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辯論 · 2024-03-05 · 屆國會 14
醫療居家護理與補貼政策質詢
議員質詢衛生部關於醫院居家護理服務的進展及規模化情況,探討MediShield Life和MediSave是否可支援居家醫療理賠。同時質疑現行活動能力評估(ADL)標準是否合理,呼籲更靈活考量患者實際需求。核心爭議在於居家護理政策的覆蓋範圍及補貼機制是否足夠支援患者及其家庭。
關鍵要點
- • 推動居家醫療服務
- • 理賠政策需更靈活
- • ADL評估標準質疑
呼籲擴大居家護理補貼範圍
推動居家醫療與補貼創新
“Ca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rogress of these efforts? Are they being scaled up?”
參與人員 (18)
完整譯文(中文)
Hansard 原始記錄 · 2026-05-02
主席:衛生部O組負責人,陳武明醫生。
下午6時16分
健康與護理——跳出框框思考
陳武明醫生(裕廊選區):主席,我請求動議:“將估算表中衛生部O組的總撥款減少100元。”
我宣告,我是一名在公立醫院工作的醫生。我將談談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以及跳出框框思考。
今天,我們已經開始在醫療政策上跳出框框思考。在“更健康的新加坡”計劃中補貼健康篩查,以便更早發現疾病,進行上游治療,從而減少多年後人們所承受的痛苦負擔,同時保持多年前確立的共付制度,作為維持新加坡醫療系統可持續性的做法。
但還有其他框框需要我們跳出,作為下一階段醫療政策的一部分。今天我將分享這方面的內容。
今天,我們還需要跳出空間和地點的框框——將護理和補貼帶到患者所在之處,帶到有需要的人身邊。一些公立醫院已經在試行“居家醫院”服務,或稱為居家移動住院護理。衛生部能否提供這些努力的最新進展?是否正在擴大規模?經驗如何?我們能否讓醫療保險(MediShield Life)和醫療儲蓄(MediSave)更方便地用於支付在醫療必要情況下提供給患者的居家護理?
我還想談談護理生態系統,因為將護理帶到家門口不僅僅是醫療護理、護理服務或輔助醫療,還必須關注支援病患和不適者的政府專案。
我記得我在金文泰的一位居民去世了。我們認識了八年,快九年了。她是我的居民。多年來我們成為朋友。我們去醫院探望她,參加她的守靈。她的病情越來越重,身體越來越虛弱——越發虛弱,越容易跌倒。她患有腎衰竭多年,進行腹膜透析,每晚在家自己做腹膜透析,感到非常吃力。
她申請了外籍家庭傭工的佣金減免——傭工徵費減免。但她年齡不夠,無法符合人力部(MOM)針對老年人的計劃。因此,她向衛生部下屬的綜合護理機構(AIC)申請。她被告知,因為她並非總是需要至少一項日常生活活動(ADL)的協助,所以不符合資格。
但我想問衛生部,是否可以從情境角度審視ADL?是否可以考慮一個虛弱、病情日益加重、患有多種疾病且在家進行腹膜透析的人?機構是否可以詢問患者——居民——在沒有額外幫助的情況下做腹膜透析是否困難?
如果你與實際一線從業者交談,會發現有些居民——患者——可能不符合技術標準,即並非總是需要至少一項ADL的協助。許多親眼見過我的那位居民的人會覺得她很虛弱,雖然她不符合政策的字面要求,但許多人會認為她符合政策的精神。因此,我呼籲衛生部考慮此類情況,看看是否有辦法在遵守政策字面規定的同時,也考慮患者的醫療狀況和政策精神。
還有一類患者——臨終關懷患者,患有生命受限疾病,壽命有限。
同樣,我呼籲衛生部,在審批虛弱患者居家腹膜透析的外籍家庭傭工徵費減免時,能否更全面地考慮這些患者的情況?對於患有嚴重生命受限疾病、壽命不多的患者,也能否進行全面考慮?
先生,我們還必須跳出單一機構和單一部委的框框,因為居家護理不僅幫助患者,也幫助照顧者,否則他們可能需要陪同患者去看診、治療、驗血和做掃描,具體視病情而定。
早在2022年1月,也就是兩年前,我在議會提出問題:一名患者在公立醫院一年內可能有多少次專科門診?2019年(疫情前)的資料表明,有超過7,000名患者每年有24次或以上的門診訪問,平均每月兩次。還有超過2,000名患者每年有36次或以上門診訪問,平均每月三次以上。
想象一下作為患者或照顧者,這麼多次就診,還要努力維持工作,因為我們知道並非所有僱主都允許靈活工作安排。我們知道並非所有工作都能實現靈活性。我們知道雖然有些僱主很體貼,但也有僱主不然。因此,主席先生,這是我們的機構需要關注的問題。
我有金文泰的子女——孝順,照顧父母——但他們不得不放棄事業,陪同父母每月多次就診。
因此,如果我們能減少去診所的次數,讓更多護理服務在家門口提供,將有助於患者和照顧者,尤其是那些難以請假和休假的工作者;低薪工作者;在職場議價能力較弱的工作者;以及無法遠端工作的工作者。我兩年前在衛生部撥款委員會時呼籲衛生部關注此事。衛生部能否提供最新進展?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衛生部要補貼居家醫療護理和社群護理,以幫助患者和照顧者保住工作?但我們已經原則上接受其他部委的做法,即補貼和資金可用於保住工作或為處於不利地位的工作者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例如,人力部有“促進就業津貼”,幫助殘疾人士在不平等的就業市場中找到工作。人力部有“提升就業津貼”,幫助人們獲得第二次機會。人力部有“兼職再就業補助”,幫助需要兼職或靈活工作安排的年長工作者。
鑑於政府其他部委已有此先例,我呼籲衛生部及整個政府從經濟和社會政策協調的角度,審視居家醫療護理和居家醫療治療的可及性。
簡言之,如果更好的居家護理能幫助患者保住工作,幫助照顧者保住工作和事業,衛生部、勞工部和財政部能否共同探討此事,形成全政府的共識?
讓我談談經濟狀況審查。特別是,我們能否進一步減少接受經濟狀況審查以申請援助和醫療基金的患者前往公立醫院的次數?2016年,近八年前,我在議會問過:能否讓醫療基金患者在新加坡不同公立醫院就醫時,流程更順暢?
去年11月,衛生部長王乙康宣佈在醫院之間以及急症醫院與康復護理、中間護理醫院之間推行醫療基金的互認協議。
我們能否授權社會服務辦公室(SSO)、本地家庭服務中心(FSC)或積極老齡中心(AAC)協助公立醫院的醫療社工進行部分經濟狀況評估?這可以減少患者額外前往醫院見醫療社工的次數,尤其對低收入、資源有限的家庭來說,減少額外預約和出行負擔。
對於行動不便的患者,能否更方便地獲得補貼交通工具,方便他們進行醫療必要的診所就診或治療?幾個月前,一位新加坡公民及其家人分享了她在公立醫院接受嚴重疾病治療期間,頻繁往返診所的經歷,尤其是在高峰時段。一個月內,家人僅計程車費用就超過400元,因為患者行動不便。
我現在談談居家個人護理,因為對老年人的照顧不僅限於診所,還要關注他們在家的日常生活。許多老年人希望留在社群,與朋友、咖啡店的“kawan”、“kaki”在一起。但有些人需要日常生活幫助,如洗澡、打掃。支援居家個人護理可能決定一個人是能留在社群還是最終被送入機構。衛生部能否考慮如何更好支援老年人的居家個人護理?
對於獨居老人,跌倒是一個擔憂,不僅是受傷問題,有些老人跌倒後無法自行起身。如果老人社交孤立,獨居,可能要等到有人路過才獲救。更糟的是,如果老人跌倒無法呼救,無人探訪,社群可能要到老人去世後才發現。
兩年前,2022年,我在議會質詢衛生部關於利用科技幫助關注居家跌倒的虛弱老人。衛生部能否提供最新進展?
先生,我想談談我協助照顧的金文泰鎮。我想談談即將啟用的新金文泰綜合診所。現有的金文泰綜合診所位於市中心,靠近金文泰地鐵站和巴士換乘站,周邊多棟樓宇均有有遮蔽、無障礙通道。
2022年6月,衛生部宣佈金文泰綜合診所將搬遷至新址,距離現址約650米,距離金文泰地鐵站約250米。新診所將增設新設施——更大、更有容量、更多服務。
但也有一個重要的減項。許多居民將不再享有有遮蔽的最後一公里無障礙通道。許多之前享有有遮蔽最後一公里通道的居民,將不得不穿越金文泰大道3號。
下午6時30分
這不是小事。對於行動不便、使用柺杖或助行器的老人,想象一下雨天撐傘的情景。如果你是推著輪椅的年長照顧者,想象在雨天一邊推輪椅一邊撐傘的困難。
主席先生,這個斑馬線就在金文泰地鐵站旁邊。我的金文泰居民一直關注陸路交通管理局(LTA)的政策。他們讀過LTA對“步行至乘車點”計劃的解釋,我引用:“在可行的情況下,已建造通往學校、醫療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的步行道,距離地鐵站400米範圍內。”
新診所是醫療設施,距離金文泰地鐵站在400米內。那麼,我能否請衛生部和政府更廣泛地考慮,是否可行在金文泰大道3號建造有遮蔽的通道,幫助老人和行動不便的居民?尤其是許多金文泰居民今天享有有遮蔽無障礙通道前往現有診所,雨天去新診所會更困難,這也將惠及年輕家庭,推嬰兒車的父母或祖父母。
因此,我呼籲衛生部和陸交局合作,看看能否將有遮蔽的最後一公里無障礙通道納入專案整體預算和成本,因為獲得護理不僅是擁有一個更大新診所,還關乎虛弱老人是否能像去現有診所那樣方便地到達新診所。
正如我八年前2016年在副總理黃循財擔任國土發展部長時,在休會動議辯論中所說:“當我們引入新創新時,必須注意不要削弱已有的,尤其是當這影響到我們中最脆弱和弱勢的人群。”
先生,現任交通部長曾在衛生部任職,現任衛生部長曾負責交通部。請允許我謙遜地請求衛生部和交通部合作,與財政部一起核算成本,看看如何幫助金文泰的老人,尤其是虛弱老人。
先生,談談醫療容量。因為即使我們跳出框框,也必須問自己現有的框框是否足夠大、足夠深。簡言之,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容量和能力?
衛生部能否告訴我們,是否在追蹤醫生與人口比例,以及新加坡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的比較,特別是公立部門醫生服務新加坡人口的比例?
衛生部是否為“更健康的新加坡”計劃中更多健康篩查後可能出現的需求增長做好準備?居民可能有既往病史,之前不知情,篩查後發現疾病,需要後續治療。我們是否在預測需求增長?
衛生部是否認真評估提供21世紀整體護理所需的時間?因為無論是勸導戒菸、幫助心理危機患者,還是支援生命有限的重病患者,都需要整體護理。
正如我11年前在《海峽時報》和去年在議會所說,如果診所過於繁忙,諮詢時間過短,健康促進就更難實現。六次五分鐘的諮詢不等同於一次30分鐘的諮詢。因此,我們需要準確衡量實際工作量和未來需求,以便更好地服務患者、照顧者和醫護人員。
當決策者瞭解實際工作量和現場情況時,就像飛行員需要知道高度、空速和油量一樣,才能做出正確決策。否則,我們知道可能發生什麼。
談到醫療融資,跳出框框思考時,我們需要保持工具箱中有新工具。衛生部是否在努力確保公平、公正地獲得新療法,如細胞、組織和基因治療產品?
對於某些成功率極低但費用極高的新療法,是否有新的計費模式,如“無效不付費”模式?如果昂貴藥物無效,未治癒患者,製造商是否退款?
總之,議長先生,我們需要資源、精力和想象力,為未來保持醫療系統的適用性。
(程式文本)動議提出。(程式文本)
等待時間與床位供應
普里坦·辛格議員(亞逸拉惹選區):主席,住院在生理和情緒上都帶來多方面壓力。幸運的是,我們的醫護人員努力盡量減少這種不便。
即便如此,知道在新加坡需要長時間等待床位,尤其是許多老年人,對我們的醫療系統期望不符。在他們最需要時,許多老年人甚至各年齡層公民不相信自己要在急診部的椅子上等候數小時,或被安排到臨時停車場的床位,而那裡燈光在他們危急時刻從不熄滅。
衛生部目前公佈急診部每日中位等待時間,延遲兩週釋出。在某些醫院,即使是中位數,等待床位時間也超過16小時。1月底,邱德拔醫院和樟宜綜合醫院就出現這種情況。想象一下生病且不適,還要等16小時才能入院。這種經歷越來越多老年人向我講述。
為了更準確瞭解問題,衛生部是否願意公佈入院病房的等待時間,不僅是現在公佈的中位數,還包括第75百分位和第90百分位,以更全面反映現場情況?
其次,鑑於當前情況和短期內,衛生部能否開發一個公開可訪問的資源,或在如HealthHub等移動健康應用中建立,提供我們公立醫院急診部的等待時間資訊,以及床位使用情況,儘可能接近即時,或許每兩小時更新一次,讓患者及其照顧者可以選擇人較少的急診部?這也能緩解和更均衡分配那些急診入院和床位使用率持續較高醫院的患者負擔,減輕醫生、護士、輔助醫療人員和員工的壓力。
先生,我們日益增長的老年人口現實問題已經被關注了數十年。我瞭解到,目前正在採取措施增加醫院和綜合診所的數量。事實上,上個月剛剛開始在我所在的阿裕尼集選區尤諾斯選區建設東部綜合健康園區,預計該專案將減輕樟宜綜合醫院的部分病人負擔。這些發展應能改善現狀,但必須考慮到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口和不可避免地需要以某種形式依賴醫療系統的新加坡人數量,同時也要考慮不斷增長的醫療人力需求。
第三,有報道指出,儘管患者在醫學上已適合出院,但仍傾向於在醫院逗留時間超過應有期限。一份報道引用專家推測,例如,國立大學醫院(NUH)約有三成患者或其家屬面臨出院問題。雖然每種情況都需具體分析,但此類患者可能加劇基層醫療系統面臨的問題。2023年我們公立醫院中有多少患者被標記為逾期逗留?這一問題嚴重程度如何?
