy. Is it because it is about low recruitment or is it about high attrition? And if it is the latter, what is the Ministry doing about it?
The second and last question is about non-teaching workload. I fully agree with the Minister that non-teaching workload that leads to educational outcomes are important. Our teachers should do that, like for CCAs. Because teachers do not just teach, they educate. But there are also non-teaching workloads that do not necessarily lead directly to educational outcomes – procurement, for example,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work. It seems like a perennial bugbear, notwithstanding the Minister's assurance, that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each school has gone up.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y is this so? Is it because the workload has gone up more than the resources given to the schools?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questions and for his concern for our teachers. I said earlier in my speech that both TALIS, as well as our surveys show that while teachers' workload is high – it is indeed so and working hours are long – they have been stable over the past number of years, and we are working hard to focus our teachers' precious time on teaching holistically. Where possible, we help them to be more productive and effective, help them to shed some of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and what the Member calls, non-core teaching functions to allied educators and others. So, that work continues.
So, why is it that the number of working hours remains at this level and remain stable over the past number of years? I think Members will also need to look at the contex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made a number of policy changes. Teaching, as I said today, is a lot more holistic. There is a lot more teach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There is CCA, through which we teach leadership, sportsmanship, empathy and so on, the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And in short, we have made many education-related moves over the years to strengthen our education system.
So, 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 only recently kicked in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o be done in order to allow our students at secondary level to be able to learn at their pace. Indeed, it creates more work, but one which teachers recognise benefits our students.
We implemented an EdTech Masterplan 2030 to help support our teachers and our students in learning using technology. Not just learning using technology, but learning with technology.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AI in education as well, so that will of course, create additional workload in terms of briefing, understanding, tinkering, learning, workshopping, practising, mastering and then we start to reap the results.
We made changes to the PSLE system. That, of course, creates additional work, but again for a purpose that supports the education system.
We made changes to refresh our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and how it is infused into our lesson plans and in our curriculum and in holistic education. That, of course, also requires all our schools, all our teachers and all our departments, not just in the headquarters (HQ), but particularly in our schools, to make changes.
And I can go on and on about all these things that have been don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will increase the workload for a season, or some may also increase workload secularly. This is because education is more holistic and our teachers also have to contend with a changing demographic of parents and the different aspirations of our students.
So, all in, being able to keep workload at that level, despite doing all these important things, I think is a reflection of how these measures have worked. But we need to do more in order to make further improvements to the workload and stress on our teachers.
On beginning teachers, the Member asked why the proportion of beginning teachers has fallen through the TALIS report; he cites that. Well, in 2018 to 2024, with falling cohorts and a maturing workforce, we had reduced recruitment to some 650 to 700 teachers a year, in order to fill in the gaps in certain subjects and to replace retiring teachers. But in July this year, we announced that we will ramp up recruitment of teachers going forward to some 1,000 teachers or more per year.
Mr Speaker : Ms Valerie Lee.
Ms Valerie Lee (Pasir Ris-Changi) : I thank the Minister. I have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Has the Ministry actively conducted studies on other countries on how they manage this topic of time management for teachers? If so, which countries are they, and have there been anything that is implemented in Singapore?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argeted initiatives are there being planned to reduce teacher attrition rates, particularly among our younger educators who may feel overwhelmed by workload and pressure?
Mr Desmond Lee : Through TALIS, we have a very useful comprehensive teacher survey study across a large number of OECD countries and that is a very useful benchmarking tool. It is not just survey results, but they also go into some qualitative understanding of each jurisdiction. That, of course, complements our comparative study of other jurisdictions to continually improve. So, that is the response to her first question.
To the Member's second question about beginning teachers' attrition, we support them through inductions, through mentoring in the first few years, through more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in school culture, focusing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enable our beginning teachers to be able to navigate, what will inevitably be a steep learning curve in teaching and in fact, in all professions.
We also need to accommodate, adjust and respond to a changing demographic with different aspirations of work and life, and so, in that regard, having more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including part-time teaching, having various options for teachers to adjust their school day, specific to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specific to the school environment. I mentioned quite a number of them earlier, for example, coming to school a little later, if there is nothing right up in the morning, leaving once their teaching and other duties are done, and so on. So, we will continue to find ways to make sure that our scheme of service continues to respond to a changing demographic.