衛生部已宣佈未來五年內將增加1900張病床。能否分享衛生部未來五年擴大居家護理服務的計劃,以減輕醫院病人負擔,並確保醫療人員的工作負荷不過度?
主席:黃玲玲女士,您可以將您的四個發言合併發表。
擴大居家移動住院護理
黃玲玲女士(宏茂橋):主席,居家移動住院護理(MIC@Home)試點專案似乎展示了通過提供傳統醫院環境的可持續替代方案來轉變患者護理的潛力。我很高興看到2023年8月《海峽時報》報道,截至去年6月,約有1000名患者參與該專案,平均住院時間為七天,估計節省了7000個病床日。報道還提到,到2023年底,超過2000名患者將體驗虛擬病房。
在這種居家護理環境中,家庭和社群的參與似乎對最大化患者康復效果至關重要。這可能涉及培訓家庭成員掌握基本護理協議和程式,為患者康復創造有利和支援的家庭環境。
我想了解衛生部計劃如何擴大MIC@Home,包括將護理模式擴充套件到更多型別的患者,如姑息治療甚至兒科患者。我相信這種擴充套件能為患者和照護者提供更多選擇,尤其是那些可能更願意在自己舒適的家中康復的老年患者。
我還想請教衛生部,社群和個別家庭還能學習和做些什麼,以使這種擴充套件惠及更多患者群體,特別是未來的老年患者。
控制醫療費用增長
MediShield Life已多次升級,以確保新加坡人在遭遇重大醫療事件和部分昂貴門診治療(如透析和癌症化療)時,仍能負擔得起高額醫院賬單。
我很高興從世界衛生組織(WHO)全球衛生支出資料庫看到,新加坡的自付醫療費用佔當前醫療支出的比例從2000年的48.1%下降到2020年的18.9%。值得注意的是,八成新加坡人支付的補貼醫院賬單現金很少或幾乎沒有。
然而,鑑於人口老齡化導致醫療需求增加且持續時間延長,以及醫療治療手段的進步可能帶來更高費用,未來新加坡人的自付醫療費用可能上升,這令人擔憂。另一個擔憂是公立醫院的成本驅動因素可能增加運營支出,這些都可能間接推高賬單金額和自付費用。
我想向衛生部提出以下問題。
一、新加坡醫療費用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什麼?它們如何影響醫院賬單金額?
二、目前或未來公立醫院有哪些成本控制機制,以緩解成本增長並確保醫療負擔得起?
三、衛生部打算如何幫助公立醫院管理成本,提高成本效益?
四、預計MediShield Life的保障範圍是否仍足以幫助新加坡人分擔賬單的大部分費用,保持自付費用較低?
最後,MediShield Life如何調整保障範圍以反映不斷上漲的費用,同時確保保費對新加坡人來說財務可持續?
健康新加坡(Healthier SG)進展
主席,健康新加坡倡議標誌著我國醫療戰略向預防保健和社群健康管理的關鍵轉變。我想讚揚衛生部及所有合作伙伴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註冊數字——我最後看到的數字是,已有近70萬居民註冊。
該倡議的成功實施高度依賴衛生部、基層醫療網路(PCN)、綜合診所和私人全科醫生(GP)之間的積極合作。我想了解註冊居民中有多少比例選擇了GP診所,有多少比例選擇了綜合診所?
下午6點45分
隨著越來越多新加坡人參與該倡議,除了關注廣泛覆蓋外,我相信還應有醫療指標顯示人口健康狀況的改善。我想進一步瞭解健康新加坡對註冊居民的進展和效果,例如:一、針對註冊者的個性化健康計劃中,具體目標改善的健康結果有哪些?個性化健康計劃如何被監測?
二、對於未達到健康目標的註冊居民,健康新加坡提供了哪些干預措施或額外支援,幫助他們克服困難?
最後,衛生部是否預計隨著健康新加坡的推廣,新加坡人最常見慢性病的患病率,包括高膽固醇、高血壓和糖尿病,會有所緩解或逆轉?
全科醫生專業發展
主席,新加坡約80%的基層醫療需求由全科醫生診所滿足。許多全科醫生診所分佈在大多數社群。因此,他們參與健康新加坡是我們日益採取的人口預防健康策略中的重要合作。隨著我們在健康新加坡及其他國家健康策略中整合社會處方並增加基層醫療提供者的心理健康治療訪問,全科醫生將越來越需要擴充套件其能力,包括接受全面和持續的培訓。尤其是社會處方和心理健康治療可能是全科醫生相對較新的領域,需要提升熟練度。
在這方面,我想請衛生部更新是否有針對全科醫生的整體能力建設和專業發展計劃,特別是:一、全科醫生如何獲得支援以抽出時間參加繼續教育培訓,因為離開診所可能意味著失去看診機會的機會成本?
二、針對常見慢性病(尤其是患病率上升的疾病如高血壓),衛生部為全科醫生提供了哪些最新研究成果和治療方案的支援和資源?
最後,針對通常需要多學科參與的社會處方和心理健康治療,全科醫生將如何被裝備?多學科團隊的聯合培訓將如何進行,以為需要的患者提供最佳健康干預?
健康新加坡實施進展
賽義德·哈倫·阿爾哈布西博士(提名議員):主席,我想請教衛生部關於健康新加坡實施進展的最新情況。
首先,隨著國家醫療系統向健康新加坡轉型,人員、基礎設施和系統實施計劃是否跟上時間表和預期容量?我注意到政府上個月宣佈了護士薪酬的變動和指導,但是否也有類似的關注和計劃來留住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包括醫生和輔助醫療人員?我還想了解計劃於2030年前開放的剩餘八個綜合診所是否按計劃推進,以及在實現私人全科醫生、綜合診所和醫院集團之間系統整合以充分發揮健康新加坡潛力方面是否遇到挑戰?
第二,部長能否分享早期指標是否顯示健康新加坡計劃正在實現其既定目標和成果?更好的預防醫療方法是否正在實現?醫生和患者在最後一公里是否報告了更強的醫患關係,患者在通過健康新加坡接受基層醫療服務時體驗是否更好?
第三,健康新加坡願景之一是建立更深厚的夥伴關係和整合健康與社會生態系統的護理。是否已與社會及家庭發展部(AIC)、健康促進局(HPB)、人民協會(PA)以及新加坡體育理事會等機構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係以實現健康新加坡的願景?衛生部能否分享具體案例及其未來發展預期?在這方面是否存在障礙?衛生部預計未來將採取哪些措施?
最後,關於國家心理健康與福祉戰略的推廣及對心理疾病和心理健康意識的提升,健康新加坡實施計劃是否需要調整,特別是納入分層護理模型的四個層級,以實現戰略中提出的四個重點領域?
主席:葉漢榮先生,您可以將您的兩個發言合併發表。
實施健康新加坡
葉漢榮先生(耀祖康):健康新加坡倡議對轉變我們的醫療系統,向上遊和預防保健方向發展,具有巨大潛力。
首先,部長能否分享截至目前健康新加坡的最新註冊人數,以及參加首次諮詢的參與者數量?瞭解公眾參與度對於評估專案效果至關重要。
其次,部長能否詳細說明個性化健康計劃或社會處方的形式?是否包括針對個人需求定製的推薦活動清單?如何確保遵守和實施?最近推出的健康新加坡慢性病分層補貼以及鼓勵全科醫生管理更多慢性病的總體方向,是令人歡迎的訊息。
然而,我對其對更廣泛人群的影響有些擔憂。
首先,並非所有全科醫生都具備管理所有慢性病的同等專業知識,尤其是心理健康問題。此擴充套件是否會導致患者必須更換全科醫生以獲得健康新加坡的全部福利?其次,確保參與的全科醫生具備必要資源和專業知識至關重要。衛生部將如何為他們提供培訓、工具和支援,以有效管理這些額外的慢性病,特別是需要專業知識的疾病?我們需要避免給全科醫生帶來過重負擔,危及現有患者的護理質量。
為超級老齡社會做準備
隨著越來越多老年人獨居,社會孤立和未滿足的護理需求成為緊迫問題。我想關注如何確保我們的老年人在社群中保持活躍、聯絡緊密並得到良好照顧,這與“安享新加坡”(Age Well SG)戰略相符。
首先,衛生部將如何評估安享新加坡計劃的成功?這可能包括老年人福祉、專案效果和成本效益等指標。衛生部將如何推動從機構護理向社群和居家護理轉變,具體舉措、參與率和時間表如何?
其次,瞭解當前護理狀況至關重要。部長能否分享護理院床位的當前平均等待時間?有哪些新型護理模式可彌合差距,防止機構化?
第三,能否更新非租賃組屋老年人活躍老齡中心(AAC)的推廣進展,確保更廣泛的可及性?何時將覆蓋所有老年人?AAC將如何實施促進代際關係的舉措,解決老年人社會孤立問題,同時為年輕一代提供學習機會?我們如何特別接觸那些不願社交的老年人,因為他們最易感孤獨?
第四,提升高需求老年人的居家護理至關重要。衛生部是否設有目標,計劃接納多少患者參與居家護理?鑑於居家護理資源密集,衛生部能否分享此類專案的長期財務可持續性,特別是未來可能的成本增長及老年人負擔能力?如何提高公眾對居家護理的認識?
同樣,通過EASE 2.0等舉措改善老年人居家環境也很重要。我很高興住房發展局(HDB)將於4月1日起推廣EASE 2.0,包括擴大無線警報系統,惠及更多老年人。衛生部將如何提高對該系統及其他跌倒檢測解決方案的認識,尤其是針對獨居老年人?在更廣泛層面,衛生部是否會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類似的老年友好應用?這些解決方案也可用於社互動動、健康監測或獲取服務。
主席,建設一個人人安享晚年的社會需要多管齊下。通過解決社會孤立、提供可及護理選項以及投資社群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我們能確保老年人在社群中生活得充實且有尊嚴。
老齡社會的醫療容量
林志明副教授(盛港):在我去年五月關於支援醫療的動議發言中,我談到我國醫院床位和醫療人員容量不足,不僅與幾乎所有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不足,也未達到我們自身的內部標準。這導致我們未能達到衛生部設定的醫療服務質量目標。情況雖有所改善,但容量仍受限。1月底樟宜綜合醫院和郭特拔醫院的中等等待時間仍超過半天,除一家公立醫院外,其他醫院的床位使用率均高於衛生部首選的80%上限。
短期內不僅需要緩解容量不足,還需應對長期需求。事實上,亞歷山大醫院和兀蘭健康園區的擴建計劃可能只能解決當前短缺,隨著人口增長和老齡化,仍顯不足。
這歸結為願意犧牲短期效率,接受一定程度的冗餘,至少直到需求不可避免地出現。我的感覺是,只有當醫院當前佔用率持續顯著低於80%時,這種情況才會發生。為此,我認為現有系統可以擴大過渡護理服務。我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我們可以加強急診護理服務,作為現有全科醫生綜合診所與急診室的中間選項。雖然仍不普遍,新加坡已有幾個急診護理中心(UCC),包括將亞歷山大醫院急診部重新分類為UCC,以及若干私人提供者。應教育新加坡人將非危及生命的醫療緊急情況通過此渠道處理,尤其是考慮到其等待時間明顯短於急診室。這也能減輕綜合診所分診非其設計範圍內病例的壓力。
第二,我們可以改善居家過渡護理的激勵措施,或通過直接向患者支付現金激勵,利用本可用於住院的費用節省。政府可通過向保險公司提供回扣,鼓勵選定病例採取此路徑。
第三,雖然我支援擴大非營利模式的決定,但這一實驗最終是否可行,也將關鍵取決於相關的稅收豁免是否伴隨著運營靈活性的增加或減少。否則,如果這種做法僅僅是通過提供更多補貼來換取更嚴格的醫療價格監管,即經濟加醫療,那麼非營利模式的真正優勢可能會喪失。同時,我鼓勵衛生部也關注公共衛生法案。
主席:洪偉能先生。您可以將您的三個發言合併一起發言。
醫院和綜合診所容量
洪偉能先生(西海岸):主席,我對《海峽時報》最近報道的情況深感擔憂,報道指出2024年1月29日,新加坡民防部隊(SCDF)92輛救護車車隊中有12輛救護車被困在樟宜綜合醫院。這種情況令人震驚,亟需立即關注。遺憾的是,西部的情況似乎也不容樂觀。南洋的居民對醫院急診部門的長時間等待表達了不滿,有些人甚至不得不忍受更長時間才能獲得醫院床位,常常被安排在醫院病房的走廊上。
2023年,新加坡每千人擁有的醫院床位數約為2.55張。這個數字遠低於美國(2.8張)、中國(5.2張)和日本(12.6張)。鑑於我們的人口老齡化,我想請問衛生部長,您是否認為新加坡目前醫院床位數量不足?如果是,衛生部是否準備加快建設除已規劃之外的更多醫院?
主席,西部許多居民,尤其是南洋的居民,在先鋒綜合診所預約時遇到困難。鑑於人口結構向老齡化轉變,我想詢問衛生部是否有計劃在裕廊西建設更多綜合診所,以緩解這些問題?
晚上7點
醫療人員充足性
我要祝賀衛生部去年成功招募了5,000名護士,超過了最初設定的4,000人目標。然而,這一成功也引發了我們是否擁有足夠醫生以滿足醫療需求的擔憂。
許多年輕的新加坡人,包括南洋居民,都渴望從醫。不幸的是,儘管他們成績優異,本地醫學院的大門對大多數人仍然關閉。令人沮喪的是,擁有90分滿分GCE "A"水準成績的新加坡學生被拒絕入讀本地醫學院。因此,一些學生不得不出國學習醫學,這給他們的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也導致人才流失。
我們瞭解到,每年約有2,400名新加坡學生申請國立大學(NUS)和南洋理工大學(NTU)的醫學院,但由於每屆僅錄取約510名學生,大部分申請者被拒絕。
新加坡的醫生與人口比例為每千人2.8名醫生,遠低於英國(3.2)、美國(3.6)、澳大利亞(4.1)和歐盟平均水平(4.3)。鑑於人口老齡化,新加坡醫生人數有增加的空間。
因此,我想詢問衛生部是否準備與教育部合作,擴大NUS、NTU和杜克-新加坡醫學院的招生名額。同時,我也收到反饋稱,本地公立醫院的初級醫生工作負荷過重,尤其是在實習期間。我想問衛生部是否準備採取措施減輕他們的負擔,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和患者護理質量都至關重要。
電子煙
主席,最近我騎行到實龍崗東壩時,看到一群青少年公開吸電子煙,令我感到失望。遺憾的是,類似事件似乎很常見,我的居民們也有類似經歷。一位朋友特別提到她曾向警方舉報電子煙事件,但警方將她轉介至衛生科學局(HSA)。儘管她投訴了,衛生科學局並未跟進。可能是衛生科學局資源不足,無法持續跟進。
電子煙在學校中是一個嚴重問題,許多學生從家人,包括父母那裡獲得電子煙配件。為應對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加大力度提高對電子煙危害的認識,促進負責任的行為。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真相倡議”運動通過公眾教育有效降低了電子煙的使用率。
雖然教育至關重要,但嚴格執法同樣必要。我們對政府最近限制電子煙進口及在學校和公共場所限制使用的措施表示歡迎。然而,執法行動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仍有疑問。
我剛訪問了衛生科學局的網站,令人擔憂的是,衛生科學局主席兼執行長在網站上的資訊中甚至未提及針對電子煙的執法行動。網站首頁的資訊沒有提及反電子煙措施,這讓人懷疑衛生科學局對反電子煙工作的重視程度。
因此,我敦促部長介紹衛生科學局執法團隊的規模和執法效果,並說明部長是否對新加坡當前的電子煙狀況感到滿意。
如果部長不滿意,我想質疑僅依靠衛生科學局作為電子煙執法機構是否足夠。鑑於政府關注電子煙的危害,我想請問部長,您認為電子煙比吸菸更有害,還是與吸菸差不多?如果電子煙有害且需要更強力執法,我建議中央禁毒局和警方等執法人員較多的機構可以協助反電子煙工作。
醫療費用與生產力
林偉傑醫生(實龍崗):主席,我宣告本人為私人集團診所的眼科醫生。
醫療費用和生產力問題令許多新加坡人憂心忡忡。雖然我們努力實現醫療的可及性和質量,但不斷上漲的費用和漫長的等待時間令人擔憂。過去十年,醫療支出激增,令可持續性成疑。預約和手術等待時間長,令患者沮喪,也加重了醫療系統負擔。
政府已採取措施應對這些問題,增加醫院床位和招募醫療人員是值得肯定的努力。最近推出的護士留任計劃及改善醫護人員福利的舉措也令人歡迎。但所有這些遲來的回應都是在多年反饋和壓力積累後才出現。現在迫切的問題是:為何現在才行動,而床位不足的問題早在新冠疫情前就存在?這種被動應對凸顯了需要更主動和前瞻性的策略。現在正在採取哪些措施,推動醫療管理更具前瞻性?因此,我提出以下問題。
醫療服務成本上漲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什麼?是由醫療技術進步、藥品價格上漲、通貨膨脹還是其他因素,或者是上述多種因素共同作用?是否有特定領域,如藥物、技術及行政成本,推動成本增長?
除了醫療程式,成本問題促使一些新加坡人未經醫生諮詢,從網上市場和邊境外購買處方藥和非處方藥,這可能危及他們的健康。這引發了對醫療系統內基本藥物可及性和負擔能力的嚴重關切。我們需要了解這種行為的根本原因,並探索既保障公共健康又兼顧負擔能力的解決方案。
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來減緩成本增長?我們需要切實行動,無論是探索替代治療方案、重新審視採購策略,還是利用技術最佳化成本。是否有計劃通過更多集中採購、與製藥公司談判更優價格,或完全探索替代治療方案?日間手術的費用遠低於同一手術作為住院患者的費用。衛生部能否探討如何進一步擴大日間手術容量,以控制醫療成本增長並減少住院人數?
衛生部能否詳細說明智慧解決方案和人工智慧(AI)在醫療服務中的應用?這些技術能否用於最佳化資源分配、簡化行政流程或為患者提供個性化醫療,從而節省成本並改善效果?智慧醫療監測裝置或可穿戴裝置可替代護士在醫院及部分門診環境中的患者監測工作。
由於新加坡島嶼面積小,靠近醫院是優勢,但也導致非緊急情況過度使用急診服務,造成急診擁堵及床位短缺。這通常源於患者缺乏識別和管理健康狀況的知識。雖然長期教育很重要,我們也需要立即解決當前壓力。利用智慧解決方案和AI驅動的分診系統可能帶來變革。患者可通過虛擬諮詢遠端與醫療專業人員聯絡進行初步評估,避免不必要的急診就診。AI工具配備症狀檢查和決策支援功能,可根據症狀引導患者選擇合適的護理選項,如診所、藥房或遠端醫療,而非急診。
我認可政府應對醫療挑戰的努力,但仍需更主動、資料驅動和成本意識強的策略。通過擁抱創新、賦能患者和利用技術,我們能應對醫療成本與生產力的交叉點,確保所有新加坡人都能獲得可及、負擔得起且優質的醫療。
脊髓性肌萎縮症患者的緊急經濟援助
翁華漢先生(提名議員):主席,今天我提出一個緊迫問題:為脊髓性肌萎縮症(SMA)患者提供經濟援助的必要性。SMA是一種罕見且致殘的遺傳疾病。去年,我認識了25歲的社會政治及遊戲記者Sherry Toh女士,她患有2型SMA。
SMA是一種影響神經系統和肌肉的進行性疾病,導致嚴重的身體殘疾。儘管面臨挑戰,Sherry是一個極具韌性的人,決心充分生活。各位議員可線上閱讀她的故事。
若無治療,像Sherry這樣的SMA患者面臨病情惡化、呼吸衰竭及臥床的嚴峻前景。然而,仍有希望。衛生科學局批准了一種口服藥物Risdiplam,可改善運動功能並穩定SMA進展。該藥的市場商羅氏公司去年向Sherry捐贈了三個月的藥量。
該治療使她的精力、吞嚥能力和整體健康狀況明顯改善,賦予她新的自由和獨立感,使她能更充分地生活。然而,這只是暫時的生命線。Risdiplam需每日持續服用才能維持效果。每年藥費高達37.5萬新元,遠超普通新加坡人的承受能力。停藥三天後,Sherry明顯惡化,吞嚥水的時間比服藥兩個月時長。
雖然未來SMA治療可能納入罕見病基金,我去年在議會質詢中提出此議題,但像Sherry這樣的患者已無法再等待。每一天無治療都是錯失改善生活質量和延長壽命的機會。因此,我敦促衛生部加快審查SMA治療的補貼和主流融資。
眾籌既不合適也不可持續。Sherry多次延長眾籌活動,但僅籌得37.5萬目標的12%,僅夠購買一年的藥物。主席,Sherry只是想爭取時間,等待政策改變,期待更光明的未來。
癌症治療費用管理
林秀麗女士(亞歷山大):先生,癌症仍是新加坡的主要死因,2022年佔所有死亡人數近24%。預計四分之一的新加坡人一生中會患癌症。根據新加坡癌症協會,2017至2021年五年間,新加坡平均每天有46人被診斷患癌,16人因癌症去世。
去年9月,星展銀行委託Black Box Research進行的一項調查,約有1,200名參與者就應對癌症費用的財務準備情況進行了調查,得出三大關鍵發現:第一,受訪者認為應對癌症護理費用困難;第二,費用問題可能顯著影響治療決策;第三,部分解決方案在於提升財務知識。
調查仍在進行中。部分受訪者未購買額外保險的原因包括保費負擔不起及對保單利益缺乏瞭解。三分之一參與者擔憂癌症護理費用過高。國大癌症研究所和Research for Impact早期研究顯示,低社會經濟地位患者面臨更高的財務毒性風險。
晚上7點15分
財務毒性意味著患者因醫療費用而遭受重大經濟壓力,通常伴隨收入損失期。這不僅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和心理健康,也影響其家庭成員。
及早賦予民眾關於私人保險選項的財務知識,將增強他們應對突發重大醫療支出的信心,使患者能專注治療。確保MediShield Life對癌症的國家保障仍具實質意義也很重要。衛生部如何與相關利益相關者合作,提高對癌症治療費用的認識並減輕財務毒性?
凍卵
包慧珍女士(非選區議員):主席,去年7月,政府修訂法律,允許21至37歲的女性進行選擇性凍卵。進步新加坡黨支援此舉,因為它為女性提供了保留生育能力和未來生育機會的選項。這很必要,因為年輕新加坡人結婚較晚,2023年總生育率降至0.97。
然而,我們可以做更多支援考慮或正在進行凍卵的女性。
首先,凍卵程式在新加坡仍然非常昂貴。公立醫院選擇性凍卵每週期費用在7,000至9,000新元,私立生育診所則為10,000至15,000新元。目前,選擇性凍卵無補貼、無共付資金,也不能使用醫療儲蓄。只有在未來使用冷凍卵進行體外受精(IVF)時,夫妻才能享受部分補貼。但如果年輕女性無法在最佳年齡凍卵,未來夫妻將無冷凍卵可用。
因此,進步新加坡黨呼籲政府考慮在公立醫院提供一定程度的補貼,並允許使用醫療儲蓄支付此程式。可設定補貼條件以防止濫用,並確保未使用的冷凍卵可捐贈給其他夫妻或用於研究和教育等其他用途。
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法國等國已對選擇性凍卵提供補貼。政府還可鼓勵企業將此類程式及其他生育治療費用納入員工福利套餐。在美國,許多大型僱主常規為員工提供凍卵和體外受精等生育治療的慷慨保障。我們應鼓勵這成為新加坡的家庭友好常態。
其次,我們還可以做更多工作,增加願意進行凍卵的年輕女性可用的資源,因為凍卵過程在身體上、心理上和經濟上都可能帶來負擔。年輕女性應通過醫療服務提供者和高等院校獲得生育相關資訊,包括避孕、懷孕和生育治療的資訊。必須為年輕女性創造空間,讓她們就生育和母嬰健康問題進行知情對話,從而賦予她們做出最適合自己的決定的能力。
主席:黃國鋒先生。請將您的三項提案合併發言。
將體外受精補貼擴充套件至私立診所
黃國旺(義順)先生:許多夫婦告訴我,公立醫院進行體外受精(IVF)程式時等待時間很長。我們可以幫助減少這種等待。政府的共同資助支援對於讓夫婦能夠承擔極其昂貴的體外受精治療非常重要。然而,當夫婦選擇去私立診所做體外受精時,卻沒有任何支援。引導部分夫婦去私立診所將有助於減輕公立醫院的負擔。衛生部能否考慮允許在公立醫院體外受精失敗兩次的夫婦,獲得在私立診所治療的共同資助?
這對政府沒有財政損失。對於在公立醫院失敗兩次的夫婦,這讓他們可以嘗試不同的方法以提高成功率。我們正在做很多工作鼓勵新加坡人育兒,而接受體外受精的夫婦是極力想要孩子的一群,我們對他們的幫助還遠遠不夠。
提供生育檢測補貼
李顯龍總理曾談到,想要孩子的夫婦往往推遲組建家庭,卻沒有意識到隨著年齡增長,懷孕難度迅速增加。夫婦們晚育,一項研究顯示,新加坡夫婦在嘗試懷孕3.4年後,如果未能懷孕才尋求幫助。
早期生育篩查有助於及早發現問題,避免年紀更大、懷孕更難時需要更昂貴的生育治療。不僅節省費用,也能避免夫婦經歷多次失敗的體外受精帶來的心痛和壓力。
政府也可以將此視為成本節約。同樣,早期增加生育檢測支出,可能減少未來對反覆體外受精週期補貼的支出,因為體外受精成功率隨年齡下降。我之前提過,現在再次呼籲政府提供更多生育篩查補貼,併為生育篩查設立獨立的醫療儲蓄賬戶類別。
確保護士有足夠休息時間
我們都感謝護士和醫護人員在新冠疫情期間救死扶傷的工作。他們衝在前線救人。疫情期間他們工作負荷極大,我們都希望疫情後他們的狀況會好轉。不幸的是,情況尚未改善。我們的醫院依然人手緊張。2023年12月,入院等待中位時間約為17至20小時,某些醫院甚至超過20小時。
去年預算演講中,我呼籲給予護士更多休息時間。衛生部宣佈的ANGEL計劃是積極舉措。但除了經濟激勵外,護士們希望我們能做更多,確保她們有足夠的休息。對於已經疲憊的護士來說,她們害怕“下午-早晨-下午-早晨”輪班,即PAPA輪班。這意味著護士連續兩班下午班後接早晨班。我瞭解到邱德拔醫院已研究PAPA輪班並做出積極調整。衛生部能否確保所有醫院取消PAPA輪班,並確保護士在班次間有最低休息時間,類似於我們對空乘人員的規定?