Mr Speaker : Ms Hany Soh.
Ms Hany Soh (Marsiling-Yew Tee) : Thank you, Speaker. The TALIS findings underscore our Singapore teaching profession as innovative and respected, yet burdened by the demand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erod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particularly our early career educators. In this aspect, I have three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for the Minister.
First, do teachers appraisal and progression factor in non-teaching duties, such as projects and CCAs? The second supplementary question concerns whether the Ministry has sought teachers' feedback on the demands that they face from students' parents and whether the situation has improv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arents Gateway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s shared by the Minister earlier? And finally, I am not sure if I caught it, in the various measures that the Minister shared earlier, in relation to supporting the young, budding teachers, whether we are prepared to consider to include a scheme like a mentorship between senior and more junior teachers, as a form of buddy system, encouraging and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support and guidance to the young educators?
Mr Desmond Lee : I think I will address the Member's third question first. I did mention earlier that mentoring, on top of induction programme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are in place for beginning teachers – or what she mentions as novice teachers.
In response to her first question on appraisal, we d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eachers' holistic work as well as performance – teaching, CCAs, projects and so on.
In terms of whether we do surveys of teachers or engage teach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parents, the answer is yes – through dialogues, through feedback from STU and other teachers' unions, through our well-being surveys, we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of parents today and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 and teachers in school and out of school.
Hence, as a result, you see changes such as the Parents Gateway,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years ago, School-Home Partnership as well as MOE's Engagement Charter, which sets out clearer boundaries and expectations, and draws clearer lines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 so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productive, holistic relationship and partnership for the benefit of our children.
Mr Speaker : Mr Kenneth Tiong, I know you have filed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for this tomorrow.
Mr Kenneth Tiong Boon Kiat (Aljunied) : Thank you, Speaker. Two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for the Minister. Firstly, what are MOE's target operational outcomes for AI adoption? Surely, the Ministry must have a direction or goals, whether it is fewer hours, better allocation of time from administrative duties to teaching, or something else. Without that, how do we measure whether AI adoption is achieving the desired outcomes?
The second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he Minister said that the workload has been stable at 53 hours per week. Does MOE believe that this is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term? And if not, what is the target number of hours that MOE is working towards?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questions on AI.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AI tools, once you introduce them, there is work created when you introduce AI tools. In fact, there is work created when you introduce any productivity tool. At the NIE70 conference, we also had AI experts from abroad who cautioned that when you introduce AI tools, there is hidden work that is created. Some of it is seasonal. Some of it may be secular. But if these are tools that are productive in nature that help save effort, reduce time spent on certain things in order for the teacher or the worker to be able to do more higher value-added things and divert the time to things that they feel are more important, then the necessary pre-condition is that one gets familiar, understands and then gradually masters and gets familiar with the tools, and then you start to reap the benefits.
So, there is a learning curve. There is an implementation curve and an operationalisation curve before we can reap the benefits. And it is still early days. We are infusing AI into teaching, not just as a productivity tool, but in order for us as an Education Service to be able to teach our children what is AI, teach them how to use AI, teach them or enable them to learn with AI, and also to learn beyond AI. So, all this does requires change management, over and on top of the School Cockpit and suite of tools, AI and tech in nature that enable our teachers to do more with limited time.
In terms of the workload, I mentioned in response to another Member earlier that the stability of our working hours – not that we crow about it; certainly, those are long hours and we need to continue to work collectively at it and I think, on both sides of this House, we all recognise and appreciate our teachers putting in all this effort for the benefit of holistic education of our children – but there has been a whole series of education reforms and changes over the years. A number of measures I mentioned earlier have helped to moderate the increase in working hours. But we are at it, we keep at it and continue to roll out reviews and changes that will help to moderate our teachers' overall working hours and their work-life balance.
Mr Speaker : Dr Choo Pei Ling, I know you had a question for tomorrow's Sitting as well.
Dr Choo Pei Ling (Chua Chu Kang) : I have three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One, as schools differ in size and profile, how does MOE ensure that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support staff, such as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or counsellors, are prioritised fairly and matched to the unique needs of each school? Two, are best practices from schools that have successfully reduced teacher workload being shared so that other schools can learn and adopt these methods? Three, how are insights from these regular workload reviews translated into practical adjustments at the school level, so that teachers feel the impact directly in their day-to-day work?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er three questions. The first, I think I have addressed that in a reply to one of the Members earlier that, based on the specific needs and the profile of each school, if there are additional resource requirements, they can raise them to their superintendents, zonal directors and to HQ, and we will see how to provide support to help them address those needs.