主席:嚴傑烈先生。請將您的兩項提案合併發言。
殘疾人士或特殊需要人士的醫療補貼
嚴彥松(亞逸)先生:主席,目前先驅一代、獨立一代和公共援助卡持有人在社群健康援助計劃(CHAS)下享有特別補貼。我建議將殘疾人士或特殊需要人士納入另一類享有CHAS特別補貼的新加坡人。他們也應獲得額外的醫療儲蓄補充和更多中長期護理補貼。這些措施將幫助殘疾人士或特殊需要人士及其家庭分擔可能更大的醫療開支。
我還建議衛生部追蹤CHAS下殘疾人士或特殊需要人士的數量,以便更好地瞭解這群新加坡人的醫療開支和需求。
無煙一代
吸菸在新加坡造成的醫療費用和生產力損失估計每年至少6億新元。新加坡擁有世界上最嚴格的反吸菸法律之一。然而,持續提高菸草稅和擴大公共場所禁菸可能開始出現邊際效益遞減。公共場所更嚴格的規定反而促使吸菸者在家中吸菸或形成非正式吸菸區,危害子女健康並引發鄰里對二手菸的投訴。
2023年1月,衛生部表示正在審查國際上關於世代禁菸的做法。英國計劃每年提高最低吸菸年齡,直到最終無人能非法購買香菸。紐西蘭最初實施了世代禁菸,但新保守黨政府為資助減稅而撤銷。副總理黃循財2024年1月表示,禁止電子煙是基於公共衛生考慮,而非潛在菸草稅收入損失。我相信這一原則也將適用於政府對世代禁菸的任何決定。
世代禁菸專門設計為保護未來一代,同時不限制當前吸菸者。這種前瞻性做法確保當代成年人可自由選擇,同時為子孫後代創造更健康的環境。我敦促政府對2010年及以後出生的所有新加坡人實施世代禁菸。這將給我們四年時間準備新菸草法規,屆時我們將迎來首個無煙一代,即目前14歲及以下的所有兒童。
主席:瑪麗亞姆·賈法爾女士。請將您的五項提案合併發言。
醫療費用
瑪麗亞姆·賈法爾(森美蘭)女士:醫療費用快速增長,衛生部預算現僅次於國防部。醫院賬單和保險費持續上漲。
“健康新加坡”計劃下向預防醫療轉型,將是長期控制成本的關鍵槓桿。但我們也必須推動當前的成本降低。居民反映新加坡醫療費用高於區域內其他國家,甚至與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多科診所非補貼門診費用有時比私人全科醫生還貴。
是的,我們人口老齡化。是的,慢性病增加。是的,全球供應短缺。是的,作為一個小而富裕的國家,我們在藥品定價上處於不利地位,但還有哪些其他重要的醫療成本驅動因素是可以控制的?
醫療經濟學是複雜領域,涉及委託代理問題、道德風險、人類情感和行為,政府一直努力應對這些挑戰。但有行之有效的成本降低槓桿——價值醫療、數字技術、戰略採購——但要持續發揮作用,工作方式、流程、人員和激勵都必須協調一致,否則成本會反彈或轉移。
隨著按人頭付費模式的推行,已做了哪些基準研究,設定了哪些目標,促使醫療系統和保險商追求成本節約?如何讓個人為親人和社會整體利益做出決策?還有哪些措施控制醫療成本?
價值醫療
在“健康新加坡”白皮書辯論中,我談到價值醫療,這是一種變革性醫療模式,旨在通過最佳化資源,以相同或更低成本實現更好健康結果,並引用了多個國際最佳實踐。翁啟惠部長當時向議會保證,我們的醫院一直在實施價值醫療,也開展了許多相關舉措,如社群措施幫助院外心臟驟停患者復甦。
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醫療系統中許多成功的價值醫療試點,展示了潛力。但要充分實現潛力,必須擴大試點規模並整合至整個醫療系統。這需要醫療連續體內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努力。我們必須投資技術、基礎設施、資料、人員培訓和文化,確保激勵與結果掛鉤,並解決醫療服務可及性差異及健康社會決定因素。
通過採用價值醫療模式並擴大成功試點,我們可以改善患者結果,提高醫療質量並控制成本。部長能否更新這些試點的現狀、取得的成果、是否已在醫療系統推廣及原因?價值醫療預計對控制成本有何貢獻?
醫療數字化與人工智慧
數字技術和人工智慧正迅速改變全球醫療格局。醫療系統數字化和自動化有潛力在行業各領域提升健康結果並降低成本。生成式人工智慧(GenAI)的快速發展為醫療帶來令人興奮的前景,涵蓋醫療研發、消費者計費及其他效率、生產力和成本改進的多個新興應用。全國電子健康記錄(NEHR)和下一代電子病歷(EMR)與“健康新加坡”計劃同步推出,帶來大量新資料來源、人工智慧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提供改善預防醫療和賦能患者自我管理的機會。
替代醫療模式也在興起。遠端醫療進一步發展,從諮詢擴充套件到遠端診斷,包括利用人工智慧分析症狀和實現居家實驗室檢測。可穿戴裝置和居家智慧醫療裝置也在推廣。虛擬醫院病房將促進患者遠端持續監測,幫助減輕醫院床位和人力壓力,減少就醫次數。
衛生部在進一步利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慧潛力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迄今成效如何?如何確保這些努力帶來可持續價值和成果?
醫療附加費用
醫療費用討論通常聚焦於治療和手術費用,但醫療相關的附加費用往往被忽視,包括藥物、交通和護理費用,這些費用累積起來可能成為重大經濟負擔。例如,交通費用對行動不便患者、頻繁就醫患者、年長護理者及非同住護理者尤為顯著。許多家庭的居家護理補助僅能略微緩解護理成本。雖然“健康新加坡”慢性病層面受到歡迎,患者仍面臨高昂的藥物和耗材費用。
必須認識並解決這些附加費用,確保所有人公平獲得醫療服務。這需要全面方法,涵蓋醫療費用各方面。例如,解決交通障礙可包括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交通補貼,擴大醫療運輸服務,同時推廣遠端醫療服務,確保組屋和公共交通設計支援行動不便者。
部長是否研究過不同情境下患者的附加費用負擔?政府能提供哪些支援以減輕更多家庭的負擔?
晚上7點30分
老齡護理者
最近一次家訪中,我見到90多歲的G女士。她患有多種疾病,臥床不起,與三位70多歲的女兒同住。她們請求我協助申請醫療陪護服務,因為她們難以將母親抬上輪椅,頻繁送醫。
同次家訪中,我見到M女士,她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孫子,孫子的父母不在身邊。70多歲的M女士自身也有健康問題,非常擔心自己去世後誰來照顧孫子。
隨著人口老齡化,許多護理者也在變老或已是老年人,他們自身面臨年齡相關健康問題、經濟壓力和社會孤立。護理負擔在身體、情感和經濟上都極為沉重。
政府已宣佈多項措施支援護理者,包括提高護理補助、加強護理服務和培訓、推動靈活工作安排及促進特殊需要信託服務。但當護理者自身也在老齡化時,挑戰尤為嚴峻。
“安享新加坡”計劃下的共享住家長者護理服務試點值得歡迎,但我們必須確保解決方案具備可擴充套件性。我們能從其他老齡社會學到什麼?例如,日本在利用技術方面走在前列,採用機器人助手、機器人外骨骼、遠端存在機器人和智慧家居系統。新加坡在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政府如何更好支援老齡護理者?還有哪些可擴充套件的解決方案?
支援有護理需求的長者
郭賢全(格文巴魯)先生:主席,作為人民行動黨資深組成員,我很高興聽到衛生部加大力度加強長者居家護理服務和選項。
這非常及時且必要。大多數長者即使體弱,也希望在家中舒適地安享晚年。有些長者幸運地有親人照顧,或能負擔全職護理員,但並非所有長者都如此幸運。
因此,我很高興聽到衛生部、老齡理事會和人力部最近推出“共享住家護理試點”,五家公司將參與,預計服務約800名長者客戶。這可能為長者提供不同選擇,尤其是如果這些公司能提供訓練有素的護理員,服務同一組屋區內多名長者。
衛生部能否分享該試點的更多細節,如服務範圍和價格區間?政府是否會在組屋區預留空間以便高效安置這些專業護理員?
衛生部能否介紹“單一聯絡點”計劃,這是“安享新加坡”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是否能促進資訊流通,並納入該試點?衛生部能否更新何時計劃將試點推廣至全新加坡?是否考慮將格文巴魯等長者聚集的選區優先納入後續推廣或試點?
另一個問題是,衛生部能否廣泛介紹“單一聯絡點”計劃,以及該計劃如何與“健康新加坡”中的個人健康計劃互補?
護理者支援與能力建設
陳麗儀(義順)女士:主席,我想提出一個名為“護理者裝備”的工作領域,並建議審視衛生部或社會及家庭發展部(MSF)應由哪個部門主導。
雖然衛生部負責醫療保健,但支援和賦能護理者應是社群共同努力,符合國家居家養老戰略,因此應歸屬社會及家庭發展部。
隨著人口快速老齡化,越來越多新加坡人需兼顧職業和護理責任。對他們的支援應廣泛提供於社群,而非僅限醫療環境或專家,這樣成本高且不可持續。
在加冷,我去年啟動了護理者資源中心,提供能力建設和同伴支援網路。此類服務應迅速擴大,使每位護理者或潛在護理者都能隨時準備好承擔護理責任。
許多居民告訴我,當年邁父母突然生病或跌倒時,他們被迫承擔護理責任。我母親確診癌症時也經歷過類似情況。幸運的是,由於我關注護理者相關政策並與護理者居民互動,我更有準備知道如何應對。
我建議衛生部(MOH)與社會及家庭發展部(MSF)密切合作,在每個社群設立社群護理者資源中心,並在護理需求激增壓倒新加坡一代人之前,開始對社群進行護理知識和資源導航的培訓。
正如社群緊急與參與委員會(C2Es)是人民協會與內政部(MHA)聯合努力的成果,如今在許多社群普遍存在,準備公民掌握急救和第一響應者技能一樣,可以在MSF與老年關懷理事會(AIC)之間建立類似的平臺,為新加坡人做好護理準備。
設立此類場所的自然位置應靠近多科診所和醫院,我敦促衛生部與負責社會服務機構的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密切合作並協商,共同推進此類專案。
主席:萬瑞扎爾醫生,請一次性提出您的三個問題。
菸草與電子煙管控
萬瑞扎爾醫生(惹蘭勿剎選區):主席,為了促進更健康的新加坡,我們面臨一個多年來持續存在的挑戰,即打擊吸菸及其現代變體——電子煙。
衛生部一直處於這場戰鬥的前沿,實施全面策略以降低吸菸率,並防止採用電子煙等替代吸菸習慣。
近年來,隨著電子煙的出現,吸菸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電子煙常被誤認為是比傳統香菸危害更小的替代品。這種誤解給我們的控煙工作帶來了挑戰。我們需要創新方法和強有力的措施來應對新加坡人中電子煙的興起。
這一不斷變化的挑戰引發了一系列相關問題。
衛生部目前有哪些持續計劃和未來策略來降低吸菸率,特別是在反電子煙措施方面?是否會審查與電子煙相關的立法處罰?此外,衛生部是否考慮加強公眾教育活動,以消除關於電子煙的誤解?最後,衛生部是否考慮加強監管和執法措施,防止電子煙在新加坡的進口、分銷和使用?
社群健康
先生,新加坡所有族群社群面臨的挑戰之一是促進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減少吸菸率。衛生部認識到這一挑戰的複雜性,明白這需要多方面的策略,既要解決整體問題,也要關注多元人口的文化細微差別和具體需求。
眾所周知,吸菸是全球可預防疾病和過早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新加坡,我們致力於建設更健康的國家,這意味著必須採取果斷行動遏制這一習慣,減輕其對社會的影響。然而,這一努力若不考慮影響生活方式選擇的文化和社會經濟因素,將難以成功。
因此,衛生部採取了哪些舉措來降低吸菸率,並支援不同族群過上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請提供有關文化敏感干預措施的詳細資訊,這些措施既解決身體健康差異,也承認心理健康可能發揮的作用。
此外,衛生部是否考慮與社群領袖和社群內的組織建立緊密合作關係?我相信通過這種合作,我們可以創造具有文化共鳴的資訊,解決心理健康汙名問題,提高社群的認同感,從而以敏感且有效的方式促進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心理健康
主席,最近的心理健康動議中,衛生政府議會委員會(GPC)提出了建立一個全面、可及且富有同情心的心理健康生態系統的需求,這是建設一個有韌性、更健康的新加坡的基石。
我們改善心理健康護理的旅程不僅僅是提升服務質量,更是改變觀念、打破汙名,並培養一個在各個層面支援心理健康的支援系統。
衛生部已採取多項舉措,擴大心理健康服務的可用性和質量。此外,政府認識到心理健康是優先事項,是整體健康和福祉的組成部分。為此,我想問:衛生部在推進心理健康護理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未來有哪些策略和結構將被實施,以提升心理健康服務在社群中的可及性和整合?
此外,衛生部是否考慮與宗教組織密切合作,為其員工提供培訓和支援,隨著我們向更社群化的模式擴充套件?將員工培訓為一級護理提供者,識別常見心理健康問題,不僅有助於干預,也支援我們在社群內長期護理和康復的理念。
先生,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衛生部是否考慮在遠端醫療和數字心理健康干預中使用人工智慧?這可以緩解人力短缺,使心理健康護理更加靈活和可及。然而,確保此類平臺的質量控制和有效性,需有堅實的研究支援。
先生,政府推進心理健康護理的承諾顯而易見,我們對此表示感謝。我們知道這是一場長跑,而非短跑。
因此,讓我們邁向一個心理健康被優先考慮、得到支援並融入社群各方面的未來。我們必須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所需支援,過上心理健康的生活。
國家心理健康辦公室
許國基先生(提名議員):主席,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服務及支援涉及多個部委,包括衛生部、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教育部、文化、社區及青年部(MCCY)、人力部和內政部。無論是衛生部、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還是教育部下的現有服務提供者,都歡迎國家心理健康辦公室的成立。
無縫的連續護理對於為心理健康問題人士提供最佳護理至關重要。持續努力減少汙名、早期診斷和干預也同樣關鍵。
我們還需要不斷加強社群中的康復支援網路。本議會最近呼籲採取全民參與的方式,解決我國當前和未來的心理健康挑戰。
因此,我想了解國家心理健康辦公室最初將重點關注的關鍵領域有哪些?是否已就初步關鍵指標達成共識,以確定我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主席:高階議會秘書拉哈尤·馬哈贊。
英文原文
SPRS Hansard · Fetched: 2026-05-02
The Chairman : Head O, Ministry of Health. Dr Tan Wu Meng.
6.16 pm
Health and Care –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Dr Tan Wu Meng (Jurong) : Chairman, I beg to move, "That the total sum to be allocated for Head O of the Estimates be reduced by $100".
I declare that I am a doctor working at a public hospital. I will speak on our healthcare system and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Today,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in healthcare policy. Subsidising health screening in Healthier SG so that illness can be detected earlier, treated upstream, reducing the burden of human suffering down the line years later, all this while maintaining the approach of co-payment established many years ago as part of keeping Singapore's healthcare system sustainable.
But there are other boxes we need to think outside of, as part of the next bound of healthcare policy. I will share about this today.
Today, we also need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of space and place – bringing the care, bringing the subsidy to where the patient is, where the person in need is. Some public hospitals have been testing hospital-at-home services, or what is called mobile inpatient care at home. Ca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rogress of these efforts? Are they being scaled up? What has been the experience? Can we make it easier as well for MediShield Life and MediSave to be claimable for care that is delivered to patients at home where medically necessary?
I want to speak also about the ecosystem of care because bringing care closer to home goes beyond medical care, nursing care or allied healthcare. It must also look at Government programmes that support the sick and unwell.
I remember my Clementi resident who passed away. We got to know each other over my eight, coming to nine years in Clementi. She was my resident. We became friends over the years. We visited her in hospital, visited her funeral wake. She was getting more ill, getting more frail – more frail, more prone to falls. She was ill with kidney failure for many years, on peritoneal dialysis, finding it heavy going doing her own peritoneal dialysis at home every night.
She applied for 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levy concession – maid levy concession. But she was not old enough to fit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s (MOM's) aged person scheme. So, she applied to the Agency for Integrated Care (AIC) under MOH. She was told that because she did not always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did not always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one ADL and so, she could not qualify.
But I ask the Ministry, could the ADL have been looked at in context? Could the ADL have been considered in context of someone who was frail, getting more and more frail, many medical conditions and on peritoneal dialysis at home? Could it have been asked by the agencies, would the patient – would the resident – find it difficult to do peritoneal dialysis at home without the extra help?
And if you speak with real-world practitioners on the ground, there are residents – there are patients – who may not fit the technical criteria, always requires assistance with at least one ADL. Many who met my resident in person would have found her frail, even if she did not fit the letter of the policy, many would have felt she fit the spirit of the policy. So, I call upon MOH to consider such situations, see if there is a wa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medical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 – the spirit of the policy, in addition to the letter.
There is another group of patients – palliative care patients with a limited lifespan, life-limiting disease, not much time left.
And likewise, I call upon MOH, can our agencies, in assessing the concessionary levy fo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frail patients on home peritoneal dialysis, who already find it difficult to cope without a helper, can they be considered more holistically? For patients with a serious life-limiting disease, not much time left, can they be considered holistically as well?
Sir, we must also think outside the box of individual agencies and individual Ministries because home care does not just help the patient, it also helps caregivers who otherwise might have to follow the patient for appointments, accompanying to see the doctor, for treatments, for blood tests and scans, depending on the condition.
Back in January 2022, two years ago, I asked a question in Parliament, how many specialist outpatient clinic visits a patient might have in an individual year at a public hospital? The 2019 figures from before COVID-19 showed that over 7,000 patients had 24 or more outpatient visits a year. In short, on average, two outpatient visits a month. There were over 2,000 patients with 36 or more outpatient visits a year, averaging three or more a month for an entire year.
Imagine being a patient or a caregiver, this many visits, trying to hold down a job, because we know that not every employer allows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We know that not every job makes that flexibility possible. We know that while some employers are kind, there are employers who can be one kind. And so, Mr Chairman, this is something our agencies need to look at.
I have Clementi sons and daughters – filial,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 – but they had to give up their careers to accompany their parents for treatment, the many visits each month.
So, if we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trips to the clinic, have more care delivered closer to home, it will help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especially workers who find it harder to take leave and take time-off; workers who are lower-wage; with less bargaining power at the workplace; workers with jobs that cannot be done remotely. I called upon MOH to look into this two years ago during the MOH Committee of Supply (COS). Can MOH give an update on how they are looking at this?
Some might ask, why should MOH subsidise home medical care, care closer to home, in order to save jobs for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But we already accept in principle, in other Ministries, that subsidy and funding can be used to save jobs or create a more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workers who encounter disadvantages.
For example, MOM has the Enabling Employment Credit to help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ind work in an uneven job market. MOM has the Uplifting Employment Credit to help people find a second chance in life. MOM has the Part-Time Re-Employment Grant to help senior workers who need part-tim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r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And so, given this precedent in other Ministries across the whole of Government, I call upon MOH and the Government as a whole to look at access to home medical care and home medical treat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In short, if better home care helps save the job of a patient, if it helps save the job and career of a caregiver, can the case be made at whole of Government with MOH, MOM and MOF looking together at this?
Let me speak on means testing. In particular, can we further reduce the visits to a public hospital for patients who are undergoing means testing for assistance and MediFund? In 2016, nearly eight years ago, I asked in Parliament: can we make it smoother for patients on MediFund who are seeking treatment across different public hospitals in Singapore?
Last November, Minister for Health Ong Ye Kung, announced the roll-out of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 for MediFund across hospitals and between acute hospitals and step-down care, intermediate care hospitals.
Can we also empower the Social Service Offices (SSOs) or the local Family Service Centres (FSCs) or the Active Ageing Centres (AACs) to assist the public hospitals, medical social workers, to do some of these means test assessments? This can reduce the need for an additional trip to see the medical social worker at the hospital. Reduce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appointments, especially for lower-wage, lower-resource families for whom travel may be more challenging.
On patients with mobility needs, can we also make it easier to find access to subsidised transport for patients who are less mobile with medically necessary visits to the clinic or medically necessary trips to receive treatment? Some months back, a fellow Singaporean and her family – this fellow Singaporean was undergoing treatment for a serious illness at a public hospital – shared about how the multiple visits to clinics for treatment to and fro, this, over the span of a month, especially where some trips were made during rush or peak hour. In one month, the family had clocked up more than $400 in private hire vehicle fares just to get their loved one to treatment because their loved one was less mobile.
I will now speak on home personal care because care for a senior goes beyond the clinic and we must look at their daily life at home. Many seniors want to stay in the community where friends, coffee shop "kawans", "kakis" are. But some need help with daily living, showering, cleaning up the home. Support for home personal care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in whether someone is in the community or later institutionalised. Can MOH look at how we can support seniors better on home personal care?
On seniors living alone, falls are a worry for our seniors, not just the injury but some seniors having fallen, cannot get up. If the senior is socially isolated, living alone, it may mean not getting help till someone passes by. Or worse still, what happens if the senior has fallen, cannot call for help, does not have anyone coming by and the community only discovers later after that senior has died?
Two years ago, in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in 2022, I asked MOH about using technology to help look out for frail seniors who had fallen at home. Can MOH give an update?
Sir, I want to speak about Clementi, the town which I help look after. I want to speak about the upcoming new Clementi Polyclinic. Today's Clementi Polyclinic is in the town centre, near to the Clementi MRT station, near to Clementi Bus Interchange, with sheltered, barrier-free access for many blocks around the Clementi Town Centre.
In June 2022, MOH announced that the Clementi Polyclinic would be redeveloped at a new site, about 650 metres away from the existing site and 250 metres from the Clementi MRT station. There would be addition of new features – bigger polyclinic, more capacity, more services.
But there also would be one important subtraction. Many residents no longer will have sheltered last-mile barrier-free access to the new location. Many residents who previously had sheltered last-mile access will have to cross Clementi Avenue 3.
6.30 pm
It is not a small matter. For less mobile seniors with a walking stick or mobility aid, imagine holding an umbrella in the rain. If you are an elderly caregiver pushing your loved one in a wheelchair, imagine doing that in rainy weather and trying to hold an umbrella for the two of you at the same time.
Mr Chairman, this crossing is right next to Clementi MRT station. And my Clementi residents have been keeping up to date on LTA policy. They have read LTA’s explanation of the Walk2Ride programme, and I quote, “Where feasible, walkways have been built to schools, healthcare facilities and other public amenities within a 400-metre radius of MRT stations.”
The new polyclinic is a healthcare facility. The new polyclinic is within 400-metres from Clementi MRT. So, can I ask the Ministries, MOH and the Government more broadly, surely it would be feasible to build that shelter across Clementi Avenue 3 to help seniors and less mobile residents? Especially since we have many Clementi residents who today attend the existing Clementi Polyclinic with sheltered barrier-free access and will find it harder to get to the new polyclinic location on a rainy day, and it would benefit young families as well, children in prams being brought by their parents or sometimes their grandparents too.
So, I call upon MOH and LTA to work together, see what can be done, whether this sheltered last-mile barrier-free access can be costed and factored in fiscally as part of the project holistically, because access to care goes beyond having a new, larger polyclinic. It is also about whether frail seniors with mobility needs can feasibly get to that polyclinic the same way they did to the existing polyclinic in the Clementi Town Centre.
As I said to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eight years ago in 2016, during an Adjournment Motion debate when Deputy Prime Minister was 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 quote, “When we add new innovations, we must be mindful not to subtract from what came before, especially when it affects the vulnerable and disadvantaged among us.”
Sir, the current Minister for Transport used to serve at MOH. The current Health Minister used to look after MOT. May I humbly ask MOH and MOT to work together, look at this, do the costing together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see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our seniors in Clementi, especially our frail seniors.
Sir, on healthcare capacity. Because even as we think outside the box, we also have to ask ourselves are the existing boxes big enough, deep enough. In short, do we have enough capacity, enough capability?
Can MOH tell us, is it tracking the doctor-to-population ratio and how Singapore compares with other advanced economies, in particular, the doctor-to-population ratio when we look at public sector doctors serving the Singaporean population?
Is MOH getting ready for what happens when there is more health screening as part of Healthier SG? Residents with pre-existing illness, did not know they were ill, but having gone for screening, having had illness discovered, will need follow-up, will need treatment. Are we looking at the projected increase in demand?
Is MOH taking a good look at how much time is needed to deliver holistic care, 21st century care, in Singapore? Because, whether you persuade someone to stop smoking, help someone with a mental health crisis, or support someone with a life-threatening illness and with limited time, all this needs holistic care.
As I said 11 years ago in The Straits Times and last year in Parliament, if a clinic is too busy and consultation times are too short, it becomes harder to promote health. Because six consultations of five minutes each are not the same as a 30-minute consultation. So, we need to accurately measure how much work is actually being done on the ground, how much work is needed for tomorrow so that we can do right by our patients, caregivers and healthcare workers.
When our decision-makers understand the actual amount of work that is needed, the ground situation, it is like flying an airplane. Even the best pilot needs to know what is the altitude, what is the air speed, how much is in the fuel tank. You need that for good decisions. Otherwise, we know what can happen.
On healthcare financing, when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we need to keep the toolbox stocked with new tools. Is MOH working to ensure fair, equitable access to new treatments, such as cell, tissue and gene therapy products?
For certain new treatments where the chance of success is very slim, but the cost is very high, are there new billing models such as a “no cure, no pay” funding model? Expensive drug, if it does not work, does not cure the patient, is there a refund from the manufacturer?
So, in summary, Mr Speaker, we will need resources, energy and imagination for tomorrow to keep our healthcare system fit for purpose.
[(proc text) Question proposed. (proc text)]
Waiting Times and Bed Availability
Mr Pritam Singh (Aljunied) : Chairman, having to be hospitalised is physiologically and emotionally stressful in many ways. Fortunately, our health workers work hard to minimise the inconveniences of the experience as much as possible.
Even so, to know that you have to wait long hours for a bed in Singapore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what many older Singaporeans in particular expect of our healthcare system. At their moment of need, many of our seniors and even citizens across various age groups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hours in a chair in an A&E department or be decamped to beds located at a temporary car park where the lights are never turned off at their moment of critical need.
MOH currently publishes the daily median waiting time at emergency departments on a delayed basis of two weeks. In some hospitals, even at the median, the waiting time for a bed can exceed 16 hours. This was the situation at the end of January at Khoo Teck Puat and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Imagine being ill and uncomfortable and having to wait 16 hours for a bed. This hospital experience is being narrated anecdotally to me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enior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accurate perspective of the problem, would the Ministry be prepared to publish the waiting time for an admission to a ward, not just at the median which it does now, but at the 75th and 90th percentiles as well, for a more holistic overview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Secondly,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today and in the short term, can the Ministry generate a publicly accessible or build within mobile health applications such as HealthHub, a resource that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waiting times at A&E departments in our public hospitals, and details on bed occupancy in as close to real-time as possible, perhaps even on a two-hourly basis, so that patients and their caregivers can exercise the option of going to an A&E department that is less crowded? This would also relieve and better spread the patient load at hospitals where doctors and nurses, allied health workers and staff consistently see higher A&E admissions and bed utilisation.
Sir, the reality of our growing senior population has been on the radar for decades. I understand moves are underwa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ospitals and polyclinics. In fact, piling works have just begun last month for the Eastern Integrated Health Campus in my ward of Eunos in Aljunied 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 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is expected to take some patient load off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These developments should improve the situation, but it has to account for the rising number of seniors and Singaporeans who inevitably will have to tap onto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 some shape or form, and also to account for the rising healthcare manpower needs.