The second is best practices. Certainly, through the Schools Division, our principals, school leaders and our superintendents share best practices, not just in terms of workload reducing measures, but also pedagogical and teaching methods as well. We have network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at enable our educators in different fields, as well as our administrators, to be able to share ideas and best practices with one another. So, collectively, we improve as a system.
And lastly, the Member, I believe, asked how we ensure that these measures are properly implemented. Again, there are a range of supervisory measures, but ultimately, we give our school leaders autonomy and discretion to apply these measures to address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in their institutions.
Mr Speaker : Mr Jackson Lam, did you raise your hand earlier? No. Okay, Dr Hamid Razak.
Dr Hamid Razak (West Coast-Jurong West) : Thank you, Speaker.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Minister setting the boundaries for clearer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However, boundaries can only do so much when it comes to behavioural change. I am wondering if the Ministry would consider perhaps setting up frameworks to engage parents to set clearer communication guidelines as well as perhaps shar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which parents can then engage with should they have concerns about their children? This is because practices may vary between teachers and that might incite some degree of peer influence in terms of responding to parents, especially with their own personal phones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might have overt concerns about their children, which may also vary between parent groups. So, more than boundaries, my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Ministry has further measures or frameworks that can be useful to engage parents to enhance this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Mr Desmond Lee : I thank the Member for his concern about the anxiety of parents as well as the stressors on our teachers. Indeed, parents are the first teachers of our children, and our teachers really work closely and seek to have a close partnership with our parents in order to ensure more holistic education of our children.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we have an MOE Engagement Charter, together with the School-Home Partnership framework. It is not just an internal document, it is also shared, particularly with parents as well as with the public, so that we understand how to navigate that relationship. All of us are concerned about our children but we also need to enable our teachers to perform their tasks and to be able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 in the class.
And therefore, apart from these two guidelines and frameworks, we also have parent support groups. We have regular communication. It may vary from school to school, between school leaders, level heads with parents, either en masse, face to face, person to person, in a group, or virtually as well. So, these are ways that enable a constant relationship, a consta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schools and our parents.
Mr Speaker : Ms Elysa Chen, I know, like Dr Hamid Razak, you also filed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for Thursday's Sitting. So, go ahead.
Ms Elysa Chen (Bishan-Toa Payoh) : I did, thank you Speaker.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inister also for acknowledging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a teacher's work. And to follow up,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at safeguard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internal workload surveys capture the full range of non-teaching duties, including event planning, meetings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second question: would MOE clarify whether teachers on the teaching track can achieve promo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Officer 5A and beyond, based solely on classroom teaching excellence, pedagogical innovation and student mentorship, without needing to chair committees or lead school-wide events and nationwide initiatives.
Last question: of the teachers promoted to senior teacher or lead teacher positions at the schools, what proportion held non-teaching administrative portfolios, such as committee chairmanships, non-subject Head of Department positions or Year Head roles prior to the appointments, as opposed to solel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rtfolios?
Mr Desmond Lee : The Member asked three questions.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question, they are HR- and statistics-related. I would just encourage the Member to file a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 and we will give her that data.
The Member's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safeguards to ensure that our MOE surveys capture accurate data. We have a large teaching workforce – primary, secondary, junior college, centralised institute – and the surveys have a very high response rate. Something like more than 90% of our teachers respond because they know that if they give us accurate information, it will enable our policy-makers to better roll out measures that support them.
And so, to help do this, in our surveys, we have clear guidelines and instructions on how to itemise the workload for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both in classroom and outside classroom, pedagogical as well as administrative. We also provide worked examples that enable our teacher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doing surveys for the first time,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we are trying to capture. And of course, as with many surveys, there is also a catch-all – that means, anything else, please let us know so that we do not risk missing anything out. And of course, when you average it out, when you then look at it specifically, you then have a very good set of data that enable policy-makers to work.
Mr Speaker : We are moving on. We have already spent an hour and we are only at Question No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