Thirdly,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patients preferring to stay in a hospital longer than they are supposed to, despite being medically fit for discharge. One report cited an expert as postulating, for example, that three out of 10 patient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NUH)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have to contend with discharge issues. While each situation would have to be looked at on a case-by-case basis, such patients can exacerbat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primary healthcare system. How many patients were labelled as overstayers in our public hospitals in 2023, and how serious is this problem?
The Ministry has announced plans to increase bed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the number is 1,900. Can the Ministry share its plans on how it intends to expand home care service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s well, to reduce patient load in hospitals, and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load on our healthcare workers is not more than it needs to be?
The Chairman : Ms Ng Ling Ling, you can take your four cuts together.
Expanding Mobile Inpatient Care at Home
Ms Ng Ling Ling (Ang Mo Kio) : Chairman, the Mobile Inpatient Care at Home (MIC@Home) pilot seems to be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 of transforming patient care by providing a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hospital settings. I was encouraged to read from a Straits Times article in August 2023 that, as of June last year, around 1,000 patients have been admitted to the programme, staying for seven days on average, and resulting in an estimated savings of 7,000 bed days. By end of 2023,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would have experienced the virtual ward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In such an at-home care sett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seems crucial to maximise the benefits of patients’ recovery. This may involve training family members in basic care protocols and procedures to create a conducive and supportive home environment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patient.
I would like to ask for an update on how MOH is intending to scale up MIC@Home, including extending the care model to more patient types in palliative care or even paediatrics. I believe that such scale-up can provide more options to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especially for senior patients who may prefer to recover in the comfort of their own home.
I would like to ask MOH what more can the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families learn and do to make such a scale-up possible for more groups of patients, especially our senior patients for the years to come.
Managing Healthcare Cost Increases
MediShield Life has undergone several rounds of enhancement to ensure that Singaporeans can continue to afford paying for large hospital bills in times of catastrophic medical episodes and selected costly outpatient treatments, such as dialysis and chemotherapy for cancer.
I am glad to note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 that the out-of-pocket expenditure in terms of percentage of the current health expenditure in Singapore has decreased between years 2000 and 2020 from 48.1% to 18.9%.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eight in 10 Singaporeans pay little or no cash for their subsidised hospital bills.
However, given an ageing population where healthcare needs will increase and prolong, as well as advancements in medical treatment options that can be more costly, there is a concern on rising healthcare costs that may lead to higher out-of-pocket expenditures for Singaporeans in the years ahead. Another concern is the cost drivers in public hospitals that may increase operating expenditures, which can all indirectly increase bill sizes and out-of-pocket expenses for Singaporeans.
I would like to ask MO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One, what are the primary drivers behind the increase in healthcare costs in Singapore and how can they contribute to hospital bill sizes?
Two, what cost control mechanisms are currently in place or will be in place in our public hospitals to mitigate cost increases and ensure healthcare remains affordable?
Three, how does MOH intend to help public hospitals manage their costs and become more cost-efficient?
Four, is the MediShield Life coverag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be adequate to help Singaporeans defray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ir bill sizes and keep out-of-pocket expenditures low?
Lastly, how can MediShield Life adapt its coverage to reflect these rising costs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premiums remain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for Singaporeans?
Progress of Healthier SG
Chairman, the Healthier SG initiative marks a pivotal shift in our national healthcare strategy towards preventive care with an emphasis on community-based health management. I would like to commend the efforts of MOH and all the partners that has brought about very encouraging enrolment figure – I think I last read, almost 700,000 residents have been enrolled.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itiative relies heavily on the a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MOH, Primary Care Networks (PCN), polyclinics and private 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 I would like to seek an update on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the enrolled residents that did so with GP clinics and what is the percentage that have enrolled with the polyclinics?
6.45 pm
As more Singaporeans enrol on this initiative, besides focusing on reaching a wide base, I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also healthcare indicators that can show that our population health is improving. I would lik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fficacy of Healthier SG for enrolled residents such as: one, what are specific health outcomes that are being targeted for improvement under the personalised health plans for those who are enrolled? How has the personalised health plans been monitored for the enrolled residents?
Secondly, in cases where enrolled residents are not meeting their health goals, what are the interventions or additional support that are given under Healthier SG to help them overcome their challenges?
Lastly, does MOH expect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s for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faced by Singaporeans, including high cholesterol,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diabetes to ease or reverse as Healthier SG initiative rolls 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GPs
Chairman, in Singapore, about 80% of our primary care demand are met by our GP clinics. Many of our GP clinics are well located in most neighbourhoods. As such, their involvement in Healthier SG is an important collaboration in the population preventive health approach that we are increasingly taking. As we integrate social prescription and increase access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through our primary care providers in the Healthier SG and other national health strategies, our GPs will increasingly need help in expanding their capacities and capabilities, including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and continuing training. This is especially so when areas such as social prescriptions and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may be relatively newer areas that our GPs need to increase proficiency in.
In this regard, I would like to ask MOH to provide updates on whether it has overall capacity build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lans for our GPs, especially on: one, how are the GPs going to be supported to make time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training when time away from their clinics can mean opportunity costs from seeing patients in their clinics?
Two, what are the support and resources provided to GPs on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and protocols for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options in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especially those where we are seeing increasing prevalence rates, such as hypertension?
Lastly, for social prescription and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which usually require a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involvement, how will the GPs be equipped and how will the joint training be done for such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to provide best health intervention to patients who need them?
Progress of Healthier SG Implementation
Dr Syed Harun Alhabsyi (Nominated Member) : Chairman, I would like ask the Ministry regarding the progress update for Healthier SG implementation thus far.
First, whether the manpower, infrastructure and systems implementation plans are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line and envisioned capacity of the national healthcare system as it pivots to Healthier SG. I note tha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last month regarding changes to and guidance on the salary of our nurses, but are there similar concerns and plans for the retention of oth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doctors and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I also wonder whether the remaining eight polyclinics slated to be open by 2030 are on track, and whether there have been any challenges to the system integration efforts between private GPs, polyclinics and hospital clusters to realise the full potential of Healthier SG over time.
Second, could the Minister also share whether early indicators suggest that Healthier SG plans are achieving its articulated goals and outcomes? Is the approach towards better preventive healthcare being realised? Have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at the last mile, reported stronger patient-doctor relationships and are patients having better experiences when receiving their care with their primary healthcare provider through Healthier SG?
Third, part of the vision of Healthier SG is that there be more rooted partnership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health and social ecosystems of care. Have partnerships been strongly established with agencies like AIC, the Health Promotion Board (HPB), People's Association (PA) as well as Sport Singapore to realise the vision of Healthier SG? Could the Ministry share specific examples of how this has been done and expected to evolve over time? Have there been any barriers in this regard and could the Ministry share the forward steps that can be anticipated in this space?
Finally, much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Strategy and the anticipated greater awareness of mental illness and mental wellbeing over time. Are there any changes to be made to the Healthier SG implementation plans, especially towards incorporating the four tiers of the tiered care model and to realise the four articulated focus areas as outlined by the strategy?
The Chairman : Mr Yip Hon Weng. You can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Implementing Healthier SG
Mr Yip Hon Weng (Yio Chu Kang) : The Healthier SG initiative holds immense promise for transforming our healthcare system towards upstream and preventive care.
Firstly, can the Minister share the latest enrolment figures for Healthier SG as of today, as well as the statistics for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ho have attended their first consultation? Understanding the level of public engagement is important to gauge the programme's effectiveness.
Secondly, can the Minister elaborate on the format of personalised health plans or social prescriptions? Will they include a list of recommended activities tailored to individual needs? How will compliance and implementation be ensured? The recent rollout of Healthier SG chronic tier subsidies and the broader direction to encourage GPs to manage more chronic conditions, is welcomed news.
However, I have some concerns regarding its impact on the wider population.
Firstly, not all GPs have equal expertise in managing every chronic condition, especially relating to issues of mental health. Will this expansion lead to patients having to switch GPs to access the full benefits of Healthier SG? Secondly, ensuring participating GPs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is critical. How will the Ministry equip them with the training, tools, and support they need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se additional chronic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requiring specialised knowledge? We need to avoid overburdening GPs and jeopardising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existing patients.
Preparing for a Super-aged Society
As we witnes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eniors living alone,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isolation and unmet care needs becomes a pressing concern. I want to focus on how we can ensure that our seniors stay active, connected and well-cared for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aligning with the Age Well SG strategy.
Firstly, how will the Ministry evaluate the success of Age Well SG initiatives? This could involve metrics on senior well-being, programme effectiveness and cost-efficiency. How will the Ministry implement the shift from insititutionalised care to community and home-based care, highlighting specific initiatives, take-up rates and timelines?
Secondl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are is critical. Can the Minister share the current average waiting time for nursing home beds? What novel models of care are available to bridge the gap and prevent institutionalisation?
Thirdly, can the Minister update on the progress of rolling out Active Ageing Centres (AACs) to seniors in non-rental flats, ensuring broader accessibility? When will the expansion cover all seniors? How will AACs implement initiatives that specifically foste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ackling social isolation for seniors while provid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younger generations? How do we specifically reach out to those seniors who are reluctant to socialise, as they are most vulnerable to loneliness?
Fourthly, enhancing home-based care for seniors with higher needs is critical. Does the Ministry also have a target of how many patients do we aim to onboard for home-based care? As home care can be resource-intensive, can the Ministry also share about the long-term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f such programmes, especially regarding potential future cost increases and affordability for seniors? How can we increase public awareness of home-based care?
Similarly, improving our seniors’ home environment through initiatives like EASE 2.0 is important. I am glad the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is going to roll-out EASE 2.0 from 1 April onwards, which includes the expansion of the wireless Alert Alarm System to benefit more seniors. How will the Ministry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is system and other fall detection solutions, especially among seniors who live alone? At the broader level, will the Ministry partner with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develop similar senior-friendly applications? These solutions can also be used for social interaction, health monitoring or for accessing services.
Chairman, building a society where everyone ages well necessitates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By addressing social isolation, providing accessible care options and investing in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and manpower, we can ensure our seniors live fulfilled and dignified lives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Healthcare Capacity in Ageing Society
Assoc Prof Jamus Jerome Lim (Sengkang) : In my speech on the Motion on supporting healthcare in May last year, I spoke about how hospital bed and medical personnel capacity in our fair nation falls short of what may be expected, not just compared to almost every other advanced economy, but also to our own internal benchmarks. This has led to us failing to meet health service quality targets set by MOH. Things have improved somewhat since then, but capacity still remains constrained. Medium wait times at the end of January can still exceed half a day in Changi General and Khoo Teck Puat, while the bed occupancy rate for all but one of the public hospitals hovers above the Ministry's own preferred 80% ceiling.
There is a dire need to relieve not only our capacity shortfalls in the short run, but also any projected long-run need. Indeed, the planned expansion of Alexandra Hospital and the Woodlands Health Campus is likely to only fix current shortfalls, but remain insufficient as our population grows and ages.
What this comes down to is a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short-run efficiency by accep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redundancy in the interim, at least until the needs inevitably arise. My sense is that this will only occur when our current occupancy rate for hospitals remains substantially below 80%, at least for a certain duration. To achieve this, I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can stand to expand its transition care offerings. I will suggest three ideas.
First, we can ramp up our urgent care offerings as an intermediate option, complementing existing GP polyclinics versus A&E solutions. While still uncommon, there are already several urgent care centres (UCCs) in Singapore, including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Alexandra Hospital's A&E department into a UCC, along with several private providers. Singaporeans should be educated about using this channel for non-life-threatening medical emergencies,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substantially shorter wait times compared to A&E. It can also relieve the pressure on polyclinics to triage such cases for which they are not designed for.
Second, we can improve the incentives for transition care at home, perhaps with cash incentives paid directly to patients using savings that would otherwise go toward hospitalisation expenses. The Government can directly encourage this by providing rebates to insurance companies for encouraging select cases to pursue this route.
Third, while I support the decision to expand the non-profit model, whether the experiment will ultimately prove viable, will also hinge crucially on whether the associated tax exemptions are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or decreased flexibility of operations. Otherwise, if the approach is simply one of delivering more subsidies that exchange for greater health price regulation, economy plus healthcare, the true advantage of the non-profit model may be lost. At the same time, I encourage MOH to also look at public health bills.
The Chairman : Mr Ang Wei Neng. You can take your three cuts together.
Hospital and Polyclinic Capacity
Mr Ang Wei Neng (West Coast) : Chairman, I a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ecent report in The Straits Times regarding the predicament of 12 ambulances, out of a fleet of 92 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 (SCDF) ambulances, being stuck at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on 29 January 2024. This situation is alarming and warrants immediate attention. Regrettably, the situation in the West does not appear to be any better. Residents in Nanyang have voiced their frustrations over prolonged wait times at hospital A&E departments, with some even having to endure further delays in securing a hospital bed, often relegated to corridors along hospital wards.
Singapore's ratio of hospital beds per 1,000 people stood at approximately 2.55 in 2023, last year. This figure pales in comparison to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 2.8 beds; China – 5.2 beds; and Japan – 12.6 beds. In light of our ageing popula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for Health if he believes that we have insufficient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in Singapore right now. If so, is MOH prepared to expedite the construction of additional hospitals beyond those already slated for development?
Chairman, many residents in the West, particularly those in Nanyang, encounter difficulties securing appointments at Pioneer Polyclinic. Given the demographic shift towards an ageing population, I would like to inquire whether MOH has plans to build additional polyclinics in Jurong West to alleviate these concerns.
7.00 pm
Adequacy of Medical Staff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congratulations to MOH for recruiting 5,000 nurses, surpassing the initial target of 4,000 last year. However, this success raises concerns about whether we have enough doctors to meet healthcare demands.
Many young Singaporeans, including residents from Nanyang, possess a strong desire to pursue careers in medicine. Unfortunately, the doors to the local medical schools remain largely closed to the majority, despite their excellent results. It is disheartening to note that Singaporean students with perfect GCE "A" level scores of 90 points have been turned away from our medical schools. As a result, some have to go overseas to study medicine, imposing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burden on their parents and contributing to a brain drain from Singapore.
We understand that about 2,400 Singaporeans applied to medical school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and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every year but were rejected due to an intake of only about 510 students per cohort.
Singapore's doctor-to-population ratio stands at 2.8 doctors per 1,000 people, which is quite low compared to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3.2; United States, 3.6; Australia, 4.1; and the EU average of 4.3 doctors per 1,000 people. Given our ageing population, there is room for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octors in Singapore.
Thus, I would like to inquire if MOH is prepar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vacancies in the medical schools at NUS, NTU and Duke-NUS. Meanwhile, I also receive feedback that junior doctors in local public hospitals have overwhelming workload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ir housemanship. I would like to ask if MOH is prepared to take measures to ease their burden, which is vital for both their well-being and the patient care quality.
Vaping
Chairman, during a recent cycling trip to Serangoon East Dam, I was dismayed to witness a group of teenagers openly vaping. Regrettably, similar incidents seem commonplace, as echoed by my residents from their experiences. One friend, in particular, recounted reporting a vaping incident to the Police. Then the Police redirected her to the 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 (HSA). Despite her complaint, there was no follow-up from HSA. Probably, HSA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resources to follow-through.
Vaping poses a significant problem in schools, with many students obtaining vaping accessories from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their parents. To combat this issue, we must intensify the effort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harms of vaping and promote responsible behaviour.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Truth Initiative" campaign by the United States'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hav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vaping prevalence through public education.
While education is crucial, strict enforcement is equally necessary. We are pleased with the recent Government measures to curb vaping imports and restrict its use in schools and public spaces. However, questions linger regarding the adequ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nforcement actions.
I have just visited HSA's website. It is concerning that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HSA did not even mention anything about enforcement action against vaping in their messages on the website. On the website, the messages are on the front of the website; no mention about anti-vaping measures. This raises doubts about the priority placed on anti-vaping efforts within HSA.
Hence, I urge the Minister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siz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HSA's enforcement team and whether the Minister is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vaping scene in Singapore.
If the Minister is not satisfied, I would question whether relying solely on HSA as the enforcement authority against vaping is sufficient. Considering the Government's concern that vaping is harmful,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Minister whether the Minister thinks that vaping is more harmful than smoking or it is about the same as smoking. But if vaping is harmful and we think that we need to enforce with greater strength,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agencies like the Central Narcotics Bureau and the Police, with their larger enforcement personnel, could assist in the anti-vaping efforts.
Healthcare Costs and Productivity
Dr Lim Wee Kiak (Sembawang) : Mr Chairman, I want to declare my interest as an ophthalmologist in a private group practice.
The issue of healthcare costs and productivity is one that weighs heavily on the minds of many Singaporeans. While we strive for accessibility, quality of care for all, rising costs and long waiting times paint a concerning picture for all of us. Over the past decade, healthcare expenditure has skyrocketed,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sustainability as well. Long wait times for appointments and procedures frustrate patients and stra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steps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and increased hospital bed capacity and medical personnel recruitment are commendable efforts. The recently unveiled nurse retention scheme as well as initiatives to improve healthcare workers' welfare are all welcomed. But all these belated responses are after years of groundswell feedback and growing pressure. The prompt question now is: why now, when the bed capacity issue has been a concern for years, even before COVID-19? This reactive approach highlights a need for a more proactive as well as an anticipatory strategy. What is being done now to move towards a more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in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I rais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key drivers to cost escalation in healthcare delivery? Are these primarily driven by medical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rising drug prices, inflation or other factors or all of the above? Are there specific areas, such as medications, technology as well as administrative costs, that drive cost increases?
Beyond medical procedures, cost concerns are driving some Singaporeans to buy prescription medication from online marketplaces and over the counter across the border without prior medical consultation, potentially jeopardising their healthcare. This raises serious concerns about accessi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essential medication within our healthcare system.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oot cause of this behaviour and explore solutions that prioritise both public health as well as affordability.
What specific measures are being taken to slow down cost increases? We need concrete actions, be it exploring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s, revisiting procurement strategies or leveraging on technology for cost optimisation. Are there plans to leverage on more bulk purchasing, negotiate for better pricing with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or explor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s completely? Costs of a surgical procedure done in a day surgery setting is significantly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a same procedure done as inpatient of the hospital. Can MOH explore how we can further expand the capacity of day surgeries to moderate our medical cost increases and reduce inpatient hospitalisation?
Can the Ministry also elaborate on the utilisation of smart solut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healthcare delivery? Can these technologies be used to optimise resource allocation, streamline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or personalise healthcare for individual patients, leading to cost savings as well as improved outcomes? Smart medical monitoring devices or wearables can be used to substitute and reduce the reliance on our nurses for patient monitoring in the hospitals and, in same cases, outpatient settings as well.
Because of the small size of our island, proximity to hospitals is a blessing. But it is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use of A&E services for non-emergencies, resulting in a gridlock at the A&E and also a knock-on effect on bed shortage. This is often driven by a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recognising and managing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While long-term education efforts are crucial, we also need immediate solution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strain. Leveraging smart solutions and AI-powered triage systems can be a game-changer. Patients can rely on virtual consultations to connect with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motely for initial assessments, potentially avoiding unnecessary A&E visits. AI-powered tools with symptom checkers and decision-support tools can also guide patients towards appropriate care options based on their symptoms, directing them to clinics, pharmacies or telemedicine consultations instead of the A&E.
While I acknowledge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address healthcare challenges, there remains a need for a more proactive, data-driven and cost-conscious approach. By embracing innovation, empowering patients and leveraging technologies, we can navigate the crossroads of healthcare costs as well as productivity, ensuring accessible, affordable and quality healthcare for all Singaporeans.
Urgent Financial help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Mr Ong Hua Han (Nominated Member) : Chairman, today, I raise a matter of urgent concern: the need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ose living with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 SMA is a rare and debilitating genetic disease. Last year, I got to know Ms Sherry Toh, a 25-year-old socio-political and gaming journalist who lives with SMA type 2.
SMA is a progressive disease that affects the nervous system and muscles, resulting in severe physical disabilities. Despit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MA, Sherry is an incredibly resilient person, determined to live her life to the fullest. Members can read about her story online.
Without treatment, SMA patients like Sherry face the grim prospect of progressive deterioration,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a bedridden future. However, there is hope. There is an HSA-approved oral medication called Risdiplam, which improves motor function and stabilises SMA's progression. Roche, which markets the drug, donated a three-month supply to Sherry last year.
This intervention led to noticeable improvements in her energy levels, swallowing abilities and overall well-being. It gave Sherry a newfound taste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enabling her to live her life more fully. Yet, this was a temporary lifeline. Risdiplam needs to be consumed daily and consistently for its effects to last. An annual supply of Risdiplam costs $375,000 per year. This is far beyond the reach of an average Singaporean. As soon as the third day without medication, Sherry felt a notable deterioration. It took her longer to swallow water compared to when she had been on Risdiplam for two months.
While there is hope that SMA treatments may be included in the Rare Disease Fund in the future, I raised this topic in my Parliamentary Question last year, patients like Sherry cannot afford to wait any longer. Every day without treatment access is a missed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prolong lifespan. Therefore, I urge MOH to expedite its review of SMA treatments for subsidies and mainstream financing.
Crowdfunding is not a suitable nor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Sherry has extended her crowdfunding campaign many times now. Yet, she has only managed to reach 12% of her $375,000 target, just to secure one year's supply of medication. Mr Chairman, Sherry is only trying to buy time, time to witness policy change, time to hope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Managing Cancer Treatment Costs
Ms Sylvia Lim (Aljunied) : Sir, cancer remains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Singapore, claiming nearly 24% of all recorded deaths in 2022. One in four Singaporeans is expected to develop cancer in their lifetimes. According to the Singapore Cancer Society, over the five-year period from 2017 to 2021, an average of 46 people per day were diagnosed with cancer in Singapore, while 16 people per day died of it.
A study last September commissioned by DBS Bank and conducted by Black Box Research surveyed approximately 1,200 participants on their financial readiness to tackle cancer costs. Three key findings emerged: first, that responders perceived difficulty coping with the cost of cancer care; second, that cost concerns may significantly impact decisions about treatment; and third, part of the solution lay in improving financial literacy.
The survey is ongoing. Among those surveyed on why they did not purchase additional coverage, some cited unaffordable premiums and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about policy benefits. One in thre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exorbitant cost of cancer care. An earlier study by Nation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Research for Impact showed that patients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were at higher risk of financial toxicity.
7.15 pm
Financial toxicity means that patients are likely to experience significant financial distress due to the cost of care, which usually coincides with a period of lost income. This not only affects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mental well-being, but also that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Empowering people early with financial knowledge on private insurance options would instill confidence to prepare for the unexpected catastrophic medical expenditure and allow patients to focus on treatmen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the national coverage for cancer under MediShield Life remains meaningful. How is the Ministry working with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ancer treatment costs and to mitigate financial toxicity?
Egg Freezing
Ms Hazel Poa (Non-Constituency Member) : Mr Chairman, last July, the Government amended the law to allow women between 21 and 37 years old to undergo elective egg freezing. The Progress Singapore Party (PSP) supports this as it provides women with the option to preserve fertility and their chances of having children later in life. This is necessary as young Singaporeans are getting married later and our TFR has fallen to 0.97 in 2023.
However, we can do more to support women who are thinking of or currently undergoing egg freezing.
Firstly, the procedure is still very costly in Singapore. Elective egg freezing can cost between $7,000 and $9,000 per cycle in a public hospital, or $10,000 to $15,000 per cycle in a private fertility clinic. Currently, there are no subsidies, co-funding, or Medisave available for elective egg freezing. There are only certain subsidies that couples can avail of wh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sation (IVF) treatment, if and when they choose to use the frozen eggs in the future. But if young women cannot afford to freeze their eggs at the optimal age, there will be no frozen eggs for couples to use later.
PSP therefore calls on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some level of subsidies in public hospitals and allow the use of MediSave for this procedure. Conditions on subsidies can be imposed to prevent abuse and ensure that unutilised frozen eggs can be donated to other couples or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like research or education.
Countries like South Korea, Japan, Australia and France already subsidise elective egg freezing.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encourage businesses to subsidise or cover the costs of such procedures and other fertility treatments as part of a package of fertility benefits for their employees. This is already common in the US, where many large employers routinely provide generous coverage for fertility treatments such as egg freezing and IVF as part of their employee benefits. We should encourage this to become the norm in a Singapore made for families.
Secondly, we can also do more to increase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young women who wish to go through egg freezing, which can be physically, psychologically, and financially taxing. Young women should be given fertility information through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This w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about contraception, pregnancy and fertility treatments. Space must be created for young women to have informed conversations about fertility and maternal health issues, so that they can be empowered to make decisions that are best for themselves.
The Chairman : Mr Louis Ng. Your three cuts together.
Extend IVF Subsidies to Private Clinics
Mr Louis Ng Kok Kwang (Nee Soon) : Many couples tell me of the long waits at public hospitals for IVF procedures. We can help reduce this. Co-fundi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is important to allow couples to access IVF which is extremely expensive. However, there is no support when couples go to private clinics for IVF. Channeling some couples to private clinics will help ease the load on our public hospitals. Can MOH consider allowing couples who have failed two IVF cycles in a public hospital to receive co-funding for treatment at a private clinic?
There is no fiscal loss to the Government. For couples who have failed twice at public hospitals, this allows them to try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success. We are doing so much to get Singaporeans to have children. Couples undergoing IVF are a group that is trying so hard to have children and we are not doing enough to help them.
Provide Subsidies for Fertility Testing
Prime Minister Lee talked about how couples who want kids put off starting families, not realising how quickly it gets harder with each passing year. Couples are starting their families late and a study showed that Singaporean couples try for 3.4 years to conceive before seeking help if they are unable to conceive.
Early fertility screening helps people catch problems early and avoid even more costly fertility treatments later when they are older and when it is harder to conceive. Not only does it save costs, but it also saves couples from the heartache and stress of multiple rounds of unsuccessful IVF if needed.
The Government can view this also as cost savings. Again, spending more on fertility testing at an early stage might reduce future spending on subsidies for repeated IVF cycles as the success rates of IVF decreases with age. I have raised this previously and I am asking again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 more subsidies for fertility screening and create a separate MediSave category for fertility screening.
Ensure Nurses Have Sufficient Rest
All of us are grateful for the life-saving work of our nurses and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COVID-19. They put themselves on the frontline to save lives. They were stretched during COVID-19, and we all hoped that things will get better for them post-COVID-19. Unfortunately, things have not gotten better yet. Our hospitals remain stretched. In December 2023, the median waiting time to be warded was around 17 to 20 hours, and even exceeded 20 hours in certain hospitals.
In my Budget speech last year, I spoke up for more rest time for nurses. The ANGEL scheme announced by MOH is a positive move. But in addition to financial incentives, nurses hope we can do more to ensure they have sufficient rest. For already exhausted nurses, they dread the PM-AM-PM-AM shift, or PAPA shift. This means that nurses work two consecutive sets of afternoon shifts followed by morning shifts. I understand that Khoo Teck Puat Hospital has looked into PAPA shifts and has made positive changes. Can MOH ensure that all hospitals do away with this PAPA shift and that we look into ensuring nurses have a minimum amount of rest between shifts, similar to what we do for flight attendants?
The Chairman : Mr Gerald Giam. Take your two cuts together.
Healthcare Subsidies for PwDs or Persons with Special Needs
Mr Gerald Giam Yean Song (Aljunied) : Sir, currently Pioneer Generation, Merdeka Generation and Public Assistance cardholders receive special subsidies under the Community Health Assist Scheme (CHAS).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add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 special needs as another group of Singaporeans to receive special subsidies under CHAS. They should also receive additional MediSave top-ups and more subsidies for intermediate and long-term care. All this will help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 special needs and their families to defray their medical expense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larger over their lifetimes.
I would also like to suggest that MOH track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under CHAS who ar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 special need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healthcare expenses and needs of this group of Singaporeans.
Smoke-free Generation
The healthcare costs and lost productivity caused by smoking in Singapore has been estimated to be at least $600 million a year.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world's toughest anti-smoking laws. Yet, continuing to raise tobacco taxes and extending public smoking bans may start seeing diminishing returns. Stricter rules in public places have ironically driven smokers to light up at home or create informal smoking corners, harming their children's health and sparking neighbour complaints about second-hand smoke.
In January 2023, MOH stated that it is review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n cohort smoking bans. The United Kingdom (UK) plans to increase the minimum smoking age every year until eventually no person can illegally buy cigarettes. New Zealand initially implemented a cohort smoking ban, but the new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revoked it to fund tax cuts. Deputy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stated in January 2024 that public health and not potential tobacco tax revenue loss were factors in banning e-cigarettes. I trust this principle will also apply to any Government decision on cohort smoking ban.
A generational smoking ban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safeguard the future without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current smokers. This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ensures that today's adults can make their own choices while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a healthier legacy for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a cohort smoking ban for all individuals in Singapore born on or after 2010. This will give us four years to prepare new smoking regulations before we see our first smoke-free generation for all children aged 14 and under today.
The Chairman : Ms Mariam Jaafar. Take your five cuts together.
Healthcare Costs
Ms Mariam Jaafar (Sembawang) : Healthcare costs have grown rapidly and the MOH budget is now second only to that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Hospital bills and insurance premiums continue to rise.
The shift to preventive care under Healthier SG will be a critical lever to bending the cost curve in the long term. But we must also drive cost reduction in the here and now. We have residents who come to us complaining that the cost of medical treatment is higher in Singapore than in the region, but even other wealth developed nations like Japan, that the cost of unsubsidised consultations are sometimes more expensive in our polyclinics that at private GPs.
Yes, we have an ageing population. Yes, there is a rise in chronic diseases. Yes, there are global shortages. Yes, we are disadvantaged as a small and rich nation when it comes to drug pricing, but what are the other material drivers of rising health costs that could be controlled?
Healthcare economics is a complex field, rife with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moral hazards, human emotions and behaviour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worked hard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over time. But there are proven levers to reduce costs – value-based heathcare, digital technology, strategic procurement – but for their impact to be sustained, changes to ways of working, processes, people and incentives all have to be aligned; otherwise, the costs come back or just move somewhere else.
With the move to capitation funding, what benchmarking studies have been done and what targets have been set to get healthcare systems and insurers to go after cost savings. How can we get individuals to make decisions for the good of their loved one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What more is being done to keep healthcare costs under control?
Value-based Healthcare
During the Healthier SG White Paper debate, I spoke about value-based healthcare, which is a transformative model of healthcare that focused on delivering better health outcomes with the same or lower costs by optimising available resources, citing several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Minister Ong Ye Kung had assured the House then that our hospitals have always been implementing value-based healthcare, have also been through many such initiatives, such as community measures to help resuscitate 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s.
I am heartened that we have seen many successful value based healthcare pilots in our healthcare system that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However, to fully realise this potential, we must scale up these pilots and integrate them across our healthcare system. This requires a concerted effort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health care continuum. We must invest i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data, workforce training and culture to support this transition and ensure incentives are tied to outcomes, as well as address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care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By embracing value-based care models and scaling up successful pilots, we can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enhance health care quality and bend the cost curve. Can the Minister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status of these pilots, what results have come out of them, whether some have been scaled up across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why or why not? What is the expected contribution of value-based healthcare to bending the cost curve.
Digital and AI in Healthcar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I are rapidly transforming the healthcare landscape around the world. Digitisation and automation of healthcare systems, has the potential to both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and reduce costs in every area of the indust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GenAI has exciting promises in healthcare, with many emerging AI use cases from aspects as diverse as healthcare R&D, consumer billing and other efficiency, productivity and cost improvements. The roll-out of the National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NEHR) and the Next Ge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alongside Healthier SG, adds vast array of new sources of data, AI and GenAI, offering exciting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preventive care and empower patients to manage their own healthcare.
Alternative health care models are also gaining momentum. Telehealth is advancing further, moving from consultations to remote diagnostics, including using AI to analyse symptoms and enable at home lab tests. Wearables and at home smart medical devices are also being rolled out. Virtual hospital wards will facilitate the remote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patients, helping to reduce demands on hospital beds and manpower as well as reduce the need for hospital trips.
What is MOH doing to further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I? What has been the impact thus far, and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se efforts drive sustainable value creation and outcomes?
Ancillary Costs of Healthcare
While the focus on healthcare costs discussions often centres around the costs of medical treatments and procedures, the ancillary costs associated with healthcare are often overlooked. These include medi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caregiving expenses, and they can add up very quickly to become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burden. For example, transportation costs can b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or patients with mobility needs, patients who need access to health services frequently, patients with elderly caregivers, and caregivers who do not stay in the same household. For many families, the Home Caregiver Grant barely begins to cover their caregiving costs. And while the chronic tier of Healthier SG is welcome, patients still face high costs of medications and consumabl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recognise and address these ancillary costs to ensure equitable access to healthcare for all. This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at encompasses various facets of healthcare costs. For example, addressing transportation barriers could involve subsidies for transportation costs for low income families and scaling up medical transport services, but they can also involve promoting telehealth services, as well as ensuring that HDB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designs are supportive of people with mobility needs.
Has the Minister studied the ancillary cost burden for patient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What support can the Government provide to alleviate this burden for more families?
7.30 pm
Ageing Caregivers
On a recent house visit, I met Mdm G who is her 90s. She has multiple medical conditions and is bedridden. She lives with three daughters. They are all in their 70s. They sought my help to apply for medical escort services as they struggle to lift her into a wheelchair for her frequent trips to the hospital.
On the same visit, I met Mdm M who takes care of her special-needs grandson. His parents are not in the picture. In her 70s, Mdm M has her own health problems and she was very worried about who would take care of her grandson when she is gone.
As our population ages, many caregivers are ageing or already elderly themselves, grappling with their own age-related health issue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social isolation. The toll of caregiving can be immense physically, emotionally and financially.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many measures to better support caregivers, from higher caregiving grants to enhanced caregiving services and training, to pushing for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to facilitating special needs trust services. But the challenges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when the caregivers themselves are ageing.
Plans under Age Well SG, such as shared stay-in senior care services sandbox, are welcomed, but we must ensure that the solutions are scalabl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other aged societies? For example, Japan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leveraging technology, with robotic assistants, robotic exoskeletons, telepresence robots and smart home systems. What is Singapore doing in this regard?
How can the Government better support ageing caregivers? What other scalable solutions are there to address this issue?
Supporting Seniors with Care Needs
Mr Kwek Hian Chuan Henry (Kebun Baru) : Chairman, as a member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s (PAP's) Senior Group, I am delighted to hear about the added emphasis by MOH to strengthen home-care services and options for our seniors.
This is timely and much needed. Most seniors, even when they get frail, prefer to age-in-place in the comfort of their homes. Some seniors are fortunate to have their loved ones who can serve as caregivers or can afford to hire full-time caregivers. But not every senior is so fortunate.
As such, I am delighted to hear that MOH, AIC and MOM have recently rolled out the Stay-in Shared Caregiving Sandbox, where five companies will come on board to serve an estimated 800 senior clients. This could mean a different option for our seniors, especially if the companies bring on board well-trained caregivers who can serve multiple seniors, say, living in the same HDB precinct.
Can MOH share more about the details of this sandbox, such as the expected range and pricing of the servic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be putting aside spaces within HDB estates to efficiently house these professional caregivers?
Can MOH also share about the proposed single-point of contact plan which is part of Age Well SG and whether this single-point of contact plan will lead to better flow of information which can the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sandbox? It will also be helpful if MOH can provide an update on when they intend to scale up the sandbox to the rest of Singapore and whether constituencies like Kebun Baru with a congregation of seniors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estates can be considered for early inclusion into this subsequent roll-out or pilot.
The next question is whether MOH can share more details broadly about the single-point of contact and how this effort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personal health plan which is part of Healthier SG.
Caregivers' Support and Capacity-building
Ms Carrie Tan (Nee Soon) : Mr Chairman, I would like to bring up an area of work called Caregiver Equipping and seek a review on whether MOH or the Ministry of Social Family Development (MSF) should be the lead agency in charge of this.
While MOH rightly takes care of healthcare, the support and enabling of caregivers should be a community effort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geing-in-place and, hence, should fall within MSF's purview.
Given the rapidly ageing population, more Singaporeans are finding themselves juggling careers and caregiving. Support for them should be made widely available in their neighbourhoods and not be relegated to healthcare settings or experts, which is costly and unsustainable.
In Khatib, we launched the Caregiver Resource Centre last year to bring capacity-building and a network of peer support to caregivers. Such services should be ramped up quickly so that every caregiver or prospective caregiver can be prepared and equipped to go on this journey whenever it happens.
Many residents shared with me that they were suddenly thrown into a caregiving situation when their aged parents fall ill or have a fall. This was also my experience when my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Luckily, because I have been looking into caregiver provisions and interacting with residents who are caregivers, I found myself much more equipped to know what to do.
I recommend that MOH work closely with MSF to set up community-based caregiver resource centres in every neighbourhood and start training the community with caregiving knowledge and navigation of resources before the care avalanche overwhelms a generation of Singaporeans.
Just like how the Community Emergency and Engagement Committees (C2Es) is a joint effort between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MHA), now ubiquitous in many neighbourhoods, preparing citizens with first-aid and first-responder skills, a similar platform can be set up between MSF and AIC to prepare Singaporeans for caregiving.
The natural place to locate such premises is next to polyclinics and hospitals, and I urge MOH to work closely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MSF, which oversees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in such programmes.
The Chairman : Dr Wan Rizal, take your three cuts together.
Tobacco and Vape Control
Dr Wan Rizal (Jalan Besar) : Chairman, in our commitment to foster a healthier Singapore, we confront a persistent challenge that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combating smoking and its modern counterpart, vaping.
MOH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is battle,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to reduce smoking rates and preventing the adoption of alternative smoking habits, such as e-vaporisers.
In recent years, the landscape of smoking has shift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vaping which is often mistakenly perceived as a less harmful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cigarettes. This misconception poses a challenge in our fight against smoking. We need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robust measures to combat the rise of vaping among Singaporeans.
This evolving challenge leads us to a series of pertinent questions.
What are the Ministry's ongoing plans and future strategies to minimise smoking rate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anti-vaping measures? Will there be a review of the legislative penalties related to e-vaporisers? Additionally, would MOH consider intensifying public education campaigns to dispel myths around vaping? Finally, would MOH consider enhancing surveillance and enforcement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import,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e-vaporisers in Singapore?
Community Health
Sir, on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all ethnic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face is the promotion of healthier lifestyles, which includes the reduction of smoking prevalence. MOH recognises the complexity of this challenge, understanding that it requires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that addresses the issues at large and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nuances and specific needs of a diverse population.
Smoking, as we are all aware, is a leading cause of preventable diseases and premature deaths worldwide. In Singapore, our commitment to creating a healthier nation means taking decisive action to curb this habit and mitigate its impact on society. This endeavour, however, cannot be successful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ifestyle choices.
Therefore, what initiatives has MOH undertaken to decrease the smoking prevalence and to support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leading healthier lifestyles, including details on culturally sensitive interventions to address both physical health disparities and also acknowledge the potential role of mental well-being?
Additionally, would MOH consider forging 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community leaders and organisations within these communities? I believe that through this collaboration, we can create culturally resonant messaging that addresses mental health stigmas and increases community buy-in to promote healthier lifestyles with sensitivity and effectiveness.
Mental Health
Chairman, in the recent Mental Health Motion, the Health Governme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GPC) brought forth the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accessible and compassionate mental health ecosystem, a cornerstone of a resilient and healthier Singapore.
Our journey towards improving mental healthcare is not just about enhancing services. It is about changing perceptions, breaking down stigma and fostering a support system that supports mental well-being at every level.
MOH has undertaken various initiatives to expand the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recognises that mental health is a priority and integral to overall health and well-being. To that end, I would like to ask: what progress has MOH made in advancing mental healthcare and what are the forthcoming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being implemented to enhance the accessibility and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within the community?
Additionally, would MOH consider working closely with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training and support for their staff as we expand into a more community-based approach? Training staff as Tier 1 care providers to recognise common mental health issues not only aids in intervention but also supports our idea of long-term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Sir,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I technology, is the Ministry considering using AI in telehealth and digital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This could alleviate the manpower shortage and make mental healthcare a more flexible and accessible approach. However, it is vital to ensure quality control and efficacy of such platforms, backed by robust research.
Sir,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mental healthcare is evident and we are grateful for that. We know that the journey is long and we must take it as a marathon, not just a sprint.
So, let us move towards a future where mental health is prioritised, supported and integ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our community. We must ensure that everyone has the access to the support they need to lead a mentally healthy lifestyl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Office
Mr Keith Chua (Nominated Member) : Mr Chairman, providing necessary mental health and wellness services and support cuts across many Ministries. The several Ministries include MOH, MSF, MOE,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 MOM and MHA. Current service providers, whether under MOH, MSF or MOE, therefore, welcom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Office.
Seamless continuum of care is essential to delivering the best care to persons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Also key will be the continual efforts to reduce stigma and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We also need to keep strengthening support networks for recovery in the community. This Parliament recently called for a whole-of-nation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current and future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in our nation.
May I seek updates, therefore, on the key areas 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Office will initially focus on and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greement on initial key indicators to determine outcomes that we can all work towards?
The Chairman : Senior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Rahayu Mahzam.